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云光所著的这部《旮旯拐角》集中于一个叫三步平的封闭小山村的一个户姓家族，以他们的眼光、感受、体验来评判新旧社会的差异，从土地改革、高级农业合作社、反右派、反右倾、公社化写到“四清”“文革”“粉碎四人帮”“改革开放”等等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三十年中的历次政治运动和重大的历史事件。小说的中心内容正是围绕三步平人所要求过的传统的家庭族群生活方式与日常秩序，同破坏他们传统与日常秩序制造人与人仇恨的极左的意识形态的冲突。折腾者失控的疯狂，被折腾者的坚守、反抗与苦难，构成了全作的基本历史叙事张力与情节张力。

《旮旯拐角》是高云光所著的一部长篇小说。

《旮旯拐角》叙述了三步平上的“驴歪嘴”们——户氏一族从民国末期到文革结束后的兴衰。以户狼咬一家三代的生活为主要切入点，以鲜活的岁月、矛盾的生活表现了中国农民独有的道德感、朴素的善恶观和价值观，赞颂了中国农民血性硬气的一面。

黑乌洞洞的煤窑甬道里，有三个光点，犹如夏夜里的萤光一闪一闪。这是三个出炭的煤黑子噙在嘴上的灯盏。空气稀薄，灯芯上微弱的火光拼命地挣扎着，乍明乍暗，还不断地嘭嘭作响。有了这响声和煤黑子粗大的出气声，才让人觉得在这漆黑漫长的甬道里还存在着生命。洞壁上石锋突兀，犹如魔鬼的利爪，狰狞地伸向匍匐在它脚下的运煤人，似乎要撕裂他们。爬行的煤黑子所能看到的，只是这黄豆粒似的灯光照到的不足三步远的地面，就算它是真的厉鬼，他们也无暇顾及。

出煤的甬道，高不足三尺，长达数百米。三个出煤的人，一丝不挂，肩上套着一根指头粗细的牛皮绳子，身后拖着一个大藤筐子，筐子里装满着乌亮乌亮的煤块儿。伴着不断的哼唷声，三百多斤重的煤筐在一步步移动。

名叫狼咬的第一个爬出了矿洞，他将藤筐里的煤炭翻倒在煤堆前时，已经无力再多挪动一步，顺势就倒在了旁边的草丛中了。他喘了几口粗气，向着山巅上的太阳说：“咱哥俩又见面了！”接着，他的儿子牢牢也出了洞口。儿子跟他父亲一样，第一句话也是跟太阳说的：“咱哥俩又见面了！”每一个从煤窑里出来的人，都说着同样的话，庆幸自己还活着。

此刻，他们最急切的愿望或者说最大的享受，就是饱饱地抽上一锅子旱烟。父子俩看都不看，伸手就从草丛中抓来了烟袋锅子。狼咬熟练地用火石点燃了纸媒子，又用纸媒子点燃了烟锅里的旱烟。儿子牢牢的烟袋锅子伸过来了。被狼咬去了半边脸蛋子的狼咬，歪噙着烟袋嘴子，开始“吧嗒”了。两个烟锅子紧紧地扣在一起，老子轻轻地吹着，儿子紧紧地吸着。不一会儿，牢牢的烟锅里也有了火星儿，冒出了青烟。赤条条的父子俩，平展展地躺在落满着煤灰的草丛中，几乎是贪婪地享受着难得一见的阳光。

该装第二锅烟了，狼咬忽然发觉他的老伙计榆疙瘩还没有出来。他霍地站起身来，丢了烟袋，抬脚就向洞子口跑去。牢牢立即意识到出事了，甚至忘记丢下烟袋便追了上去。这种私人开挖的小煤窑，几乎没有任何支撑，说塌便哗啦啦垮塌了。不知多少个同狼咬他们一样的煤黑子，转瞬之间就永远地埋在这黑洞洞的窑底下了。谁都不忍心让黑里白日都在一起的伙计就这样去了，拖出尸体也算是一点儿安慰嘛。煤洞子垮塌起来，总是前推后拉，连连不断。进去容易，能不能出来就全凭你的命了。这一点掏炭的人谁都知道。牢牢在后面喊道：“大，让我去！”狼咬在前边喊：“你不要来！你不要来！”

牢牢十七八岁，长得像个斗｛＝忙牛犊子，正是吃不饱干不乏的时候。他三五步便冲了上去，一甩手，就将他老爸推倒在路边上。当狼咬从地上爬起来的时候，牢牢已经进了洞子，可他还在喊：“我进去！我进去！”牢牢已经听不见了。

