◆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齐格勒著的《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1750年至今第5版)》是最畅销的全球史：近3000所欧美高校采用，读者逾100万

◆21世纪的新经典：当代全球史领军者杰里·本特利执笔，全球史数十年发展集大成之作

◆真正的全球视野：立足文明间的交流网络，彻底颠覆陈旧史观

◆沟通历史与现实：体例新颖，最大限度激发读者思考

在数十年的发展后，有赖于《全球通史》等一代名著的推动，“全球通史”不仅突破了以国家为单元的世界史框架，甚而也超越了跨国贸易、商业网络、比较政治等“跨国境”的初步研究，终于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对于“关联”与“互动”的强调。

杰里·本特利和赫伯特·齐格勒所追求的，不仅是描述“全球史”的面貌，更进而努力追问“全球史”何以呈现今天的面貌。他们以“传承”与“交流”两大主题，为纷繁复杂的世界历史确定了焦点。既关注各文明社会独有的发展历程、文化传统与文明成就，更倾注心力于它们相互交流、碰撞与融合的过程，以及由此萌芽和蔓延的色彩斑斓的文明网络，以系统、清晰、生动而具可读性的方式呈现了人类社会的鸟瞰式全景。

《新全球史》把全球历史的整体框架解析为七个大的时段，在每个时段，既展现社会的整体变迁，也描绘作为社会纹理的个人命运，从而成就了一种大小毕现的阅读感受。《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1750年至今第5版)》讲述自公元1750年至今的历史，将这一时期分为“革命、工业和帝国的时代”与“当代全球重组”两大历史阶段。

致中国读者

中文版序言

前言

《新全球史》第五版的主要特色

致谢

第六部分 革命、工业和帝国的时代(1750—1914年)

 第28章 大西洋世界的革命和民族国家

 第29章 工业社会的产生

 第30章 独立时代的美洲

 第31章 处在十字路口的社会

 第32章 世界帝国的建立

 世界局势

第七部分 当代全球重组：1914年至今

 第33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混乱中的世界

 第34章 焦虑的时代

 第35章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主义和政治认同

 第36章 新的战火：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

 第37章 帝国的终结

 第38章 没有国界的世界

 世界局势

术语表

版权说明

索引

译后记

人民主权和政治动荡

18世纪和19世纪的革命者借助启蒙主义的理念，试图通过建立一个能够代表民众利益和需求的政府来构建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为了证明自己政策的合理性，革命者抨击君主和贵族政体，主张人民主权——合法的政治权力不属于国王而属于组成社会的民众。在北美，革命者宣称脱离英国统治赢得独立，并创建了一个以人民主权原则为基础的新政府。此后不久，法国革命者废除了君主政体，重新构建了社会秩序。启蒙思想强调了激发法国革命的社会因素和政治因素的结合，包括对王室、贵族和教士特权的憎恨，另外还有对宗教自由、自主和共和的向往。然而法国革命者却无法设计出一个可以替代君主制的稳定政体，法国社会因此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混乱。19世纪早期，拿破仑·波拿巴将法国置于军事统治之下，却促进了革命理念在西欧大部分地区的传播。

启蒙思想和革命理念

纵观整个历史，几乎所有定居的农业社会都是由国王或皇帝统治的。偶尔有小国曾建立过所有公民都参与政治事务管理的民主政府，或由政治代表来实现各种选民利益的共和国。一些国家，尤其是那些中央权力软弱的国家也依靠贵族政府，让享有特权的精英分子管理公共事务。但是，由一个国王或皇帝领导的阶级统治仍是定居农业社会中最常见的政体形式。

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世界各地的国王和皇帝常常神化自身或者宣扬君权神授。一些统治者本身就是祭司，而大部分统治者同宗教势力通力合作，关系紧密。在将自己同神圣力量联系起来后，国王和皇帝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政治上的最高地位及统治国家的权力。例如在中国，王朝统治者宣扬自己的统治是顺应天意；而在欧洲早期，中央王权常常强调作为唯一的、绝对的君主来统治国家是“国王的神圣权利”。

