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3月宋教仁在上海遇刺，这是民初政治的一个转折点，从此往后十几年间，开始了军阀粉墨登场的时代。2013年3月光明日报出版社隆重推出纪念宋教仁遇刺一百周年图书《民国的开端(宋教仁评传)》，由张晓波所著。以此来重温民国初年那段大变革的岁月，重新解读民国政坛核心人物宋教仁，再次审视军阀混战改变中国，深刻剖析民国政治走向和共和之梦的破碎。宋教仁是民国宪法的制定者，但民国初年的共和之梦随他的遇刺而远去，在袁世凯之后，原本在表面上还算是被捆缚在一起的大大小小诸多军阀，一跃成为中国政坛的主角，互相攻伐以争权势，国家四分五裂，政治保守无为，外交仰人鼻息。中国近代政治，走入最为混乱黑暗的一节。北洋军阀时代的终结，要等到14年后国民党与共产党联合北伐。但军阀，并未随之而去。整个民国，北洋军阀时代培植并成长起来的军阀与及新崛起的军阀，犹如青天白日之下的幽魂，始终没有散去。

《民国的开端(宋教仁评传)》简介：宋教仁是“民初四杰”之一，是辛亥革命后民国初年政坛核心人物之一。1913年3月在上海火车站，宋教仁即将北上就任总理之际，他被刺杀，这是民国第一血案，轰动了整个社会。1913年开春，新生的中华民国百废待举。新一届国会大选业已结束，国民党大获全胜。此时，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问鼎总理，势不可挡。恰在宋教仁北上之际，却不幸遇刺于上海沪宁车站。政党领袖身体的消亡，注定演化成政治事件乃至于军事斗争。这看起来像是1913年事变逻辑链条中的第一个环节。多米诺骨牌开始倒塌，民国呈现出一片溃败之势。但问题在于，“刺宋案”至今仍是一个历史疑问。到底是谁主使刺杀宋教仁，无论是当日还是今天，仍是一个不断被争议的话题。而诡异的局面，却在1913年并不清晰的“事实”上出现了。刑事案件演化为政治攻伐，进而上升为军事斗争，从而改变历史航道。刺宋案案情本身，已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各种政治力量，究竟是因何种动因汇聚到了宋案之上，并且由此导致了大分裂乃至于大败局。

张晓波所著的《民国的开端(宋教仁评传)》以准确详实的史料记载了宋教仁的一生，打破了以往传记类图书的体例，在记述宋教仁跌宕起伏的一生的同时，着重分析了民国初期的国家形势，各种势力的争斗，探讨了民国政局背后的深层次的历史原因。

自序

引子

第一章 帮会、政客与民初政治百态

 ——再探1913年宋教仁遇刺案真相

 沪宁车站

 谁是刺客？谁是主谋？

 “秘电”

 “毁宋酬勋位”

 政客与政治

 “证据一、二”不成立

 关于“证据三”

 若隐若现袁世凯

 宋案中人的结局

第二章 宋教仁早年：1882—1904

 晚清湖南之崛起

 宋教仁之家世

 漳江书院之求学

 初历革命风潮

 种族革命思想

第三章 同盟会合与分

 宋教仁在日本

 对日本的观感

 成立同盟会

 同盟会之纷争

 东北之行与间岛问题

第四章 革命内部争夺领导权

 缺乏领袖的革命

 黎元洪的意外与不意外

 中部同盟会的决策与失策

 湖北革命与长江革命

 武昌，或者南京

 宁沪“大元帅”之争

 内阁制与总统制

 辛亥期间的宪法文本

第五章 惰性军政集团开始形成

 ——北洋军阀的1911—1913

 历史的疑问

 失去士绅的满洲亲贵

 政权让渡

 拿共和来交换

 惰性军政集团的生成

 惰性军政集团的束缚

第六章 民初的政治，难产的平衡

 民初的议会与政党政治

 民初的政党格局

 民初三大党派

 难产的平衡：唐绍仪、陆征祥两届短命内阁

尾声：未完成的政治

附言 宋教仁的家庭

参考书目与文献

若隐若现袁世凯

与国民党人一样，袁世凯在宋案发生之后，对于缉拿凶犯，相当之积极。

3月21日，宋案发生之后的第二天，袁世凯就密电程德全，“但望宋君转危为安，即为万幸。目前总以购线缉凶、限期破案为第一要义。克强同行受惊，嗣后出入应由执事派宪兵多名妥为保护，以昭慎重。”

