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虽然都是非原则问题，但也恰好正在这些非原则问题上面，我们之间的感情，开始有了裂痕！结婚以来，我仿佛才发现我们的感情、爱好、趣味差别是这样的大！甚至我曾经想到：我们的夫妇关系是否可以继续维持下去？
幸好，不久她被分配到另一个机关去工作了！我欢欢喜喜地打发她走了，精神上好像反倒轻松了许多！
我想她这种狭隘、保守、固执，恐怕很难有所改变。她真是一个倔强的人！
我们分手以后，约摸有个半月的时光，她连电话也没来过一个。却对旁人说：离了我她也能活！
可是，我却不能！即使我对她有很多不满。然而孩子总还是十分可爱的！我一想起那孩子的乌亮墨黑的大圆眼，和他那“牙牙”欲语的神气……我就十分怀念！终于还是我先去找她去了！哪知道一见她，她却向我一挥手：“今天工作太忙，改日来吧！”我说她真是个倔强的人。这评语，越来越觉得确切了！特别是又发生了几件事情以后。
当她到了那机关不久，找来了一个保姆：姓陈，叫小娟。样子很灵俐，她爸爸是个蹬三轮的工人。
那天正好是星期日，我在她机关里。那“老妈子房”里的掌柜，领着小娟来上工。
一进门，碰着我们俩，对小娟说：这是小少爷的母亲，这是……”
小娟毕恭毕敬地向她鞠了个躬。叫了一声：“太太！”哪知道我的妻，一听“太太”两个字，就像是叫蝎子螫着了似的嚷起来：“呀！呀！别叫别叫！我不是‘太太’！我是我是……我们解放军里头没有‘太太’！我姓张，你叫我张同志好了！记住！我叫张同志！要不你就叫我大姐！”说着就把小娟拉到炕上，和她并排坐下了。弄的那“老妈子房”的掌柜先是奇怪，接着也笑了：“对对！叫张同志！‘太太’那名儿，嘿嘿！不时新了！太封建！太封建！”
我的妻马上就给小娟上起政治课来：说她自己也是个穷人，曾经受过旧社会的压迫；后来共产党来了，她就参加了革命，得到了解放。因为工作太忙，孩子照顾不了，所以请小娟来帮忙，这样，她对小娟说：你也是参加了革命工作，咱们一律平等！和旧社会雇老妈子完全不一样，等等。
小娟听得很高兴，不住嘴地说：“您说得真好！您说得真好！”小娟这孩子，虽说是灵俐，可是记性并不好！一不小心，常常又叫“太太”了！每逢这工夫，我的妻决不放松，一定及时纠正，并且又得上一堂政治课！弄得小娟反倒很不安了！
自从小娟来了以后，我的妻几次潘给我打电话：要我给小娟找识字课本，找笔墨纸砚……并且还给她订了学习计划：一天认五个字、写一张仿……一星期还有一堂政治课。我的妻自任文化教员兼政治教员。
每次周末的晚上，我去找她的时候，总是见她在给小娟上课，一板正经地念道：“穷人、要、翻身、团结、一条心、永远、跟着、共产党、前进！”小娟就跟着念：“穷、人、要、翻、身！”不知道为什么，我有点感动了！心想：她真是个倔强的人呵！
有一次周末的傍晚，我们从东长安街散步回来，看见“七星舞厅”门口，围着一圈人。过去一看：只见有一个胖子，西服笔挺，像个绅士，一手抓住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孩，一手张着五个红萝卜般粗的手指，“劈！劈！拍！拍！”直向那小孩的脸上乱打，恨不得一巴掌就劈开他的脑瓜！那小孩穿着一件长过膝盖的破军装，猴头猴脑，两耳透明，直流口水，杀猪般地嚷着：“娘嗳！娘嗳！”嘴角的左右，挂下了两道紫血……
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抄着手的、微弯着头的、口含着烟卷儿的……但是，都很坦然！
这情景，在我看来，也已经是很生疏的了！觉得很不顺眼，正想问问，忽听得人群里有人喝道：
“住手！你凭什么压迫人！”嗓音又尖又高。
一瞬眼间，我突然发现：那人不是别人，正是她，是我的妻！这时候，她昂头挺胸地站在那胖子的面前，正像武侠小说里所描写的——那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客的神气！我突然觉得精神上有点震动，但同时，马上又模糊地想：她真是好管闲事！不知道怎么着才好。
那胖子仍然一手拧住那小孩不放，一手贴到花领结上，很有礼貌地微微一笑！心平气和地向围着的人们说：“这小子，太可恶，太可恶！不知道的人，以为我压迫人，其实，不然！我这个舞厅，是在人民政府里登记了的，是正当的营业，是高尚的娱乐！拿捐，拿税。而他，这孩子，却用石头子儿，往里——”他一挥手：“扔！如果，把我的客人们，全撵走了，那么，我——又当如何呢？”他还想接着演讲，却叫我的妻打断了他的话：
