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琦著的《远古生命的守望者》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历史文献法和访谈调查法。通过查阅中科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档案馆、图书馆、重庆大学档案馆等地相关资料，和李星学遗留的日记、手稿、信件等，对他在新中国成立前后60多年里有关古植物学和陆相地层学的研究，以及涉及的学术成长中的关节点等历史文献资料逐一进行了梳理，运用分析、归纳、总结等方法，试图勾勒出李星学学术成长的道路，呈现其学术生涯中形成的研究特色和思想，从而还原中国古植物学发展的历史过程。其次，在我们的音频、视频外围访谈中，采访对象包括与李先生学术成长经历有关的国内外同行、学生、助手、家人等，力求涵盖影响其学术成长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对他的助手、学生(年龄大都在75岁以上)进行了采访，取得了李星学“文革”之前研究工作的第一手资料，为我们全面了解他的学术成长过程提供了史实依据。

何琦著的《远古生命的守望者》按照李星学学术成长经历的时间顺序，以不同时期的中国社会环境下古生物学科的发展历史为参照，共分为7个章节和结语部分。第一章主要介绍了李星学的家庭背景和他在长沙雅礼中学的求学经历，并对这一时期的关键人物陈仁烈、晏阳初，关键事件“民训”进行了重点描述。第二章讲述了李星学如何在二舅朱森的影响下走上地质古生物学的研究道路。1938—1942年是抗日战争的重要阶段，对青年李星学影响至深，因此这一段历史背景是本章的关键。第三章是关于李星学在原中央地质调查所的经历。导师斯行健、妻子刘艺珍等是对他一生的科研生涯都有重要影响的人物。第四章讲述了李星学新中国成立后到“文革”前，在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的经历。这是他学术生涯的一个巅峰时期，以他的几部代表性论著为主体，对他的学术成长进行了阶段性梳理。第五章对李星学在“文革”期间的工作进行了小结。第六章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李星学的研究工作介绍。李星学在这一时期的工作全面展开，除了本职的科研任务，他还放眼国际合作，培养人才，提高实验技术手段、加强薄弱领域的投入等，他的科研道路逐步走向理性和成熟。第七章对李星学退休以后的工作进行了陈述，试图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他的科研人生历程。最后在结语部分，以“学贵有恒，业精于勤”、“爱国赤子心和民族责任感”、“个人志趣和国家需求”等几个小标题为支撑，分析、提炼、总结了李星学学术成长的重要特点和关键影响因素。

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简介

总序一

总序二

总序三

序

导言

第一章 饱经战乱的中小学时代(1927一1938)

 湘江边上的中医世家

 长沙雅礼中学

 物理教师陈仁烈

 科学与爱国主义教育

 参加“民训”

第二章 结缘地质古生物学(1938一1942)

 二舅朱森

 朱森的推荐

 就读重庆大学地质系

 校外的社会经历

第三章 在原中央地质调查所的经历(1942—1949)

 关于原中央地质调查所

 研究室的同事们

 野外见闻和遇险经历

 迁返南京

 中国地质学会会员

 斯行健的研究足迹及对李星学的影响

 师从斯行健

 成家

第四章 “成功的人没有不勤奋的”(1949一1966)

 调入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石拐子煤田的经历

第一篇古植物学论文的诞生

 长期地质实践工作的理论成果

 关于《华北月门沟群植物化石》一书

 关于《中国晚古生代陆相地层》一书

 关于《中国中生代植物》一书

 招收研究生

 科研为生产服务

 形成科学辩证的研究方法

第五章 “文革”时期的科研工作(1966一1976)

 科研业务被迫中断

 与杨钟健的通信

 “文革”期间的研究成果

第六章 新时期中国古植物学界的领路人(1976一1997)

 对泥盆纪植物的研究

 对青藏高原古植物及地层、地理区划的研究

 关于《北祁连山东段纳缪尔期地层和生物群》一书

 对白垩纪植物的研究

 “华夏植物群”的研究开端

 提出“华夏植物群”的植物组合序列

 对“华夏植物群”的国际合作研究

 对“华夏植物群”的持续深入研究

 对中国古植物学研究状况的总结和评价

 桃李满天下

 负责学术刊物和学术机构的工作

 当选学部委员

第七章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1997—2009)

 从事科普工作

 参与中外学术交流

 促进国际合作——对南山植物群的研究

 学术的，更是文化的

 关于南京直立人的研究

 赠誉予李星学命名的植物化石

 结语

 学贵有恒，业精于勤

 爱国赤子心和民族责任感

 个人志趣与国家需求

 淡泊的生活和无私的爱心

 业余爱好与终身学习

 丰硕的科研成果与辉煌的事业历程

附录一 李星学年表

附录二 李星学主要论著目录

附录三 关于专业术语的说明

参考文献

后记

科学与爱国义教育

雅礼中学非常重视科学与爱国主义教育。在进入校门的右侧，有一栋三层楼的科学馆，是高年级数理化的主要教室和实验室。在上二楼扶梯左侧的墙上，挂着许多外国著名科学家的巨幅头像，如哥白尼、牛顿、爱迪生、达尔文等等。除了科学馆本身的涵义外，显然是让学生们经常面对这些大科学家，以激发大家的科学兴趣，并以这些大师为楷模，少年时代就勤学苦练，立大志，以备将来为国家，为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老师讲课中，凡涉及有关科学家创造发明的内容时，常常着重介绍他们的生平事迹和重大贡献。

