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严肃又严谨的书,一本厚重且沉重的书。读着书中这并不遥远的人民公社的“故事”,令人不禁顿生沧海桑田的感喟。
纪实性的叙述笔法,使这本书能引人入胜地读下去,但它却没有某些“纪实文学”那样的虚张声势、华而不实。作者的叙述是客观的,分析是理性的,没有那种令人生厌的亢奋的情绪化色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者的直笔,不为尊者讳,不为贤者饰,也不曲意躲闪更不违心涂抹,努力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来叙述、解析历史,这确实是很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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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 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凌志军文集 |
分类 | 文学艺术-文学-中国文学 |
作者 | 凌志军 |
出版社 | 湖北人民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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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 编辑推荐 这是一本严肃又严谨的书,一本厚重且沉重的书。读着书中这并不遥远的人民公社的“故事”,令人不禁顿生沧海桑田的感喟。 纪实性的叙述笔法,使这本书能引人入胜地读下去,但它却没有某些“纪实文学”那样的虚张声势、华而不实。作者的叙述是客观的,分析是理性的,没有那种令人生厌的亢奋的情绪化色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者的直笔,不为尊者讳,不为贤者饰,也不曲意躲闪更不违心涂抹,努力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来叙述、解析历史,这确实是很可贵的。 内容推荐 这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研究人民公社历史的纪实著作。 本书所叙述的人民公社的历史,是20世纪中国乃至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凝重的一幕。 作者是职业记者,为完成此书耗时七年。书中以人民公社二十七年来所发生的重大事件为中心,真实地记录了人民公社产生、发展、终结的过程,描绘了人民公社历史上各种各样的人物;通过农村的历史透视当代中国的历史,通过农村的改革透视社会主义运动的改革,并作出颇有见地的分析。 目录 序幕 千年一梦/001 第一章 风起青萍末/009 小岗寒夜——二十位农民的契约文书是否赝品——中南海关于人民公社制度的争论一农村两亿人食不果腹——无力回天的陈庭元终于大彻大悟 第二章 照过去方针办/030 合作化中的“大同梦”——邓子恢被批判,导致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加速进行——中国农业史上对合作化最具威胁力量的事件——“包产到户”的首次出现——人民公社在“大跃进”中诞生——“六十条”:人民公社第一个成熟的制度——三年“自然灾害”的悲剧——“浙江出了两个半单干理论家”——“包产到户”使四百万人受牵连 第三章 大梦谁先觉/074 五万个人民公社为城里人提供了多少食物——几百万农民乞讨为生——“三年决战”与安徽“六条”——“真理标准”讨论对人民公社的影响——“责任制”:一个持续时间最长含义变化最多的概念——凤阳的“四级所有” 第四章 一步一回头/095 1978年12月13日:一个历史性的日子——《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与“新六十条”在同一天通过——省委书记的迂回战术——中国的改革从改变人民公社制度入手 第五章 从昔阳到凤阳/113 “张浩事件”——陈永贵的辉煌与黯淡——“要吃米,找万里”——“包产到组”:向人民公社制度的挑战——尊重农民的选择 第六章 相持不下的日子里/148 