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这两段记载引出的关于王仁献书事件，主要有三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注意。首先：《古事记》里的“和迩吉师”就是《日本书纪》中的“王仁”吗？虽有日本学者如大庭修认为未必是一个人，但一般的中日学者都认同这是同一个人的同一件事情，和迩是王仁的古日语发音。其次，关于王仁献书的时间，由于日本历史在推古朝圣德太子之前尚无本国文献记载，因此，这之前的天皇系谱便介于传说与史实之间。而这里的“应神天皇十六年，，的确切所指，因而也就成了有学术纷争的问题。中日著作中就分别有公元285年、四世纪后半期、公元405年等不同对应。最后，由于汉籍初传日本的时间不能确定，同时就引出输入《千字文》的可靠性问题。我们知道《千字文》是梁朝周兴嗣所作，他于公元494年考中秀才，公元502年梁武帝即位后屡次献韵文作品，卒于公元521年。这样的话，前述王仁所献《千字文》，无论如何是有问题的了。王仁不可能献上晚于他百年后编成的某一种书籍。
综上所述，虽然我们不能十分肯定地比对出关于中国汉籍初传日本的确切年代，但一般说来，至晚在四世纪和五世纪之交，由于日本对朝鲜半岛上新罗、百济国的征战和统辖，使得朝鲜半岛的汉籍经过掠夺或贡献的方式流人日本，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定论。正是从这时期起，日本皇室开始自觉地接受以汉籍为媒介的中华思想文化的启蒙，使日本对于中国文明的吸纳，由物质技术而深入到书籍文化的层面。
二、遣唐使的汉籍输入
位于日本古都奈良的博物馆正仓院，有“海上丝路博物馆”之称，它原是奈良时代(710-794)东大寺的校仓，后来成为历代天皇贮藏“皇室宝物”“国家珍宝”的宝库，其中很多即为遣隋使、遣唐使带回的中国文物，除了礼器、佛具、乐器、服饰、餐具、药品、武器等珍贵文物外，文献典籍以其文物及文献的双重价值堪称至宝中的至宝。正仓院平时不公开展览，每年只在秋季特定的几天内展出，使日本国内外的文物爱好者和专家学者能够有幸一睹千年古物的风采。就在2001年秋季的正仓院展上，人们意外发现展品唐写佛经《成唯识论》卷四的末尾，有“显庆四年润十月廿七日”的字样，《成唯识论》十卷是玄奘西天求法取经携归的主要佛经之一，据考证，这份署有准确纪年的《成唯识论》卷四，即为玄奘口述，其弟子窥基笔受(笔录)的手稿。而由曾在玄奘门下求学的日本人唐僧道照携回日本的。据《续日本纪》记载，道照回国前，玄奘“以所持舍利、经论咸授和尚”，道照回到日本后创建禅院，“此院多有经论，书迹楷好，并不错误，皆和尚之所将来(携回)者。”2001年正仓院的新发现，为汉籍输入日本的文化交流史增添了令人惊叹的新篇章。
此外，正仓院中还有抄录六朝至隋唐诗文的《杂集》，隋写经22卷，唐写经221卷，王羲之、王献之的书法真迹及王羲之书法摹本20卷等珍贵经卷，都堪称举世珍宝。
遣隋使、遣唐使作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使者，除了参观访问，以广见闻，拜师学习，研读儒经外，每次归去，一个主要任务就是携带汉籍返朝。《旧唐书·日本国传》记载：遣唐使中的留学生“好读经史，解属文”“请儒士授经”，归去时“所得锡赉，尽市文籍，泛海而还”。可以说，隋唐时期是中国汉籍大规模输入日本的一个重要时期。那些唐及唐以前的珍贵写本，被日本保存下来，不仅成为日本的国宝，有些甚至是在中国也久已失传，成为举世无双的孤本真迹。P8-10
本书所收文章大致为近年来写下的一些随笔。按类别，分为“读书”“行路”“看戏”三辑。后两者在我，其实也只是书案读书的空间延伸或再读书、读新书的契机。
这些文章大多先后在《中华读书报》《中国图书评论》《文史知识》《台湾联合报》《澳门日报》等报纸杂志上发表过。几处的编辑先生以文会友，奖励笔耕，每次投寄去的文稿，几乎有信必回，有文则用。这种鼓励，促成我在教学科研之余，乐此不疲，不断写下这些读书随笔。从这一点来说，以上报纸杂志是此书的催产士。
书中《游目诗海话“白日”》《读书，亘古常新的精神追求》《道统不废》三篇，为很多年前的旧作，特别是“白日”一篇，竟是我正式发表的第一篇文字，是我就读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三年级时的习作。今一并编入，鸿爪雪泥，敝帚自珍，读者庶几恕我幼稚之迹。
本书中每一篇文字写成之际，我总是第一时间用电子邮件发给我父亲看，勤于电脑笔耕的他，也总是在第一时间读完，给我回信，或质疑一个用典、用词，或指正一个笔误。积年以来，几乎形成了习惯，只有经他第一道审阅后，我才会放心往外投寄。这次，仓促问商请父亲作序，他二话没说，翌日即成篇交卷。有友人说，有老父可为你作序，何等幸福之事也。此话诚然。
最后，感谢主编徐雁先生，感谢责任编辑，他们富有成效的工作和及时的沟通，让我领略信任合作的愉快和海派作风的高效率，这也是此书得以顺利面世的原因。
写于2014年4月8日京沪高铁G116次列车上
书名为《书声迢递》，这“迢”，就是远，是一个距离概念。路远迢迢，可以是一百里、一千里，可以是中国各地、世界各地。在这本书里，有写到中国、日本、法国、美国等等，可谓远矣。书声可以从这边传过去，也可以从那边传过来。也就是迢递了。这是从空间来说。