“你说得对！这孩子扔石头子儿，也可以说是一个错误！可是，我们是有政府的有秩序的！不是无政府主义！就说他犯了天大的法，也应该送政府法办！你有什么权力随便打人？嗯？有什么权力？你打得他满嘴流血，好像你还受了屈似的？嗯？让大伙儿评评理！”
这时候，人群里就有人嚷起来：“对对对！这同志说得对！”有一个苦力模样的人，也就走到那胖子面前，转过身来，指着那胖子向大伙儿说：“这位先生说的不错！这小孩儿是往舞厅里扔了一个石头子儿！我亲眼看见的……”
胖子马上微笑点头，“诸位听着！不假吧！光凭我一个人说不行！不行！”
那苦力接着说：“可惜这位先生说得不全！那小孩儿凭嘛平白无故地扔石头子儿哩？是那么一回事儿：刚才他在舞厅门口向客人们要钱，这位先生撵他走，他走慢了一步，这位先生‘啪’的给了他一个响锅贴(耳光)！回头，过了一会儿，这小孩就扔了个石头子儿，就又叫这位先生抓住了。这我也是亲眼看见的！现时不是那个世道了，是人就得说实话！”
胖子显得有点不安了，掏出一块小花手绢来不住地擦额角，对我的妻说：“同志！我认错行不行？”说着掏出一张伍佰元的人民券，向那个小孩一伸：“给！买糖吃！哈哈！”那被打了一顿的小孩，好像一切的仇恨，马上就消失了！把嘴角的血一擦，正想伸手去接，却马上被我的妻喝住了：“别拿！太便宜啦！一顿巴掌只值五百块钱？”
胖子马上伸手到口袋里，慷慨地说：“再加二百！”P6-8
一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小说，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意义比较独特。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其评价也大相径庭。相当一批作品，曾经被打成大毒草，彻底抹杀其价值，作者则接受改造或身陷囹国；有些遭到批评，反复删改，不断背离作者本意。世易时移，随着政治上的拨乱反正，这些作品得到了重新评价。1979年，上海文艺出版社从当年被批判和否定的作品中选取有过较大影响和争议的，包括流沙河、刘宾雁、耿简、邓友梅等17位作者的代表性作品，编辑为《重放的鲜花》出版。这些“重放的鲜花”，代表了五六十年代主流文学之外的另一种声音，另一种倾向，对于我们全面认识那个时代的文学生态，理解那段历史的社会形态，有着重要意义。如今，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重新编辑出版这些小说，并配发相关的回顾和评论文章，既可以让普通读者了解那个年代的文学图景，了解作家创作和时代生活的关系，也可以给专业的研究者提供不同的视角，应该说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和学术意义。
近年来，众多学者关注中国当代小说创作与发展的得失，对影响中国小说走出困境和瓶颈的各种内外因素，不乏探索和追问。那么，何以近现代以来，中国文学总是与政治贴得那么紧密，或是首当其冲成为批判的靶心；或是推波助澜，为荒谬的时代歌功颂德，摇旗呐喊？何以近几十年来，中国文学在摆脱了政治干扰后，又被市场所俘获，成为欲望过盛的后现代文化产物，备受海内外学者质疑，评价相当之低？这些追问，关涉到文学的本质，文学的价值，文学与历史的重新审视和评价。理性去面对问题，审慎地思考问题，积极寻找问题的答案，无疑是很有必要的：否则我们既不能；隹确认识文学，也无法真正理解历史。文学的核心是人，历史的主体也是人，文学和历史中间站着的还是人。周作人说，文学不是为人生的，也不是为艺术的，而是为人生的艺术。所以，我们回头看五六十年代的争议小说，并非作品本身犯了什么政治错误，也并非思想艺术审美低劣而遭到批判，而是因为这些作品游离于时代的主旋律，在那个颂歌和战歌的年代，这些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对现实问题的冷静反思和观照，对人性世界的真诚探索和表达，是不可能被接受的。大批判，上纲上线，以政治性和阶级性为唯一标准，深刻地反映了无产阶级专政时代，文学和文化的身份定位和现实命运。
二