从“包产到组”到“包产到户”——三个不怕死的县委书记——张世贤和迟世光为何未能成为英雄——人民公社最后的意识形态屏障——人民公社在九个贫困省区开始瓦解 第七章 公社精神的破产/177 昔阳的欺世盗名昭揭于众——经济问题缘何演变成政治问题——“文化大革命”与人民公社制度——“学大寨”:号令六亿农民的政治旗帜黯然失色——公社精神永远不会再放光彩 第八章余 韵缭绕/209 “切三刀”:关于“包产到户”的折中方案——秋后算账:人民公社不如包产到组,包产到组不如包产到户——1982年第一天,中共中央再次颁布关于农村的新文件——人民公社失败原因的种种分析——人民公社最后的解体 后记/242 主要参考书目/244 再版后记/247 试读章节 第二章 照过去方针办 合作化中的“大同梦”——邓子恢被批判,导致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加速进行——中国农业史上对合作化最具威胁力量的事件——“包产到户”的首次出现——人民公社在“大跃进”中诞生——“六十条”:人民公社第一个成熟的制度——三年“自然灾害”的悲剧——“浙江出了两个半单干理论家”——“包产到户”使四百万人受牵连 1976年9月9日,一代伟人毛泽东与世长辞,生前留给他的接班人一纸手谕:照过去方针办。对于这几个字的可靠性,人们曾经发生过尖锐的争执,并且成为“四人帮”最终覆灭的重大缘由。但是,此后争执非但没有在这里结束,反而由表面的文字向着问题的实质延伸进去。冲突处处可见,且日益强大,到了1978年,居然已经尖锐得无法调和。 治理我们庞大的国家,在毛泽东以往的方针,一向以农村中人民公社的制度为主要的环节。这一环节在50年代初期肇始,60年代最后成熟。其要旨,不是依靠经济的事实来治理天下,而是期望以“理想”主宰经济,主宰行政,主宰法律,主宰人的意识、人的劳动以及人的劳动所得。这一原则,当毛泽东在1949年6月30日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的时候,就已初露峥嵘,多少年来的一意经营,更成为一种强大的力量。没有证据表明毛泽东是一个迷信的人,但是他对于人民公社制度的笃信不疑,却能达到忘情的程度。比如他在1955年时,就曾沉浸在一大堆讲述农民举办合作社的报告当中,十一天闭门不出,夜不成寐,其兴高采烈竟然超过了1949年他本人开进北平城以及全国解放的时候。若干年后,大跃进导致了经济崩溃,饥荒在城市和乡村到处蔓延,人民公社也暴露出败象,举国一片混乱,狂澜待挽。毛泽东此时派他手下众官员分管各行各业的重建,薄一波主管工业的恢复,李先念制定财经的方针,陆定一处理文艺问题,彭真掌管教育,并命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主持大局,他自己则南下广州,一住月余,对京城发生的一切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只一心拟出六十条新的方针,来挽救人民公社。 那时候的毛泽东,在满腔的豪情壮志中还充满着兢兢业业的本色。他一方面要把我们的国家化作一张天下最白最大的纸,在上面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另外一方面也能对属下提出的种种务实建议抱以充分的诚意,还能表现出虚怀纳谏的明君风范。当他开始策划在乡下推进合作化的时候,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就认为这样的进程应当放慢,已有的合作社中难以维持的那部分应予解散。毛居然能够表示支持,而且还坚决地认为邓的收缩方针应当更加彻底,也就是将合作化的进程“停止一年半”。在由合作化到公社化的整个历史中,这种上下一心的励精图治极为罕有,仅仅出现在1955年的那个早春,即当日储安平所说“一个健全的国家”有可能成为现实的一段短暂时间里。 邓子恢在受到鼓励之后,迅速地开始了他称之为“收缩”的行动。这时候乡下已经建立起大约六十七万个合作社,每七户农民当中就有一户是在合作社中。但是以强迫、威胁和惩罚的办法逼使农民人社的事情广泛存在。新的集体勉强而成,缺少物力的支撑,人心飘摇,已陆续出现退社散伙的风潮。邓深知局面危急,若不加以扭转,则集体化之大政将有流产之虞,甚至共产党在农民中间的信誉也将瓦解。正因为如此,行动也就势如破竹,先由危机最甚的山东、河北、浙江三省展开,又以浙江首当其冲。这是因为,根据中央书记处一位副处长的调查认定,浙江迄今为止的五万零九百五十个合作社中,大部分是“强迫命令”的结果。当地党的最高领导人江华也承认那里迫使农民合作的严重程度为“全国第一”。是年3月25日,邓子恢电令浙江将合作社收缩。其电文说,农村紧张状况仍在延续,农民生产情绪很不稳定,合作社发展过于猛烈,步子过大过急,乃是促成此种紧张的重要因素。