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飞宇，1964年生于江苏兴化。1987年毕业于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同年赴南京任教。1998年入江苏省作家协会。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小说创作，代表作有《玉米》、《青衣》、《平原》、《推拿》等。作品多次荣获国内外各项文学大奖，曾获茅盾文学奖，两次鲁迅文学奖，英仕曼亚洲文学奖，法国《世界报》文学奖等国内外文学大奖。有十多个语种的版本在海外发行。《推拿》被改编为同名电影，获第64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杰出艺术成就奖银熊奖，第51届台北金马影展金马奖最佳剧情片提名。《小说课》是该作品之一。

《小说课》辑录了作家毕飞宇在南京大学等高校课堂上与学生谈小说的讲稿，所谈论的小说皆为古今中外名著经典，既有《聊斋志异》《水浒传》《红楼梦》，也有海明威、奈保尔、哈代乃至霍金等人的作品，讲稿曾发表于《钟山》杂志，广为流传，特结集以飨读者。

建构生动有趣的全民阅读（丁帆、王尧）

看苍山绵延，听波涛汹涌——读蒲松龄《促织》

“走”与“走”——小说内部的逻辑与反逻辑

两条项链——小说内部的制衡和反制衡

奈保尔，冰与火——我读《布莱克·沃滋沃斯》

什么是故乡？——读鲁迅先生的《故乡》

刀光与剑影之间——读海明威的短篇小说《杀手》

反哺——虚构人物对小说作者的逆向创造

倾“庙”之恋——读汪曾祺的《受戒》

附录：

我读《时间简史》

货真价实的古典主义——读哈代《德伯家的苔丝》

后记

看苍山绵延，听波涛汹涌——读蒲松龄《促织》

《促织》则相反，它很微小，它只是描写了一只普通的昆虫，但是，它却是从大处人手的，一起手就是一个大全景：大明帝国的皇宫：宣德间，宫中尚促织之戏。相对于1700字的小说而言，这个开头太大了，充满了蹈空的危险性。但是，因为下面跟着一句“岁征民间”，一下子就把小说从天上拽进了人间。其实，在“宣德间”宫中是不是真的“尚促织之戏”，正史上并无明确的记载。当然，现在我们都知道了，正史上之所以没有记载，一切都因为宣德的母亲。失望而又愤怒的母后有严令，不允许史官将“宫中之戏”写入正史。然而，母爱往往又是无力的，它改变不了历史。历史从来都有两本：一本在史官的笔下，一本类属于红口白牙。红口白牙有一个最基本的功能，那就是嚼舌头。

附带说一句，大明帝国的皇帝是很有意思的，我曾在一篇文章里给他们起了一个绰号，我把他们叫做“摇滚青年”。

现在我有一个问题，《促织》这85个字的开头有几个亮点？它们是什么？

在我看来，亮点有两个：一个是一句话：此物故非西产，第二个是一个词：“有华阴令欲媚上官”里的“欲媚”。我们一个一个说。

“此物故非西产”，这句话特别好。这句话说得很明确了，既然这个地方没有促织，那么，小说里有关促织的悲剧就不该发生在这个地方。

问题来了，这里头牵扯一个悲剧美学的问题，悲剧为什么是悲剧，是因为无法回避。悲剧的美学基础就在这里，你规避不了。古希腊人为什么要把悲剧命名为“命运悲剧”？那是因为他们对人性、神性——其实依然是人性——过于乐观，古希腊人不像我们东方人，他们不愿意相信人性——或者神性——的恶才是所有悲剧的基础，那么，悲剧又是如何发生的呢？一定是看不见的命运在捉弄，命运嘛，你怎么可以逃脱。只不过这一切和我们人类自己无关，只和那只“看不见的手”有关。所以，他们为人间的或神间的悲剧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借口——命运，也就必然性。命运悲剧就是这么来的。这是古希腊人最为可爱的地方。这构成了他们的文化，在我看来，文化是什么呢？文化就是借口。不同的人找到了不同的借口，最终成为不同的人，最终形成了不同的文化。

