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著名作家、小说家、传记作家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1914年写道：“我告诉年轻人，我1915年前未持护照就去印度和美国旅行，事实上从未见过护照，他们惊愕的表情仍然让我玩味。”
我的旅行指南也认为护照是累赘，“但当你希望在博物馆不向公众开放的日子里被准许进入时，在确定旅行者身份上护照往往派得上用场。”
在西欧，护照成为生活一部分的时间不到一个世纪。今天，我再次乘坐高速欧洲之星畅通无阻地飞越边界。(国家机关并非未注意到我的行踪；电子系统以许许多多不同的方式审查和跟踪着我，但那是另一码事。)只有在英伦大地上，他们仍然使用老办法处事。忠心耿耿、脚踏实地为女皇陛下效命的公民一丝不苟地检查着我的证件。
对英国来说，二十世纪始于一个葬礼；抵达英国的次日早上，我立刻钻进新大英图书馆的报纸档案室，那个巨大的红砖结构思想库。
我从《约克郡邮报》特别纪念版(价值2便士)上读到，维多利亚女王的葬礼于1901年2月1日举行。由口吹风笛的苏格兰人和爱尔兰卫队领路，送葬队伍缓缓驶过伦敦，成千上万人在旁观。《约克郡邮报》记者约翰·福斯特·弗雷泽(John Foster Fraser)不遗余力地再现低沉的鼓声：“隆隆一咔嚓咔嚓隆隆一咔嚓咔嚓。”他的报道余下部分主要描述尾随棺材的家人：新继位的国王爱德华，“他面色苍白，眼睛呆滞疲劳”；他的表弟威廉二世、德国恺撒，“胡子发蔫”；他的二表弟利奥波德二世、比利时国王；他的妹夫、希腊国王乔治一世；“金发碧眼的”侄子、普鲁士的海因里希；“英武阳刚”的海瑟大公“下巴结实”；全体汉诺威王朝及随从徐徐走过伦敦，恺撒威廉走在最前列。
这就是1901年的欧洲峰会。外交大体上依然是王室问题。短短数十年，永远穿着黑色缎制裙的坚决果断的维多利亚女王几乎就是真正的“欧洲祖母”，或者至少是欧洲统治者宗亲网的祖母。那些统治者全都发生过大大小小的争执。但是，与此同时，他们在难以胜数的家族婚礼、聚会、葬礼和拍照时间交换着制服：未来的国王乔治五世穿着普鲁士盛装，凯撒威廉身穿英国制服。恺撒“威利”扎着俄罗斯辫子，沙皇“尼基”穿戴普鲁士服饰。女王于1901年1月22日辞世，形同一种原始母亲(据雷金纳德·伊歇尔公爵的目击报告)：“女王偶尔能认出自己身边的那些人，叫出他们的名字。御医里德用胳膊搂着她，支撑着她。威尔士亲王跪在她床边。德国凯撒静静地站在女王床头。其他儿孙也在那儿，她时不时呼唤他们的名字。她安详地死去。国王动身去伦敦后，德国凯撒安排了后事。”
最后，恺撒威廉和其叔乔治国王把祖母维多利亚放进灵柩。在欧洲家族内部永远的亲属之间，事情就是如此操办的。
不过，还有另一个确定无误的基本事实：大英帝国。在萨瑟克区的沃尔克思路上，可以找到卡明博物馆。人们有时称之为“小型大英博物馆”，它事实上更像一个令人称奇的古玩收藏室，高高地堆在图书馆顶层。在120年时间里，理查德父子(1777—1870)和亨利·卡明(1807—1902)把一切能弄到手之物都拖进这个奢华的巢穴；他们是真正的十九世纪绅士。父亲理查德的热情滋生于1782年，在他五岁生日之际一姨妈给了他三颗化石和一枚古印度硬币。亨利·卡明1902年去世时，留下超过十万件珍品，留下的钱足够开办一家博物馆，这样就能保存收藏者狂热渴求的一切永恒。因此，今天我们仍然能够畅游在两个维多利亚时代的梦幻世界里。
