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是19世纪群星灿烂的俄国文坛上一颗耀眼的明星，与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被并称为俄罗斯文学的“三巨头”，“代表了俄罗斯文学的深度”，其主要作品有《罪与罚》、《白痴》、《群魔》、《卡拉马佐夫兄弟》等。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世界文坛上最复杂、最深刻的作家之一，上帝与魔鬼、圣人与恶人、罪孽与惩罚、苦难与救赎，是其作品的基本主题，他对灵魂的严酷拷问、对人性的无尽探索，影响了20世纪包括福克纳、加缪、卡夫卡、萨特在内的众多作家，被视为现代主义文学的鼻祖。

《群魔》是俄罗斯伟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具争议性的作品。

《群魔》是俄罗斯伟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具争议性的作品，作品塑造了19世纪40年代的老一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70年代初社会激进青年的群像。以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具有社会良知、崇尚真善美，同时又怯懦胆小、庸碌无为；以彼得·韦尔霍文斯基为代表的社会激进分子，反对社会旧秩序、蔑视权贵，同时又阴险狡诈、狠毒无耻。而另一位主人公斯塔夫罗金是典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人物，他具有双重性格，一方面卑鄙无耻，荒淫放荡，是一个极端的享乐主义者，其灵魂和肉体都远离基督，过着魔鬼般的生活；另一方面却带有一种莫名的焦虑感，时刻感受着体内的兽性与自身的罪孽。斯塔夫罗金有着强烈的罪感意识，可他又无力承担自己的罪孽，无力自我救赎，因此他只能通过消灭自己的肉身——自杀，来消除自己的罪孽。在《群魔》中，每个人物都是善与恶、高尚与无耻、奋进与堕落的奇妙混合，而这些原本对立的东西紧紧纠合在一起，相缠相绕，无法区分。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世界，是一个群魔乱舞的荒诞世界，然而在这充满恶的世界中，总有些许对善的感知，在每一个人身上，或明或暗地闪动着微末的亮光。

译本序 人的灵魂的伟大审问者

第一部

 第一章 (代引言)

德高望重的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韦尔霍文斯基生平中的若干轶事

 第二章 哈利太子。提亲

 第三章 别人的罪孽

 第四章 瘸腿女人

 第五章 绝顶聪明的毒蛇

第二部

 第一章 夜

 第二章 夜(续)