17世纪和18世纪，哲学家和启蒙思想的倡导者(参见第23章)开始质疑长久以来的君主统治观念。哲学家很少挑战王权，他们通常将政府看作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订立契约的结果。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1632—1704)构建了最具影响力的契约政府理论。在1690年出版的《政府论》第二卷中，洛克认为政府统治起源于遥远的古代，人们共同决定工作，建立市民社会，指定统治者来保护和提高他们的共同利益。个人将自己的政治权力交给他们的统治者，但保留个人生存、自由和财产的权利。任何侵犯这些权利的统治者都要被废黜。此外，按照洛克的说法，因为个人自愿组成社会并组建政府，所以统治者从其统治的选民中获得权利。如果被统治者不赞成统治者的做法，那么他们有权另择他人代替现有统治者。事实上，洛克的政治思想重新定位了主权，将它从自称神的代理人的统治者手中转移到了民众手中。

启蒙思想家宣扬自由、平等思想的同时，也撰写关于人民主权的文章。伏尔泰(1694—1778)等哲学家对宗教迫害行为极为愤慨，对王室官员执行的书报检查制度极为不满，因为当局常常利用权力阻止出版商发行那些不符合政治、宗教统治要求的作品。启蒙思想家号召宗教宽容和言论自由。当审查制度禁止他们的作品在法国出版时，他们经常与讲法语的瑞士或荷兰出版商合作，这些出版商出版发行他们的作品，并把这些作品从边境走私到法国境内。

很多启蒙思想家呼吁平等。他们痛斥贵族所享有的法律和社会特权，在他们眼中，贵族对国家的贡献比不上农民、工匠或手艺人。他们建议建立一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社会。最著名的倡导政治平等的思想家是说法语的瑞士人让·雅克·卢梭(1712—1778)，他对劳苦大众的生活有很深的体会，尤其不满精英阶层所享有的特权。《社会契约论》(1762)是他影响最为广泛的著作，他认为一个社会的所有成员是主权的共同所有者；在理想的社会里，所有成员都可以直接参与政策和法律的制定；没有王室、贵族或其他特权阶级，民意将最终赢得胜利。

启蒙思想中关于自由、平等和人民主权的思想反映了那些受过教育并富有才华的人们的诉求，他们要增加自己的影响，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大多数启蒙思想家都出身平民，但生活无虞。他们要求限制统治者和贵族的特权的同时，无意于构建一个女性、儿童、农民、劳动者、奴隶及有色人种都可以共享政治权利的社会。

然而，启蒙思想对长久以来存在的社会、政治秩序观念构成了一系列挑战。欧洲和美洲的革命领导者都毫不迟疑地接受了启蒙思想，并将其作为自己自-ON论依据和推翻旧的政治及社会结构的思想武器。启蒙主义的政治思想逐渐影响了世界各个国家的政权和社会组织形式。启蒙思想的广泛传播并不是自然而然或不可避免的，而是社会改革者与革命者为争取权利与统治当局和贵族阶层不断斗争的结果。对自由、平等和人民主权的讨论最初只是为了满足欧洲和美洲相对享有较多特权的人的利益，但许多其他团体在试图扩大政治权力的过程中很好地利用了它们。

P7-9

中文版序言

刘新成

(首都师范大学)

全球史(global history)也称“新世界史”(new World history)，上世纪下半叶兴起于美国，起初只是在历史教育改革中出现的一门从新角度讲述世界史的课程，以后演变为一种编纂世界通史的方法论，近年来已发展成为一个新的史学流派，其影响也越出美国，走向世界。