博物馆橱窗和陈列柜里的陈列物杂七杂八，其中包括：一根罗马下水管，一个用羊骨制成的苹果去心器，一个装有爱德华八世婚礼蛋糕碎末的管形瓶，一个实心黑猩猩(黑猩猩标本；最初作为“一个两百岁男人的木乃伊”出售)，一个来自1864年埃普索姆赛马会上的橙色号角，拿破仑归西那间房里的一块灰泥，卡明父子观看过的每一出戏的每一份节目单，一对特里鲁利亚花瓶，一个王室成员丢弃的烟蒂，一个罗马儿童玩具，一根在泰晤士河上找到的中世纪笛子，一件查尔斯一世的背心，以及两个利用卡明收藏狂牟利的泥船工于1857年烧制和老化的六个“遗失的文明小塑像”。
在这家博物馆里走一走，不免在脑海中留下如下画面：由骨头、小摆设、蛋糕屑、一具具木乃伊堆成的巨型金字塔，其顶端有两位衣冠楚楚的伦敦绅士。他们希望利用博物馆为“商人、制造商、考古学家、历史学家、画家、剧作家、军人、海军军事家、慈善家和哲学家，即一般文化爱好者，创造一座知识宝库”。卡明父子相信，他们收藏得越多，人们的知识就会越多。人们越多地了解过去与现在的异质文化，就越能更好地认识到，维多利亚女王统治下的英国形成了人类文明神话，而英国人是创造的巅峰。
当然，即便在他们所处的时代卡明父子也是怪人。但他们的确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心态，开诚布公地说出了许多英国人的所思所想。更何况，他们有足够的资金得出个人的结论。卡明收藏公然违背一切众所周知的国际协定，现行馆长所言不假。假如他们的国家未能同步发展成当时地球上最强大的势力，卡明父子未必能轻而易举地收罗到印第安面具、罗马玩具羊、埃及木乃伊鹰、太平洋头皮和中国砚台。1900年左右，大英帝国从北极扩张到南极：加拿大、埃及、开普殖民地、印度、缅甸、马六甲、新加坡、澳大利亚，等等。英国海军力量强大，足以同时打两场战争，至少在理论上英国海军舰队能与德国、俄罗斯和美国联合海军抗衡。英国贵族被全欧洲效仿，不仅德国恺撒和俄国沙皇，连德国贵族也更愿意娶英国女孩，德国上流社会喜欢穿着英式外套和裤子在城里漫步。法国上流社会在尚蒂伊组织德比赛马，在奥特伊组织越野障碍赛马，还在赛马俱乐部碰面。
仅仅从远方传来新势力隐隐约约的轰隆声：德国、美国和日本。英国煤铁业是世界工厂，伦敦是世界金融中心。欧洲银行大亨在1870年巴黎货币市场崩溃之后迁至伦敦，那就是大钱继续流通的地方。
伦敦城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有着自身的规范和信誉制度。在某种程度上，企业和个人在那儿交融，方式与欧洲皇室内部相仿。1904年，一个法国白兰地生产商的儿子兼学徒让·莫内(Jean Monnet)写道，伦敦城“不仅仅是办公地点和银行营业点：它也是一次聚会，在社交方面最具排他性，但在行业方面向全世界敞开。”他们往返于从伦敦到上海、东京、新德里、纽约、芝加哥的航线，私底下彼此认识；无论等级和地位高低，他们一起打高尔夫，或是上下班时在伦敦火车上共度时光。莫内说：“这是一个联系紧密的社区，其间商业竞争因人际关系而缓和。个人管个人的事，但同时照管伦敦事务。因而，英国人不会说：‘我正送我儿子去某某公司或银行。’他反而说：‘我送他去伦敦。”’
在伦敦城外，帝国予以英国社会一定地位。它把一种生活方式加之于人，若干特性备受重视：军国主义、凸显的阶级等差意识、一种开疆拓土的心态、典型的英式酷男气概。众多英国人畅游全世界，同时旅行作为英国世界主义滋长了一种强烈的自我优越感。对植物、动物和人类文化知之甚多，但大不列颠屹立在世界的中心。卡明父子站在创造的顶峰，他们为了永垂不朽而鞠躬尽瘁，永远矗立在顶峰。P18-20
卓越非凡……马柯先生是一位老道娴熟的档案证据的酿造者而他的直接目击者将我们抛人愈加痛苦的过去。
——《纽约太阳报》
透过万花筒般的现在对上个世纪进行了一次朴实无华的追忆……[马柯]将宏大事件与个人故事巧妙交织，此乃对历史人性尺度不间断的提示。
——《纽约客》