所以应主动地有领导地将合作社分散为互助组,或任由农民单干经营,不要勉强维持。 人人皆知农村的合作化运动乃是共产党执政后最重要的步骤,其中寄托了无限美好的“大同”理想。邓子恢如此不留情面地指责其偏失,已经埋藏了自己悲剧性的结局,然而他还不适可而止。他刻薄地把蓬蓬勃勃的合作化说成是“连滚带爬往前进,擦屁股越擦屎越多”,还表现出一副急于要擦屁股的样子。他在电文的最后部分指出,只把合作社保留三万个就已经是极大的收获。这等于明显地暗示,应当解散的合作社至少为两万零九百五十个。 命令既出,也就不能再加回旋。邓派出他的秘书长杜润生前往浙江加以解释和监督。根据杜后来的回忆,他是尽心竭力地执行了邓子恢的指示,批评当地党的领导人一味追求农民的合作,而于“战术上缺乏准备”,因之“必须赶快下马”。两个月后,邓子恢对所有的合作社重新加以计算,结果证明他的收缩方针已经促使两万六千个合作社解散,其中杜润生参与的浙江减少了一万五千六百零七个,其余一万一千个大致为山东、河北两省所属。 毫无疑问,在邓子恢的眼里,危机终于缓和,乡下这个大屁股上也终于干净了一点。可是,在这种稍稍安定下来的气氛中,毛泽东忽然改变了主意。他不再信任邓子恢的判断,决定亲赴乡村以求得自己的见闻。这时候乡下刚刚迎来春天,麦子郁郁葱葱,农民兴高采烈,干部都说农业社“好得很”,粮食也不像邓子恢说的那样人不敷出,哪里又有什么“合作社办不下去”的事情?这一切均为毛泽东目睹耳闻,看来邓子恢即便不是有意说谎,也是在传播谣言,说他“发谣风”是不会冤枉他的。多年以后,研究农业历史的人们大都把毛邓的这一段纠葛视为一个重大事件,指责毛泽东在这件事上处置不当,最终导致了农村合作化进程不合时宜地加快速度。但是他们都忽视了一件事情,令毛泽东在那么短的时间里面彻底改变初衷,竟是因为他本人身体力行了自己“没有调查就投有发言权”的训诫。他依据常理,以为既是目睹耳闻就一定掌握了事实的真相,殊不知他的属下以及地方的官员,也会用种种虚情伪事欺君媚俗。在当代中国历史中,这是用虚假事实欺下瞒上,致使党的方针误人歧途的首次记录。欺下瞒上真伪不辨的先例一开,日后还要层出不穷,而我们的制度却没有足够的能力对此加以遏制。 毛泽东一回到北京,即召邓子恢于中南海颐年堂相见。他对自己所谓深入实际的调查结果深信不疑,对邓大批解散合作社的行动发出严厉警告。换了另外一个人,这时候定会颔首接受,至少也要将自己的意见收拾起来韬光养晦。可是邓子恢为人刚烈,不肯妥协。他坚持在1955年剩下的时间里面,只能再增加三十五万个合作社,而不是毛泽东所期望的六十五万个。这一年的整个夏季,为了“少三十万”还是“多三十万”这件事情,他与毛泽东争吵不休。他坚持党的最初设想,说用十五年的时间来实现合作化已经不错。而毛泽东此时认定,“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的高潮就要到来”,所以对于邓的想法“要用大炮轰”。言语冲突之中,邓再次使用尖刻的口吻说道,“连滚带爬地前进,就会要擦屁股,而且越擦屎越多”。毛泽东这时发现不能再用讨论的办法说服他的这位农业助手,于是决定行使他的权威。 7月31日,他把全部省市区党的书记们集合在一起,将他与邓子恢的争端公之于众。他反唇相讥,说邓子恢“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邓子恢试图作最后挣扎。他争辩说合作社的发展必须符合客观条件能够允许的程度,比如规模大小,干部强弱。可是毛泽东已经失去了与他讨论的耐心,他狠狠地教训这位一味追究客观条件的下属,给合作化设置了“数不清的清规和戒律”。迫于此种情势,邓唯有屈服一途。大约两个月后,毛泽东在全体中央委员的会议上,宣布他与邓之间发生的是“一场很大的辩论”。邓的方针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方针”。二百四十八位中央委员,包括邓子恢本人,现在全部站在毛泽东的一边,义正辞严地历数邓的错误。 在这一场悲剧性的冲突中,没有人是胜利者。邓子恢固然落败,从此成了众矢之的,其“小脚女人”的名声也遍于全国,在经历了无数折辱之后默默死去。所有在当初抱有和邓同样倾向的高级官员,诸如副总理兼计委主任李富春、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建委主任薄一波、农业部长廖鲁言,均纷纷检讨自己的保守。这件事情还牵涉到党的副主席刘少奇。因为邓的“收缩方针”曾经取得他的批准。仅仅这一点也就足够使他在会议的最后一天承认“没有认真地研究这时出现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化运动”。