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方式像一个曲折漫长的故事，或者像一座使入迷失的迷宫。很不幸的是，任何一种负面的生活都能产生很多烂七八糟的细节，使它变得蛮有趣的。人就在这种趣味中沉沦下去，从根本上忘记了这种生活需要改进。

《我的精神家园》是“王小波全集”系列之一，收录了由其创作的杂文。

《我的精神家园》是“王小波全集”系列之一，收录了由其创作的杂文。

《我的精神家园》收录了《有关爱情片》、《承认的勇气》、《明星与癫狂》、《另一种文化》、《艺术与关怀弱势群体》、《电视与电脑病毒》、《在美国左派家做客》、《门前空地》、《卖唱的人们》、《打工经历》、《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北京风情》、《文化的园地》等作品。

我是哪一种女权主义者

男人眼中的女性美

有关“伟大一族”

有关“给点气氛”

生活和小说

我看“老三届”

苏东坡与东坡肉

驴和人的新寓言

愚人节有感

摆脱童稚状态

李银河的《中国人的性爱与婚姻》

李银河的《生育与中国村落文化》

关于同性恋问题

有关同性恋的伦理问题

《他们的世界》序

《他们的世界》跋

拷问社会学

我为什么要写作

用一生来学习艺术

我对小说的看法

小说的艺术

从《黄金时代》谈小说艺术

工作·使命·信心——《黄金时代》得奖感言

与人交流-《未来世界》得奖感言

《怀疑三部曲》序

《怀疑三部曲》后记

卡尔维诺与未来的一千年

盖茨的紧身衣

关于文体

关于格调

关于幽闭型小说

文明与反讽

《血统》序

关于“媚雅

长虫·草帽·细高挑

卡拉OK和驴鸣镇

从Internet说起

奸近杀

外国电影里的幽默

电影·韭菜·旧报纸

商业片与艺术片

我对国产片的看法

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幻片

电脑特技与异化

旧片重温

为什么要老片新拍

欣赏经典

好人电影

都市言情剧里的爱情

有关爱情片

《祝你平安》与音乐电视

承认的勇气

明星与癫狂

另一种文化

艺术与关怀弱势群体

电视与电脑病毒

在美国左派家做客

门前空地

卖唱的人们

打工经历

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

北京风情

文化的园地

环境问题

个人尊严

君子的尊严

居住环境与尊严

饮食卫生与尊严

有关贫穷

域外杂谈·衣

域外杂谈·食

域外杂谈·住

域外杂谈·行

域外杂谈·盗贼

域外杂谈·农场

域外杂谈·中国餐馆

写给新的一年(1996年)

写给新的一年(1997年)

工作与人生

我的精神家园

罗素先生曾说，从一个假的前提出发，什么都能够推论出来，照我看这就是小说的实质。不管怎么说，小说里可以虚构。这就是说，在一本小说里，不管你看到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不应该诧异，更不该指责作者违背了真实的原则，因为小说就是假的呀。

据说罗素提出这一命题时，遭到了好多人的诘难。我对逻辑知道得不多，但我是罗素先生热烈的拥护者。这是因为除了写小说，我还有其他的生活经验。比方说，做几何题。做题时，有时你会发现各种千奇百怪的结果不断地涌现，这就是说，你已经出了一个错，正在假的前提上推理。在这种情况下，你不仅可以推出三角形的内角之和超过了一百八十度，还可以把现有的几何学知识全部推翻。从做题的角度出发，你应该停止推论，从头检查全部过程，找到出错的地方，把那以后的推论全部放弃。这种事谁都不喜欢。所以我选择了与真伪无关的职业——写小说。凭良心说，我喜欢千奇百怪的结果——我把这叫做浪漫。但这不等于我就没有能力明辨是非了。

生活里浪漫的事件很多。举例言之，二十四年前，我作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去了。以此为契机，我的生活里出现了无数千奇百怪的事情，故而我相信这些事全都出自一个错误的前提。现在我能够指出错出在什么地方：说我当时是知识青年，青年是很够格的(十六岁)，知识却不知在哪里。用培根的话来说，知识就是力量，假如我们真有知识，到哪里都有办法。可怜那时我只上了七年学，如果硬说我有什么知识，那只能是对“知识”二字的污蔑。不管怎么说，这个错误不是我犯的，所以后来出了什么事，都不由我负责。

因为生活对我来说，不是算草纸，可以说撕就撕，所以到后来我不再上山下乡时，已经老了好多。但是我的生活对于某些人来说却的确是算草纸，可以拿来乱写乱画。其实我又算得了什么，不过是千万人中的一个。像上山下乡这样的事，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保不准还会有的。对此当然要有个正确的态度，用上纲上线的话来说，就叫做“正确对待”。这种态度我已经有了。