大约在1936年1月上旬的某天上午，学生们忽然发现在这些外国大科学家头像之中，出现了一位面容清瘦，戴副金边眼镜，留着八字胡，神采奕奕的中国人的头像，正在大家惊讶之际，陈仁烈先生来了。他简单地介绍了这位中国人的生平事迹和他在地质学上的重要贡献，特别是对矿物宝藏探测的贡献，蜚声国际。头像人物叫丁文江，中国地质学事业最早创建者之一，是位地地道道的中国大科学家，不幸最近于湘雅医院去世，特将他的头像挂出。他是很值得敬重的、我们自己的大科学家。

后来李星学了解到，丁文江1936年初在湖南调查煤矿时，因煤气中毒致病而死，去世时年仅49岁。在满目疮痍的旧中国，几乎没有任何一门自然科学可以与外国人抗衡，而地质学则由于一批杰出的先行者的奋斗，已露出一丝曙光。李星学开始憧憬着、思索着自己的未来。70年后，李星学对当时的情景仍然记忆犹新。他说：“这事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不只使我第一次接触到‘地质学’这一名词，更重要的是无形中给了我们以深刻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在挂丁文江头像之前，那墙上根本没有中国人的位置。陈老师这一举动，在洋气十足的学校里，更显得难能可贵和意义重大。陈老师不失时机地给我们上的这堂生动的尊重科学和热爱祖国的教育课，对我以后从事地质古生物学事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①。”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雅礼中学还经常邀请名流学者来校讲演。学校规定，学生必须全体住校，每两个星期才得外出半天或回家住宿一晚。可以想象，这种封闭式的教学生活，学生对社会、时事及校外环境必然比较陌生，甚至茫然脱节。为了补救其缺陷或不足，校方经常请些路过长沙的社会名流、专家学者为全校师生作专题讲座，以增长他们的见识、开阔眼界、拓宽思路。其中让李星学印象最深的，是晏阳初博士作的关于“平民教育”的讲演。诸如此类的名人名家专题讲座给青少年时期的李星学很大的启发，他的知识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增长，同时也开始认识社会，对国家、对人生开始着进一步的思考和实践。

除此之外，雅礼中学还非常重视体育，但又不许发生偏重而影响其他学业成绩，它要求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为此采取了不同于一般学校的两种有力措施：①若体育课不及格，它同英语、数、理、化等课一样，有留级危险。②凡留级生，无论他球打得多好，都要失去校队代表的资格。即使最重要的比赛，哪怕输球，也不许他上场。而且，在体育上重视精神文明或sports—manship（运动员精神）也是雅礼的优良传统。雅礼足球队是特别有名的，几乎年年拿湖南省足球比赛的冠军。为了保持这一荣誉，球场拼搏非常激烈。但是，雅礼精神比赢球更重要，每到校外进行重大比赛时，校长往往亲自挂帅，现场督战。赛球中绝对禁止队员动作粗野，遇对方横蛮挑衅，而裁判不可理喻时，校长会立即鸣金收兵，宁可输球而决不丢失雅礼精神。李星学在《雅礼中学80周年校庆文集》中回忆，他作为校足球队队员和英国水球队比赛，因为对方人高体壮，李星学趁对方起跳的一刹那，以背对裁判方向的一只手撑在对方肩上去顶，被洋裁判视为犯规。那时并没有“红牌”制度，但雅礼中学带队的何家声老师还是立刻将他换了下来，并进行了批评！这件事给李星留下了深刻印象。

李星学读初中时，年龄偏大，同班同学大都比他小两三岁，学习成绩却比他好，“心里很着急，主要是语文基础不如人”①。在雅礼高中的3年里，李星学读书非常刻苦，除了课堂的正规学习和老师布置的作业外，也十分关注学校举办的各种活动，诸如名人演讲、学术交流，还利用寒暑假阅读了大量的中外文小说和古文，特别注意它们的章法结构和对问题的剖析与论证，同时坚持写日记。通过这些校内外的学习、训练，仅两年功夫，不但大大拓宽了李星学的知识视野，使他的语文表达能力有了很大提高，学习成绩也达到全班的中上水平。P18－20

自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创建60多年来，经过几代科研人员坚持不懈的努力，在国际地质古生物学领域取得了辉煌成就，先后有李四光、斯行健等13位科学家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他们为我国地质古生物学的发展壮大倾注了毕生的心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中不少人已陆续离开了我们，而相关学术成长资料大量散失正成为日益突出的问题。抢救老科学家们的学术成长资料，完整地保存和他们的学术成就相关的各种音视频、实物资料成为当务之急。可以说，这项工作关乎我国地质古生物学领域的历史、发展和演进方向。