宋案发生第三天(3月22日)，宋教仁去世，袁世凯发布《穷究刺宋主名令》，内称“立悬重赏，勒限缉凶”。袁对于宋教仁一生活动，给予了极高评价：

前农林总长宋教仁，奔走国事，缔造共和，厥功至伟。适统一政府成立，赞襄国务，尤能通知大体。擘画劳苦，方期大展宏猷，何遽闻惨变？民国新建，人才难得，该凶犯胆敢于众目睽睽之地狙击勋良，该管巡警并未当场缉拿致被逃逸，阅电殊堪发指。凡我国民，同深怆恻。

袁世凯缉凶的热心，其实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袁身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对于国内最大政党领袖遇刺，此为官方应有之表态。

而事实上，北京方面对于追捕洪述祖，其效力显然远不及上海方面的抓捕工作。宋案发生时，洪述祖在北京，收到了应夔丞3月20、21日两封报告刺宋成功的电报，洪述祖即启程赴天津。在天津，洪述祖给应夔丞复信，表示已经收到应夔丞暗杀成功的密电。洪述祖本计划4月7日到上海，办理扫墓等事宜，不料发信同日即收到应夔丞被捕消息，遂要求天津局追回原信。至3月28日，北京警方始介入调查，往天津追捕洪述祖，洪已至青岛。此时青岛为德国租界，德国并未承认民国。北京警方与德国人数次交涉，皆未能引渡洪述祖。

袁世凯有没有应许洪述祖、应夔丞谋杀宋教仁，属袁洪二人独对，外人难以知晓。即便捕到洪述祖，只要袁世凯不承认此事，要判定其为主凶，也无此可能。此后，洪述祖始终没有承认其参与谋杀宋教仁，更遑论承认有更高层人物介入到宋案之中。

单纯从案件发生之后公布的材料本身来说，宋案实际上止于洪述祖。根据王治馨话中透露出的消息，也只能认为洪述祖是揣摩袁世凯心理，从而采取了刺宋这种胆大妄为的行为，以从中牟利。

但袁世凯在此案中并非全无责任，袁为总统，放任洪述祖刺探有关“宋教仁诈骗丑闻”以打击政敌。洪述祖与应夔丞的密电中，数度谈到获取“宋骗案”的价码，这部分钱，肯定不是出自洪述祖本人，而是由袁政府来出。由此，可以推论，袁曾允诺给予洪述祖钱财支持。或许，正是袁世凯对“宋骗案”极为关心，使得洪述祖一步步将行动升级，直至提升为刺杀。

在上述对于刺杀宋教仁一案的分析中，本案实际上是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两个层级。第一个层面，即是宋教仁诈骗案，这是应夔丞与洪述祖合谋套取钱财与奖赏，但又子虚乌有，所以两人关于第一个层面活动，很快就进行不下去了。由此，洪述祖与应夔丞的行动升级到第二个层面，直接刺杀宋教仁，前提还是要钱邀功。要钱邀功，贯穿刺宋案全过程，在应夔丞与洪述祖的密电里，说的相当之明确。

从上述密电往还情况的分析中，对于刺宋案第一个层面的情况，袁世凯与赵秉钧显然是知情的，赵秉钧默许或者规避，袁世凯则大感兴趣。袁感兴趣，是推动宋案进一步发展的最大动因。而恰好洪述祖并不是一个循规蹈矩、慎始慎终的职业官僚。洪为人，贪鄙好货，做事风格行险侥幸，不按常理出牌。这在洪本人的官场生涯中，已经被反复验证。

袁世凯之相信应夔丞掌握证据，要搞臭政敌，还有一个更大的背景，是民初的政局。民国政治，在1912年至1913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北洋系与国民党在辛亥年之后的政治合作(或者妥协)为什么在仅仅一年之后就维系不下去了？

辛亥革命开创的政治空间，是在共和的前提下，妥协各派力量。辛亥革命之后，南方政府制定《临时约法》，确立议会制为政体，通过议会一政党制展开政治竞争。内阁制，是南京临时政府北迁之前修改《临时约法》时确立的，推出内阁制的根本用意，在很大的程度上，是要遏制北洋系——尤其是袁世凯本人。约法出台的前提，是基于南方政府对于北方政府的不信任，必须以法律框架来规范之、束缚之，使其不得伸展手脚。

1912年，民国草草登场亮相，似乎换了一番新天地，并且从法制的角度，确立了新政治的展开。但1912年的政治实践，却是暗流涌动。唐绍仪内阁在三个月内即告倒台，陆徵祥内阁组建失败，随后，出现了政治的真空期，国家没有政府几达两个月。终于在各方的妥协之中，赵秉钧内阁在民国元年九月出台。赵内阁，算是国民党、立宪派与北洋力量又一次妥协的结果，由此赵氏内阁至宋案爆发的半年时间内，也维持了基本的稳定。但这种稳定，同样也是短暂的。随着1912年年底国会大选的展开，赵内阁随之也进入了风云飘摇的阶段。