我们不妨把过去的生活看做小说，把过去的自己看成小说中的人物，这样心情会好得多。因为不管怎么说，那都是从假命题开始的推理，不能够认真对待。如果这样看待自己的过去，就能看出不少可歌可泣的地方。至于现在和未来是不是该这样看待，则要看现在是不是还有错误的前提存在。虽然我们并不缺少明辨是非的能力。凭良心说，我希望现实的世界在理性的世界里运作，一点毛病都没有。但是像这样的事，我们自己是一点也做不了主的。

现在的人不大看小说了，专喜欢看纪实文学。这说明我们的生活很有趣味，带有千奇百怪的特征。不管怎么说，有趣的事多少都带点毛病，不信你看有趣的纪实文学，总是和犯罪之类的事有关系。假如这些纪实文学纪的都是外国，那倒是无所谓，否则不是好现象一至于小说越来越不好看，则有另外的原因。这是因为有人要求它带有正确性、合理性、激励人们向上等等，这样的小说肯定无趣。换言之，．那些人用现实所应有的性质来要求小说、电影等等。我听人说，这样做的原因是小说和电影比现实世界容易管理，如此说来，这是出于善良的动机，正如堂·吉诃德挑风车也是出于善良的动机。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却很不幸。因为现实世界的合理性里就包括有有趣的小说和电影，故而这样做的结果是使现实世界更加不合理了。由于这些人士的努力，世界越来越不像世界，小说越来越不像小说。我们的处境正如老美说的，在middle of nowhere。这是小说发生的地方，却不是写小说的地方。

我也是“老三届”，本来该念书的年龄，我却到云南挖坑去了。这件事对我有害，尚在其次，还惹得父母为此而忧虑。有人说，知青的父母都要因儿女而减寿，我家的情况就是如此。做父母的总想庇护未成年的儿女，在特殊年代里，无力庇护，就代之以忧虑。身为人子，我为此感到内疚，尤其是先父去世后更是如此。当然，细想起来，罪不在我，但是感情总不能自已。

在上山下乡运动中，两千万知青境遇不同。有人感觉好些，有人感觉坏些。讨论整个“老三届”现象，就该把个人感情撇除在外，有颗平常心。“老三届”的人对此会缺少平常心，这是可以理勰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极不寻常。怎么就落在我们身上，这真叫活见鬼了。人生在什么国度，赶上什么样的年月，都不由自己来决定。所以这件事说到底，还是造化弄人。

上山下乡是件大坏事，对我们全体“老三届”来说，它还是一场飞来的横祸。当然，有个别人可能会从横祸中得益，举例来说，这种特殊的经历可能会有益于写作，但整个事件的性质却不可因此混淆。我们知道，有些盲人眼睛并没有坏，是脑子里的病，假如脑袋受到重击就可能复明。假设有这样一位盲人扶杖爬上楼梯，有个不良少年为了满足自己无聊的幽默感，把他一脚踢了下去，这位盲人因此复了明。但盲人滚下楼梯依然是件惨痛的事，尤其是踢盲人下楼者当然是个下流胚子，决不能因为该盲人复明就被看成是好人。这是一种简单的逻辑，大意是说，坏事就是坏事，好事就是好事，让我们先言尽于此。至于坏事可不可以变成好事，已经是另一个问题了。P12-14

年轻时读萧伯纳的剧本《巴巴拉少校》，有场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工业巨头安德谢夫老爷子见到了多年不见的儿子斯泰芬，问他对做什么有兴趣。这个年轻人在科学、文艺、法律等一切方面一无所长，但他说自已有一项长处。会明辨是非。老爷子把自己的儿子暴损了一通，说这件事难倒了一切科学家、政治家、哲学家，怎么你什么都不会，就会一个明辨是非？我看到这段文章时只有二十来岁，登时痛下决心，说这辈子我干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做一个一无所能就能明辨是非的人。因为这个缘故，我成了沉默的大多数的一员。我年轻时所见的人，只掌握了一些粗浅(且不说是荒谬)的原则，就以为无所不知，对世界妄加判断，结果整个世界都深受其害。直到年登不惑，才明白萧翁的见解原有偏颇之处；但这是后话——无论如何，萧翁的这些议论，对那些浅薄之辈、狂妄之辈，总是一种解毒剂。

萧翁说明辨是非难，是因为这些是非都在伦理的领域之内。俗话说得好，此入之肉，彼人之毒；一件对此入有利的事，难免会伤害另一个人。真正的君子知道，自己的见解受所处环境左右未必是公平的，所以他觉得明辨是非是难的。倘若某人以为自己是社会的精英，以为自己的见解一定对，虽然有狂妄之嫌，但他会觉得明辨是非很容易。明了萧翁这重意思以后，我很以做明辨是非的专家为耻——但这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了。当时我是年轻入，觉得能洁身自好不去害别人就可以了。现在我是中年入——一个社会里，中年人要负很重的责任：要对社会负责，要对年轻人负责，不能只顾自己。因为这个缘故，我开始写杂文。现在奉献给读者的这本杂文集，篇篇都在明辨是非，而且都在打我自己的嘴。