那么好吧，既然“此物故非西产”，悲剧就不该在这里发生了。道理很简单，泰坦尼克号的悲剧不该发生在太湖，大量的爱斯基摩人中暑而亡不该发生在北极，对犹太人的种族主义灭绝也不该发生在新西兰。我要说，因为“宫中尚促织之戏”，又因为“岁征民间”，没有蛐蛐的地方偏偏就出现了关于蛐蛐的悲剧。这里头一下子就有了荒诞的色彩，魔幻现实的色彩。所以，“此物故非西产”这句话非常妙，是相当精彩的一笔。经常有人问我，好的小说语言是怎样的？现在我们看到了，好的小说语言有时候和语言的修辞无关，它就是大白话。好的小说语言就这样：有它，你不一定觉得它有多美妙，没有它，天立即就塌下来了。只有出色的作家才能写出这样的语言。P8－9

建构生动有趣的全民阅读

“全民阅读”的前提条件，是引领广大读者进入生动有趣的接受层面，否则难以为继。“大家读大家”丛书便应运而生。

“大家读大家”丛书的策划包含着这样两层涵义：邀请当今的人文大家（包括著名作家）深入浅出地解读中外大家的名作；让大家（普通阅读者）来共同分享大家（在某个领域内的专家）的阅读经验。前一个“大家”放下身段，为后一个“大家”做普及与解惑的工作，这种互动交流的目的就是想让两个“大家”来合力推动当下的“全民阅读”，使其朝着一个既生动有趣，又轻松愉悦获得人文核心素养的轨道前行。

在我们的记忆中，儿时读《十万个为什么》，在阅读的乐趣中潜移默化地获得了一些科普常识并且萌生了探究世界的好奇心。这是曾经的“大家”读“大家”的历史。我们常与一些作家、批评家同仁闲聊，谈起一些科学家为普及科学知识，绞尽脑汁地为非专业读者和中小学生写书而并不成功的例子，很是感慨。究其缘由，我们猜度，或许是因为长期以来我们培养的科学家缺少的正是人文素养的熏陶和写作技巧的训练，造成其理性思维远远大于感性思维，甚而缺少感性思维以及感性表达方式。在更大的范围看，多年来文学教育的缺失，导致国民整体文学素养的凝滞，从而也造成了全社会人文素质的缺失。这是当下值得注意并亟待改变的文化危机。

于是，我们突发奇想，倘若中国当下杰出的人文学者，首先是一流作家和从事文学研究的专家学者换一种思维方法和言说方式，他们重返文学作品的历史现场，用自身心灵的温度和对文学的独特理解来体贴经典触摸经典解读经典，解读出另一种不同凡响的音符；在解读经典的同时，呈现自己读书和创作中汲取古今中外文史哲大家写作营养的切身感受，为最广大的普通作者提供一种阅读的鲜活经验……如此这般，岂不快哉！这既有利于广大普通读者充实人文素养和提高写作水平，更有益于提升民族文化核心素养。

因此，我们试图由文学阅读开始，约请包括文、史、哲、艺四个学科门类术业有专攻的优秀学者，以及创作领域里的著名作家和艺术家分别来撰写他们对古今中外名家名著的独特解读，以期与广大的读者诸君共同携手走进文化的圣殿，去浏览和探究中国和世界瑰丽的文化精神遗产。

现在与大家见面的第一辑文丛，是一批当代著名作家的读书笔记或讲稿的结集。无疑，文学是文化最重要的基石，一个国家和民族可以缺少面包，但是却不能没有文学的滋养。文学作为人们日常精神生活不可或缺的人文营养补给，她是人之生存和持续发展的精神食粮。作为专家的文学教授对古今中外名著的解读固然很重要，但是，在第一线创作的作家们对名著的解读似乎更接地气，更能形象生动地感染普通读者。——这是我们首先推出当代著名作家读大家的文稿的原因。

如今，许多大学的文学院或中文系都相继引进了一批知名作家进入教学科研领域，打破了“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的摇篮”的学科魔咒。在大学里的作家并非只是一个学校的“花瓶”，他们进入课堂的功能何在？他们会在什么层面上改变文学教育的现状？他们对于大学人文教育又有什么样的意义？这些都是绕不过去的问题。其实，这是中国现代大学的一个传统，我们熟悉的许多现代文学大家同时也是著名大学的教授。这一传统在新世纪得以赓续。十年前复旦大学中文系聘请王安忆做创作专业教授的时候就开始尝试曾经行之有效的文学教育模式。近些年许多大学聘任驻校作家；北京师范大学成立了由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主持的国际写作中心，苏童调入北师大；阎连科、刘震云、王家新等也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近几十年来，许多史学专家撰写出了像黄仁宇《万历十五年》那样引起了广大普通读者热切关注的历史著作，用生动的散文笔法来写历史事件，此种文章或著作蔚然成风，博得了读者的喝彩，许多作家也参与到这个行列中来，前有余秋雨的文化大散文《文化苦旅》，后有夏坚勇的历史大散文《湮没的辉煌》和《绍兴十二年》。我们试图在这套丛书中倡导既不失史实的揭示与现实的借镜功能，又笔墨生动和匠心独运的文风，让史学知识普及在趣味阅读中完成全民阅读的使命。这同样有赖于史家和作家们将春秋笔法融入现代性思维，为我们广大的普通读者开启一扇窥探深邃而富有趣味的中外历史的窗口，从中返观历史真相、洞察人性沉浮。在历史长河中汲取人文核心素养。