时间也有远近。近，就是现在，远，可以是过去，也可以是未来。这本书中有讲古代史的，有游古迹的，这是历史传来的消息，也可以说是书声迢递吧。而且，这递，除了传过来。应当还有传下去之意。作者或许希冀这书中声音，也能往远处传递、向后代传递吧。
书声迢递，从远处来，往远处去；从前人来，往后人去。让书声迢递吧。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写文章是千古事，读书应当也是千古事。
本书第一篇就说，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读书是亘古常新的精神追求。古人读书，今人读书，后人也还要读书。但是读书的得失，也只有读书的人自己知道。“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是古人的一种说法；而今人也还有这样认为的，或许后来也还会有这样看问题的人。本书作者不认为读书是为了做人上人，而是说，读书是事关个人修身、文化传递的一种精神追求。仍用古人的说法，就是“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在这本书第一篇中，还提到了一个“思、习、行结合，，的说法，窃以为，这是相当地切中时弊的。有一篇谈论钱宾四先生思想学术的文章，有这样一段话“现代学术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人学分离，也就是‘学’与‘德，分离，这个’德’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理解的‘道德，。而是做人要与治学是一致的。而现代学者，且不论当代，就从晚清到民国，私德就是一代不如一代。而钱先生为什么能拥有那么多真心的追随者，实是人学是合一的，是一致的，他所宣扬的文化真相与他的所为所行兽不的。所以，读宾四先生的书，心中始终是温暖的，无论世道人心如何，总不会失去信心。”(《贾克文先生与孙鼎宸将军》，收入拙著《思亲补读录》)这段话的意思，或许正可以与本书的“思、习、行结合”相互发明吧。本书中有多篇写到读钱宾四先生书的，应当也可以作为这第一篇“读书是亘古常新的精神追求”的一种具体说明。若从反面看，不注意这“思、习、行结合”，那就会是上面所说的人与学分离，学与德分离。或者如钱宾四先生所说的，当代新学术有二病：“一则学问与人生分成两橛。不效乾嘉以来科举宦达，志切禄利，则学欧美自由职业，竞求温饱”；“二则学问与时代亦失联系。……学问亦绝不见为人格之结晶，仅私人在社会博名声占地位之凭借而已。”(钱穆《新时代与新学术》，收录于《文化与教育》中)钱先生那时提出的问题，几十年过去了，这问题仍然存在，仍要我们去再提出，再思考。
此亦可见书声迢递，可见亘古常新的精神追求之一斑了。
本书作者前几年出版过一本《梅樱短笺》，其中许多篇章是写日本文化的。现在这书中又有《汉籍输入日本史话》等好几篇中日文化交流的文字。这使我联想到最近从《晚学盲言》中读到的一则轶事。那是中国对日抗战胜利以后，钱宾四先生第一次去日本访问，谈及日本接受中国文化之影响时，他问一日本学人，你们常说日本学习中国文化，最主要的体现何在？日本学人回答到：“中国人骂人说，你这样无道，不讲理，还算个人吗？这句骂人话，全世界其他民族都没有。只有我们日本人也普遍这样骂人。这是我们日本人接受中国文化的一个明证。”钱先生接下来说，“此语有甚深妙义，我此下二十多年常以此语告国人”。(钱穆《己与道》，收录于《晚学盲言》)我读了这则以后，就问自己，这话的“甚深妙义”，在什么地方？——岂不是让我们日常言行要讲究做人的道理，不能做得不像个人吗？若再将“思、习、行结合”，则读此则之后，思之，当比不读此则之前，行为有所进步，有所“更像一个人”。
推而广之，所有读书，都当使人明智而进步，否则，书，就是白读了。
四
戏剧多反映人生矛盾，而戏剧在人群中引起的反应和评论，也必有差异，必有矛盾。恐怕不限于任何剧种，包括电影、歌舞剧，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形。《书声迢递》中，除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两方面的文字，还有多篇观剧论剧的文章，看来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吧。
《书声迢递》系作者钱婉约近年来新写的读书随笔集，分“读书”“行路”“看戏”三辑。“迢递”有行程遥远、思虑悠远、时间久长及声韵言语婉转之意。《书声迢递》作者以此袭达其对华夏书香绵延不绝的人文心意。作者边走边读，随感随笔，将自己所观察到并有所感悟的书事人情、人文历史，记录成章，对于读者了解各地的文化风情，深有裨益。
《书声迢递》系作者钱婉约近年来新写的读书随笔集，分“读书”“行路”“看戏”三辑，书中收录了《漫话金山高氏南社人物》；《鲁迅为何到仙台去学医？》；《彼岸的风景：林文月》；《昆季、兄弟、镜台》；《游目诗海话“白日”》；《从“支那”的名称说起》；《“赛里斯”与“羊毛树”》；《与君共此一炉香》等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