 第三章 决斗

 第四章 大家都翘首以待

 第五章 游艺会之前

 第六章 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到处奔忙

 第七章 在我们的人那里

 第八章 伊万王子

 第九章 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被抄家

 第十章 海盗。不祥的上午

第三部

 第一章 游艺会。第一部分

 第二章 游艺会的结局

 第三章 头号绯闻

 第四章 最后的决定

 第五章 女旅客

 第六章 费尽心机的一夜

 第七章 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最后漂泊

 第八章 结尾

 第九章 在吉洪的修道室

译后记

第二章

哈利太子。提亲

世界上还有一个人，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对他的爱恋绝不亚于她对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恋恋不合——这就是她的独生子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斯塔夫罗金。就是为了他，才延请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来充任西席的。这男孩当时才七八岁，而做事莽撞的斯塔夫罗金将军，也就是他的父亲，当时已同他妈妈分居，所以这孩子是在她一个人的呵护下长大的。应当替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说句公道话，他很有本事，善于让自己的学生对他恋恋不合。他的全部奥秘就在于他自己也是个孩子。当时，我还不在那儿，可是他却经常需要有个挚友。因此这孩子稍长，他就不假思索地把这么一个小不点儿当成了自己的朋友。他们之间居然毫无距离，其实这也是十分自然的。他曾不止一次地在半夜把这个十岁或者十一岁的朋友叫醒，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向他含泪倾吐自己的满腹心酸，或者向他公开某个家庭秘密，根本没有注意到这已经是完全不许可的了。他俩互相投入彼此的怀抱和哭泣。这孩子知道他的母亲很爱他，但是，他自己未必很爱他的母亲。她很少和他说话，也很少在什么事情上十分限制他，但是他总是有点痛苦地感觉到她那密切注视着他的目光。然而，在他的教育和道德修养等方面，母亲却全权托付给了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当时她还完全信赖他。应当认为，老师稍许损害了一点他的学生的神经。当他跨人十六虚岁被送进贵族学校的时候，他身体孱弱，面色苍白，文静得出奇，总是若有所思(后来他却以膂力过人著称)。也应当看到，两朋友半夜里投入彼此的怀抱同声一哭的时候，也不全是因为什么家庭龃龉。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善于拨动他的朋友的心弦直到它的最深处，并在他心中唤起对于那永恒的、神圣的忧伤产生一种初步的、还模糊不清的感觉，某些优秀人物，一旦尝到和体会到这样的忧伤，后来就再也不肯拿它去交换廉价的满足了(也有这么一些爱好忧伤的人，他们特别珍爱这种忧伤，把这看得比最彻底的满足更可贵，如果可能存在这样的满足的话)。后来，这小鸟及其老师终于分道扬镳，各奔东西了，这虽然晚了点，但无论如何是件好事。

这年轻人负笈贵族学校的头两年，常常回来度假。在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和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去彼得堡时，他有时也参加在他妈妈那里举行的文学晚会，在一旁倾听和观察。他很少说话，仍旧一如既往，文静而又腼腆。对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他仍旧同过去一样亲呢和关注，但是已经含蓄了些：他显然避免跟他谈论高级的话题和对往事的回忆。贵族学校毕业后，他根据妈妈的意愿去服军役，很快他就被编入一个最著名的近卫骑兵团。穿上军服后他没有来看过妈妈，而且从彼得堡也很少写信回来。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毫不吝啬地寄钱给他，尽管改革后她从领地上得到的收入一落千丈，起先她连过去收入的一半都拿不到。不过，由于她多年来自奉节俭，倒也积蓄了一些绝不可小觑的家财。她儿子在彼得堡上流社会取得的成功，使她很感兴趣。她没有办到的事，这位年轻、富有、前程似锦的军官都办到了。他恢复了她过去连想也不敢想的关系，到处都受到人们的热情接待。但是很快就有一些相当奇怪的传闻传到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的耳朵里来：这年轻人不知怎么突然疯狂地吃喝玩乐起来。倒不是说他赌钱了或者酗酒了，人们只是说他野蛮地放荡不羁，屡次骑马踩死人，对一位上流社会的太太采取禽兽不如的行为，他先是跟这女人私通，后来又当众侮辱她。在这件事情中，甚至还有某种过分露骨的肮脏的东西。此外，人们还补充说他是一个无事生非的人，专爱寻衅闹事，侮辱他人，不以为耻，反以为乐。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十分担心，也十分烦恼。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向她保证，这不过是年轻人年少气盛，血气方刚，容易冲动罢了，就像大海一样，总会平静下来的，这一切就像莎士比亚描写的青年时代的哈利太子，常常跟福斯塔夫、波因斯和桂嫂一起吃喝玩乐。这一回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并没有大喝一声：“胡说，胡说！”就像她近来已养成一种习惯，动辄向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嚷嚷的那样，而是相反，听得很用心，让他给她再说详细点，还亲自拿来了莎士比亚的书，非常用心地拜读了这部不朽的历史剧。但是这部历史剧并没有使她心安，再说她也没有发现他们有多大相似之处。她写了好几封信到彼得堡去，现在她正在焦急地等待回信。回信很快就来了，她得到一个要命的消息，说哈利太子几乎一下子就举行了两次决斗，而在这两次决斗中他都罪责难逃，一个对手被他一枪毙命，另一个则被他致残，由于做了这样的好事，他已被移交军事法庭。此案最后以被黜当兵，剥夺公权，发配到一个步兵团服役结案，而且这一判决还是格外开恩。

