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史专家，旁征博考，论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尽沧桑之通史！

文学名笔，字雕句琢，讲炎黄子孙，一千余瑰丽多姿之故事！

《二十五史通讲》的编者主要以《二十四史》为底本，辅以《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等系列史籍，参用历代笔记野史，择善而从。本书为其中之一的《战和之间的挣扎(北宋南宋辽金)》分册，讲述了北宋、南宋、辽、金四个王朝的兴盛与衰败。

在这部《二十五史通讲》的编写过程中，编者主要以《二十四史》为底本，辅以《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等系列史籍，参用历代笔记野史，择善而从。即便是以某一人物传记为主的故事，编者也没有简单地将史书中形成的传记译成白话充数、一般都要爬梳诸书，并在“书”、“志”和其他相关人物传记中钩稽史料，加以充实。

本书为其中之一的《战和之间的挣扎(北宋南宋辽金)》分册，讲述了北宋、南宋、辽、金四个王朝的兴盛与衰败。

赵匡胤称帝建宋

 陈桥兵变

 黄袍加身

 孤军反宋

 君臣议事

 杯酒释兵权

 重建军制

宋初平定天下之役

 夜访赵普

 连平两藩

 两路伐蜀

 七宝溺器

 攻破象阵

 才子皇帝

 熙载夜宴

 贿赂保国

 反问毒计

 浮桥渡江

 岂容酣睡

 钱俶入朝

宋太祖治国与“金匮之盟”

 坐稳皇位

 转怒为喜

 金匮之盟

 半部《论语》

 赵普为相

 节俭宽厚

 烛影斧声

辽宋之间的燕云大战

 围城打援

 无敌杨业

 高梁河之败

 太后摄政

 君臣交友

 党项联辽

 镇静迎敌

 东路惨败

 痛失勇将

 辽军反扑

 无疾而终

从宋太宗到宋真宗

 诫吏慎刑

 七弦演奏

 太宗佯醉

 德昭自刎

 议立太子

 刚正不欺

 只见血山

 宦官统军

 大事不糊涂

 顺利登基

承上启下的时代

 铁打遂城

 力拒迁都

 御驾亲征

 辽宋议和

 寇准失相

 假造祥瑞

 “天书”下凡

 正色直言

 当众蒙羞

 “五鬼”之首

 一举三得

 不卑不亢

 高风亮节

 临终举荐

刘太后稳控大局

 借腹生子

 太后听政

 制表除弊

 鱼头参政

 不肯归政

 苦读成才

 犯颜直谏

 厚葬宸妃

 并葬二母

在战与和之间摇摆

 废后风波

 三次“光荣”

 痛斥奸人

 趋炎附势

 元昊建夏

 延州被围

 攻守之争

 小范老子

 栽培狄青

 银钱为靶

 趁火打劫

 据理力争

 再度使辽

 三足而立

短命的“庆历新政”

 庆历新政

 石破惊天

 为友辩白

 诬陷石介

 一网打尽

 汉书下酒

仁宗一朝的文臣武将

 弹劾皇亲

 铁面无私

 智取昆仑

 武将荣升

 狄青之死

 改革文风

 苏家父子

 万字奏章

 仁宗立嗣

王安石变法的前前后后

 皇帝家事

 编著史书

 濮王之议

 太后懿旨

 力排众议

 痛惩奸恶

 力推新法

 罢征民车

 勘界绘图

 辞官编书

 苏轼外放

 小吏上疏

 内部分裂

 再次罢相

 乌台诗案

 相逢一笑

元祐更化与党争

 废除新法

 操之过急

 车盖亭诗案

 白衣宰相

 洛党蜀党

 程门立雪

 绍圣亲政

 苏轼遭贬

花石纲之患与方腊起义

 议立新帝

 徽宗书画

 年轻天子

 蔡京回朝

 排挤曾布

 刻“奸党碑”

 翻脸无情

 敛财之术

 花石之祸

 四次拜相

 笼络宦官

 大造园林

 宠信道士

 私会名妓

 方腊起义

 梁山好汉

在内乱中走向衰落的辽国

 太后专权

 酒后失言

 皇叔反叛

 皇后赋诗

 皇后冤死

 暗杀太子

 掷骰升官

女真人建金灭辽

 拒不起舞

 阿骨打称帝

 叛辽降金

 宋金联盟

 王黼为相

 改换皇帝

 一败涂地

 平州反金

 众叛亲离

北宋王朝的最后日子

 徽宗退位

 保卫汴京

 蔡京下场

 学生请愿

 再度南侵

 宗泽抗金

 东京陷落

 搜刮财物

 骂贼而死

 秦桧签名

 皇帝惨死

抗金英雄与议和人物

 镇守开封

 岳飞投军

 三呼“过河”

