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体裁和思想而言，《落叶(共2册)》的写作原则超出了我们所称的文学。像日记，不完全是日记，似随笔，有别于随笔；没有固定的章法，彼此间缺乏连贯，形不成完整的体系，却真实而自然地反映了思想的原始过程和状态。灵魂的“手书性”、笔调的谈话性，由此瓦西里·瓦西里维奇·罗扎诺夫成功地使文学重新获得了“活的声音”，并以新的力度，将生与死、善与恶、美与丑、荣与辱等永恒主题重新展现在读者面前。

瓦西里·瓦西里维奇·罗扎诺夫被人称为疯人、怪人、狂人，他的随想录《落叶(共2册)》是一个混沌的文本，里面有诗，有哲学，有故事，有日记，也有文学批评。他在书写自己的思想时极为随便，有的是在鉴定古币时，有的是在列车上，在周围尽是妓女的城外大街上，在花园里仰望天空时，在法院里等待书记员时……罗扎诺夫在这些时刻不仅没有放弃思考，而且也不放过写作，他在稿纸或标语的背面，在信封和名片上，在鞋底上，写下了一些不相干的句子，在旁人看来，这些话无异于呓语、梦话。罗扎诺夫是一位充满批判激情的思想家，他十分珍惜那些“出人意料的呐喊”，记录下这些声音。

中文本序（郑体武）

第一筐

第二筐

我不明白，为什么我特别不喜欢托尔斯泰、索洛维约夫。和拉钦斯基。不喜欢他们的思想，不喜欢他们的生活，不喜欢他们的灵魂。究其原因，我觉得，我之所以对他们如此冷漠和无情，主要在于我们处于不同的“层次”(说来奇怪)。

若说索洛维约夫不是贵族，那也是处于荣誉(过剩的荣誉)的光环中。我很清楚，这不是嫉妒(我无所谓)。然而，在跟拉钦斯基交流思想甚至我们有相同的见解(对教会学校)时，我总感到他讲的一切与我格格不入；跟索洛维约夫和托尔斯泰同样如此。我可以赏识(只是赏识)他们三个人，珍视他们的活动(的确珍视过)，但不知为什么，永远不能爱他们，一点儿也不能。一条最近被有轨电车轧死的狗，比起他们的“哲学和政论”(口头的)，更能让人心动。这条“被轧死的狗”或许能解释什么。这三个人身上绝对没有任何“压力”，相反，他们倒是非常喜欢给别人施加压力(如对自己的论敌)。托尔斯泰动辄对果戈理吹毛求疵：孤芳自赏。所有这三个人都喜欢孤芳自赏，所以人们才不愿爱他们，不愿跟他们“交往”(相知)。“哎，先生们，这不干你们的事。”我生就一副同情心，可在这三个人身上，我内心的这一主要特点都找不到任何对象、任何“客体”。我爱过斯特拉霍夫和列昂季耶夫，且仍旧爱着他们；更不用说我无限热爱的“生活小事”。我差不多找到了谜底：如欲爱之，必先心痛之。这三个人没有什么可“心痛”的，所以我不喜欢他们。

“不同的层次”：跟拉钦斯基在一起时，我能感到这一点。他说什么我始终无所谓，正如我觉得，拉钦斯基对我心里有什么也无所谓一样。他以一种疏远的爱来对待我的作品(看得出，他喜欢)。可怕的层次差别就在这里；另一个世界，“另一种皮肤”，“另一层外壳”。但如果硬往嫉妒上扯，就会什么也搞不清楚(过于简单化)：这正是一种食而不化意义上的不懂。“他的世界和我的世界完全是两回事。”我跟勒齐①(贵族)能互相理解，可以说是“一点即通”；可他很穷，像我；“在世界上是多余的”，也像我(我觉得自己是这样的)。就是这“多余性”、被世界“遗弃性”，可怕地使人们产生了沟通，“一切立刻变得明明白白”，人与人成为不是说说而已的兄弟。

历史莫不是恶魔的另一张脸，把人当食物吞咽，一点儿也不考虑他们的幸福，对之不感兴趣？我们莫不是“我”中的“我”？

一切设计得如此恐怖和残忍。

(在树林中)

世界上可有怜悯？美是有的，意义是有的。然而怜悯呢？

星星会怜悯吗？母亲会怜悯：所以她高于星星。

怜悯存在于小的事物中。这就是我爱小的东西的原因。

(在树林中)

写作是宿命。写作是天意。写作是不幸。

(1912年5月3日)

……也许，只是因此作家才不会受到“末日审判”……但严厉的审判还是应该的。

(1912年5月4日)

