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蕾：第一次听到“剩女”是在什么时候？
胡因梦：第一次听到这个词简直觉得匪夷所思，因为很久没有听过这样具有意识形态的词了，大大地贬低了女性的真正价值，感觉还是把女性的价值放在有没有男人要这件事情上。
沈宏非：我觉得很好啊，能做剩女是一种福气。
李蕾：为什么呢？
沈宏非：我觉得必须把爱情跟婚姻分开来。比方说两个人相爱了，他们不一定会想要去结婚，这是后来被制度化的一个事情。为什么会有婚姻呢，这跟私有制和家庭财产是有关系的。但是现在的社会，男女平权，很多女性有工作，赚的钱甚至还比男的多。传统的婚姻基本上是一种经济制度，如果她不需要这个经济制度作保障的话，我觉得选择当剩女也没有什么不好的。现在这个剩女的说法，就是相对于传统婚姻制度下的，对她们的一种调侃吧。胡因梦：剩女等于圣女，神圣的圣。
李蕾：2005年有一个调查数据，说北京在30岁到50岁的人群中，单身人数有50万人，其中6成以上是女性，而且这个趋势还在递增。怎么剩下的都是女人呢？中国男女比例其实是失调的，1．6比1，1．6个男人竞争1个女人。按照数字来说，应该剩男多对不对，为什么反而说剩女？我想听听两位的见解。
胡因梦：不一定真的剩下。
李蕾：是女人过分挑剔吗？
胡因梦：其实我发现大陆女性陷入外遇的比例相当高。所以也许她有对象。只是对方没办法跟她结婚，但始终有一个关系在那里，这样的隋况挺多的。
李蕾：这么一说。剩女这个词就变得很暖昧了。
沈宏非：我觉得剩女是先行者，是打破这种婚姻制度的先行者，就是说我们的经济条件、个人的能力、社会的环境，已经不需要女性再靠婚姻来自保了。
胡因梦：没错。
李蕾：你在台湾的时候，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一个女孩子念书念到很高学历的时候，父母就会跟她说：不要再念了，再念嫁不出去了？
胡因梦：好像这种例子不太多吧！
李蕾：你那个时候也算学历比较高的吧？
胡因梦：对。因为我不太会往这个方向去思考，我看事情不从社会性的角度去看。
沈宏非：从生命的角度。
胡因梦：我发现这种所谓的剩女，她一定是人生的完美主义标准比较高，那么她的桃花运可能就比较低一点。因为她一直在追求学问、技术、事业。她就会把很多的能量放这上面了，她就像一个男人一样地在实现她自己。她把实现自己当成生命最重要的目的，而没有把找一个男人来建构一个家庭，或者选择依靠一个男人做为她的目标。这种人当然在桃花运上面的能量会少一些。
李蕾：上帝很公平。不能什么都给你。
沈宏非：这是一些高智商、高学识的人，用在自我探索上的时间比较多。而花在探索别人上面的时间相对就少了。
李蕾：她甚至没有时间谈恋爱。
沈宏非：但是我觉得，这也不一定是桃花运的问题，就像你刚刚讲的一样，她们实际上也没有闲着。还是有跟婚姻无关的关系存在。
李蕾：也有人说，剩女是男人制造出来的。女人们独立，有工作、有车子、有房子，这都和过去那些时代不一样了。所以，男的会觉得跟这么强势的一个女人在一起，她像男的，那自己就成女的了。会不会有这种想法？ 沈宏非：其实男的感性上并不那么想，但是他受到社会规范的一些限制，比方说大家会说他吃软饭，那他是受不了的。
李蕾：如果你看到剩女们很投入地在工作的时候，你会想跟她们说什么呢？
沈宏非：我觉得还是要把那两个事情分开来，就是说，异性间的交往和以婚姻为目的的交往，现在越来越明显地是两个不同的范畴。我觉得恋爱和交往，不一定要导致婚姻，为什么一定要走向那个结局呢？
李雷：剩女究竟有什么好处呢？
胡因梦：剩下的女人，也就是说她没有伴、没有家庭、没有一个可以依靠的对象。在这个过程里面，她怎么跟自己相处，她的生活形态以及她的内心的状态是什么，这中间的挣扎又是什么？有婚姻的、有伴的女性，她在这个过程里面，认识的自己是什么样的，她的生命的困境又是什么？这好像是可以做一个比较。可以去看一看的。
