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乔纳森·斯珀伯编著的《卡尔·马克思(一个19世纪的人)(精))》集浪漫主义、个人魅力、博学多闻于一身，是马克思的典型性格。作者乔纳森·史博伯用长达600页的传记作品，描述了一个个性复杂、满腹经纶的马克思，其文字是极其严谨的。“一个19世纪的人”，是这部传记的基调。史博伯成功将青年马克思放在19世纪的背景中，让我们理解了一个时代环境下的人。书中的每一部分都大众对马克思的理解进行了新的解读。例如，他通过强调马克思在柏林和巴黎的学习与生活时光，把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表述为对工业革命生产力大增长的自然回应。史博伯的研究是以马克思的思想历史为核心的。用史博伯的话说：“只有将马克思看成是个后顾型的人物，对他的理解才更有实际意义。他思考的是19世纪上半叶的情况，并将其投射至未来。他并不是一个准确预知历史趋势的先知。”马克思绝不只是一个古板的莱茵知识分子，并非与现在毫无瓜葛。这也正是我们还有兴趣关注这个人的生平的原因——正如这本精彩纷呈的书里所介绍的那样。

出生于1818年的卡尔．马克思，在走完生命的65个年头后，成为了西方文明中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哲学家之一。然而，他的形象却在后世的思想宣传中逐渐僵化，我们渐渐忘记了他作为一个人是什么样子，他身处的19世纪欧洲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因此，美国权威欧洲史学家由乔纳森·斯珀伯决心用人性化的细腻笔触，通过极其严谨的史家研究方法，为我们呈现出一个“过去的马克思。”在《卡尔．马克思：一个19世纪的人》一书中，斯珀伯将马克思还原到19世纪的欧洲历史背景中，通过大量丰富的事实细节——从他的家庭环境，求学经历，恋爱婚姻，到与同时代人的社会交往，政治参与——为我们勾勒出一个有血有肉的卡尔·马克思。此外，书中对拿破仑三世、俾斯麦、亚当·斯密以及达尔文以及其他大量马克思同时代人的关联性描写，使得本书的意义超越了普通的传记，成为一部生动记录19世纪欧洲这一纷乱时代的经典作品。

值得特别说明的是《卡尔·马克思(一个19世纪的人)(精)》所依据的史料基础——目前仍在持续出版中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作者从中获取了大量珍贵的马克思恩格斯原始文献及图片资料，并经由本书呈现了出来。通过历史学家严谨的史料把握与论证分析，马克思作为一个19世纪的人的一生，第一次得以全面地在我们面前铺展。

第一部分：成长

 儿子

 学生

 编辑

 流亡者

 革命者

第二部分：斗争

 起义者

 被流放者

 观察家

 活动家

第三部分：遗产

 理论家

 经济学家

 凡人

 元老

 标志

注释

鸣谢

资料整理

为了让马克思学习法律，家庭给予了他长期的财力支持。在20世纪初以前，德国大学并不招收女生，所以卡尔的姐妹们获得的是另一种支持，换句话说，就是一套让她们能获得美好姻缘的嫁妆。不过用金钱数额来衡量也很可观——用亨利希·马克思的话来说，这让他感到“毛骨悚然”。卡尔的弟弟赫尔曼，用亨利希·马克思的话来说，一个“心地非常好”但“没有头脑”的人，没有上大学，而是被送往布鲁塞尔当学徒，准备经商。

1835年至1842年间，马克思从青少年长为成人。在这段时间里，困扰他的主要是职业规划上的难处，以及在经济上不得不长期依赖家庭支持的无奈。对卡尔这样一个自主倔强的人来说，一想到要依靠家庭过活，他就很不舒服，而且他与家庭的冲突似乎不可避免。在离家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求学道路上的困难不断增多，他与家庭的冲突也进一步加剧，矛盾似乎一触即发。