 苗刘之变

 韩世忠救驾

 擂鼓战金山

 被困黄天荡

 秦桧归来

 岳家军

 跪拜称臣

 郾城大捷

 忍痛撤军

 岳飞入狱

 太后归国

 莫须有

 秦桧专权

海陵王南侵与隆兴和议

 完颜亮篡位

 筹划侵宋

 声东击西

 勉强应战

 书生上阵

 采石之战

 史浩主和

 北伐失败

 隆兴和议

 世宗治国

开禧北伐的前前后后

 父子嫌隙

 凤娘妒悍

 “过宫”事件

 提前即位

 朱熹被逐

 庆元党禁

 英雄虎胆

 壮志难酬

 开禧北伐

 嘉定和议

 谋废太子

 擅自废立

 湖州之变

所向披靡的蒙古铁骑

 统一蒙古

 创立文字

 野狐岭大战

 耶律楚材

 班师东归

 万里西行

 临终遗嘱

 推举大汗

南宋联蒙灭金

 红袄军抗金

 金宋开战

 “借道”攻金

 围攻汴京

 制止屠城

 攻破蔡州

 端平入洛

 全线溃败

元朝灭宋之站

 蒙哥称汗

 重用汉儒

 裂帛“止杀”

 开府金莲川

 钓鱼城之战

 弥天大谎

 权相专权

 李■反叛

 偏取下策

 兴建大都

 襄樊之战

 义除奸相

 起兵勤王

 临危受命

 母子出家

流亡小朝廷涯山覆灭

 二王南逃

 委任以专

 一片丹心

 崖山血战

 浩然正气

 从容就义

周世宗去世时，留下一个七岁的儿子，名叫柴宗训，他继承了皇位，就是周恭帝。恭帝年纪太小，只得由符太后垂帘听政，由宰相范质、王溥辅政，而朝廷最重要的军权则掌握在赵匡胤手里。

赵匡胤原是周世宗手下的一员得力战将，跟随周世宗南征北战，立下了不少战功。周世宗亲征北汉因病返回的途中，从行囊中取出文书批阅，忽然发现了一块长约三尺的木头，上边清晰地刻着一行小字：“点检作天子。”周世宗觉得很奇怪，就把它收了起来。当时担任殿前都点检的是驸马张永德，与周世宗是郎舅关系，为官以来一直忠心耿耿。但是周世宗不敢掉以轻心，就罢了张永德的官，改由赵匡胤担任殿前都点检，把后周最精锐的部队禁军交给他指挥。

后周显德六年(959)，后周朝廷忽然接到边境送来的紧急战报，说是北汉和辽朝联合出兵攻打后周边境。恭帝和太后全无主意，宰相范质和王溥只得做主，派赵匡胤带兵抵抗。赵匡胤接到出兵命令后，立刻调兵遣将。两天后，他亲率大军开拔北上，同行的还有他的弟弟赵匡义和亲信谋士赵普。

当天晚上，大军到了离汴京20里路的陈桥驿(今河南开封东北)，赵匡胤命令将士们就地扎营休息。士卒们走累了，自然是倒头便睡，赵匡胤喝了点儿酒，声称头痛，也早早地躺下了，还吩咐卫兵不许任何人打扰。

还在赵匡胤没有离开汴京的时候，城里谣言已经是满天飞，“策点检为天子”被描绘得活灵活现，不少人做好了逃难的准备。到了陈桥驿后，精通天文、善于占卜的殿前散员第一直散指挥使苗训说他看见太阳之上还有一个太阳，两个太阳长时间地摩擦、撞击，他指着奇怪的天象对手下楚昭辅说：“这前一个太阳应验在周，后一个太阳应验在都点检身上，后日将取代前日，这是天命。”

这个说法很快就在军中传开了，众将议论纷纷。江宁节度使高怀德说：“现在皇上年纪幼小，既不懂军国大事，也不会体恤前线将士，我们拼死拼活去打仗，有谁知道我们的功劳，倒不如现在就拥立赵点检做皇帝吧！”