老天总算睁着眼，洞子没有坍塌，榆疙瘩只是劳累过度，昏倒在洞子里了。

牢牢眼疾手快，又有着一包力气，两袋烟的工夫便将榆疙瘩驮出了洞子。父子俩把他抬进了他们同住的窝棚，榆疙瘩依旧昏迷不醒。坐在身边的狼咬说：“疙瘩哥，这碗饭你是吃不了啦！”论年龄，榆疙瘩刚四十出头儿，在庄稼人说来，正当年，可在卖命的煤黑子中间，他就是个老棒子了。

被狼咬父子灌下去两老碗汤水之后，榆疙瘩终于醒过来了，但他深陷的两只眼睛依然紧闭着。一会儿，泪珠从眼角滚下来了。狼咬明白他伤心的原因，其实，到这里卖命的煤黑子们谁都一样。榆疙瘩本姓铁，家就在窑场的后山里，虽说也有几亩田地，可是十年九不收。雨少，旱死了；雨多，滚坡水连苗苗儿都冲走了。一家四口，全靠他挖炭挣的这点儿钱过活。他的力气已经耗尽了，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这条沟里，十几个洞子，百十个掏炭的，就算你福大命大，这回没有埋在煤窑里，最后也还是脱逃不了这个下场。知道又怎么样，活一天就得吃穿呀！

明天榆疙瘩就要回去了，狼咬说：“兄弟一场，不能就这样分手。”他让儿子出山打来了一氽子烧酒，他要为榆疙瘩送行。这一去，今辈子恐怕谁也见不到谁了！酒有了，下酒的菜却无处去买。即便有地方可买，他们也舍不得花那份钱。老规矩，干抿。

半汆子酒下肚了，两个人的话越来越多。榆疙瘩说：“兄弟，野狼咬去了你半边脸蛋子，没有吃了你的心。你的心好着呢！啥好，都比不上心好。”狼咬笑了，他说：“心好命不好呀！”榆疙瘩不等狼咬敬酒了，开始自斟自饮。又喝了小半碗酒之后，榆疙瘩又说：“好心必有好报，咱哥俩结个亲吧！”狼咬又笑了，他说：“我知道你屋里有两个大姑娘，大的今年十六了吧，是该找婆家了，可你瞅错了门儿。我的帮子长底子短，你啥不知道？三间老房子，五分菜园子，父子三个光棍儿一对半，是能拿出彩礼的主儿吗？”榆疙瘩端起放在土地上的半碗酒，一饮而尽，胡子楂上的酒水珠子还在滴答着，他便扯起嗓门儿说：“不说彩礼，咱哥俩不说这个。你权当替老哥养活一口人！”狼咬也激动起来了，他说：“话到这个份上，兄弟还有啥可说的？我有两个儿子，这个就算是你的了！”他说的就是身边已经睡得呼噜呼噜的牢牢。

酒逢知己千杯少，狼咬和榆疙瘩直喝得人事不省。

第二天早起，榆疙瘩依旧两腿酸软，每挪一步，都像踩在棉花包上。狼咬说：“牢牢，你背你疙瘩叔上山吧！”牢牢说：“送就送到家，送个半截子叫个啥！”狼咬猛然灵醒了过来，忙说：“送到送到！你也好认个门，见见你疙瘩婶子她们。”

趴在牢牢脊背上的榆疙瘩，心窝里五味杂陈。他要是有这样一个儿子，又何必下这份苦？到头来落个这样的下场！但想到牢牢就要成为自己的女婿，他心里未免又生出几分欣慰来。牢牢头上身上都是汗水，榆疙瘩有点儿心疼起来，他说：“娃呀，歇歇吧！”牢牢却说：“你不看看头顶上的太阳，它比咱还跑得快，我天黑前还得赶回窑场去呢。”过了一会儿，榆疙瘩又说道：“娃呀，你大把你给我了，往后我就靠上你了！”在牢牢听来，这只不过是长辈与晚辈之间惯常的一句说笑话罢了，于是笑着说：“那今天就是儿子背老子，你就安安生生地受着吧。”

P1－3

非常年代的民族希望之光

李星

阅读高云光先生的长篇小说《旮旯拐角》，对我来说是一次惊奇而新鲜的体验之旅。诸如独特的生活、恰当的叙述角度、生动的故事情节、鲜明而丰满的人物、精致的语言、深刻的思想，这些被通常认为是好小说的要素，在这部作品中都有可称道之处。这是一位学者型作者精心创作的一部优秀之作。

