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1954党内最高决策层斗争真相。

高岗、饶漱石事件是建国以来中共第一次的内部高层变动。但因特殊原因其一直披着神秘的面纱。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这场斗争作出了准确的评价。本书以此为指导，依据丰富翔实的史料，运用纪实文学的笔法，全景式地再现了高饶联盟从形成到覆灭的整个过程。第一次全面、详细、真实的披露了事件的前前后后，揭开了众多历史之谜，公布了众多重要的秘密。

建国初期，我们党反对野心家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重大斗争惊心动魄。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这场斗争作出了准确的评价。本书以此为指导，依据丰富翔实的史料，运用纪实文学的笔法，全景式地再现了高饶联盟从形成到覆灭的整个过程。书中人物个性鲜明，情节起伏跌宕，不少内容鲜为人知。作者在生动的刻画了高、饶的卑劣伎俩和丑恶面目的同时，也传神般地描写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德怀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鲜活形象——读者沉浸其间，当会慨叹历史波澜，掩卷深思。

第一章 秘密出访

第二章 得意洋洋

第三章 五马进京

第四章 阴谋在逼近

第五章 批薄射刘

第六章 诡秘的游说

第七章 讨安伐刘

第八章 摸底与拉拢

第九章 出手前夕

第十章 挽救与等待

第十一章 政治角斗

第十二章 身败名裂

第十三章 历史的结论

后记

再版后记

主要参考书目

中南海一间会议室里，政治局正在召开会议。

由于这是一次汇报会，座位的排列与往常有所不同。

会议桌主要的一侧，中间端坐着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高岗、陈云、邓小平、彭真、董必武、林伯渠等分列两边。毛泽东的对面，坐着薄一波和财政部、商业部的领导人。

政治局平时开会之前，气氛是很活跃的。由于政治局委员们平时不在一起办公，只有开会才能互相凑在一起，因而见了面总是显得很亲切。往往有的谈笑风生，有的在小声商量事情，还有的在近处走来走去，利用会前有限的时间活动活动筋骨，因为会议一旦开起来，差不多一坐就是半天。

可是今天，会议室里却十分沉静。大家都默不作声，忙着翻阅桌上的文件、材料。就连平时会前习惯于在周围走动的高岗，此时也端端正正地坐在座位上，用心思考着什么。

毛泽东没有翻阅眼前的文件。他目光炯炯，神色严峻，只是一个劲儿地抽烟。

会场的气氛，显得有点异样。

周恩来的表情也不轻松。他时而翻阅手头的文件，时而在笔记本上记着什么，时而看看毛泽东。他看到毛泽东手中的香烟只剩下烟蒂了，便对毛泽东说：“主席，开始吧。”

毛泽东点点头，然后将烟头按在烟灰缸里，很利索地轻轻一旋，烟头就掐灭了。

周恩来主持会议，他环顾四周，说：“现在开会。今天，由财政部把新税制的问题，向政治局做一个较为详细的汇报。主要汇报这么几个问题：修正税制的目的，新老税制有什么不同，新税制贯彻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毛主席批评后采取的补救措施和解决办法。主席，你看呢？”

毛泽东点点头。

周恩来又转向薄一波说：“一波，这样行不行？”

薄一波连连点头说：“好，好。先请吴波同志汇报，我最后再做点补充。”

吴波是财政部副部长。他戴上眼镜，先掏出手绢，轻轻擦了擦额头沁出的汗珠，然后从公文包里拿出好几份材料，照事先准备好的稿子汇报起来。看得出，他有些紧张。他真怕汇报不好，过不了毛泽东、政治局这一关，招致更为严厉的批评。

在这之前不久，毛泽东已经严厉地批评过财政部了。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1952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上赫然登出了《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发表了题为《努力推行修正了的税制》的社论和《全国工商联筹委会拥护修正税制》的报道。