身为一个普鲁士良民，亨利希把儿子送到了波恩大学。作为一种政治归化与和解的措施，普鲁士政府1818年在这座莱茵小城建立了这所大学——直到今天，这座城市仍然比不上北面那大得多的邻居：科隆。按照当局设计的理念，来自莱茵兰地区中上阶层家庭的年轻人，这个原本对新统治者持怀疑态度并抱有潜在敌意的群体，在数年的格式化教育以及受到来自王国东部核心省份中诸多新教贵族的学生影响后，将被转化为地方上忠实的精英分子。但在实际操作中，把在政治上同情自由派的、同情民主派的或者是同情天主教保守派但反对普鲁士的莱茵学生，同年轻的普鲁士贵族放在一起，导致的冲突和恶化要比对普鲁士产生的忠诚多得多。

这样的冲突对马克思在伯恩大学头一年的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的教授证实，马克思“非常勤奋地”上课，并参加了诗社——一群年轻人(其中一些在未来成为革命的领导者)在一起讨论文学和美学问题，并尝试写作诗歌。不过，马克思的主要活动还是利用业余时间，在一个由特里尔以及莱茵兰地区西南各市同乡学生成立的非正式圈子中交流。这个圈子里的人多把时间花在波恩各地的酒馆中，他们在大醉后与其他学生打架。正是在这群学生中，马克思得来了自己的外号：“摩尔”(Moor)，原因是他肤色较黑。在他的家人与朋友圈子里，这个外号从此陪伴了他一生。

饮酒、打架、滑稽的外号——这些事迹听起来都像一个不关心政治的成熟期青少年的所为；不过这些举动和政治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关系，因为争斗发生在特里尔学生与普鲁士东部各省学生之间。在政治活动被压制时期，很多莱茵人，不只是学生，会用与这些人打架的方式表达他们对普鲁士统治的不满。马克思被推选为这堆特里尔学生的一个头头儿，而且这种肢体冲突行为在1836年夏发展到了顶点。他参与了一场佩剑决斗——这是德国大学的一项古老传统，在今天也会偶尔举行——想要在东部贵族面前，捍卫莱茵兰中产阶级的荣誉。。

不端的行为引发了父亲的不满，他认为马克思在偏离自己的道路。亨利希挖苦了决斗的行为，对经常出人酒馆的做法反复给予警告，并用家庭的期望提醒马克思：“家族希望你能在今后某一天，为兄弟姐妹提供帮助。”他还批评卡尔花家里钱的方式——并不是像许多文章中所说，父亲认为卡尔钱花得太多——而是他花起钱来不加计算，账目非常混乱：

你的账目，亲爱的卡尔，还真有你的风格，杂乱而没有任何收效。你要时

不时地把这些数字规整地记录下来，这不费什么事。学生做事要有规矩，一个

执业的法律工作者更应该如此。。

亨利希得出结论，让儿子转学势在必行。他在1835～1836学年末正式表示：“我不仅批准我的儿子卡尔·马克思这样做，而且我希望他能在柏林大学继续他在波恩开始的法律与公共管理课程。”’搬到柏林是卡尔生活中的一项重大变动。他离家更远了，由于普鲁士首都到西部各省的火车要到19世纪40年代末才开通，所以他回家只能坐马车，并且要在路上花4天时间。柏林与小小的莱茵城市波恩相比完全是两个世界，柏林有30万人口，大约是波恩的20倍。居住在柏林让马克思首次体验到了住在大城市的滋味，在以后的生活中，他也会长期居住在大城市中。

柏林在当时还算不上工业、商贸以及金融中心，这个城市还需要数十年的时间才能发展到那个阶段。以蒸汽机作为动力的工厂以及工业劳动力都还没有出现，这里有的只是众多的手工业者，辛苦地在小作坊里劳作，还有遍地的散工(Eckensteher)，他们获得了政府许可，就站在街边等待工作。不过这座城市总归是王室的住所，也是欧洲一大强国政府的所在地。当地的文化与艺术生活非常丰富：剧场、歌剧院、芭蕾舞剧院竞相吸引观众；艺术爱好者可以参观美轮美奂的新博物馆；热衷音乐的人可以参加柏林歌唱学院(Singakademie)的音乐会，参加这座城市中最负盛名的唱诗班，或者聆听钢琴大师弗朗茨·李斯特(Franz Liszt)的演奏。