兼具对历史一股热爱之情的一流新闻写作……对欧洲大陆迷人过去引人人胜的研究。
——《圣彼得堡时报》
对细节的唤起简直令人心潮澎湃。他未浓墨重彩地描绘奥斯维辛和斯雷布雷尼察经历种族清洗的小巷，而是亲自引领你穿透这些地方的混泥土墙壁，它们塑造了我们的自我意识。这是一本趣味横生的书，一本有价值的书。
——《世界中心的岛屿》作者罗素·肖托
他的书具备逼真的品性，有时好似一组静物摄影……不完全是一部历史作品，亦非严格的现在游记；有时被归为“现在历史”日益发展的体裁，它是其中一部分，但它满可以是“过去在场”。它无疑是一部波澜壮阔、妙笔生花的著作。
——《星期日晤士报》
一部整个欧洲二十世纪更广泛的旅行历史。马柯先生一五一十地生动讲述这个故事，从严酷战场(凡尔登和斯大林格勒)到革命场所(彼得格勒和柏林)，再到阴森恐怖的死亡和毁灭的藏尸所(奥斯维辛和德累斯顿)。
——《经济学人》
一部新颖独创，并采用第一手材料的欧洲近代史随笔。是每位进行旧大陆“教育之旅”人士的理想读物。
——《华盛顿邮报》
近距离接触黑特·马柯是2006年的事。受花城出版社林宋瑜博士之托，我承担了《阿姆斯特丹：一座城市的小传》一书的翻译。当时，我从荷兰留学归国不到两年，对荷兰的运河、桥梁、新古典主义建筑和中世纪街道记忆犹新，对荷兰几何图形式的风景和光怪陆离的文化景观困惑不减，对荷兰跌宕起獬曲折折的历史充满好奇。通过翻译《阿姆斯特丹》，我浓厚的怀旧情绪得到了些许抚慰，与马柯神交倒是一份意外的收获。
马柯就职于荷兰第一大报业集团《新鹿特丹商业报》，是荷兰国际知名度最高的新闻记者和非虚构文学作家之一。阅读马柯，无异于解构和颠覆传统的历史观，即重正史而轻野史、重书面史而轻口述史、重帝王将相沉浮史而轻平民百姓辛酸史的观念。他娴熟地操纵“时间机器”，畅游于过去和现在之间，用敏锐的个体视角和感受把“过去在场”和“现在历史”编织成细腻灵动、深刻犀利、温情脉脉的历史人文叙事，让人手不释卷，余香满口。
《在欧洲：跨越二十世纪之旅》在体裁上有别于《阿姆斯特丹》，但在思想、立场、品味和风格上可谓一脉相承。本书用游记体写成，六十六章包含六十六个关于欧洲大大小小城市的大故事，以及穿插在大故事中的无数小故事，写作素材涵盖档案资料、阅读材料和访谈录。马柯游历全欧洲，从西向东，从北到南，来回穿梭，千人千面，国事家事，奇风异俗，宦海沉浮，人情冷暖，悲欢离合，尽显笔端。马柯写史，虚中有实，实中有虚，思想深邃夹叙夹议，用优美的文字呈现了诗化历史和历史诗化。他极其擅长讲故事，大人物的小故事和小人物的大故事娓娓道来，如：斯大林的浴室之死、希特勒的身体和心理疾患、一战和二战战场上佚名士兵充满人情味的生活场景、荷兰水闸看守者抗德的壮举，读起来时而荡气回肠，时而忧伤沉郁，时而痛彻心扉。淡定从容间，马柯重写了充满盲点和谬误的正史。例如，他颠覆了“贝瑟尔抵抗史”神话，对法国维希政权和德国反犹主义进行重新勘察和界定，等等。
马柯清醒地意识到，任何宏大叙事的尝试都无法穷尽和探明全部的历史真相。在欧盟“大一统”现实的表象之下，存在着27个独立主权国家，蕴含了27种纷繁复杂的现实，而每一种现实都意味着无法用欧元掂量和评估的可能性。1973年石油危机、全球变暖的阴霾、欧盟的缔造、欧元的通行，等等大事件，笼罩着当下欧洲。繁荣与危机并存，和平与暴力同在，统一与分裂并行，光明与黑暗交织，困境与希望并蒂，文字与图像共生，过去与未来同位，这是每一个普通欧洲公民置身其中的现实，也是马柯所直面、感受、观察、聆听、思索和表达的现实。马柯的历史叙事受制于变化中的历史条件，而又力求挣脱现实的羁绊、突破历史的重围。他在寻求文学表达可能性的过程中，重构二十世纪欧洲历史，同时建构了另一种欧洲“现实”，一种独立于物理现实和物质现实的思想现实和精神现实。