P45-47

译本序

人的灵魂的伟大审问者

彭甄

《群魔》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代表作品之一，最初发表于一八七一至一八七二年的《俄国导报》。在这部长篇小说中，作家一改以往的“人性与道德伦理”的主题，直接将“人性”与“社会”或“社会运动”联系起来，进而对俄国十九世纪下半叶的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作出独特的评判。因此，《群魔》这部小说因其带有强烈的论战色彩而被称为“政治小说”。

一八四九年四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彼特拉合夫斯基小组”的其他成员一起被捕。作为主要案犯之一，作家因其散发传单和在集会上朗读别林斯基给果戈理的信，反对宗教、政府等罪名被判处死刑，后又改判为苦役和流放。近十年的流放生活，使得作家的身心遭受到严重摧残，在精神和肉体上留下了难以弥合的创伤。在流放期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发生了深刻变化。“我被控企图(仅限于此)反对政府；我罪有应得，长期沉重而痛苦的经验使我清醒并在许多方面改变了我的思想。可是我当时是盲从的，相信了理论和空想。”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作家重新审视和肯定了基督的理想。他在一八五四年的一封信中指出：基督是最完美的形象，如果真理与基督不能统一，他将选择基督而不惜抛弃真理。从宗教理想和东正教观念出发，陀思妥耶夫斯基面对农奴制改革以后迅猛发展的俄国资本主义，表现出深切的憎恶和恐惧。作家坚持认为，日益兴起的解放运动并不能使俄国摆脱资本主义奴役。因为，解放运动是非俄国所固有的、从西欧人为地搬来的东西，无神论和社会主义旨在“仅仅根据科学和理性的原则”来建立一个“没有上帝”的“理想社会”。这一主张同笃信宗教、天性温顺的俄罗斯民族是格格不入的。有鉴于此，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社会历史观：俄罗斯民族应该选择一条独特的历史发展道路。如果贵族阶层能够接受民众的道德标准和宗教观念，这两个对立的社会力量便能和睦相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便能迎刃而解，从而使俄国社会通过改造获得新生。

一八六九年莫斯科发生了“涅恰耶夫案件”。从一八七。年年初开始，俄国及国外报刊大量刊载有关这一案件的详细经过。涅恰耶夫案遂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长篇小说《群魔》的契机。

涅恰耶夫是彼得堡大学的旁听生，曾积极参加一八六九年春季的学潮，后逃往国外，结识了巴枯宁，并逐步掌握了无政府主义的阴谋策略。一八六九年九月，涅恰耶夫随身携带由巴枯宁签署的“世界革命同盟俄国分部”的委托书回到莫斯科，计划建立反政府的秘密组织。在莫斯科，涅恰耶夫秘密建立了几个“五人小组”，并由它们组成“人民惩治会”。“五人小组”成员主要来自莫斯科彼得农学院。时隔不久，“人民惩治会”成员伊万诺夫拒绝服从涅恰耶夫，同时提出脱离这个秘密团体。一八六九年十一月，涅恰耶夫采取恶意诽谤、欺骗和恐吓等卑劣手段，胁迫“人民惩治会”成员在莫斯科近郊暗杀了伊万诺夫，其理由是后者可能向当局告密以出卖组织。警方发现了伊万诺夫的尸体，通过刑事侦察，搜捕了大部分秘密组织的成员，而涅恰耶夫则逃往国外。至此，“人民惩治会”彻底解体。

当时旅居德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涅恰耶夫案件”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以此为素材，构思完成了著名的长篇小说《群魔》。《群魔》的构思与创作反映了作家基于世界观的必然选择，同时也体现其对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的价值判断。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俄国的“社会主义者”脱离人民，不理解人民需要，与人民之间不存在任何共同语言；他们鼓吹唯物主义只是强调物质利益，摈弃了人的个性和道德。作家竭力否定“社会主义者”的无神论和暴力革命，认为这类观念和行为摈弃基督，企图“以剑和血来达到联合”，迫使人类相互残杀，趋于毁灭。值得注意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反对社会革命的同时，却热烈追求一个和谐美好的理想社会。作家认为，整个西欧社会到处弥漫着敌对情绪，已经不可能组成一个和谐整体。与之相比，俄罗斯民族还保持着善良的“本源”，所以在俄国存在建立理想社会的可能。这一“本源”，即笃信基督，崇尚爱与宽恕的宗教感情和顺从谦卑的精神。作家甚至认为，信仰东正教的俄罗斯民族是“人类美的理想”，基督精神必须依靠俄罗斯民族发扬光大，“世界将通过俄罗斯思想获得伟大的复苏”。

