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有何意义?”其实这个问题是容易解答的。人生的意义全是各人自己寻出来,造出来的:高尚,卑劣,清贵,污浊,有用,无用,……全靠自己的作为。生命本身不过是一件生物学的事实,有什么意义可说?生一个人与一只猫,一只狗,有什么分别?人生的意义不在于何以有生,而在于自己怎么生活。你若情愿把这六尺之躯葬送在白昼作梦之上,那就是你这一生的意义。你若发愤振作起来,决心去寻求生命的意义,去创造自己的生命的意义,那么,你活一日便有一日的意义,作一事便添一事的意义,生命无穷,生命的意义也无穷了。总之,生命本没有意义,你要能给他什么意义,他就有什么意义。与其终日冥想人生有何意义,不如试用此生作点有意义的事?……
这本《人生有何意义》收录了胡适的散文作品。
胡适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同时也是著名的学者、诗人、历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共拥有36个博士学位。胡适一生跌宕起伏,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北大文学院院长、辅仁大学教授及董事、中华民国驻美利坚合众国特命全权大使、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士、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
这本《人生有何意义》收录了胡适的散文作品。
《人生有何意义》收录了《宿命论者的屠格涅夫》;《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等作品。
他还没有坐定,就说“小山,我要请教你一个问题。”
我问他什么问题,他说,“我这几年以来,差不多没有一天不问自己道:人生在世,究竟是为什么的?我想了几年,越想越想不通。朋友之中也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起先他们给我一个‘哲学家’的绰号,后来他们竞叫我做朱疯子了!小山,你是见多识广的人,请你告诉我,人生在世,究竟是为什么的?”
我说,“子平,这个问题是没有答案的。现在的人最怕的是有人问他这个问题。得意的人听着这个问题就要扫兴,不得意的人想着这个问题就要发狂,他们是聪明人,不愿意扫兴,更不愿意发狂,所以给你一个疯子的绰号,就算完了。——我要问你,你为什么想到这个问题上去呢?”
他说,“这话说来很长,只怕你不爱听。”
我说我最爱听。他叹了一口气,点着一根纸烟,慢慢的说。以下都是他的话。
我们离开高等学堂那一年,你到英国去了,我回到家乡,生了一场大病,足足的病了十八个月。病好了,便是辛亥革命,把我家在汉口的店业就光复掉了。家里生计渐渐困难,我不能不出来谋事。那时伯安、石生一班老同学都在北京,我写信给他们,托他们寻点事做。后来他们写信给我,说从前高等学堂的老师陈老先生答应要我去教他的孙子。我到了北京就住在陈家。陈老先生在大学堂教书,又担任女子师范的国文,一个月拿得钱很多,但是他的两个儿子都不成器,老头子气得很,发愤要教育他几个孙子成人。但是他一个人教两处书,哪有工夫教小孩子?你知道我同伯安都是他的得意学生,所以他叫我去,给我二十块钱一个月。住的房子,吃的饭,都是他的,总算他老先生的一番好意。
过了半年,他对我说,要替我作媒。说的是他一位同年的女儿,现在女子师范读书,快要毕业了。那女子我也见过一两次,人倒很朴素稳重。但是我一个月拿人家二十块钱,如何养得起家小?我把这个意思回复他,谢他的好意。老先生有点不高兴,当时也没说什么。过了几天,他请了伯安,仲实弟兄到他家,要他们劝我就这门亲事。他说,“子平的家事,我是晓得的。他家三代单传,嗣续的事不能再缓了,二十多岁的少年,哪里怕没有事做?还怕养不活老婆吗?我替他做媒的这头亲事是再好也没有的。女的今年就毕业,毕业后还可在本京蒙养院教书,我已经替他介绍好了。蒙养院的钱虽不多,也可以贴补一点家用。他再要怕不够时,我把女学堂的三十块钱让他去教。我老了,大学堂一处也够我忙了。你们看我这个媒人总可算是竭力报效了。”
伯安弟兄把这番话对我说,你想我如何能再推辞。我只好写信告诉家母。家母回信,也说了许多“三代单传,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话。又说,“陈老师这番好意,你稍有人心,应该感激圉报,岂可不识抬举?”
我看了信,晓得家母这几年因为我不肯娶亲,心里很不高兴,这一次不过是借题发点牢骚。我仔细一想,觉得做了中国人,老婆是不能不讨的,只好将就点罢。
我去找到伯安,仲实,说我答应订定这头亲事,但是我现在没有积蓄,需过一两年再结婚。
他们去见老先生,老先生说,“女孩子今年二十三岁了,他父亲很想早点嫁了女儿,好替他小儿子娶媳妇。你们去对子平说,一1他等女的毕业了就结婚。仪节简单一点,不费什么钱。他要用木器家具,我这里有用不着的,他可以搬去用。我们再替他邀一个公份,也就可以够用了。”
他们来对我说,我没有话可驳回,只好答应了。过了三个月,我租了一所小屋,预备成亲。老先生果然送了一些破烂家具,我自己添置了一点。伯安,石生一些人发起一个公份,送了我六十多块钱的贺仪,只够我替女家做了两套衣服,就完了。结婚的时候,我还借了好几十块钱,才勉强把婚事办了。
结婚的生活,你还不曾经过。我老实对你说,新婚的第一年,的确是很有乐趣的生活。我的内人,人极温和,他晓得我的艰苦,我们从不肯乱花一个钱。我们只用一个老妈,白天我上陈家教书,下午到女师范教书,他到蒙养院教书。晚上回家,我们自己做两样家乡小菜,吃了晚饭,闲谈一会,我改我的卷子,他陪我坐着做点针线。我有时做点文字卖给报馆,有时写到夜深才睡。他怕我身体过劳,每晚到了十二点钟,他把我的墨盒纸笔都收了去,吹灭了灯,不许我再写了。
小山,这种生活,确有一种乐趣。但是不到七八个月,我的内人就病了,呕吐得很利害。我们猜是喜信,请医生来看,医生说八成是有喜。我连忙写信回家,好叫家母欢喜。老人家果然欢喜得很,托人写信来说了许多孕妇保重身体的法子,还做了许多小孩的衣服小帽寄来。
产期将近了。他不能上课,请了一位同学代他。我添雇了一个老妈子,还要准备许多临产的需要品。好容易生下一个男孩子来。产后内人身体不好,乳水不够,不能不雇奶妈。一家平空减少了每月十几块钱的进账,倒添上了几口人吃饭拿工钱。家庭的担负就很不容易了。
过了几个月,内人身体复原了,依旧去上课,但是记挂着小孩子,觉得很不方便。看十几块钱的面上,只得忍着心肠做去。
不料陈老先生忽然得了中风的病,一起病就不能说话,不久就死了。他那两个宝贝儿子,把老头子的一点存款都瓜分了,还要赶回家去分田产,把我的三个小学生都带回去了。
我少了二十块钱的进款,正想寻事做,忽然女学堂的校长又换了人,第二年开学时,他不曾送聘书来,我托熟人去说,他说我的议论太偏僻了,不便在女学堂教书。我生了气,也不屑再去求他了。
伯安那时做众议院的议员,在国会里颇出点风头。我托他设法。他托陈老先生的朋友把我荐到大学堂去当一个事务员,一个月拿三十块钱。
我们只好自己刻苦一点,把奶妈和那添雇的老妈子辞了。每月只吃三四次肉,有人请我吃酒,我都辞了不去,因为吃了人的,不能不回请。戏园里是四年多不曾去过了。P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