哲学虽然是一个枯燥的学科，但它又是一个民族人文修养的金字塔，怎么样让这个可望而不可即的灰色理论变成每一片绿叶。开放在每个读者的心头呢？这的确是一个难题，像六七十年前艾思奇那样的普及读本显然已经不能吊起当代读者的胃口了。我们试图约请一些像周国平那样的专家来为这套丛书解读哲学名家名作，找到一条更加有趣味的解读深奥哲学的有趣快乐途径，用平实而易懂的解读方法将广大读者引入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名人名著的长河中，让国人更加理解哲学与人类文化休戚相关的作用。从而对为什么要汲取人文素养有一个形而上的认知，这恐怕才是核心素养提升的核心内容所在。

艺术本身就是有直观和直觉效果的学科门类，同时也是拥有广大读者群的领域，我们有信心约请一些著名的专家与创作大家共同来完成这一项任务，我们的信心就在于许多作者都是两栖人物——他们既是理论家，又是艺术家，在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电影、电视……各个艺术门类里都有深厚的人文学养和丰富的创作经验。

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大力支持这套丛书的出版，相信他们会把这套丛书打造成一流的普及读物。“大家读大家”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工程，我们将用毕生的精力去打造她，希望她成为我们民族人文核心素养提升的一个大平台，为普及人文精神开辟一条新的航道。

这本书里的大部分篇章都是2015年《钟山》上的专栏，这是我的第一个专栏。我惧怕专栏，那种倒计时的日子我一天也不想过。2014年的年底，我之所以答应《钟山》的主编贾梦玮，那是因为2013年我去了南京大学了。我有了一些讲稿，手里有粮，心里就不慌。

我要感谢南大，南京大学没有逼着我上课，只要求我每学期开些讲座。讲座不是课堂，更不是课程，准备起来要容易得多。我的重点是文本分析，假设的对象却是渴望写作的年轻人。这个假设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分析的方法。分析有多种式样，有美学的分析，有史学的分析，我所采取的是实践的分析，换句话说，我就是想告诉年轻人，人家是怎么做的，人家是如何把“事件”或“人物”提升到“好小说”那个高度的。老实说，我做实践分析相对来说要顺手一些，毕竟写了那么多年了，有些东西是感同身受的

作品是作家写的，一个人要成为一个作家，从“构成”这个角度来说到底需要哪些要素，这个也没有固定的说法。“国际上”通行的说法是，性格、智商、直觉和逻辑。说到这里我的话其实也就说明白了，我在讲解小说的时候，大部分时候围绕的就是作家四要素。它是不是合适？我不知道。我所知道的是，它也许比“时代背景”――“段落大意”－－“中心思想”更接近小说。是的，我渴望年轻人更接近一些。拿着望远镜去阅读小说，我们很可能什么都看不见。

突然想起了一句话，“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句话好。“一千个”读者不可能只有“一个”哈姆雷特。文学从不专制，它自由，开放，充满了弹性。但是我也想强调，“亿万个”读者同样不可能有“亿万个”哈姆雷特。文学有它的标准和要求。我渴望我的这本书可以抵达文学的千分之一。

附带着回答两个问题：一，有人问，你的讲稿为什么只谈短篇小说而很少涉及中长篇呢？这是由讲座的特性决定了的。一次讲座只有两个小时，时间很短，我以为分析一篇短篇小说是合适的。二，也有人问，你怎么就那么罗唆？人家的小说只有一千多字，你怎么能一口气说上一万多字的呢？这也是由讲座的特性决定了的，一次讲座有两个小时，时间很长，我总不能说“这篇小说好，非常好”，然后就走人。

2016年7月17日于南京龙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