毛泽东达到了目的,但是他却开创了用权力和意识形态的批判来打击不同意见者的先例。二十七年以后,薄一波还能想起这次批判,说这是导致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加速进行的“转折点”。若将后来发生的事情全部考虑在内,也可以认为,毛泽东正是从这时候起,开始了他失误的历程。 P30-33 序言 收在这里的文字,叙述了1978年至今我们国家的变化和冲突,牵涉到政治经济技术文化社会的方方面面,巨细交织,贵贱混杂,都是真人真事,没有虚构。我虽掺杂了一些自己的观点,但也是眼见耳闻,有感而发。原是九个单行本,陆续印行,现在依原版集中重排,共九卷,没有增删,只是顺序稍有更动。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交锋》和《呼喊》这两本,是和我的同事马立诚合著。他设计了《交锋》全书的构架,并且撰写了其中第一、第二部分,因此他是这本书的第一作者。他也是《呼喊》卷三和卷四的撰写者。这两本书当时影响很大,争议也很大,这都不是属于我一个人的。如果没有马立诚,就不会有这两本书。 很多人问我最喜欢自己的哪本书,这问题不好回答。每一次写作都是牵肠挂肚。作品好比儿女,手心手背都是肉。当然这是夹杂了个人情感,倘若平心而论,哪能没有高下呢!单说技巧,我想最为洒脱开放、也能代表我的写作追求的,应当是《变化》。在这之前,《沉浮》属于典型的时政文字,《交锋》和《呼喊》也是。我对塞满主流报刊上的、人云亦云、套话连篇、完全没有独立精神的文章,不能接受,想要另辟新途,所以这些文字的品格与流行的时政文章截然不同。在这之后的《追随智慧》、《联想风云》、《成长》、《中国的新革命》,是在试图开拓当代中国商业史的写作空间,从政治和文化的立场来叙述经济技术,又以大历史的眼光来衡量瞬间。可是要说在写作方面更进一步,自《变化》之后,便觉得非常困难。 《历史不再徘徊》有些特别。有人认为它是我的“巅峰之作”,其实说它是我的“处女作”更接近事实。这是我写的第一本书。我现在仍很怀念二十年前写这本书的情形,尽管精神上备觉沉重,可是心境特别纯粹,因之能够淋漓挥洒,话也说得痛快。我为这本书耗时七年,终于完成的那个下午,我离开都市的喧嚣,来到城郊一处荒野的山坡,盘腿坐在一棵老松树下,品味着摆脱压抑的喜悦,心里有某种激情沸腾起来。那一天天空特别清澈,阳光渐渐柔和,从背后照过来,经过我面前的草地伸向远方。我能够看到天地之间的那条线,一条金色的地平线,发出迷人的光彩。我感觉到未来之路清晰可见,伸出手去可以触摸。我对自己说:“你知道该怎样度过自己的后半生了。”那时候我已年过四十,觉悟得太晚了。不过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很庆幸当时的选择。对我来说,《历史不再徘徊》不仅仅是一本书。它把我引向一片新大陆。 这些年公开的舆论总说我是作家,但我更愿意别人当我是记者。不是因为记者比作家好,而是因为记者只不过是一个职业,进了这圈子的人,不论贤愚优劣,都叫记者。我就是他们中间的一个。这是事实,无关好恶。 我从1978年开始做记者,迄今三十年。这一过程刚好和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历程重合在一起。当初立志于斯,满腔热血,信奉秉笔直书,言无不尽。好像新闻学的教科书也是这样教我的。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左冲右突,像个没头苍蝇一样,既奋勇,又盲目。后来经历种种希望和失望、欢乐与悲伤,这才知道,这个圈子里充满了名利的诱惑,也有绵绵不绝的压力、磨难和寂寞。想要守住自己崇奉的信念和品格,不可稍有更动,实在不易。我对那些冠冕堂皇的褒贬并不介意,但是来自民间的喜怒哀乐却能激起我的写作冲动。我想告诉读者中国正在发生什么。我相信历史上一切民族的重大进步都有一个共同处,就是这些国家的人民能够认真了解发生在他们身边的事。我把我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写下来。我一页一页地写,一本一本地出版。我想用自己的写作证明,记者是可以不拘一格的,记者是可以拥有独立精神的,记者是可以不用追随权贵的,记者是可以说真话的,记者是对公众负有责任负有同情心的,记者这个行当是可以受人尊重的。记者不仅是瞬间的记录者,也是历史的记录者。现在我可以说,我做了我想做的事,我做了我应做的事。我在写作中感受着无穷的激情、智慧和快乐,也因为尽了力而稍觉心安。 然则回想多年的写作体验,并不能让我满足。它给我留下太多的遗憾。我有太多的故事留在腹中,不能吐出;有太多的话已经吐出来,又不得不咽回去。