大伙听了，都觉得此言有理，就推举都押衙李处耘去跟赵匡义和赵普商量。李处耘来到赵匡义那里，还没有把话说完，一帮将领就闯了进来，亮出明晃晃的刀剑，大叫大嚷道：“我们已经商量妥了，非请赵点检即位不可！”

赵匡义和赵普听了暗暗高兴，一面叮嘱大家安定军心，一面赶快派人告诉留守在京城的大将石守信、王审琦，让他俩做好应变的准备。

这个消息很快就传遍了整个军营，将士们全起来了，大家迫不及待地拥到赵匡胤暂住的驿馆外，让赵匡义进去把赵匡胤喊起来。

黄袍加身

天刚蒙蒙亮，赵匡胤就被一阵呼喊声吵醒了。他披衣走出大帐，只见一群将校个个手执兵器，列队站在厅前，齐声喊道：“诸将无主，愿策点检为天子！”赵匡胤还没来得及开口，就被众人簇拥到厅堂，高怀德等人找来一件黄袍，七手八脚地披在赵匡胤身上。接着又推又拉地把赵匡胤扶上马，请他回京即皇帝位。赵匡胤一句话还没说，众将已经率领大家跪倒在地，高呼万岁。

赵匡胤一脸不情愿的样子说道：“你们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拥立我当皇帝，可我赵家世代深受国恩，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呢？”

赵普上前大声说道：“主帅素来爱兵如子，此次拥立如不应允，这些将校兵士将会落个大逆不道的罪名，死无葬身之地，主帅还是应允了吧！”

“对！应允了吧！”全体将帅齐声呼喊着。

见此情景，赵匡胤无可奈何地说：“你们既然要立我做天子，我的命令，你们都能听从吗？”

“一切听陛下吩咐！”将士们异口同声地说。

“那好，你们听着：到了京城以后，不得冒犯太后和幼主，不许欺凌朝廷大臣，不准抢掠国家仓库、民宅。执行命令的将来有重赏，违反者定斩不饶！”

将士们又是齐声允诺，赵匡胤这才下令回师京城。当时正是上早朝的时候，消息传来，朝中大乱，众臣束手无策，只有侍卫军副都指挥使韩通一人准备抵抗，在路上遇到赵匡胤的部下王彦，他转身逃跑，被追到宅上杀掉。

宰相范质不得已率百官迎接赵匡胤，赵匡胤流着眼泪说：“我违心从事，实在愧对天地。现在到了这个地步，真不知该如何是好。”

范质刚要答话，赵匡胤的部将罗彦环按剑厉声喝道：“大家共同推举都点检为天子，谁敢反对，我的宝剑不饶他！”范质等人相对无言，只得跪拜听命。

赵匡胤表面文章做得很足，他先让人起草好了禅让诏书，跪着从周恭帝手里接过来，又举行了禅让仪式，这才名正言顺地登基做皇帝。因为他担任过宋州归德军节度使，所以他把新王朝的国号定为“宋”，国都仍在汴京。

孤军反宋

赵匡胤篡周称帝后，很多后周旧臣都不服气。昭义节度使李筠当年深受郭威恩遇：淮南道节度使李重进是后周太祖郭威的外甥：还有建雄军节度使杨延璋、成德节度使郭崇等人，都与后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旦朝廷疏于控制，随时可能成为叛逆。

在这些隐患当中，最让宋太祖头痛的就是屯兵西北的李筠。赵匡胤派使者宣他进朝时，他当时就想拒绝，但被左右苦苦劝阻，不得已勉强下拜。等到摆酒奏乐时，李筠突然把郭威的画像挂到墙上，痛哭流涕。建隆元年(960)四月，宋国开国只有四个月，李筠就联络杨延璋一起正式起兵，宣布反宋。

李筠身为镇边大将，连年征战，手下的将士全都身经百战，勇猛不怕死，战斗力很强。起兵之后很快就袭取泽州(今山西晋城)，杀死泽州刺史张福。李筠接着又打败了赵匡胤派来的援军，亲率三万大军南下。

李筠反叛的消息传到京师后，赵匡胤决定御驾亲征。宋军气势大盛，叛军却纷纷阵前倒戈。长平(今山西高平西北)一战，李筠的叛军首遭败绩，三千多人被杀。战败之后，李筠退进泽州城，继续抵抗。