全球史的魅力在于其学术取向，也即“把全球化历史化，把历史学全球化”。

所谓“把全球化历史化”，是要追溯全球化的发展历程。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日益明显。这种趋势具有正反两方面的效应。正面效应是造成世界范围内空前广泛的经济合作，使全球资源的生产潜力得以最大程度地发挥。负面效应则是国家之间在接触中产生的不和谐，这种不和谐包含经济摩擦，但更为严重的是文化矛盾，即在全球化浪潮面前，经济落后地区的本土文化认同感面临危机，而这种危机感反过来威胁经济合作的稳定性。在这种形势下，人们，首先是西方人，越来越热切地想要了解世界一体化的起源与过程，越来越迫切地希望从人类历史中寻找解决冲突的智慧。这种热切的要求促使史学家从一体化的角度对世界历史进行新的观察与思考。西方国家的学校课程设置一向注重适应和满足社会需求，因此全球史首先被当作“教学内容”，然后才逐渐发展为一个学术研究领域。这个过程就表明，全球史是时代和社会需求的产物。

所谓“把历史学全球化”，体现了全球史的学术立场。如果说历史学家追溯全球化的发展历程是由于时代的使命和社会的要求，那么怎样追溯这一历程则是当代学术思潮决定的。西方近代以来的史学发展与科学方法论的关系颇为密切。19世纪下半叶，受进化论和科学分类学的影响，西方史学家倾向于把世界各民族分为不同类型，并孤立考察各自发生、发展的过程，因此不同名目的“文明史”在世界史著作中占据主导地位。20世纪以后，随着相对论的传播，西方史学家的注意力向不同民族和地区之间的“相对性”和“关联性”转移，体现“全球互动”的世界史便应运而生。后现代主义思潮直接推动了全球史的诞生。后现代主义从批判现代社会的弊端出发，颠覆了现代主义“神话”，进而对以解释“现代主义神话”为己任的西方人文社会学科进行反思。深受后现代主义影响的全球史学者指出，当前学术的任务不是“解释”、而是“重新理解和认识”人类历史；因为“解释”是从既定的理论框架出发，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历史；而“重新理解和认识”则意味着突破旧框架，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西方人类学家对文化因素的高度重视和平等对待异质文化的主张对全球史学者也有重要影响。按照文化人类学的基本观点，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能孤立存在，而只能处在与其他文化的持续接触与碰撞之中，并在不断吸收异质文化因素的基础上发展，就此而言所有文化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混合文化。这些观点为历史学家分析不同国家、民族、地区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维度。近半个世纪以来，东西方之间学术交流扩大，西方学者对非西方世界历史文化的认识明显加深，这为他们破除成见、将非西方历史文化纳入研究视野提供了条件。由于以上种种，全球史学者将自己的学术任务确定为：在阐述全球史的同时，建立“全球普适性的历史话语系统”，“使历史学本身全球化”。

经过40余年努力，全球史在以下五个方面获得了令人瞩目的突破和进展。

第一，否定了“国家本位”，以“社会空间”而不是“国家”作为审视历史的基本单元。现代人文社会学科形成于19世纪的德国，当时的德国内忧外患，内部。四分五裂，外部强敌环伺，在这种形势下，增进民族认同、促进国家统一就成为包括历史学在内的人文社会学科的使命之一。同时，当时德国盛行科学崇拜，历史学也追求“绝对客观”，主张“让史料自己说话”，档案特别是国家档案成为描述历史的唯一可靠依据。这样的结果就是，历史学甫问世即成为以国家为本位的政治史学。后来先后出现的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国际关系史等等历史学分支学科，同样都以国家作为基本分析单元。

在西方史学中，最早突破“国家本位”的是上个世纪70_-80年代兴起于意大利的“微观史学”。“微观派”认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是最值得关注的研究对象，而与日常生活关系最密切的并非国家，而是一个个具有内聚力的生活圈子，这个生活圈子就是“社会空间”。