由于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我甚至不知道自己今生是否还能拿起笔来。有时候我设想,如果有来世,我是不是还会做记者?回答是:会!我祈祷,到那时候,能够弥补今生的遗憾! 我要感谢湖北人民出版社愿意把这些文字汇集起来再行出版。我要感谢在过去岁月里为印行我的书而殚精竭虑、甚至遭遇巨大压力的所有编者、出版社和经销商。我要感谢我在人民日报社的同事们,我和他们在一起度过了我职业生涯中最富有激情和灵感的一段时光。我要感谢那些对我持有强烈批判立场的人,他们让我学会了倾听、理解和宽容。我要感谢我的妻子赵晓东,她始终都是我的作品的第一读者和不留姓名的编校者。在我深陷压力之日,是她让我坚强;在我面对赞美之时,是她让我从容。我要感谢所有那些支持我、喜欢我、接受我和批评我的读者们。在过去这些年里,因为有了他们,我的生命才变得更精彩、向上、充满阳光。他们是我能够坚持到今天的力量源泉。现在我怀着感恩的心情向读者送上我的真诚和我的书,诚惶诚恐地等待读者的评判。对我来说,我的上帝不是任何一个有权有钱有势力的人。我的上帝是读者。永远都是! 凌志军 2008年4月20日 后记 本书初版一万册于1996年1月付印,并于6月发行。最近,责任编辑李春林来电话,说要将此书再版。 较之第一版,现在的这本书作了一些修订。大部分是文字方面的错误,包括错别字以及用词的不严谨。也有些是事实细节及时问顺序方面的错误。现在有机会修正这些错误,在我是一种幸运。至于书中基本脉络、事实和观点,均一仍原议。 感谢读者的厚爱。我知道今天的读书人大都居住在城里,与乡下较少直接联系,所以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的读者倾心于这段出自农村和农民的历史。 也感谢所有对本书第一版提出意见的人,包括周瑞金、姚力文、吴长生、张广友、章世鸿和马立诚。尤其感谢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郑惠、韩钢。作为党史研究方面的专家,他们给予本书以充分的肯定,打消了我对自己工作最后的疑虑,他们提出了十九条修正意见,使我有可能将一些史实表述得更加准确。 作者 1997年5月20日于上海 书评(媒体评论) 在中国做记者和财经写作者,要找研究型的榜样,首选是凌志军。对上世纪90年代的细微观察和评论,我没有看到比他更好的人了。 ——吴晓波(著名财经作家、哈佛大学访问学者) 凌志军作为中国政论写作的里程碑式的人,物,已经成为不是谦辞可以推却的事实。 ——《人物》杂志 凌志军先生以诚实的态度让政论诚实地走进公众,影响着那些必将影响中国未来的年轻人。我们相信,他业已“尽可能地向读者说了心里想要说的话”,最大限度地保持着诚实的大勇之气。 ——《南风窗》杂志1993年“年度人物奖”颁奖 凌志军的选材多带有前沿性,他是属于使命感和责任感很强的新闻工作者。 ——《凤凰周刊》 凌志军是中国当代报告文学界有独特价值的一个作家。凌志军的最大的价值在他的思考。在这个意义上,凌志军的著作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显现出它的历史价值。 —一杨浪(财讯传媒集团<seec>副总裁) 读一些外国记者写的专著,常让我感叹:当下的中国记者有几个肯吃这样的苦、下这样大的力、有这样深的底子、能写出类似的书来呢?然而人民日报记者凌志军的《历史不再徘徊》证明了中国并非无人。这本记述人民公社盛衰史的书,用无数珍贵的史料,勾画出那段悲壮的、悲哀的、悲痛的历史,那段我们不该忘记的历史。读过它你就知道,这位记者的使命感、勇气和踏实严谨、埋头做事的精神,是多么令人敬佩。 ——《中国青年报》 这是一本严肃又严谨的书,一本厚重且沉重的书。读着书中这并不遥远的人民公社的“故事”,令人不禁顿生沧海桑田的感喟。 纪实性的叙述笔法,使这本书能引人入胜地读下去,但它却没有某些“纪实文学”那样的虚张声势、华而不实。作者的叙述是客观的,分析是理性的,没有那种令人生厌的亢奋的情绪化色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者的直笔,不为尊者讳,不为贤者饰,也不曲意躲闪更不违心涂抹,努力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来叙述、解析历史,这确实是很可贵的。 ——《解放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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