正是基于上述的社会历史观和基督教信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群魔》中揭示了第一个主题：反虚无主义。在这部长篇小说中，作家以涅恰耶夫为原型，塑造了彼得‘韦尔霍文斯基这一形象，通过其领导秘密组织进行恐吓、讹诈、纵火、暗杀等恐怖活动及其本人道德沦丧、野心勃勃、挑拨离间、恬不知耻等个人品质，作家对社会解放运动从根本上予以否定和批判，主张俄国必须摆脱革命思想的影响，从基督教中寻找出路。必须指出，《群魔》一方面由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世界观的局限，显示出其反历史的特质；另一方面，它通过对“俄罗斯思想”的溯源，对自由主义的空想、上流社会和行政当局的腐败无能的批判，对俄国革命运动负面的揭露以及对一系列社会问题——诸如六七十年代革命运动与四十年代的关系、社会主义与无神论之间的关系、革命暴力的道德论等的思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作家现实主义创作的力度。

……

在艺术手法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长篇小说《群魔》中沿用了独特的心理描写和戏剧化冲突等手法，以实现小说“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在《群魔》中，作家以“刻画人的心灵深处的奥秘”为宗旨，将“群魔”置于激烈冲突的内心矛盾中，着力描写了这一过程中人物极度紧张的心理状态以及情绪的转换和变化。为揭示人物心理，陀思妥耶夫斯基沿用了内心独白、错觉或幻觉来刻画病态或变态心理，或者再现之于人物重大心理影响的事件，或象征性地暗示人物未来的命运。同时，作家将注意力投向人物的潜意识，展示人物在极度紧张的矛盾冲突中失控的潜意识活动以及难以把握的思想情绪，以揭示人物的内在心理造成具有强烈冲击力的艺术效果。如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在开会归来的途中，与斯塔夫罗金的谈话，以及基里洛夫的自杀过程。其次，作家在特定的场景上，使得情节在时空上高度浓缩，通过高度集中的人群的对话和行动，使矛盾冲突跌宕起伏，瞬间多变，具有强烈的戏剧性。最典型的即是斯塔夫罗金经历的“耳光事件”。另外，作为一部独具特色的“政治小说”，《群魔》运用了讽刺性模拟手法，以这一特殊的艺术形式对社会、历史和美学等问题表明自身的立场。一般而言，这些立场表达对“原型话语”意义的思考和否定。如在叙述维尔金斯基妻子与列比亚德金的婚外纠葛时，引用了所谓的“古罗马格言”：“我的朋友，到目前为止我只爱你，现在我尊敬你。”实际上，这句话是对车尔尼雪夫斯基长篇小说《怎么办？》中对爱情、婚姻和嫉妒所阐述的见解进行模拟。与此类似的还有卡尔马津诺夫对屠格涅夫特写《处决罗普曼》的模拟——对作品中叙述者地位表达了质疑。同样，作为俄国伟大作家的卡尔马津诺夫在其《谢谢》一文中对屠格涅夫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部分作品——《够了》《幻影》《关于<父与子>》的内容、结构、体裁、风格以及风景描写手法均作出了逐一模拟。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俄国批评家对长篇小说《群魔))贬褒不一，各派评论从各自的社会历史观、宗教立场和美学观出发对《群魔》给予了不同的评价，有时这些评价可以说是相互对立的。例如，进步批评界通常以为作为《群魔》素材的“涅恰耶夫案件”在俄国解放运动中不具有典型性，所以不应由此推导出解放运动的共同性质，而这部作品充其量不过是“由病态的想像创造出来的荒诞不经的东西”。与此同时，保守的批判家则给《群魔》以高度评价，并以这部小说作为思想武器，同进步的社会思潮展开论战。百余年来，俄国、西方和中国的文学研究者，在《群魔》一书的评论上，一直观点分歧，争讼不已。应该说，这一现象的本身便说明了这部作品所表达的思想之艰深、内涵之丰厚和矛盾之繁复。那么，今日世界的读者，究竟如何来解读这部作品，把握这部作品思想精髓和价值指向呢？我们以为，英国评论家M.默里二十年代的评论足以借鉴：“他的世界是一个象征和潜象的世界，体现为无法生活的生活；因为艺术和创造性活动既然是逃避难以忍受的思想苦闷的唯一出路，就必须要同造成苦闷的诸多怀疑相称。因此他的艺术是形而上的，是与其他艺术完全不同的。他竭力要表达的感受确实是无法表达的，为此他不仅需要一种新的艺术，也需要一种新的哲学。”