全球史接受了“社会空间”概念，但将其从微观放大到宏观。全球史学者认为，在描述人类历史进程时，以国家为单元势必过度强调民族或文化的独特性和排他性，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等人宣扬的“对于优秀文化而言，越出国界的交流有害无益”的观点就是一个证明(本特利：《20世纪的世界史学史》，(《世界历史))2004年第4期，第123页)。全球史学者指出，以国家为单元的世界史范式存在三个明显缺陷：一是物种(包括农作物、动物等等)传播、疾病蔓延、气候变化等等“超越国界”的现象被忽略，而这些现象对全球历史发展曾经产生过重要影响；二是每个社会都是全球的组成部分，但每个社会都不是孤立存在，社会与社会之间互为发展条件，相互之间的竞争、交融、碰撞以及力量对比关系都是推动全球发展的重要动力，但是由于这些动力不发生在国家政治框架之内，因而长期被忽视。三是淡化甚至抹煞了人类文明的共性，女性地位等具有普世性的问题得不到清晰的说明。全球史学者认为，世界历史的基本叙述单元应该是具有相互依存关系的“社会空间”，这个“社会空间”可能覆盖一个局部地区，也可能覆盖整块大陆、整个大洋、半球乃至全球。

第二，关注大范围、长时段的整体运动，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全球史学者认为，社会空间是因不同原因、以不同方式、不断进行重组的统一体；决定其统一性的因素既可能是自然地理环境，也可能是人类自身的组织行为；无论由哪种因素决定，“社会空间”的不断重组都使世界日益成为一个彼此密切关联的人类生存空间。基于这一认识，全球史学者的视野空前开阔，他们所关注的不仅是跨越国家和种族的经济互动、技术转移和帝国扩张，而且包括影响各个文明之间互动的自然环境变化、移民潮流、疾病传播、观念和信仰的演变等等，许多被传统史学研究所忽略的重要现象因而被揭示出来。在公元600年以后的上千年时间里将中国、印度、波斯、阿拉伯、印度尼西亚甚至东非等文明区连为一体的“环印度洋网络”，以及从生态变化和物种交流角度重估地理大发现意义的“哥伦布交换说”，就是由全球史学者提出并震动世界史坛的“新发现”和新见解。

……

全球史作为对以国家为单元的传统世界史体系的突破，最初表现为多种阐释方法和审视角度，其中既包括环境史、瘟疫史、语言传播史等“超政治现象”研究，也包括妇女史、移民史等普世性描述，更包括跨国贸易、商业网络、比较政治等“跨国境”的专题研究。但自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全球史的指向渐渐集中于不同地区之间的“关联”(connection)，而本书作者本特利恰恰是对这个基本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他率先提出“跨文化互动”(cross—cultural interaction)的命题，指出不同的社会或文化作为一个共同体无论如何是独立存在的，然而独立不等于封闭，不同文化的独立性与不同文化间的交往是并存的，而全球史既以解读全球发展为使命，其中心任务即在探讨“独立”与“交往”的关系。本特利认为，“互动”是这一关系的本质。“互动”与“关联”不同，“关联”是客观存在，“互动”则含有主观努力的色彩，所以毋宁说，本特利所追求的不是描述地区间存在联系的事实，而是探讨造成这种联系的机制，即文化交流与融合的机制，并把这种机制视为全球历史发展的根本机制。基于这种认识，本特利成为将西方传统文明史体系与当代全球史观成功“嫁接”的第一人。他的成名作《旧世界的相遇》(Old World Encounters，1993)和教科书《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沿用了将世界划分为不同文明的历史编纂法，但是他的着力点并不在于描述各种文明的兴衰，而在于说明不同文明间的互动以及互动过程中各个文明的变型。在说明互动机制方面，本特利提出两个重要观点。第一，与历史上曾反复出现的跨地区技术传播和病毒传播相比，文化传播所遇到的阻力要大得多，因为每一种文化对异质文化都持顽强抵制态度，主动推进文化融合的事例在历史上虽然并非没有，但毕竟罕见。本特利认为，虽然文化传播的总趋势是核心文化从文明中心向外扩散，但扩散过程相当缓慢，而且在扩散过程中原有的核心文化不断融入新的文化因素。第二，全球运动的总趋势表现为互为因果的三点：人口增长、技术不断进步与传播、不同社会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具体说来就是：人类在几千年文明史中因种种原因而不断迁徙，逐渐遍布于地球上几乎所有适宜人类居住的地区，形成过近干个社会和文化体系，组成并重组一系列或大或小的商业和交流网络，创造了多种互相借力、互相利用的方式，并造成物种、技术、理念的传播，传播的结果是提升人类的繁衍能力和社会组织能力，造成人口总量增加，而人口增长又将导致交流的数量和质量在更高层面的轮回。本特利的这些富有创意的观点得到全球史学界的广泛认同，他为全球史所规定的移民、社会发展、商业、帝国主义、生物交换、文化融合等主题，也越来越成为全球史学者集中探讨的课题。正因为如此，他撰写的教材被视为将全球史观运用于通史编纂的成功尝试之一，他本人也进入当代全球史少数代表人物之列。