一卢布五十戈比。

——闺女，把枕头给你挪到脚那头吧，不然这炕会热得你头疼。

——好的，爸爸。但要放把椅子(在床头)。

我放了把椅子。

她从枕头下面拿出一个银卢布，丢在椅子上，然后笑眯眯地站起来。

——我要看着它。

我已经明白了：“卢布”是妈妈给的，目的是让她“耐心”躺着。

有病。十一或十二岁。

瓦莉雅在花园里干得很卖力。她拿着一把比她还大的扫帚，把小路上和露台前的树叶、纸屑和各种垃圾扫到一起，以便丢到坑里去。

——干得好，瓦莉雅。

她抬起头。她是那么秀丽。头发像亚麻。灰色的眼睛大大的，含有一丝永恒的疑惑、潜在的顽皮和大胆，看上去特别动人。面颊上泛起一片美妙的红晕(因为干活)。

十三岁。

她这是在挣自己的半个卢布。生病的妈妈躺在床上对我说：

——也好，权当是在外面呼吸新鲜空气了。

总共只花一卢布五十戈比，却带来那么多的好处，何乐而不为呢？

达尼雅管瓦莉雅叫“小白驹”、“小白马”(达尼雅是姐姐，跟妹妹在同一所学校念书)。她也确实像马驹。个头高大，性情开朗，精力旺盛，因为头发白皮肤白而得了个“小白马”的外号。

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当时她们都还很小，都还没上学，我在一家面包店的窗户上看到不少用硬纸板做成的小动物(当时正值受难周)，使买了一些下来。我买的是大象、长颈鹿和斑马。

P16-19

郑体武

随着近年来陆续有几部罗扎诺夫作品的中译本行世，这位作家和思想家的名字已逐渐为我国读者所熟悉。而在俄罗斯，已经持续了20年的罗扎诺夫热，在学术界、出版界乃至社会上仍可说是方兴未艾。且不说各家出版社争相出版的各类罗扎诺夫单卷本或多卷本文集琳琅满目，由著名学者尼古留金主持出版的三十卷本《罗扎诺夫文集》，更是工程浩大，引．人注目。文集第一卷于20世纪90年代初首印，最后一卷预计明年付梓，中间历经多年的社会动荡、经济萧条和出版困难而终能大功告成，这固然说明俄罗斯文化界同仁的坚忍不拔，也足以证明罗扎诺夫的非凡魅力。

瓦西里·瓦西里维奇·罗扎诺夫(1856—1919年)，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传奇人物，集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政论家、教育家于一身，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文化和宗教思想复兴的主将之一，在白银时代的俄国文化中占有特殊地位。

罗扎诺夫的命运极富传奇色彩和戏剧性。生前的名震四方、死后的默默无闻，形成一种强烈的“不相容反差”。

同时代人对罗扎诺夫的评价极高。吉皮乌斯认为，罗扎诺夫“与其说是一个人，不如说是一种现象”①。勃洛克说：“读一下罗扎诺夫的杰作《落叶》吧。里面有多少对书刊、对文学、对写作，而更主要是对人生的深刻见解啊”②。茨维塔耶娃在给罗扎诺夫的一封信中写道：“除了《隐居》，您的东西我什么也没读过，但我敢说——您是个天才。”③普里什文坦言：“对我来说(我想对别人也一样)，在我这个时代，最杰出的作家当属罗扎诺夫。”④高尔基称赞罗扎诺夫：“极有才华，胆识过人，思维敏捷，但与此同时，还可能是一个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更富悲剧性的人物。当然，是个被搞垮和可怜的人。经常显得讨厌，有时甚至愚蠢，但归根结底，还是俄罗斯当代最有意思的人。”⑤就是在西方，罗扎诺夫仍然颇受推崇。作家劳伦斯指出：“罗扎诺夫惊人地具有当代性，可怕地具有当代性，他的作品仿佛就是今天写的，现在读来依然清新，依然充满活力、充满现实意义。”⑥学者兰珀特认为：“他几乎就是俄国的劳伦斯，但要加上一点戏谑感，减去一点社会热情。”⑦

如果读者不厌其烦，类似的评语还能列举出很多。这里既有俄罗斯一流的思想家，也有一流的文学家，既有罗扎诺夫的朋友，也有他的论敌。如梅列日科夫斯基、别尔嘉耶夫、弗罗伦斯基、舍斯托夫和蒲宁、契诃夫、列米佐夫、别雷、什克洛夫斯基等。他们一致认为，罗扎诺夫不容置疑地属于20世纪初俄罗斯最杰出的思想家和艺术家之列，是世纪之交俄罗斯文化品格的塑造者之一。

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甚至有些不可思议的是，罗扎诺夫死后，他的作品似乎也随即被盖棺论定，打入冷宫。整整70年，这位始终不肯离开故土的人好像是从俄罗斯本土消失了，被人遗忘了。对于罗扎诺夫身后的几代人来说，他们无缘直接接触他的著作，因而对他的认识，充其量不过局限于百科全书上过于简略并且有失公允的词条。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罗扎诺夫才宣告“解禁”和“回归”。