1912年10月，宋教仁南下进行选举宣传。至1913年年初，国民党在议会选举中大大胜出，在议会中占有了绝对多数的名额。议会多数政党组织内阁，这一微妙的政治态势，对于北洋系是相当不利的。按照《临时约法》，袁世凯将为清一色的国民党内阁所左右，成了一个象征性的国家元首。

1913年2月1日，宋教仁在鄂支部的欢迎会中，演讲说，“现在接得各地的报告，我们的选举运动是极其顺利的。袁世凯看此情形，一定忌克得很，一定要钩心斗角，设法来破坏我们，陷害我们。我们要警惕，但是我们也不必惧怯。他不久的将来，容或有撕毁约法背叛民国的时候。我认为那个时候，正是他自掘坟墓，自取灭亡的时候。到了那个地步，我们再起来革命不迟。”

P53-55

宋教仁：观测清末民初政治变动的杠杆

我和近代史发生最直接的写作关系，是在2010年参与新京报辛亥百人项目的写作与编辑。

从2011年初至10月，辛亥系列，我参与写作了16篇，19人(其中有3篇涵盖两人)。之前，我对宋教仁只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远不如对北洋军阀熟悉。这当然是有原因的。辛亥年问的革命家，除章太炎之外，大抵我都认为很“无趣”。无趣的原因，其一，革命者往往陷于“理论”攻伐，纸上往来。没兵没将，纸上打仗，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其二，辛亥前十余次规模不等的革命，大抵行事不密、预备不周，旋起旋灭，没有形成可观的影响力。历史叙述，往往赋予后来的成功者更多光环，这当然无可厚非，但总的来说，辛亥年革命的成功，与之前同盟会运动革命究竟有什么样的深刻内因，仍是值得深入分析的；其三，从个人角度来说，革命者的事迹(除领袖人物之外)，往往较为缺乏。

之前看革命者传记，托洛茨基的传记(《先知三部曲》)引人入胜，伊萨克·多伊彻文笔才情实在很好，这本书翻译的也好，更主要的还是因为托洛茨基很“有趣”，惊天动地、轰轰烈烈之事不胜枚举。但大多数情况下，我不太乐意看近代革命家的文章与传记。大概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这些著作行文枯燥琐碎，结论过于鲜明强硬，当然，也就谈不上“有趣”。

关于宋教仁，一个很直观的印象，我认为宋教仁是较为无趣的。尽管宋氏在民国开国史中位置相当重要，不过，除了宋氏遇刺，都不算是跌宕起伏，命运似过山车的人物。这一点印象，直到我写完这本书，仍没有多大改变。这是我一开始就应该说明的，原因不外乎几点。

其一，宋教仁是较为重“理论”的。这不是说宋教仁的行动能力不强，而是说他应该是辛亥年间革命者队伍中对于国家理论讨论得最多的成员之一。也正是这个原因，宋在革命前后反而有一个位置的突变。革命之前，他在同盟会领导层中的位置，相对靠后，而革命之后，宋教仁作为新型政治人才，凸显了出来。这和同盟会成员的理论水平与组织能力，是有相当关系的。章太炎辛亥年品评诸位人物，认为宋氏堪有宰辅之才，诚如斯言。

其二，宋教仁在辛亥革命这个群体中，显得太年轻。宋教仁死之年，也不过三十岁出头。这个短暂的年龄段，是难出什么“故事”的。这不是说宋教仁无事可记，而是说他太年轻，资历与经验上显然有所不足。很多同盟会早期的重大事件，宋教仁都不是主角，他只是这个群像中的一员。怎么把他从革命队伍中抽离出来，又放回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其三，宋教仁是高度政治化，也相当严肃的。相比于有些革命者，宋教仁看起来在生活一端的事情，就少了许多。翻遍宋氏短暂的人生，大概在私生活一端，要找些有趣(或出格)的事情，是很难的。如在北京期间，所谓包养妓女之事，不过是攻击者的造谣罢了。

所以相对来说，用传记这个体例来描述民国初期的政治生态，军阀是比较容易操作的。因为军阀有独有的活动空间(地域)，有相当的独立性(军队)，且政治观点上需要讨论的比较少(保守性)。更为重要的是，军阀兴起，往往与操弄武力有莫大关系，武力，意味着战争或者破坏，这就有了足够的“故事”。“故事”体例，本不是我喜好，也非我所长。由此，我把这段历史的讲述，调整到以宋教仁为中心的革命史与政治史之中。