1948年3月，香港《大众文艺丛刊》创办，文学评论的话语体系开始转换，对作品的分析开了政治定位的先河。新的阶级论美学原则逐渐成为唯一标准。以解放区文艺为主导，要求培养工农兵作家，非此即彼，非友即敌的战争思维日益影响文学创作、文学评论和文学发展总体趋势。这一年，文坛开始对文人进行政治性批判，一些与工农兵文学不同的作家创作风格遭到批判，并且往往蔓延成为对作家本人的政治批判。郭沫若在《斥反动文艺》中，就不遗余力地批判沈从文、朱光潜、萧乾等“资产阶级”作家，指责这些人思想落后。邵荃麟、胡绳等对七月派领导人胡风的文艺理论，以及代表作家路翎的小说进行了集中清算。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出版遭到周扬阻挠，在毛泽东本人的许可下才得以出版，开创了党干预作家创作的先例。此后，文艺界领导对文学创作的干预更加严重，审查日益严格。1948年的一系列运动，无论是思想清理，还是队伍清理，都是为共和国文学做出了充分的准备。
1949年7月，中华全国第一次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周恩来做了《政治报告》，高度评价国统区和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同时强调了文艺斗争原则和文艺队伍建设问题。周扬在《新的人民的文艺》讲话中指出，解放区文艺实现了文艺与人民与政治的紧密结合，文艺创作和发展应以毛泽东文艺思想为指引，反映党的政策，写重大题材和英雄人物，艺术上强调大众化的追求，同时要求对文艺加强党的领导。茅盾做了《在反动派反对和压抑下斗争和发展的文艺》的报告，检讨国统区革命文艺运动的各种错误倾向，尤其是批评了胡风及其周围的_些进步作家，提出用党的政策来衡量作品的政治性和艺术性。郭沫若在《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的总结讲话中，回顾了中国现代文学30年的历史，指出现代文学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学；号召文艺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同时展望新中国文艺发展的未来。要求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开展广泛的群众文艺运动，吸收苏联的文学创作经验，排除资产阶级的非革命因素，作家必须努力深入生活，改造旧的文学传统。
第一次文代会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由五四新文学开创的个性解放自由民主精神，全面转向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化表达。无产阶级文学一体化初步形成。延安文艺模式成为共和国文艺发展蓝本。历史之流汹涌壮阔，当代中国文学却逐渐走入狭窄的发展航道，西方文艺思想，现实社会问题，爱情和人性的复杂性，城市和市民生活，都被否定和遮蔽。共和国文学规范日渐森严，文学进入体制化和一体化发展阶段。具体体现为，政权强力介入文艺创作，文艺笼罩在国家意识形态之中，作家被纳入各级各类组织，基本失去思想自由。文学新规范的建立，终于使中国文学被迫成为时代的传声筒和政治宣传工具。作家们只有在《人民日报》的社论、红头文件、毛泽东语录中，去把握生活与创作的本质和主流。
三
1949年8月27日《文汇报》发表了洗群的《关于“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问题》的文章，引发讨论。讨论的实质是继续强化文学的“工农兵方向”。何其芳的《一个文艺创作问题的争论》，则代表官方对这次讨论做了总结，他认为：只要工农兵方向不变，小资产阶级也可以成为主角。不同的问题虽然可以提出来，最后都要由绝对的官方意志决定其对错，并且所有知识分子都必须遵守，不允许有个人见解，这种现象此后30年日趋严重。
1950年《文艺学习》第一期发表了阿垅的《论倾向性》一文，认为应加强艺术审美力量，从而使政治自然显现，同时强调“艺术即真”，即艺术必须真实。陈涌的《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一文批驳了阿垅的观点，认为阿垅的文章是以反对公式主义为借口，反对进步的革命文艺，是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歪曲。茅盾此间发表的《目前创作上的一些问题》，指出政治即政策，没有政策，文学就没有现实性。陈涌的文章是建国以来第一篇以政治定性取代文艺评论的文章，此后这类文章不断泛滥。茅盾的观点则影响更广泛而深刻，后来很多人都认为作品艺术上差些是可以理解的，但不应牺牲作品的政治性。