这是一条特大新闻。

修正了的税制公布后，谁也没有想到，竟然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掀起了轩然大波。

1月9日，山东分局第二书记、山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向明等三人联名给中央写信，说他们不懂，为什么新税制执行后引起了物价波动、抢购商品、私商观望、思想混乱等。

1月11日，北京市委也写信给中央，反映北京的商店里出现了抢购风潮，物价持续上涨，街上群众议论纷纷，政府门口上访人员大量聚集。

随后，各大区各省市财政委员会也纷纷写信、打电话给中央财政委员会，反映在执行新税制过程中遇到了困难和麻烦。

事情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

毛泽东过问了。  1月15日，毛泽东给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写了这样一封信：

新税制事，中央既未讨论，对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亦未下达通知，匆卒发表，毫无准备。此事似已在全国引起波动，不但上海、北京两处而已，究应如何处理，请你们研究告我。

此事我看报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无怪向明等人不大懂。究竟新税制与旧税制比较利害各如何？何以因税制而引起物价如此波动？请令主管机关条举告我。

周恩来接信后，立即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反复看了数遍，连夜给毛泽东写信，谈了处理办法。勤勉谨慎的周恩来，写完信后没有马上送走，而是把薄一波找了来。

“一波，你看，新税制主席批评了。”周恩来把毛泽东的信交给薄一波看。

薄一波接信看罢，脸色骤然变了。他看到信中毛泽东词锋甚严，这是他没有想到的。他沉默了半天，才说了这么一句：“看来，问题严重了。”

“这事主要怨我，事先考虑不周。”周恩来接过信，诚恳地说。

周恩来做自我批评，也是有原因的。财政部提出修正税制的具体方案后，向他做了汇报，他在1952年12月26日主持召开政务院第164次政务会议，批准了这个方案。接着，他还向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及工商界知名人士征求了意见。

薄一波见周恩来表情很难过，就说：“不，总理。这事是财政部办的，我这个当部长的，理所当然地应该负主要责任。”

周恩来向薄一波投去感激的目光，摆摆手说：“先不谈责任了。还是把补救措施和解决办法议一议吧。你看我给主席的信中谈得行不行，问题说清楚了没有，解决的办法得力不得力。”

随后，两人在一起字斟句酌地研究起来。他们商讨的结果，决定马上由财政部和税务总局派出若干个小组分赴各大中城市检查，每天与各主要城市通话联系，随时解决出现的问题。先在现有基础上做做工作看，若问题还不能解决，就果断地停止执行新税制。财政部注意整理个材料，待适当的时候，向毛泽东、政治局全面汇报一次。

这样，就有了这次汇报会。

吴波在汇报中，主要讲了下面一些内容：

建国后，我们按照“暂时沿用旧税法”，部分废除，逐步整理的方针，建立起了自己的税制，这就是1950年初，政务院通过并颁布的《全国税收实施要则》。税法从当时国营和合作社经济还很薄弱的实际出发，做了一些特殊规定，比如：国营工商业总分支机构内部调拨货物不纳税；委托私营企业加工只就工缴收益按工业税率纳税，私商为国营企业代购代销产品，按实际所得的手续费征税；新成立的供销合作社免纳1年所得税，营业税按2%的税率征收，并打8折优待；新成立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免纳营业税和所得税3年，等等。

可是，进入1952年下半年，税收出现了许多新情况。由于经营方式、流通环节的变化，商品中间流转环节减少，使得营业税中的批发营业税减少或很难收上来，国家税收有下降趋势。一方面原定的税收难以收上来，另一方面为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税收还要不断增加，再加上“三反”、“五反”刚刚结束，资本家叫苦，种种原因，决定了税制必须修正。

税制修正的原则是两条，一是保税，二是简化税制。

从保税而不是增税出发，进行了三点修正：第一，工业总分支机构从生产、批发到零售，要交纳三道营业税；商业总分支机构从批发到零售，要交两道营业税，改变过去“相互拨货”“不视为营业行为，不课征营业税”的做法；第二，为了堵塞漏洞，规定工厂直接卖货给零售商时，须将工商两道批发营业税移到工厂直接缴纳；第三，取消对合作社征收营业税打8折的优待，取消合作社成立第一年免纳所得税的规定。

