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上还飘着些雪花，墓园外是一段笔直的小道。墓园里苍松翠柏，古木参天，覆盖着皑皑白雪，寂静而肃穆。我由南而北走近墓前，两边是低矮的冬青，东、西各伫立着高大的石碑，西边还有一个精致的六角石亭。
我走上不多的石级，站在花纲石的平台上，面对墓碑默默地念读了碑文，深深地鞠下三躬。抬起身，四顾茫茫，杳无人跻，安静得仿佛听得出雪飘之声籁。但我注视墓碑，分明听到和看见了百多年前鼎沸的人声和汹涌的风云。
光绪二十年，中日甲午战争在海上和陆上两个战场分别开打，结果以中国惨败，北洋水师覆灭和旅顺全城遭屠，最后耻辱地签订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光绪二十一年四月)收场。消息传到京城，引起全国人民的愤怒。当时23岁的梁启超与康有为、谭嗣同、陈炽、沈曾植等人日夜奔走号召连署上书论国事，并联合十八省在京会试之举人1300多人上书光绪皇帝，提出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三项主张，史称“公车上书”。上书未能被朝廷采纳，他又协助保皇改良的康有为在京创办了《万国公报》和强学会，这份报纸虽然只办了三个月就被保守势力查封，却成为他维新改革和坚持宪政的一生在新闻和教育两大事业中的第一步。
十九世纪末的欧美已经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高度发展时代，而清朝政府，因闭关锁国、官场腐败、生产效率低下，还处于以小农经济为主的民不聊生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加上面对列强环视和武力入侵无所作为，已经落到内外交困、举步维艰和民怨沸腾的地步。实际上，朝野上下社会各界对于朝廷政权的迟早垮台已经形成共识，因此除了少数满清廷贵族要“维稳”以外，体制内外精英力量的维新变法和暴力革命的呼声日渐高涨。
当时，主张暴力革命推翻清朝统治政权的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了兴中会，后又联合华兴会、复兴会组成同盟会，后来又成立了国民党、中华革命党，辛亥革命成功后改名为中国国民党。
而以康有为为首的一批所谓保皇党则支持年轻有为的光绪皇帝，希望在光绪皇帝的领导主持下进行主动的与当时世界潮流接轨的渐进式的维新变法改革，即推动建立君主立宪的宪政政体。在这批人中，大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和一些政府官员，不少都是在当时属于对世界最多了解的知识分子，比如翻译了《天演论》的严复，被誉为“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第一人”，认为“中国必变从西法”的黄遵宪等，而梁启超则是维新改革和主张实行君主立宪(或虚君共和)政体的中坚和灵魂人物，曾经率举人百余人连署上书，请废八股取士之制，协助康有为组织强学会、保国会创办《万国公报》、《时务报》，又奉光绪之命办理京师大学堂，创办译书局。其间还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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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2月最后一天的傍晚，我和平时一样提着包离开了自己的办公室。走到门口，还是忍不住回头环顾了一下：已经清空的书橱和空无一物的办公桌，靠南一排玻璃窗依然明亮如常。今天离开，我再也不会回来。我心里轻轻地说，毅然关上了身后的门。从此，结束了三十多年的职业生涯。
2014年的元旦，我舒服地睡一个懒觉，到一楼用过早餐，没有像往常一样出门，而是走到三楼“夜读斋”的书房，在书桌前坐下来泡好一壶茶，发了一会呆，想到，几十年的“夜读斋”从今往后应可改为“昼夜读斋”矣。
书在读时总嫌多，而到用时方恨少。人生苦短，世间值得一读的好书却是那么多。生活的美好正在于阅读，而美好的时光总觉太少。记得有个人(胡适?)曾经说过，假如让他在两种生活中选择：一种生活是非常富有和自由却不能读书，还有一种是关入牢房没有自由，却可以尽情读书，他宁可选择第二种。
在漫长的读书人生过程中我曾多次问过自己：我为什么要读书?