欣闻李星学院士的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已经启动。李星学院士是国际知名地层古生物学家，他长期从事古植物学和非海相地层学方面的研究，特别是对华夏植物群组合序列的创立和东亚晚古生代煤田地层的划分，填补了晚古生代植物研究的新内容，突破了国际学术界关于这一研究领域的传统思路，极大地拓展了古植物学的研究空间，为我国的煤田勘探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后继者提供了一个更高的学术平台和更宽的研究视野。我们相信，通过李星学院士学术成长资料的采集，不仅为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提供了一份宝贵的学术思想发展研究史料，它也将成为推动我国古植物学进一步发展的精神力量。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王军研究员的课题小组负责“李星学院士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的全部工作。王军研究员是古生物所古植物学与孢粉学研究室室主任，同时他也是李星学院士指导的唯一一位博士后。他在百忙中抽出了大量的时间，拟定采访计划，多次和李星学的家属、学生、国内外同行进行沟通交流，实施外围访谈的音频、视频资料的采集，并亲自远赴重庆大学，对李星学院士早年的相关学术资料进行搜集、核实，力求使采集的各项工作全面落实。这是他对恩师的回报，更是身为研究室主任所肩负的重要责任。

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的采集，需要档案室、图书馆、相关研究单位等多个部门的配合协作。通过李星学院士学术成长资料的采集，我们积累了一定经验，为采集本所其他院士的相关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借此机会，向参与“李星学院士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的所有单位和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

2013年11月26日

初次接到这个课题，心里充满了自信和轻松，并不曾感觉到它的分量，也没有意识到前行的路上将要面临的困难，简单地以为凭着自己的写作功底和与李先生十几年的交往，就能够成功地还原老科学家六十多年的学术成长历程。但随着查阅的资料越来越厚，走访的部门越来越多，最初的自信和轻松逐渐被一种神圣和厚重替代。我意识到把李先生奉献于中国古植物学的传奇一生浓缩在十八万多字的研究报告里，不仅需要科技史学、档案研究、古生物学等理论的支持，还需要一份挑战困难的勇气和敢于担当的责任心。更重要的是，只有当这份研究报告转换成推动中国古植物学前进的精神力量时，它才是鲜活的，所以我肩负的是神圣的使命和厚重的责任。

抗日战争、北煤南运、“文革”运动、煤炭开发……看似一个个毫无关系的事件，却构成了李先生学术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成因背景；野外考察、发表论文、出国访问、参加会议、指导学生等等工作千头万绪，却是串起李先生学术成长过程的主要脉络。怎样遵循严密的逻辑关系，把这些纷繁复杂的事件按照时间顺序安排在不同的章节，还原李先生的学术成长历史？在撰写研究报告的过程中，我一直围绕着这一关键问题，写了改，改了再写，再三修改，反复求证，期望达到自己满意。更富有挑战的是，李先生的学术成长历史，不能仅限于材料的堆积，而应该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凝练出他个人的研究风格。在写作过程中，我努力摒弃自己非古生物专业出身的弱势心理，在仔细阅读文献的基础上，试图找出相关的研究思路、讨论过程、专家点评等等，进行分析总结。我想，这一点也应该是本书的灵魂所在。

沿着李先生的科研足迹一路走来，我个人收获了丰富的地质、古生物学知识，粗略地涉足了历史文献学、科技史学等学科，同时也被守望远古生命的那份执着和进取精神深深地感动着。

历时两年多的李星学院士学术成长采集工作已基本完成。感谢采集项目负责人张藜研究员的悉心指导，不吝赐教，不因我的愚钝和非专业而放弃。感谢专家组成员王春法、樊洪业、吕瑞花、张利洁等诸位老师提出的宝贵意见。感谢南古所周志炎院士耐心审阅后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感谢南古所资料信息中心张允白主任对本项目的鼓励和支持。感谢江苏省科协的各位领导，尤其是顾军主任的大力支持。感谢本课题小组成员的精诚合作，感谢南古所科技处、图书馆、档案室提供的帮助，感谢重庆大学档案馆的协助，感谢采集路上给过我们支持帮助的所有的人！

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他（李星学）以过人的坚毅、热情、勤奋、智慧和学识为中国古植物学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为中国古植物学的不断发展，做出了卓越的成就和不可磨灭的贡献。

——周志炎院士（中科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如果你不研究李星学的著作，你也就无法研究石炭－二叠纪。

——Volker Mosbrugger（德国古植物学家）

和平和自由才是引导科学和社会走向正确方向的主要源泉。是李教授（李星学）首先在日本打开了展示中国真正的门窗。我衷心地希望通过这个窗口，继续吹来中国在各个领域更多的、和煦的风。

——西田治文（日本古植物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