无独有偶，《在欧洲》的主体部分是在1999年一年内完成的，时隔十年，我和我的三位研究生花了一年半时间完成了全部翻译工作。这三位聪明勤奋的研究生担负初稿翻译工作，为本书最后成型做出了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具体分工如下：
宁桂花从序到第十六章
张曼从第十六章到第三十六章
何霞婷从第三十七章到跋
正像我们无法抵达历史的终极真相，完美无缺的翻译可望而不可及。尽管我们全力以赴，一遍遍打磨译稿，但难免存在不尽人意的疏漏和失误，敬请读者雅正。
除了战争期间到过那里的荷兰人民、镇长和约瑟夫·普兹卡外，村里无人见过大海。房子沿溪而建，散布着几个发黄破败的农场，馥郁的花园，生机盎然的苹果树，两座小教堂，老态龙钟的柳树和橡树，木制栅栏，鸡、狗、儿童、匈牙利人、斯瓦比亚人和吉卜赛人。
如今，鹳鸟飞走了。空荡荡的鸟巢静默地躺在烟囱顶上。夏日接近尾声，镇长汗涔涔地修剪着镇政府草坪。这里听不到机械嘈杂的动静，只闻人声、狗吠、鸡鸣，还有头顶上鹅的呷呷声，路上一辆木制马车渐行渐远的咯吱声，镇长手中镰刀的割草声。傍晚时分，炉子生火了，一缕青烟袅袅地飘过屋顶。间或传来一只猪猡的尖叫声。
这是千禧年的最后几个月，我在欧洲来来回回游历了一年。我就职于《新鹿特丹商业报》，受其所托周游欧洲，我的文章每天都会刊登在头版右下角。它成为一种最终的视察：二十世纪结束之际，欧洲大陆到底是个什么形状？同时，它是一次历史之旅：我将尽可能地追溯历史进程，寻找历史留下的痕迹。我确实发现了许许多多沉默不语的见证者：索姆杂草蔓生的弹坑，柏林奥拉宁堡大街机枪扫过的门柱，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城外的雪林，慕尼黑报纸档案馆，巴塞罗那附近的山坡，波兰南部城镇奥斯威辛红白相间的水凉鞋。这次旅程也关乎自身。我需要走出去，穿越边境，搞明白“欧洲”这个模糊语意味着什么。
欧洲，如我在这一年中所见，是一块任人穿越时光的大陆。二十世纪备个不同时段都正在某个地方被体验着，或者被重新体验着。在伊斯坦布尔的轮渡上永远是1948年。在里斯本永远是1956年。在巴黎里昂码头却是2020年。布达佩斯的青年人长着我们父辈的面孔。
在匈牙利南部的华沙罗斯别克村庄，时间停留在1925年。1999年，约200人生活在那里，吉卜赛人占1/4或更多。他们靠微薄的失业救济金度日，每月约60欧元，女人们挨家挨户地出售篮子和日常手工制品。他们的住处破败不堪，门是用长布条做的，有时连门框都不见踪影，在寒冬里烧火取暖。
罗马尼亚吉卜赛人更加穷困，他们偶尔驾着木制篷车在村里露露脸。最穷的要算是漂泊流浪的阿尔巴尼亚吉卜赛人。他们实际上是穷人社区里的贱民，绝对处于欧洲之桶的最底层。
我那时正和朋友们待在一起。村里理发师约瑟夫·帕兹卡去世后，他们搬进了他的房子。他们在阁楼里找到了一个小笔记本，里面画满了1945年春天以来留下的铅笔痕迹，以及奥尔堡、吕贝克、斯图加特和柏林等地名。有人为我的朋友们辨认出几行字迹：
在哈根瑙战俘营。哦，上帝，我在世间孑然一身。我回家时，村里或许连一个女孩都没有留给我。我像一只在远方啁啾的小鸟，没有慈母照顾的小乌。哦，上帝，请帮助我回家，回到父母身边。故国那么遥远，离所有人都那么遥远。
在村子中央，沿着一条泥泞的小径，我碰巧发现了一块日晒雨淋的混泥土块，一座寒酸的纪念碑，上面好像刻着一个骑士的身影，顶端刻着1914和1918两个年份，下面有36个名字，36个小伙子的名字，他们足以让村里的咖啡馆爆满。
1999年，欧元问世，移动电话铺天盖地，因特网走进千家万户，诺维萨德大桥被炸毁，阿姆斯特丹和伦敦股市红红火火。1999年9月是记忆中最炎热的9月。1999年1月1日，人们惧怕千年虫会使得所有的电脑抓狂。