李蕾：你经常接触到的这些例子，大部分是什么样的情景？胡因梦：我看到内地的现象，多半都是有婚姻，然后又有外遇的。当然也有一些所谓的剩女，这些剩女很多都是因为眼高手低造成的。
李蕾：你说了一个很中国化的词。P11-13
我终于弄明白，住在我身体里的这个家伙，它是个梦想家。它异常劳碌，不会停下来，并且永远指向未来。存放这家伙的躯壳叫做“李蕾”，目前是一个电视人。
在一本书里，我这样写下第一句话：我就是那个写字的女人，我叫李蕾。书出版于上海，那时我还在西安，一座四四方方的城市，暮色降临之际，成群结队的蝙蝠在古老的钟鼓楼上空盘旋。而我最想千的事情有两件：写字为生，以及在城墙上尖叫，真的叫过，只是很小声。到了2008年，我来上海，做了这档名叫《风言锋语》的电视节目，转眼三年。
我的问题是，我一直在做自己并不擅长的事，并且认真。年轻时我曾经写过很多凶猛的句子，比如：“见人是无底的黑洞。我知道你一直在看这些字，我并不想见到你，写的人和读的人，永不相见才是成全。”而现实的状况是，只要你肯在某个时间打开某个电视频道，就能看见我。这张脸代表我每天到处去提问、谋生，差不多也有十年之久。
我怎么能算是个会说话的人呢？从小到大，只要遇见什么事儿，需要我去跟人讲一句话。讲一句这事儿就成了，一句话而已，又不会死！可是我真心在那里纠结，想着宁肯死了算了。在我看来，说话往往是比吃饭、睡觉还要命的。
更要命的是，这个艰难的事情现在是我的职业。我得靠说话吃饭。我知道自己笨拙，但没有人相信我笨。我只好缓慢而小心地练习。一遍又一遍。
刚开始我不知道该问人家什么，后来不知道怎样问人家才肯说，再后来又不知道怎样问人家才肯听？我会睡不着、头痛，或者便秘。我最恨采访，甚至想为什么不是人家来提问我？坐在椅子上，等别人来提问，实在是更容易一些。可我还是笨拙、日复一日地完成了这些谈话节目，在可见的未来岁月，我还会继续这样千下去。某次和年轻的大学生聊天，有人问我：什么是好问题？我回答了他：朴素、好奇、说入话。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听懂。其实我也并不清楚什么才是好问题，可是我清楚什么是坏问题。那些坏问题都是简单易得的。例如苏菲·玛索被问过很多次：你最喜欢的角色是哪个？李泽厚被问过你是研究什么的？某记者去提问葛优。精心准备了一个长达500字的问题，葛优只回答了一句话：我觉得你说得有点意思。你知道，上天是不会厚待任何人的。如果你想要成功，就要忍耐成功的代价；如果你想要看到奇迹，就要明白奇迹不会轻而易举地在道路上出现；如果你想要一盘好棋，首先要成为势均力敌的对手。假装聪明是没有用的，沿着刀锋边缘朝上走，恐怕才是最好的选择。我会的都是笨办法。我曾经问过很多烂问题，如果都列出来，要有一本书那么厚了。我哭过两次，写了一些检查，沮丧过无数回。但最终我还是一心一意喜欢那些“有想法的人”，为了和这些有想法的人相遇，我像一杯水自己饮下自己，像一粒米自己吃掉自己。
十几岁的时候。我在课堂上看《射雕英雄传》，外面包一本《代数》的封皮。老师走到我身边敲桌子，敲得笃笃响。我还叫他不要烦。因为正看到梅超风要杀郭靖。班里有个剃着小平头的男同学说：如果能见金庸一面，死了也值得。那时候年轻，似乎随时可以死去，也并不知道未来有什么要来。好多年后，我真的采访了金庸，在华山北峰，海拔16147米的地方，和80岁的金庸说起小龙女和杨过，大团云海呼啦啦升起来。我忽然想起多年前那个剃着小平头的男生。他曾经跟我借过5块钱，买地摊上的拳谱，想逃跑去少林寺当功夫和尚。我一直喜欢听他唱歌。有一种无知无畏的勇敢。15岁的时候，他在舞厅里和人打架，给人打死了。很多天以后，舞厅的地板上还有两条干涸的血迹，是拖他出去的瞬间留下的。