文字语言是构成小说文本的基础材料，是其审美品质的重要标志，是作家文学能力的主要体现。甫一进入《旮旯拐角》的阅读，笔者就体验到了高云光先生非凡的语言能力。它是精确传神的生活细节描绘，是无一冗词赘句的高度凝练，是凝练传神之中发散出来的清正、端雅、庄重的人格信息。一般作家的文学语言只要能够传达出心中生活样态就难能可贵了，它却在日常琐碎生活样态体验之外传达出了包括作家的目光态度，甚至人物的人格素质和文化习惯诸多神秘信息，是感性的，又是把握了相关生活意义的理性的。克莱夫·贝尔说过，文学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高云光的语言就是有丰富意味的语言。从纯粹之中，还能感到一种高贵，是人物的高贵和生活态度的高贵，也体现了一种罕见的文学的高贵。比如小说中的人物对话，一般被理解为角色个性化、情境真实化，但在《旮旯拐角》中，哪怕生活在最底层、一字不识的人物的个性化、情境化的对话，也常常传达出生活语言背后丰富的情感精神内涵，不仅有当下的所指，更有在更多了解人物经历和关系之后的特指内容。仅从语言方面说，高云光的小说也具有在当下汉语言失范年代的典范意义，值得那些以粗俗、粗鄙、生僻为美的写作者、小说家充分重视和尊敬。

长篇小说因为无长度的限制，常常被人理解为可以不像短篇那样有严格的选材和角度，只要围绕一个人物一个事件，什么都可以装进去，贾平凹式的生活流的叙事方式的备受好评，更加深了这个误解。高云光从他的《十字沟》和《长安城里水车巷》开始，小说选材就很严格。其角度的选择，犹如卫星发射的窗口，也颇精准。这部《旮旯拐角》集中于一个叫三步平的封闭小山村的一个户姓家族，以他们的眼光、感受、体验来评判新旧社会的差异，从土地改革、高级农业合作社、反右派、反右倾、公社化写到“四清”“文革”“粉碎四人帮”“改革开放”等等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三十年中的历次政治运动和重大的历史事件。小说的中心内容正是围绕三步平人所要求过的传统的家庭族群生活方式与日常秩序，同破坏他们传统与日常秩序制造人与人仇恨的极左的意识形态的冲突。折腾者失控的疯狂，被折腾者的坚守、反抗与苦难，构成了全作的基本历史叙事张力与情节张力。三步平人坚守的价值观念，打着深深的历史烙印，尽管它或许也会与社会进步发生冲突，但作者并没有将社会政治及有关事件唯一化，让其成为单纯的历史、政治小说，而是广泛描绘了诸如结婚、生子、爱情、友情等人性欲望和人情世态，设计了特定环境中丰富多样的人际关系。所以，呈现在读者眼前的情境，汪洋恣肆，丰富多彩。从县长及县长夫人到普通农民，从小道姑到沦为阶下囚的高级知识分子，各个阶层、不同文化背景人物阴差阳错的人生命运，交错起伏，“横看成岭侧成峰”。不仅主人公狼咬与矿工榆疙瘩的交往很真实，牢牢兄弟与榆疙瘩两个女儿的婚姻，县长夫人与水利工程师黄澄江的分离、牵挂与不期而遇，道姑无言在“十三红”与倭瓜之间的婚嫁选择，侯先生与常家坡寡妇“百事通”的爱情故事，乡下姑娘海棠与城里娃田原清冽香醇的情感历程，县长田埂与三步平农民的官民感情，与当年延安“抗大”同学王文治的关系，乃至造反派苟绪东与表兄张二跟逃亡地主母女的明暗关系，牢牢他大狼咬与地主分子七先生剪不断的恩恩情情，都扩大而丰富了小说的历史和人生命运内容．大大地增强了小说的可读性。

长期在高等院校中文系任教的高云光先生，大概对汪曾祺关于小说就是写氛围、写故事的说法深信不疑。《旮旯拐角》不仅有三十年间中国农民命运的大叙事，还有数十个人物命运的小叙事，小故事成了大故事的环境与氛围，大故事成了小故事的历史背景与典型环境。由此可见作者笔下功力，也造就了这部小说诸多亮点。但用挑剔的眼光看来，尽管在叙事设计上，这些小故事都很真实，或许可以认为巧合太多，设计痕迹重了些，然而作者在为使小说好看方面的努力却是应该肯定的。