二○○○年十二月于北京大学

《群魔》一直被认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部最反动的作品”，一部“含血喷人之作”。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日苏联《真理报》评论员文章称，“小说《群魔》是对革命最肮脏的诽谤。”因此，苏联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都没有出版过《群魔》的单行本，而我国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出了《群魔》的第一个中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版，南江译)。

《群魔》所以受到苏联当局的攻讦和查禁，主要因为它取材于发生在一八六九年莫斯科的“涅恰耶夫案”。

涅恰耶夫原是彼得堡大学的旁听生，曾积极参加当时的学潮，后逃亡国外，与无政府主义首领巴枯宁结识。一八六九年九月，涅恰耶夫手持巴枯宁签署的全权委托书，以“世界革命同盟俄国分部”代表的名义回到莫斯科，计划在俄国建立反政府的秘密团体“人民惩治会”。涅恰耶夫在莫斯科建立了不多几个秘密的“五人小组”，由他单线领导，小组成员则主要由莫斯科彼得农学院的学生组成。涅恰耶夫的专制独裁，引起了这一团体内部的摩擦和不满，并导致其成员伊万诺夫(即小说中的沙托夫)要求退出这一秘密团体。在涅恰耶夫的蛊惑与煽动下，五人小组成员暗杀了伊万诺夫，借口是他可能向当局告密。这一暗杀行动引起了警方的注意，从而暴露了“人民惩治会”的地下活动。其成员几乎全部被捕，涅恰耶夫逃往国外。

《群魔》是一部抨击“涅恰耶夫主义”或涅恰耶夫左倾冒险主义的政治小说，虽然小说的主题和内容更为深广：小说主人公其实并不是彼得·韦尔霍文斯基(即涅恰耶夫，他只是布景和道具)，而是那个“绝顶聪明的毒蛇”尼古拉·斯塔夫罗金和四十年代的自由主义遗老斯捷潘·韦尔霍文斯基。再说，上述三人，仅是艺术形象，虽然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他们的原型，但并不能在二者之间画等号，这是一般人应有的常识。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就申明：“我不会单纯复制”，“我的想象可以与现实情况不同，我的彼得·韦尔霍文新基可能与涅恰耶夫毫无共同之处，但我觉得，我的受到极大震动的头脑通过想象创造了一个与这一暴行相适应的人物、典型……我以为，这类卑微的畸形怪物不值得文学描写……这个人物在我的小说中近乎一半是一个丑角式人物。”

就算彼得-韦尔霍文斯基是涅恰耶夫吧，为什么写了涅恰耶夫就是“对革命的最肮脏的诽谤”呢？难道涅恰耶夫这个无政府主义的忠实信徒，这个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革命”狂人，能代表俄国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革命运动吗？“涅恰耶夫主义”应不应当受到谴责，应不应当受到批判呢？请看马克思、恩格斯对涅恰耶夫、涅恰耶夫事件和涅恰耶夫主义的评论和批判。