从简化税制，变“多种税，多次征”为“多种税，一次征”出发，主要做了两点修正：第一，试行商品流通税。将卷烟、烟叶、酒等国营工业能够大量生产，国营和合作社商业在批发环节上能够控制的22种商品的货物税、批发营业税、零售营业税及附加、印花税等，合并为单一的商品流通税，在批发和收购环节一次征收。一种商品只要缴纳了商品流涌税，就可行销全国，不再缴纳其他税和附加，大大简化了纳税手续。第二，货物税、营业税、所得税等也将一些项目合并简化。对批发环节征税问题，原来设想过公私区别对待，即国营不征，私商照征。可是，在征求意见时，商业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不同意，因为“三反”“五反”后，私营企业在生产经营上有困难，应适当扶持一下，如果在税收上区别对待，势必挤了他们。资本家躺倒了，对发展经济不利。我们考虑这个意见有道理，就采纳了。

新税制公布后，引起了波动。现在看，新税制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和缺点。比如，操之过急，工作不细，宣传不够，听取各方面意见不够。有些具体条文修改得不适当。有些提法，像“公私一律平等纳税”，也不妥当。加重了国营企业的税收负担，个别商品确实因为实行新税制而提了价。某些私商和资本家占了些便宜。对人民群众思想上、心理上也有一定不良影响。

新税制的教训，主要有两条：第一，急于出台，太过于匆忙，使许多工作没有跟上，结果陷于被动。第二，一些同志被胜利冲昏头脑，认为从日本投降到解放战争胜利，胜利来得很快，因此不顾经济工作的复杂情况，单凭热情办事，从主观出发，不懂得一个环节变了其他的环节也要变，违反了经济工作的客观规律，这就要受到惩罚。

吴波汇报完后，薄一波发言做了自我批评，非常爽快地承担了责任。

随后，周恩来也做了自我批评。

毛泽东讲话了。毛泽东一改平时政治局开会时讲话谈笑风生的风格，神色冷峻，口气十分严厉。他说：

“财政部的汇报，问题讲清了没有？实质抓到了没有？不知在座的同志怎么看，反正我看没有。新税制，新不新啊？新嘛。过去没有的提法，现在有了，还不新吗？新税制，新在哪里啊？新在‘公私一律平等纳税’。共产党历来是提倡社会主义之公，反对资本主义之私的。这下倒好，公私一律平等了，这还不新鲜吗？我们应当承认，这是个创造，是个新鲜的提法。可是，很遗憾，这个口号违背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是错误的，是完全错误的！”

说到这里，毛泽东的声音因激动而提高了。他端起茶杯呷了一口，放低了声音，接下去说：

“税务，事关国家的财政来源，事关国家的经济命脉，岂可等闲视之。修正税制，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么大的事，事先没有报告中央，没有找中央商量。可是报告了资本家，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

说着说着，毛泽东激动起来，“叭叭”地用手指敲起了桌子。他用他那炯炯的目光环顾四周，这是他听取大家反应的特殊形式。他发现，大家都在凝神静听。他特别注意到，周恩来和薄一波在埋头做记录。

毛泽东放开声音讲下去：

“新税制我们说不好，人民群众说不好，国营企业说不好，有没有说好的呢？有啊。谁呀？资本家。这个新税制得到资本家的叫好，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实行新税制不是什么具体工作方法问题，也不是什么考虑不周的问题，而是个原则问题，政治问题，大是大非问题。新税制不是一般的错误，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在这个错误的背后，有个分散主义、自由主义的东西在作怪。事先不请示，不报告，草率行事，擅自作主，这不是分散主义是什么，不是自由主义是什么，不是组织纪律观念薄弱是什么？”