在华沙罗斯别克，1999年是废品行贩驾着马车四处游走的最后一年。我有幸在这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里身临其境：他给自己买了辆卡车。那年春天，四个失业的吉卜赛人开始铺筑另一段沙路，或许这次甚至可以铺一层柏油。敲钟人被解雇了，因为他偷了镇长母亲的养老金支票。那也是1999年的事。 在咖啡馆里我遇见了所有人：镇长、疯狂的玛丽亚、无牙者(也被称之为“间谍”)、村里的酒鬼、吉卜赛人，还有整日与母牛相依为命的邮差老婆。没有人四下走动，经人介绍认识老兵，他是一个身穿迷彩套装、和气友善的大个子，用酒精和可疑的毒菌来驱逐噩梦。人人都说，他会讲法语，可我听他发出的唯一的法语单词是“马赛”。
当天晚上，新的敲钟人和废品收购者吟唱着久远的歌谣，所有人都在桌上打着节拍：
我们在森林里劳作，
黎明即将在高空破晓
天空依旧雾气迷蒙，
我们在倒地的树干间劳作，
高高的山坡上，马儿精疲力竭
还有：
我们在布达佩斯通往佩奇的铁道上劳作，
闪闪发亮的新铁轨，
佩奇的隧道，从岩石中炸出。
那些穿越欧洲的岁月，仿佛古老的油漆一层层剥落。我越发意识到，东欧人和西欧人之间的鸿沟和疏远在一代代地加剧。
我们欧洲人有着共同的历史吗？毋庸置疑，每个人都可以滔滔不绝：罗马帝国、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1914年、1945年、1989年。那么，你只需看看个体欧洲人体验历史的方式的巨大差异：与我攀谈过的波兰老卡车司机一生当中有四次被迫学习一门新语言；一对德国夫妇被炮轰出家门后，走遍东欧，从一个地方被驱逐到另一个地方；巴斯克一家人在某个平安夜因争论西班牙内战而翻脸，彼此之间再也不说话；荷兰人、丹麦人和瑞典人过得怡然自得，他们常常免遭历史最大的全面冲击。让一群俄罗斯人、德国人、英国人、捷克人和西班牙人同坐一桌叙叙家族史：他们都有属于自己的世界。不过，尽管如此，这就是整个欧洲。
毕竟，二十世纪历史并非在他们眼前上演的一场戏剧，而是他们自己和我们自己生命中的一个主要或次要部分。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在其二十世纪官方史的开篇中写道：“我们是本世纪的一部分，本世纪也是我们的一部分。”于他而言，例如，1933年1月30日不仅是希特勒当选为总理的日子，同时也是柏林严冬午后一个十五岁男孩和妹妹一起放学回家在沿途某个地方看见一个报栏的日子。“它依旧在我眼前，恍然如梦。”
我年迈的马尔特姨妈住在斯希丹，她当时年仅七岁。于她而言，1914年8月3日那个温暖的星期一，由于一战的爆发突然间变得有些压抑。工人们三五成群地站在自家门前，女人们撩起围裙一角擦拭眼睛，一个男人向朋友喊道：“嘿，打仗了！”
书中讲述了温里希·贝尔(Winrich Behr)的故事。作为一名德国联络军官，他接到了斯大林格勒沦陷的电报：“1月31日7:45俄国人临近。准备毁坏/APL6作战分析研究/1月31日7:45我们摧毁。一切就绪。”
对于圣彼得堡(即当时的列宁格勒)十二岁的伊拉·柯勒耶内尔(Ira Klejner)来说，1953年3月6日，是宣布斯大林死讯的日子，它意味着一间公家伙房，正在吃饭的她担心自己哭不出来，当眼泪终于从脸颊滑落到嘴里的煎蛋蛋黄上时，她才松了一口气。
于我，一个九岁男孩，在1956年11月闻到一股红辣椒味儿，匈牙利难民把稀奇古怪的菜肴带到了我们位于吕瓦登市运河边平静的家中。他们安静羞涩，通过阅读唐老鸭连环漫画册学习荷兰语。
如今，二十世纪本身已成为历史，我们的个人历史、电影、书籍和博物馆历史。我动笔之际，国际事务舞台背景瞬息万变。权力易位，联盟解体，形成新的联合体，出现了新的头等大事。