恩格斯在《流亡者文献》一文中指出，涅恰耶夫在俄国进行的冒险活动。乃是“俄国运动中肮脏的，毫无疑问非常肮脏的一面”，他又指出巴枯宁“组织了一个秘密团体，其唯一目的是使欧洲工人运动服从少数冒险家的独裁；为这个目的干出了种种卑鄙勾当，特别是涅恰耶夫在俄国干出的卑鄙勾当。”马克思、恩格斯在《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这一小册子中还具体谈到了“涅恰耶夫案”：“八十多个男女被告，除少数几个人以外，全部都是青年学生……他们的罪行在于他们参加了一个假冒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笔者)的秘密团体，拉他们加入的是一个持有据说是盖有国际印章的委托书的国际委员会的密使。这个密使指使他们进行了多次诈骗活动，强迫他们当中的几个人帮助他进行暗杀；这次暗杀使警察局找到了秘密团体的线索，但是，正像常见的那样，密使本人已经隐藏起来了。”他俩还具体谈到被“人民惩治会”暗杀的伊万诺夫，“是莫斯科农学院最受爱戴、最有影响的学生之一”。

马克思、恩格斯严厉批判了涅恰耶夫和涅恰耶夫分子“所有这一切幼稚的、宗教裁判所式的手法”。他们写道：“多么可怕的一群革命者！他们想要消灭一切，‘一切的一切’，把一切都变成无定形的东西；他们拟定公敌名单，用匕首、毒药、绞索、枪弹对付他们要加害的对象，他们甚至打算把某些人的‘舌头拔掉’，但是他们却匍匐在沙皇的威严之下。[……]同盟(指巴枯宁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或所谓‘世界革命同盟’——笔者)并不是同现存的国家，而是同革命者进行战争，因为革命者不想卑躬屈节地在它演出的悲喜剧中担任无足轻重的配角。绐宫廷和平，对茅屋宣战！”涅恰耶夫写过一篇《谁不赞成我们，谁就是反对我们》的文章，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无异“是一篇对政治暗杀活动的辩护词”。

涅恰耶夫在他写的《革命问答》中说：“我们的事业就是可怕的、完全的、无所不在的、无情的破坏。”他又在他写的《未来社会制度的主要基础》中描写了他为之奋斗的未来社会。马克思、恩格斯讽刺道：“多么美妙的兵营式共产主义的典范呀！在这里一切齐全：公共食堂和公共寝室，评判员和为教育、生产、消费，总之为全部活动规定了各种办法的办事处。而作为最高领导者来统率一切的是无名的，谁也不知道的‘我们的委员会’。”

以上我们引用的话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原话，写于一八七三年，即宣布把巴枯宁开除出国际的那一年。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则作于一八七一__八七二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先，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后。由此可见，陀思妥耶夫斯基具有多么敏锐的政治洞察力。为什么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话就是对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含血喷人”，就是“对革命的最肮脏的诽谤”呢？难道有人认为，巴枯宁、涅恰耶夫这些反革命无政府主义者，是他们的“革命”先驱吗？

一九一三年，高尔基曾坚决反对莫斯科艺术剧院把《群魔》改编成话剧搬上舞台，可是一九三五年当苏联进行杀戮无辜的所谓“肃反”时，他又力主出版《群魔》单行本，前后判若两人，难道这不值得我们深省吗？！

感谢我的同事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彭甄博士为《群魔》中译本写了一篇很好的序，对本书的主题思想和人物形象作了深入浅出的介绍和全面的评价，他特别指出：沙托夫、基里洛夫、彼得·韦尔霍文斯基这三个形象反映了斯塔夫罗金这一中心人物的思想发展轨迹，实际上起到了“补白”作用，是表现同一主题的多声部，见解精辟、独到。同时我要感谢我的爱妻胡明霞女士，她不仅是我的贤内助，也是我在译苑辛勤耕耘的左右手。这本书能较好地译出来，一半应归功于她。

臧仲伦

二○○一年六月于北太承泽园

小说中最完美的典范是《群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和马克思的资本论一样充满天才般的洞见和原始混沌。

——[日本]村上春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