为了有知识、有文化、有思想、有道德、有理想、有素质、有品位、有地位、有官做、有财发等等可能会有千百种理由，都是可以的。过去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学得文武术，售予帝王家，耕读世家，光宗耀祖，一朝金榜得题名，天子堂前穿蟒袍，除了农奴翻身得解放不靠读书靠造反外，一切功名利禄，个人身份和社会地位的改变在一个正常社会几乎都要靠读书科举来争取解决，我也曾经有过并不崇高的各种想法，而且几乎从来没有崇高过，但读书最终会改变自己，变成如今的我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读书的结果。
但到了拼爹拼妈的年代，读书还有意义还有用吗?还为什么要读书呢?年轻人痛苦啊!我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考上大学，八十年代初踏入社会的一代，现在想来真是艰苦奋斗而又憧憬幸福的一代啊。因为那基本是一个不靠爹妈靠自己的年代。
到如今，我已经到了功利与我有何干的年纪。我读书，是因为我认为只有读书才有可能使自己成为一个活得明白的人，认为读书才是最快乐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最享受的人生品质，一种吃饱了饭才更多思考的本能需要，一种短暂人生宝贵时间的最佳消费手段。我从十多岁时就开始从借书读到买书读，至今乐此不疲，从中获得精神之乐趣以及营养和力量，无以取而代之。几十……
听说兆平兄有书要出版了，很高兴以为又有新书可读了。不料兆平驰函索序，让我大吃一惊。我从未给别人的著作写过序。并非是自重文字，惜墨如金；而是颇有自知，怕佛头着粪。兆平不以为意，再三催促，却之不恭，也只好勉力为之。
新书名为《书斋夜读》，全书大多是关于读书的文字。我有幸参观过兆平的“书斋”，那是苏州城外的一座三层小楼，大约有二三百平方米吧，有三分之二的空间都储存的是书，在这样的“书斋”中“夜读”，令我羡慕不已。
苏州人好书向学，早年我从包天笑先生的《钏影楼回忆录》得知一二；近来读《顾颉刚日记》又有深刻的体会。生活在动乱时代的顾颉刚一生心系于书。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点名捉拿他(他当时除了从事历史研究外，还大力推动通俗文艺，其中许多是宣传抗日的)。他跑到大西北，后辗转西南，备尝艰辛，成天惦念的就是存留在北京的书籍和材料。幸亏他的一部分书存在天津某银行保险库里，没有全部毁于战火和被掠夺。抗战胜利后，顾先生定居上海，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科院调他到历史研究所工作，他来京时，有专车来运他的书。两宋以来苏州人对于学术研究的贡献之大与他们爱书、藏书、读书是分不开的。
一谈到读书，反映到人们头脑的首先是“读书有用”，或是“读书无用”。过去统治者也常常作这样的宣传：“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云云，再加上科举考试制度的拉动给人们造成一种假象“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之所以说它是“假象”，因为统治者只肯定“读圣贤书”，至于如贾宝玉一样“旁学杂搜”不仅不被肯定，说不定还要吃板子呢。但就整个的社会风气来说，这既造成了人们对读书获利的幻想，也培植了人们对书和读书人的尊重。前者有点市侩，后者则使民风醇厚。平民百姓对书尊重到什么程度呢?我小的时候不要说是书，就是写了字的纸也决不许坐在屁股底下，这样做了，家长或师长见了是要斥责的。前者所说的市侩之风不免于流毒今世；后者，经历了“文革”之后已经成了天方夜谭。
关于读书，老北京门扉上常有副对联：“桃树有花……
祝兆平编著的《书斋夜读/全民阅读书香文丛》系作者对其夜读斋珍藏的名家签名本图书的通读日志，围绕书人书事，分为“书人印记”“灯下闲览”“书活书事”三辑。陈乐民、周有光、钟叔河、陈四益、陈徒手、董桥、邵燕祥、蓝公武，以及《念楼学短》《忽然想到》《岁月留影》《徽州往事》等书人书事，均在《书斋夜读/全民阅读书香文丛》作者笔下得以演绎成文。
祝兆平编著的《书斋夜读/全民阅读书香文丛》为《全民阅读书香文库》系列丛书中的一种，本书组织汇编了当代知名学者、作家撰写的书评、书讯和读书心得，其中包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钱婉约、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万宇、南京大学教授徐雁、《汕头日报》副刊主编林伟光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