1856年4月20日，罗扎诺夫生于旧俄科斯特罗马省的一个小城维卢加。三岁丧父，14岁丧母，靠长兄抚养成人。曾先后辗转就读于科斯特罗马、辛比尔斯克和下诺夫哥罗德。在罗扎诺夫的记忆中，他的童年是在极度贫困、互相吵架和繁重的家务劳动中度过的：“我从一片荒漠中走来。”18岁那年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情妇，一个比他大16岁的女人苏斯洛娃为妻。这是一场失败和不幸的婚姻，一边是凶神恶煞般的半老徐娘，一边是多愁善感的柔弱少年。罗扎诺夫从她那里既得不到母性的爱，也得不到一个健康女人的爱，他能得到的只有自私和病态的占有欲、没完没了的跟踪和监视、无缘无故的妒忌和猜疑。据吉皮乌斯回忆，两个人“动不动就闹得天翻地覆，不可开交”。罗扎诺夫痛苦不堪，经常“以泪洗面”①。尽管如此，他还是没有抛弃她。1878年罗扎诺夫考进莫斯科大学文史系，1882年毕业，先后执教于布良斯克、叶列茨和白城等偏远市镇的中学，讲授史地。多年的分居，使罗扎诺夫结识了另一个女人——瓦莉雅·布加吉娜。根据东正教教规，夫妻离婚必须经双方同意，只要有一方不同意，离婚请求就不会得到允准。由于苏斯洛娃拒绝离婚，罗扎诺夫只好跟布加吉娜秘密举行婚礼，过起“非法”的婚姻生活，并生下五个孩子。凡是了解罗扎诺夫私生活的人都认为，他的真正的妻子并不是苏斯洛娃，而是布加吉娜，“一个谦虚纯朴、举止高雅的女性”。但从法律上讲，苏斯洛娃始终是罗扎诺夫的“合法妻子”，而布加吉娜只能是“情妇”，孩子也只能是“私生子”。这种戏剧性的婚姻和家庭生活无疑对罗扎诺夫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一生都在不断地关注和探索婚姻、家庭和性的问题，不能不说与此有着直接的联系。

……

灵魂的“手书性”、笔调的谈话性，是三部曲的重要特征。通过这种“手书性”和谈话性，罗扎诺夫成功地使文学重新获得了“活的声音”，并以新的力度，将生与死、善与恶、美与丑、荣与辱等永恒主题重新展现在读者面前。

上面说过，三部曲与《当代启示录》在体裁和思想上是一脉相承的。《当代启示录》是一部总结性作品，他发展和强化了作者的一贯主题：家庭、婚姻、性爱、文学、宗教、民族等。尤其是宗教问题，在这里得到了极致的发挥。

如果说，罗扎诺夫从前对基督教和教会的否定或多或少带有传统色彩的话，那么，十月革命的爆发则激化了他对教会和基督教的态度，使他对它们的抨击达到了空前猛烈的程度。

罗扎诺夫对教会和基督教的批判，跟传统的无神论风马牛不相及。阿·西尼亚夫斯基指出：“基督与基督教是当今全球性灾难的罪魁祸首、革命的罪魁祸首。所以罗扎诺夫在此要加倍抨击基督教……，革命对他而言是俄罗斯软弱无能的一切旧势力的可耻失败。”①罗扎诺夫确信：旧体制的罪恶不能用暴力革命，即新的罪恶来铲除。“以罪制罪——这就是革命的主题……，而新罪比旧罪更深重。”②

革命的主题，当时的文学家没有一个人能够回避。罗扎诺夫对革命的看法，无疑有他的局限性，也与勃洛克形成鲜明的对照。勃洛克在《知识分子与革命》一文中预言：“俄罗斯注定忍受苦难、屈辱和分裂，但她会从这屈辱中崛起，并以新的姿态，成为一个崭新的、伟大的俄罗斯。”而罗扎诺夫则把十月革命看成启示录性质的事件：“一张铁幕哗啦啦地落在了俄罗斯的历史上。——演出结束了。观众站起来。——该穿上大衣回家了。可回过头来一看，大衣和房子全都不见了。”

勃洛克把革命看作俄罗斯的复兴，从而创造出《十二个》；罗扎诺夫把革命看作“俄罗斯的末日”，从而写下了《当代启示录》。二者对革命的态度固然有所不同，但对俄罗斯的爱却是一致的。即便是在最困难的时候，罗扎诺夫仍一如既往：“我们爱俄罗斯应该爱到什么程度？应该爱到拷问自己灵魂的程度，应该爱到跟我们的观点、信仰、理智背道而驰的程度。”

以上主要是结合《隐居》、《落叶》、《当代启示录》对罗扎诺夫丰富而复杂的个性与创作做的一个粗浅介绍，限于篇幅和能力，未免捉襟见肘、浅尝辄止。比如，他对德意志民族和俄罗斯本民族的看法，就不乏耐人寻味的地方；他对托尔斯泰、涅克拉索夫和谢德林等文学巨匠的议论，也颇多引人入胜之处。这些，相信读者在读了《落叶》以后，自然会有更多的了解和体会。

201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