李筠的爱妾刘氏预料泽州城很难守住，就建议他突围奔上党，那里城坚墙固，又易于求援。他的部下却劝阻道：“现在大家都说跟大王一条心，一旦离城而走，如果有人劫持大王降敌，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李筠犹豫不决，也就失去了突围的良机。P2-4

历史，是已经逝去的社会生活的总和，而逝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社会生活又总是前后连续的，不顾前便不能知今，更不能瞻前。所以，鲁迅先生有言：“以过去和现在的铁铸一般的事实测将来，洞若观火。”(《鲁迅全集》第四卷)

历史是有思想、有灵魂的人类的生活史、奋斗史、发展史，就其本质的主导方面而言，“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从历史哲学的层面来看，“历史的价值就在于，它告诉我们人已经做过什么，因此就告诉我们，人是什么。”(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如此认识，中国的古圣先贤早有滥觞，只要在古籍中稍加搜寻，就不难找到很多。“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易经》)“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学史。”(龚自珍《尊史》)如此等等，读来无不深受启迪。而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恩格斯的表述则更为激昂和切当：“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重视历史，历史不过是检验他的逻辑结构的工具。”(恩格斯《英国状况》)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历史意识强烈而又有大量史籍史迹遗存的国家，目前正处于一个振兴的时代，历史对国人的现实意义，自不待言。然而，浩如烟海而又书之以文言的正史、杂史、野史和史论著作，很少有人能够通读。仅以一部《二十四史》或《资治通鉴》，若无旷日持久之备，寻常人莫敢问津。半个多世纪以来，一些有见识的学者一直在积极地为广大青少年编写各种通俗历史读物，渐渐地蔚然成风，至今已有相当的积累，如《上下五千年》等较为大型的历史读物也有多种问世。在这种背景下，一些电视台开办的旨在满足大众趣味的历史讲座，还有一些历史剧，都获得了相当可观的收视率。一时之间，兴起了一个温度不低的“历史热”。无疑，这对于普及历史知识，提高历史意识都大有裨益。

当然，如此规模宏大的文化活动不可能尽善尽美，一无疏漏，存在某些不足也在情理之中。众所周知，“每个新的一代都必须以自己的方式重写历史”，每一次重写历史都是承续这筚路蓝缕的一环，但是我们有责任尽全力跨越疏漏的草创阶段，奉献给炎黄子孙有关本民族发展脉络的最好的读物。

基于这样的宗旨，我们首先将自己的叙说视为历史的还原和本来面目的恢复，坚决屏弃“戏说”或“演说”式的眩惑。要做到这一点难度颇大。历史不可能重演，记载史实的文献零碎而各有其选择性。为了把一件史实叙说得清楚而完备，我们往往不得不参阅多种史料，反复对勘、比较、分析，然后将最接近史实的文字以现代汉语表述出来。在这部书的编写过程中，我们主要以《二十四史》为底本，辅以《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等系列史籍，参用历代笔记野史，择善而从。即便是以某一人物传记为主的故事，我们也没有简单地将史书中形成的传记译成白话充数、一般都要爬梳诸书，并在“书”、“志”和其他相关人物传记中钩稽史料，加以充实。

其次，我们深知，历史是一个大的系统，人物与人物、事件与事件都不是孤立的，其间都存在着复杂而有机的联系。作为一个不断运动的进程，每一历史事件都有前因后果，决不能从中割断开来。所以，我们在编写过程中尽量避免孤立地叙述一人一事，尽量避免儿童故事式的简化叙事或茶余饭后式的猎奇叙事。于是，读者才能看到这套丛书中囊括的一千多个倚伏钩连的故事。

再其次，记载历史事实的文献鲜不受撰史者、评史者的制约，一些有名的评议常被附在文献上，与之同在。这很容易造成重写者叙说的偏离和歪曲。显而易见者如《二十四史》传后的赞语，《资治通鉴》中的“臣光日”之类，这是较易于识别并处理的。而渗入历史人物与事件中观察角度、材料取舍和各种隐性评价，即所谓的文献的“选择性”，则是很难剥离和剔除的。历史科学和自然科学的重要区别，常常就表现在这里。为此我们颇感踌躇，既不免效法李卓吾(明代著名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李贽)与古人对话，又不能不勉力追随学术前沿的骏足，行文之间难免不呈露匆遽之态，唯望读者理解。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们只有站在现在的顶峰，才能解释过去”，这是治史者的箴言，也是叙史者的高标，我们愿以此与同好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