1951年，对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开了对作家作品批判的先河。小说写知识分子出身的李克以工农出身的妻子张同志为镜子，接受教育改造自己的过程。在艺术上小说并不成功，但仍然遭到了文艺界的大批判。其中最重要的批判文章是丁玲的《致萧也牧同志的一封信》，文章认为该小说文艺倾向不对，想写李克改造，效果却是张同志应该接受改造，表现了作者本人留恋小资产阶级情调，厌恶工农的不良倾向。争论的结果是作者萧也牧公开检讨《我们夫妇之间》的错误倾向，表示要清算小资产阶级的观点，以此来参加保卫人民文艺的战斗。“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文艺界对《我们夫妇之间》进行了再评价，认为这篇小说在建国初期，是一篇敏锐干预生活的作品，很有现实意义。
此后，方季的小说《让生命变得更美好吧》也遭到了批判。评论者认为小说写的党性力量没有美女力量大，应该接受审查，同时认为小说中的心理描写是运用了弗洛伊德的手法，是不健康的。对于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一些评论者认为作品描写了王应洪在爱情和纪律之间的徘徊，这与国际主义精神是相背离的；并且王应洪胸口的信物有贬低志愿军形象的嫌疑。魏巍认为该小说在堆满了纪律的字眼下控诉了纪律的无情，诽谤了正义的战争，朝鲜姑娘金圣姬对王应洪主动的爱情，是对她的极大侮辱。巴金更认为这篇小说是路翎敌视人民，敌视军队，用个人主义代替集体主义，用颠倒黑白的方法来实现其反革命的目的。针对这些批评，路翎提出了反驳，但在1955年，该小说仍旧被看成是作家路翎在以反革命的情绪诬蔑志愿军、瓦解革命斗志，并且小说在感情上充满了小资产阶级情调。这些作品后来都得到了重新评价和正面肯定，而当年的那些大义凛然言之凿凿的批判，虽然世易时移，仍然音犹在耳，值得我们严肃反思。
四
1956年5月2日的最高国务会议确定了“双百方针”。1956年5月26日，陆定一召开了艺术家、文学家、科学家的代表大会，做了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会上提出知识分子有独立思考、创作、批评、发表的自由，这就使知识分子误认为自由是无限制的，而忽视了这种自由只是在毛泽东的“二为方针”限制下的自由。会上还提出文学创作不限定题材，文学理论工作者有批评和反批评的自由。但同时又强调知识分子应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观，并强调这种自由只是人民内部的自由。双百方针提出后，暴露社会黑暗的，写爱情的、人性的、人情的作品出现了一大批。小说创作方面，出现了干预生活的作品，如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揭露和批判了官僚主义。李国文的《改选》，表现了政治生活的某些不合理。还有一些描写爱情的作品，如宗璞《红豆》，探索了人的复杂情感与政治立场的关系，等等。其他如诗歌、戏剧、报告文学、文学理论等领域也相继出现了一大批具有独立思考、后来遭受批评的作品。
1956年至1957年上半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给中国当代文学带来勃勃生机，可惜这一批眼光敏锐、关注社会问题的青年作家和诗人，这些张扬个性的诗歌和揭露社会弊端的特写及小说，很快就遭到了疾风暴雨式的批判，作家们也大都因此被打成右派。
五
《人民日报》在1957年6月发表了《这是为什么》一文，标志着文艺界的气候开始转变。随后，即同年的7月份，该报公布了一大批右派名单。1958年《人民日报》发表了周扬的文章《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代表官方的文艺路线对其他文艺进行清算。反右运动中，数十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文学界是重灾区。首先从报告文学作家刘宾雁开始，一大批小说家如刘绍棠、王蒙等也都遭到批判、流放和关押改造。
从此，作家们开始小心翼翼地回避现实和躲避真情实感。文学的萧条再次降临。作家无法面对现实，无力改变现实，于是有人就在创作上选择了返回历史，这是在相对宽松的题材领域表达自己，如陈翔鹤的短篇小说《陶渊明写(挽歌)》。有的作家则选择了返回人性、返回“美”，意在避免与现实短兵相接，既保持了独立的艺术审美，又不至于涉及太敏感的东西，如茹志娟的短篇小说《百合花》。然而，这些作品同样无一例外遭到了批评。