生命这样脆弱，常常甩出几个响亮的耳光，让梦想家醒过来。而梦想不是不能获得，但需要好运气和足够彪悍的坚强。那点坚强，就是人年复一年地活下去，总有一点儿闪光的东西，能够留下来。我委实有好运气。拥有这样一个职业，能够遇见留下来的那点东西。那些有想法的人，研究了几十年别人，探索了几十年自己，只要聊聊天，就给我看了他的好东西，真是给我占了天大的便宜。节目播出之后，有收视率，我知道那些人也是我的同类，是来看那些有想法的人，那些想法可能是我一辈子也想不出的，也可能恰好在钢筋水泥丛林中散发出了与我极其相投的气味，都让人快活得简直要眼睛贼亮。而终于到这一天。我的这些快活还能够变成书出版。我竟然疑惑起这便宜还有多么大可以占领。这并不是我的书，也不是我的节目，我更愿意把它看作记录，记录着在这个时代，我曾遇见过他们，所有人都可以这样相遇。
把电视节目变成书，是我从来不太能够理解的一件事，除非那是约翰·伯格的“观看之道”，或者肯尼斯·克拉克的“文明”。所以当电视台把我做过的节目转录成文字之后，我是绝对不能承认那是我的“作品”的，就连翻都不敢翻。每遇读者拿着那些所谓的书跑来找我签名，我都得硬着头皮解释半天。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莫非我一个做电视的人也要看不起电视？以为书本必然要比荧屏高级？
曾经去过一个学术机构向公众演讲。负责主持那次活动的，是一位年轻学者，他一见我就开始说：“没想到你居然要讲文学。还好，最初我还以为你会谈电视呢。”然后同一番话他重复了大概三四回，最后一次是在台上，他对听众宣布：“大家可能都看过粱先生的节目，今天大概也是为了他这个电视主持人的身份而来。可是我怕大家要失望了，因为今天他竟然不谈电视，选了一个相当严肃的文学课题。”但是为什么他会以为我要“谈电视”呢？难道一个做电视节目的人，无论走到哪里，就都要把电视这一行当作谈资？
当然，我明白他的意思。他只是没说出口而已。
我有一个同行。或许是全中国最有名的娱乐节目主持人。每回见面我们都不“谈电视”，因为可谈的东西实在太多。他写书法、藏旧纸，喜欢把玩烟斗、草帽等一切美好事物；为了了解传统匠人手作功夫之不易，他甚至花了许多时间学钉木桶，他总是能吓人一跳；知道我学南传佛教，他便从书架中取出一册泰国高僧阿姜查的著作，看书背印章，这还是在香港一家连绝大部分香港人都不知道的冷僻书店购得。有一回。这位朋友参加一场在北大举办的“南音”研讨会，与会的专家和商人(准确地说，是“有志推动南音文化的商人”)毫不客气，尽拿他开玩笑，大概是俗人如他，也有资格讲南音，这门高古艺术如何不衰的意思。偏偏他真懂，随即有板有眼地分析起一阙老曲的结构妙处。于是底下青年学子欢声雷动。戏弄他的专家则一睑阴云。
又有些时候，我坐在飞机上，旁座可以不动声色地拿起相机凑近猛拍，不必解释，也不用先请问些什么，仿佛我是景版。我在街上和人说话，对面走过来的人可以用高了八度的声音模仿我刚刚说出口的一句话。然后“嘿嘿”一笑扬长而去。为什么？当然因为我是个做电视的，我是个人人可戏的戏子。坦承我们做电视的人恍如戏子，我没有任何怨言；恰恰相反，我自己就很厌恶电视，说不出的厌恶。我一向不喜欢翻看自己写过的东西，更不喜欢看见自己做的节目。每次碰巧打开电视看到自己，我都马上转台或者干脆关机。我不晓得其他同行会怎么样，起码我以为一个人老照镜子是有病的。