本书的中心人物为宋教仁。与之相关的部分人物，比如黄兴、孙中山、袁世凯、唐绍仪、赵秉钧等等，都有涉及。在处理这一复杂的人脉网络关系之时，我不得不做了很大的裁剪，这出于两方面的原因。首先，作者对这一时代人物理解及其复杂的关系，难有十分透彻的把握，尽可能做到以最准确的事实叙述这些复杂的关系；其次，过于琐碎的人物细节，会使阅读支离破碎，似无必要，取其大者可也。

在我看来，宋教仁在本书中，是一个杠杆，以他来撬动对整个时代的看法。到底是个人传记，还是时代群像，在最初几个章节的写作中，我始终摇摆于两者之间。最后我决定放弃受拘泥的“形式”。对于从事历史写作的作者来说，他首先的任务，是将事情本身讲清楚。而事情，是由各种各样的人事关系、社会关系组织在一起的，同时也是受制于这些关系的，单一的人，并不能组织起这些事件，也更不可能为这些事件承担结果。由此，本书中的一部分章节，看起来反倒是一种宏观的叙述。比如，我在叙述宋教仁在辛亥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时，认为他始终是革命中穿针引线的人物，他经历了诸多革命中最重要的政治斗争，却始终不是这些政治斗争的主导者；他有他个人的政见与策略，却难以将这些构想付诸实施，唯一一次胜利，是《临时约法》的制定，这部约法是符合他关于责任内阁制构想的。他在1912年临时政府组织前后，一再强调责任内阁，甚至与孙中山发生冲突。但这部强调责任内阁的《临时约法》的制定者，仍不是他，而是临时参议院。制定约法的目的，也是临时性地“因人作法”，为了遏制袁世凯。宋教仁活动最频繁、也最能体现他政治构想的时期，是1912年下半年至1913年初，但不幸的是，当他即将北上规划大政之际，他在上海沪宁车站遇刺了。宋教仁在辛亥年前后的位置，是相当重要的，但尴尬之处在于，他似乎始终不能把握住政治运动的节拍，这不是他一人的尴尬，而是整个同盟会在辛亥年前后的困境。

值得说明的是，在宋教仁研究领域，已有不少前人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本书引用、参考了他们的成果，在此表示感谢。吴相湘的《宋教仁传》，资料翔实，用宏取精，予人启发。迟云飞关于宋教仁的一系列研究，对于本书部分章节的写作，有巨大的启发意义。他在缜密考证之上，对宋教仁生平几个重大问题与事件，做出了相当精辟的论述。尽管我在个别论点上对迟云飞先生持有异议，但我相信，迟云飞先生的研究工作及其成绩，至今仍是关于宋教仁研究最重要的部分。

本书的第一章，回顾了宋教仁遇刺案。这一案件，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一章中，我将重心放入到南北各种人物关系与密电的分析之上，试图重新解析宋案发生的缘由、刺客、主谋等等。我的基本看法是，刺宋一案，北洋政府有责，袁世凯或为默许，但未必是下达指示之人。

本书的第二章与第三章，涉及宋教仁早年及留日生平。主旨是讨论宋教仁革命思想的形成、人际关系、思想转变及投身革命的一些情况。

全书的中心，我认为当属辛亥革命期间，也就是1911年10月至1912年2月。在这个时间段内，形势变化万千，各种力量纷纷涌现。所以，我特别插入一个与本书似乎并不吻合的章节——《惰性军政集团开始形成》，其用意，是分析北洋军阀在民初的崛起及其政治面貌。在我看来，这是相当有必要的，它不仅是宋教仁生平斗争的背景，也是辛亥革命中的一个中心环节。正是这个军事集团突人到辛亥年的政治格局之中，才产生了之后一系列的重大政治事件，包括宋教仁之死与二次革命。

本书的最后部分，涉及短短一年的民初政党政治及其成败。这或许是本书最。为复杂的部分，它关涉到方方面面的政治人物与政治社团在民初的角逐。我认为，这一政治形式失败的根源，还是埋藏在辛亥革命之中。革命释放了一个强力军事集团，它随时可以撕破面具，以一种激烈的方式中断议会政党政治的实行。对于北洋集团来说，它不过是在选择一个时机。这似乎又回到了本书第一章的命题，也就是关于宋教仁遇刺的讨论。

毫无疑问，这并不是作者对于民初问题讨论的结束，而是一个开始。这些不成熟的讨论，期待日后更进一步的深入辨析，也需要通过另一种形式来加以阐明。

宋教仁“为宪法流血之第一人”。

——孙中山

“至于建制内阁，仆则首推宋君教仁，堪为宰辅”，“谓总理莫宜于宋教仁”。

——章太炎

“(同盟会)其抱有建设之计划者居少数。抱此计划而毅然以之自任者尤居少数，宋教仁先生其最著也。”

——蔡元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