作为时代的产物，全球史反射出当今世界的七色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纯粹学术现象透射出的明显的政治色彩。在意大利，20世纪初中左派政府当政期间，全球史教育在中学和大学全面启动；而中右派在大选中获胜以后，全球史教育普及的趋势戛然而止。在美国，全球史的积极鼓吹者和推动者大多属于左翼知识分子。由于全球史试图纠正西方人在认识人类文明史，特别是世界近代史方面存在的傲慢和偏见，带有消解西方传统价值观的倾向，所以它在西方的影响力超出了史学界乃至学术界，逐渐变成一种政治态度，以至出现“全球史信仰”之说。全球史略显激进的政治倾向也导致了学术上的得与失，这是我们在评价全球史时需要注意的。

作为一种建构世界历史的新方法和新理论，全球史观目前还不能说完全成熟，还存在明显的理论缺陷，举其要者，至少有两点。其一，忽视社会内部发展的作用。虽然全球史学者承认，无论是对社会自身的发展而言，还是从推动全球发展的角度来看，各社会内部的发展即内因的作用都是重要的；但也许是考虑到前人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的缘故，他们对这一方面的关注显然还很不够。其二，作为深受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的史学流派，全球史学者从解构现代主义出发，否认“终极真理”的存在；但是与此同时，他们又对探讨自然与社会相结合的整体结构影响人类历史的规律孜孜以求；两者之间，岂非矛盾？

如何构建世界历史体系，是我国史学界一个历久不衰的话题。上世纪80年代吴于廑先生曾经指出，对世界各地之间横向联系的研究不足，是我国世界史学科的薄弱环节。吴先生此说在史学界同仁中得到广泛的认同。但是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对横向联系的研究仍然没有明显起色。由此可见，借鉴全球史观，在全球整体视野下着重审视各个地区、各个社会、各个民族和各个国家之间的横向互动关系，这对于我国世界历史学科的发展来说，的确是很有意义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全盘照搬全球史观，中国学者对于人类历史进程应该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和表达。目前世界各国的全球史学者正在共同努力搭建世界史学科平等对话的平台，我们应当利用这种有利条件，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

自2007年10月《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中译本出版后，在国内受到了广泛关注。《光明日报》、《博览群书》、《中国图书评论》和《史学理论研究》等报刊发表了关于这本书的书评，一些学者对全球史观进行了评价和说明，预测了，这种研究方法将为世界史研究领域带来的种种影响。继在欧美学界引起广泛关注之后，借着本书及其他论著或译著的出版，国内也掀起了全球史研究的热潮。

在这一热潮中，《新全球史》一书的观点和内容，时常得到引用和摘录，销量和影响力也与日俱增。几年来，《新全球史》中译本(第三版)获得了很多殊荣。2008年被评为第八届全国高校出版社优秀畅销书一等奖，2009年其简明版获得第五届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2013年被评为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尽管有了这些奖项，作为译者，我非常清楚，由于种种原因，在翻译过程中出现了很多不足和错误，也得到了一些学者和读者的指正，其中特别感谢王晋新、杨巨平和夏继果三位老师，他们提出了具体的问题和很好的修改意见。在这本书再版的过程中，以及在本书的简明版里，我们都尽可能地做了修改。