我讨厌电视，讨厌自己千的这一行，倒不是因为它“低俗”，而是因为我了解这一行有多么容易沦为演戏。演戏自然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我们常常假装自己不是在演戏。新闻主播(特别是台湾的新闻主播)常常在串接上一条新闻与下一条新闻的时候，使用“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这句话，似乎他真的很关心利比亚内战的最新进展与华东水灾的失所灾民。节目主持人老是对着镜头向坐在家里的观众打招呼：“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在我看来。单单这一句话就已经说了两个谎：一、那些观众你根本不认识，他们又怎么会是你的朋友？二、他们连你的朋友都不算，又怎么说得上是“亲爱的”呢？
最坏最坏的，就是像我这种所谓的“评论员”，说起话来好像头头是道什么都懂，久而久之甚至成了“意见领袖”、“舆论代表”。实际上，我们更像是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所嘲讽的“快餐思想家”，在一个以争夺眼球和收视率为重的产业里。用熟练的电视语汇操演代替了严谨缜密的理性推论。将一己意见包装成言论市场上流行商品般的“知识”。如果有人认同你的某些意见，那不一定是这些意见多有道理。反而往往只是因为他们认识你罢了。想要别人认识你，那就得不时在好些热点话题上发表一下所谓的“酷评”；正如“酷”这个字所指示的，该些评论的重点不在它们的道理和洞见，而在于它们能不能让你这个评论者醋起来(在我刚刚开始做读书节目的时候，曾有前辈劝我发明一两句“我梁文道说好的书，你不能不看”这类金旬台词，以及在镜头前抛掷或撕毁坏书的指定动作，他认为“这样才酷，才有争议性，才有人看你”)。有时候只是为了酷，便不妨说一些貌似带刺勇不可当，但实际上却完全不存在风险的话。大家合谋伪装出一套看起来有交锋、有辩论的假公共领域。
我在电视这一行做了十几年，几乎每一天都要和这种结构上的演戏倾向纠缠搏斗。我不喜欢看自己的节目，不喜欢看自己的节目内容被转成文字记录，也许只是因为我害怕，害怕十几年下来才忽然发现，我到底是个戏子。于是我特别羡慕李蕾。虽然她对这种演戏的潜在结构的认识可能比我还深，但她对这一行的信念也好像比我坚定，最起码她认真。由于认真，所以我见过她为了组织话题和寻找嘉宾而反复思量。也曾不止一次见过她的沮丧、苦恼和无奈。我害怕自己是个戏子，她则以行动对待那股不断要把我们变成戏子的巨大力量。换句话说，她也许会艳羡我所拥有的相对自由，可我却佩服她的始终不屈和自觉(这让我想起有人称她为“美女主持”，一个多么泛滥轻浮、因而也掩盖了太多背后真实的称呼呀。“美女主持”。不啻是另一种结构替我们这一行安排好的角色)。如果“风言锋语”要变成书，而且有价值这么做的话，那大概就是因为它能让我们静下来，在抹去一切光影和消除一切声音之后，于字里行间缓缓读出一个电视人拒绝当戏子的抗争记录。
此套《风言锋语》丛书既有对文化的独到见解、对感情的深透通析，也有对热点政策的文化品评、对新鲜科技的伦理讨论。
《剩女无敌》是其中一本，在书中，作家素黑(微博)毫无保留地分享自己的爱情心得，媒体人杨锦麟与记者简光洲理性点评大众为何会对汶川地震中被媒体评为“情义男”的鳏夫再婚的消息感到震惊。
《剩女无敌》的作者是李蕾。
继2009年单行本发行之后，2011年上海书展期间，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谈话类节目《风言锋语》联合上海文化出版社，再度推出系列丛书四本——《城市野心》、《剩女无敌》、《谁被收藏》、《基因凶猛》。丛书网罗了栏目自创办三年来的经典话题，汇集了两岸三地的知名文化学者和媒体人，精选了电视节目中备受关注的话题和观点。
《剩女无敌》(作者李蕾)是其中一本，在书中，作家素黑(微博)毫无保留地分享自己的爱情心得，媒体人杨锦麟与记者简光洲理性点评大众为何会对汶川地震中被媒体评为“情义男”的鳏夫再婚的消息感到震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