通过“文艺大跃进”运动和“两结合”创作方针的实践，文艺新规范越来越朝着左的方向发展，最终将十七年文学推进到了文革文学。为了对文艺界实行“全面专政”，林彪委托江青于1966年2月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形成《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炮制了所谓“文艺黑线专政论”。首先是把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理论方面的代表论点归纳为“黑八论”，即“写真实”、“现实主义一广阔的道路”、“现实主义深化”、反“题材决定论”、“写中间人物”、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和“离经叛道论”。紧接着则是把大批优秀作品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同时大兴文字狱，文艺工作者或被关进牛棚，或被流放监禁，致使冯雪峰、邵荃麟、老舍、田汉、赵树理、闻捷、杨朔、海默等数百名文艺家被迫害而死。蒙受冤假错案劫难的更是不计其数。同时强行解散全国文联、作协及其各地分会。全国文艺刊物，除《解放军文艺》外，全部被迫停刊。各种文艺团体、文化设施，一律停止活动。除了江青一手炮制的样板戏外，只有浩然等极少数作家还可以公开写作，发表作品。当代中国文学进入了最黑暗最荒芜的历史时期。不过，这已经不是文学的争议了。
回顾历史，可以提供思考的动因；直面历史，是一个民族真正强大的起点。五六十年代的小说创作，其成就当然不能抹杀，同时也应看到，它也存在着巨大的时代局限性和自身的结构性缺陷，并且这种局限至今影响深远。那些当年遭受了不公正对待、后来又得到了平反的作家作品，都是历史的镜子，以古鉴今，可以知兴替，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必须正视这一切，才有希望。
张艳梅
2013年5月
“20世纪中国文学争议作品书系”所审视的是整个20世纪中国有争议的文学作品记录了中国文学从近代走向现代、从现代走向当代的惊涛骇浪的百年历程。本辑推出5本，全部为小说作品。20世纪的中国文学是在不断的争议中成长繁荣的。从这个视角而言，没有争议便没有文学。
《在悬崖上》收录的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产生重大争议的小说作品，包括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孙谦的《奇异的离婚故事》、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邓友梅的《在悬崖上》、陆文夫的《小巷深处》、宗璞的《红豆》、茹志鹃的《百合花》、陈翔鹤的《陶渊明写<挽歌>》等名家名篇。
《在悬崖上》在每篇争议作品的后边，均附有“述评”，介绍作品的时代背景、争议双方的代表人物或主要观点、争议的影响以及如何看待这些争议，等等；在每本书的“前言”里，梳理并描述这一历史时期争议作品的概况、特点，为读者认识这一特定文学时期及其争议作品，提供相应的阅读和智力支持。
“20世纪中国文学争议作品书系”所审视的是整个20世纪中国有争议的文学作品，它打通传统的时间概念，记录了中国文学从近代走向现代、从现代走向当代的惊涛骇浪的百年历程。本辑推出5本，《在悬崖上》就是其中之一。
《在悬崖上》收录的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产生重大争议的小说作品，包括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孙谦的《奇异的离婚故事》、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邓友梅的《在悬崖上》、陆文夫的《小巷深处》、宗璞的《红豆》、茹志鹃的《百合花》、陈翔鹤的《陶渊明写<挽歌>》等名家名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