这本书在美国的原版(Traditions and Encounters: A Global Perspective on the Past)是作为大学教材使用的，颇为流行。十几年来，该书的两位作者本特利和齐格勒跟随世界历史研究前进的脚步不断修订，已经到了第五版。2007年出版的中译本以英文的第三版为基础，(第五版)与这一版相比，虽然“传承”与“交流”两大主题，以及七个历史阶段的发展脉络没有变，但是在史料的组织和具体问题的评价上却与时俱进，发生了很大变化。读者能感觉到，作者始终在关注着世界历史的整个研究动态，试图将最新的研究成果反映在这套书中，然后传达给学生。第五版的《新全球史》还新增了很多栏目，如新的“思考”栏目、全新的地图规划等，启发了学生对世界历史的兴趣，带动他们思考更深层次的历史问题。随着一遍遍的修订，这套书越来越像一位博学、幽默、启人心智的教师，在与学生互动。因此，对第五版的重新翻译，是非常必要的。

接到第五版的翻译任务时，我得知本书作者之一杰里‘本特利已经病逝，所以，在翻译过程中，我一直带着深深的怀念和敬重之情，在我的心里，他不仅是一位颇有名望的历史学家，更是一位博学、勤勉的学者，一位诲人不倦的师长。希望能以此版中译本来纪念他。

第五版的《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中译本由我本人承担全部的翻译工作。第三版中由白玉广和张颖翻译的部分，在第五版中已发生了变化，因此重新进行了翻译。

自2005年接手翻译这套书以来，我就和它结下了不解之缘。先是翻译、统校了第三版的《新全球史》，然后又翻译了《简明新全球史》，这次对第五版的《新全球史》进行翻译和修订之外，又同行进行新版《简明新全球史》的翻译和校订工作。在这近十年的时间里，无数个日日夜夜，我坐在安静的角落里，远离尘嚣，一遍遍地重温世界史，打通了世界历史学习的诸多脉络。如今，在世界历史的课堂上，我能纵论古今，能引领学生一起领会世界历史的博大与丰富多彩，实在是这本书带给我的最大益处啊！

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本书在翻译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疏漏，他们都细心地给予了修改。若仍然存在不当之处，责任全部在我，敬祈诸位读者批评指正。

魏凤莲

2014年4月

《新全球史》着力于说明不同文明间的互动以及互动过程中各个文明的变型。作者富有创意的观点得到全球史学界的广泛认同，并因此跻身当代全球史代表人物之列。本书也被视为将全球史观运用于通史编纂的成功尝试之一。

——刘新成(首都师范大学)

像杰里·本特利这个讲得这么好的“全球史”故事，在当今世界是罕见的。通过以不同民族间的交往互动来阐释人类文明的一切发展，这部“全球史”既最大限度地化解了西方中心论的偏见，又以空前的力度凸显了世界历史知识在全球化时代的重要性，因此有望成为推动我国史学进步和国家健康发展的一股“正能量”。

——高毅(北京大学)

本特利的《新全球史》，展现了他对历史材料过人的组织和表述能力。这本书的视角很让人喜欢，我的学生们也很欣赏书中使用的地图、插图等视觉资料。吸引我的，是作者对世界史的把握和处理恰到好处，内容全面综合而又不失结构的平衡。

——Keith Pacholl(State University of West Georgia)

《新全球史》最吸引人的地方是本特利和齐格勒深入浅出的文笔。全书视野广阔，论述内容纷繁，但叙述清晰简明，在完整呈现复杂的历史背景的同时，并没有给读者造成阅读的负累。两大主题是它的亮点，尤其是“交流”这一观念颇具特色，读者在每一章里都可以看到不同文化之间的联系。

——Sherri West(Brookdale Community Colle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