在角度意识明显和情节的生活性之外，《旮旯拐角》在人物塑造方面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不仅牢牢、狼咬、福九爷、栓柱等两代男性农民形象生动而饱满．顶针、蒲篮儿、无言、砸不烂等女性形象也十分鲜明。与李自成后人的三步平户氏一族的代表人物牢牢的刚烈、侠义、宁折不弯以及牺牲精神相比，一度成为生产队长、公社主任的顶针，却是一个在苦难中不断成长，厚重而传统的乡村女性代表，就连理所当然的族长继承人福九爷的儿子栓柱也称她是“女儿国里的男人”，将隐藏着家族秘密的木箱子破例交给她，族人公举她主持在三步平人心目中最神圣庄严的祭祖仪式，世世代代都是男人家掌控的权力，破天荒地转到了一个外姓女人的手上。顶针以她的智慧和果敢，周详和实际，彻底改变了女性在三步平的历史地位。犹如用钢锨翻土，她深刻地改变着三步平，历史的必然，也在不断地改造着她的思想、行为。因之，她就成为了这部小说最为耀眼的伟大形象。

作家并没有将自己的笔墨局限于在灾难和动乱年代可谓特殊环境下的三步平，同时还塑造了因社会大环境或被贬黜，或被迫逃亡的县长田埂及其妻子原娴、儿子田原，以及右派分子侯先生，大个子黄澄江等带着沟外世界累累伤痕的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形象。虽然着墨不多，但大个子沉默寡言的警觉与敏锐的历史眼光．却使他不仅成为了全书的一条主要情节线索，而且成为黑暗年代的民族希望之光。

在同类题材作品中，田埂是一个应该被特别关注的共产党人的形象。同“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彭德怀、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样，他最早认识到了所谓“三面红旗”“人民公社化”路线的严重错误。他无私无畏，多次向老百姓道歉，甚至下跪。他支持三步平人的“分田到户”，他为党分忧，为国担责，试图以一己之力，承受权力的千钧重压，给与他休戚与共的老百姓开启一扇求生的门。但他失败了，在一次又一次严厉的处分中，在无情的批判斗争中，以致身陷囹国，他都义无反顾，直至为信念献身。正因为有了田埂们，以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立的“改革开放”路线给党争得了信任和民心，让人民共和国倾而未倒，并焕发出勃勃生机，连牢牢这样忠厚老实且备受错误路线之苦的农民也坚持了对党的信念。正是由田埂身上生发并延伸出来的舍生取义的精神和威武不屈贫贱不移的信念，使《旮旯拐角》中三步平人的苦难和希望，更符合中国道路的历史真实，具有了鲜明的时代特色。

八十年前，一直以尖锐词语批判“国民性”弱点的鲁迅先生，在《中国人失去了自信力吗》一文中曾经说到，要论国民性，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凭的，自古以来，我们就有舍身求法、拼命硬千的人，他们是真正的中国的脊梁。田埂、黄澄江、狼咬、牢牢、顶针和福九爷诸人，就是一脉相承的中华民族的脊梁，尤其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牢牢他们。这些人在以往文艺作品中往往被丑化、被贬损，被称为“愚夫”“愚妇”，但在《旮旯拐角》所营造的环境中，他们不仅为家族，为亲人的生存而奋斗不息，扩而大之，他们也是我们这个民族生生不息的根基，是正气和正义的底气，是历朝历代仁人志士(包括当代的共产党人和有良知守信念的知识分子)的底层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

比起同类小说作品，《旮旯拐角》通篇都表现出作者鲜明的思想主场，那就是冷峻的反思。它的认识价值远远超出了农村、农民、农业的范畴，作者对我们民族的历史文化和未来命运充满了热切的关注。这种理性的光芒，让它与当前某些作品中的自然主义倾向划清了界线，有一种信仰的力量和思想的深刻。比如，小说通过水利工程师黄澄江之口，说出了对权力与科学的思考，就颇具思想的深度和启示作用。“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是作家反思的结论，因而也就成为了小说的总主题。

《旮旯拐角》是一部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体现了一个重要的高度的长篇小说，谨希望这部小说在面世以后能够引起读者和文学界的广泛重视。

《旮旯拐角》通篇都表现出作者冷峻的反思。它的认识价值远远超出了农村、农民、农业的范畴，作者对我们良族的历史文化和未来命运充满了热切的关注。这种理性的光芒，让作品有一种信仰的力量和思想的深刻。

——李星（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茅盾文学奖评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