华沙罗斯别克正在为匈牙利加入欧盟做准备。三年内，又来了六位荷兰人，至少购买了十二栋房屋。他们大多受东欧低价吸引而来，其中几人又因一个问题而匆匆离去，在欧洲边缘处处可以碰见那种有过去的人：拖欠税款、极其不幸的离婚、生意破产、惹上官司，等等。
在其中一位荷兰人的花园里矗立着一尊巨大的德国雄鹰石膏像，一面墙上挂着主人肖像，他骑在马背上，挥舞着牛仔帽，准备去驯服野蛮的东方。另一位荷兰人措资超过10万欧元，将住宅改造成了一幢小楼，而他每年只在那里待三周，其余时间房子空空荡荡。不过，他有一个小小的失策：离他最近的邻居是村里的强盗头目，他和八个孩子住的地方和猪圈差不多。这个邻居已开始小心翼翼地检验荷兰人黄金屋紧闭的百叶窗。他的孩子们已经在荷兰人的游泳池里欢呼雀跃。
在咖啡馆里，他们问我朋友这个“新欧洲”意味着什么。吉卜赛人刺耳的手风琴声沉寂后，他解释道，在历史进程中，这一部分欧洲日益贫穷，这里人人都仰慕繁荣富强的西欧，他们现在渴望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但是，我这位聪明的朋友告诉他们，你们首先必须经历一个更加贫困的深渊，这样你们或许能够在接下来的十年时间里达到西欧最低生活水平。“而且，你们将丧失一些弥足珍贵的东西：友谊，无需很多钱就可以度日的能力，维修坏东西的技能，养猪和想宰便宰的自由，想烧多少就烧多少木材的自由……以及许多其他东西。”
“什么？”他们问我朋友，“再也不能宰自己的猪？再也不能烧木材？”他们狐疑地看着他。当时，他们尚且不知，不久后还将不允许他们在咖啡馆里抽烟。“我讲故事的时候，敲钟人离开了，”朋友写信告诉我们，“我听见他在敲响教堂钟声，伴着落日。一些事物一成不变地继续着。”
二十世纪世界秩序，倘若还有什么“秩序”可言，似乎永远消逝了。此外：没有凡尔赛就无法理解柏林，没有慕尼黑就无法理解伦敦，没有凡尔登就无法理解维希，没有斯大林格勒就无法理解莫斯科，没有德累斯顿就无法理解波恩，没有雅尔塔就无法理解华沙罗斯别克，没有奥斯威辛就无法理解阿姆斯特丹。
敲钟人，疯狂的玛丽亚，温里希·贝尔，伊拉·柯勒耶内尔，镇长，无牙者，我那年迈的马尔特姨妈，我聪明的朋友——我们中的每一个人，无论情愿与否，都裹挟着惊心动魄的二十世纪。这些故事会继续低语轻喃，四处流传，一代又一代，有过无数的经历和梦想，有过英勇和背叛的时刻，有过充满恐惧和痛苦的记忆，还有欢乐的画面。
《在欧洲——跨越二十世纪之旅》是一部欧洲二十世纪更广泛的旅行历史，也是一部新颖独创、采用第一手材料的欧洲现代史随笔。从严酷战场(凡尔登和斯大林格勒)到革命场所(彼得格勒和柏林)，再到阴森恐怖的死亡和毁灭的藏尸所(奥斯维辛和德累斯顿)，作者黑特·马柯穿梭于欧洲大陆，寻求证据和见证人，将重大事件与细节巧妙结合，以独特手法使读者目睹几乎被遗忘的过去。《在欧洲——跨越二十世纪之旅》充满鲜为人知的奇闻轶事、心灵顿悟和感人遭遇。史学家约翰·卢卡克斯说，黑特·马柯是欧洲的肖像画家、印象主义者、诗人音乐家和民众思想的阅读者。
《在欧洲——跨越二十世纪之旅》是一部欧洲二十世纪更广泛的旅行历史，也是一部新颖独创、采用第一手材料的欧洲现代史随笔。
本书用游记体写成，六十六章包含六十六个关于欧洲大大小小城市的大故事，以及穿插在大故事中的无数小故事，写作素材涵盖档案资料、阅读材料和访谈录。马柯游历全欧洲，从西向东，从北到南，来回穿梭，千人千面，国事家事，奇风异俗，宦海沉浮，人情冷暖，悲欢离合，尽显笔端。马柯写史，虚中有实，实中有虚，思想深邃夹叙夹议，用优美的文字呈现了诗化历史和历史诗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