伦理问题虽难，但却不是不能讨论。罗素先生云，真正的伦理原则把人人同等看待。考虑伦理问题时，想替每个人都想一遍是不可能的亭，但你可以说，这是我的一得之见，然后说出自己的意见，把是非交付公论。讨论伦理的问题时也可以保持良心的清白——这是我最近的体会，但不是我打破沉默的动机。假设有一个领域，谦虚的入、明理的人以为它太困难、太暖昧，不肯说话，那么开口说话的就必然是浅薄之徒、狂妄之辈。这导致一种负筛选：越是傻子越敢叫唤——马上我就要说到，这些傻子也不见得真的傻，但喊出来的都是傻话。久而久之，对中国入的名声也有很大的损害。前些时见到个外国人，他说：听说你们中国人都在说“不”？这简直是把我们都当傻子看待。我很不客气地答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认识的中国入都说“不”，但我不认识这样的人。这倒不是唬外国入，我认识很多明理的人，但他们都在沉默中，因为他们都珍视自己的清白。但我以为，伦理问题太过重要，已经不容我顾及自身的清白。

伦理(尤其是社会伦理)问题的重要，在于它是大家的事——大家的意思就是包括我在内。我在这个领域里有话要说，首先就是：我要反对愚蠢。一个只会明辨是非的人总是凭胸中的浩然正气做出一个判断，然后加上一句：难道这不是不言而喻的吗？任何受过一点科学训练的入都知道，这世界上简直找不到什么不言而喻的事，所以这就叫做愚蠢。在我们这个国家里，傻有时能成为一种威慑。假如乡下一位农妇养了五个傻儿子，既不会讲理，又不懂王法，就会和人打架，这家人就能得点便宜。聪明人也能看到这种便宜，而且装傻谁不会呢——，所以装傻就成为一种风气。我也可写装傻的文章，不只是可以，我是写过的——“文革”里谁没写过批判稿呢？但装傻是要不得的，装开了头就不好收拾，只好装到底，最后弄假成真。我知道一个例子是这样的：某人“文革”里装傻写批判稿，原本是想搞点小好处，谁知一不小心上了《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成了风云人物。到了这一步，就只好装下去了，真傻犯错误处理还能轻些呀。

我反对愚蠢，不是反对天生就笨的人，这种人只是极少数，而且这种人还盼着变聪明。在这个世界上，大多数愚蠢里含有假装和弄假成真的成分。但这一点并不是我的发现，是萧伯纳告诉我的。在他的《匹克梅梁》里，息金斯教授遇上了一个假痴不癫的杜特立尔先生。息教授问：你是恶棍还是傻瓜？这就是问：你假傻真傻？杜先生答：两样都有点，先生，凡人两样都得有点呀。在我身上，后者的成分多，前者的成分少。而且我讨厌装傻，渴望变聪明。所以我才会写这本书。

在社会伦理的领域里我还想反对无趣，也就是说，要反对庄严肃穆的假正经。据我的考察，在一个宽松的社会里，人们可以收获到优雅，收获到精雕细琢的浪漫；在一个呆板的社会里，人们可以收获到幽默——起码是黑色的幽默。就是在我待的这个社会里，什么都收获不到，这可是件让人吃惊的事情。看过但丁((神曲》的人就会知道，对入来说，刀山、剑树、火海、油锅都不算严酷，最严酷的是寒冰地狱，把人冻在那里一动都不动。假如一个社会的宗旨就是反对有趣，那它比寒冰地狱又有不如。在这个领域里发议论的人总是在说：这个不宜提倡，那个不宜提倡。仿佛人活着就是为了被提倡。要真是这样，就不如不活。罗素先生说，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睁开眼睛往周围看看，所谓的参差多态，它在哪里呢？

在萧翁的《巴巴拉少校》中，安德谢夫家族的每一代都要留下一句至理名言。那些话都编得很有意思，其中有一句是：人人有权争胜负，无人有权论是非。这话也很有意思，但它是句玩笑。实际上，人只要争得了论是非的权力，他已经不战而胜了。我对自己的要求很低：我活在世上，无非想要明_白些道理遇见些有趣的事。倘能如我所愿，我的一生就算成功。为此也要去论是非，否则道理不给你明白，有趣的事也不让你遇到。我开始得太晚了，很可能做不成什么，但我总得申明我的态度！所以就有了这本书——为我自己，也代表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

1997年3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