高岗一直在注意倾听，并偶尔拿起笔来在本子上记下什么。他还不时地悄悄观察周恩来的表情。他心里琢磨开来，毛泽东如此严厉批评周恩来，这意味着什么呢……

毛泽东的批评震动了与会的政治局委员们。他们都听出了，毛泽东批评的重点，还不在新税制本身，而在于事先没有报告中央。也就是说，在毛泽东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出台如此大的政策，是他所不能容忍的。实行新税制，全国上下议论纷纷，而他作为党和政府的主席却蒙在鼓里，这不能不使他格外恼火。

毛泽东讲到最后，提出要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分散主义。他面冲着周恩来，明确指示，中央要加强集中统一领导，政治局和政务院的工作分工要重新调整。

高岗听了，心头猛地一动。P75-80

本书2000年1月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我陆续收到一些读者来信，一些老同志还主动找我提供一些新情况、新材料、新看法，原山东分局代理书记向明同志的家属也来信提出向明同志已经平反。此后，犹如冰开雪化一般，有关高饶事件的研究多了起来，尤其是一些知情人打破多年的沉默，或接受访谈，或发表文章，或撰写回忆录，对高饶事件有所披露。这样，我手头掌握的材料和情况就较前大为丰富了，对问题的认识也在原有基础上深化了一步。这次，趁本书再版的机会，把原先未曾涉及或语焉不详或不够准确的地方，交代一下，也算是对读者、对历史负责。

一、书中原来谈到，抗日战争结束后陶铸和高岗受命同赴东北，在我党组织东北人民自治军(后改称东北民主联军)时，两人的职务、地位差不多，高岗和陈云搭班子，高岗任北满军区司令员，陈云任政委；陶铸和邓华搭班子，陶铸任辽西军区政委，邓华任司令员。这个“职务、地位差不多”的说法并不准确。高岗是七大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陶铸连候补中央委员都不是，高岗到东北后就任东北局常委、副书记，陶铸在东北局没有职务。尽管看起来一个辽西军区政委，一个北满军区司令员，似乎差不多，但高岗任司令员的北满军区是大军区，陶铸任政委的辽西军区却是大军区(西满军区)下属的二级军区。当时东北设四大军区：北满军区、西满军区(司令员吕正操、政委李富春、黄克诚)、南满军区(司令员程世才、政委肖华)、东满军区(司令员周保中、政委林枫)，每个大军区都设几个二级军区。

二、1954年2月17日高岗的第一次自杀，不是他从警卫员腰间硬夺手枪，而是他向警卫员要枪。高岗扣动手枪扳机那一瞬间，是秘书赵家梁本能地侧转身子伸出右手向上搪了一下他的右肘，才使子弹向斜上方飞去。(张明远《我的回忆》第386～387页)(2003年第10期《新华文摘》)

三、书中提到了东北局所谓的高岗的“五虎上将”，也提到了华东局山东分局的向明。当时写作时由于材料所限，没有对这几位同志后来的结局有所交代。现在，应当弥补这一缺憾。

1979年，中央对几位受高岗问题牵连的同志重新安排了工作。张秀山担任了新组建的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张明远担任了新组建的国家机械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赵德尊担任了黑龙江省委书记，马洪担任了国务院副秘书长，郭峰担任了辽宁省委书记(后又任命为中组部部长，因病手术住院，长时间耽搁，未能到任)。(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一一从西北到东北》第321～322、329、342、376)(张明远《我的回忆》第394页)

华东地区也有一些干部受饶漱石问题牵连，其中最厉害的是先后任山东分局副书记、第二书记、代理书记的向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全党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向明的问题终于得到了彻底澄清。中共中央撤销了对向明所做的“参加高饶反党联盟”的结论和给予他的处分。1981年4月2日，为向明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邓小平、李先念、陈云、胡耀邦等中央领导同志送了花圈。悼词中称向明同志是我党的一位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忠诚战士，是我党的优秀党员，对向明一生的革命活动做出了全面、公正的评价。因“向明事件”受株连的其他同志也都被平反，恢复了名誉。(《炎黄春秋》2005年第6期)

张聿温

2007年3月26日

于北京什仿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