P26-P27

1848年初冬，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一间装修简陋的公寓里，一名男子正伏案写作。他个子不高，但肩膀很宽。他的面孔还算年轻，不过乌黑的发须间已经开始显露出灰白的颜色。时断时续是他写作的惯常状态。他时而在纸上奋笔疾书，留下左撇子特有的难以辨识的字迹；时而又突然停笔，起身绕着书桌踱步，然后坐下去，划掉前面写下的一些内容，再次起笔。他独自沉湎在自己的工作中，家人们不会过来烦扰。他家里还有一位年长他数岁的妻子，两个小女儿，一个尚在襁褓中的男婴，以及一名女仆——这名仆人的存在显示出了这家主人的社会期望与他们自身经济现状之间的差距。他们知道这份作品又未能按时发给出版商，他写作时向来就有这个毛病。

他，就是卡尔·马克思(Karl Marx)。他的作品，这份未能按时送抵伦敦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Central Authority of the Communist League)的文稿，正是该组织的新政治声明——《共产党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对许多历史学家和传记作者来说，《共产党宣言》以及围绕《共产党宣言》发生的知识探索和政治斗争，也代表了这位19世纪的人物的生活。他曾深入分析未来，并亲自参与了对于未来的塑造——不管这种未来是好是坏。在为马克思所著的最早一批传记中，有一本就提到了这个观点：这是个有争议的当代人物。虽然那本书的出版时间早在1936年，但现在仍然值得一读。这本书极少被引用，因为书名对现在的人来说实在太过尴尬。这就是鲍里斯·尼古拉埃夫斯基(Boris Nicolaievsky)和奥托·曼森一黑尔芬(Otto Maenchen—Helfen)所著的《卡尔·马克思：男人与斗士》：

有关卡尔·马克思的激烈争论已经持续了数十年，而且从未像今天这样带有感情色彩。他在那个时代树立的形象无人能及。对某些人来说，他是个魔鬼，是人类文明的头号敌人，制造混乱的高手；而对另一些人来说，他是一位富有远见、值得尊敬的领袖，引导人类走向更光明的未来。在苏联，他的理论成为整个国家的官方教义，而一些法西斯国家又希望根除它。在中共苏区，马克思的头像被印在纸币上，而德国人又将他的著作烧得一干二净。

正面的观点认为，在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上，马克思是位富有远见的先知，同时也是国家与社会解放变革理论的倡导者。而负面的看法则指出，如果要找出需要为现代社会邪恶的一面负责的罪魁祸首，马克思就是其中一个。

正如尼古拉埃夫斯基和曼森一黑尔芬在上面一段话中指出的那样，这些对马克思极端分化的看法，反映了共产党政权与其对手在20世纪的主要j中突，两边都有极权统治与民主政治的例子。虽然在1989年之后，大部分共产党政权终结，但把马克思视作是我们同时代人的观点却保留了下来。1998年，在《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之际，有很多文章把马克思称作是预言了未来会是消费主义至上的那个人。知名的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指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所著的这本作品中，早已经预言了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有人可能会说，霍布斯鲍姆身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自己毕生信奉的理论，肯定会维护它的正确性。在2008年秋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中，站在共产主义者一边的《泰晤士报》用头条惊呼：“他回来了!”标题下面就是法国右翼总统萨科齐(Nicolas Sarkozy)正在阅读《资本论》(c!apiml)的照片。很明显，马克思的当代人形象一直经久不衰。

……

批评这些马克思主义者的人认为，马克思是20世纪集权恐怖主义的支持者，在俄国革命和斯大林年代的大屠杀上负有学术上的责任。而马克思理念的辩护者则大力驳斥这种观点，他们通常将马克思视为一位民主人士，支持有助于解放的政治变革。这两类观点都是把后人的争辩投射回了19世纪。马克思本身支持暴力，或许甚至支持恐怖主义式的革命，但他的这种行为更像是罗伯斯庇尔，而不是斯大林那类人。同样，现在的正统经济学流派，即“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将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视作是过时的、不科学的学说。但拥护者则认为马克思理解资本主义的重要特质，例如循环发生的经济危机，而这是正统经济学家所无法解释的。马克思肯定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的重要特质，但具有那些特质的资本主义存在于19世纪头几十年中。无论是从它的核心元素看，还是从政治经济学家为了理解它进行的辩论上看，今时今日的环境中都已经不存在这种资本主义了。

如果马克思不是我们同时代的人，也不是预知今时的先知，而是一个历史人物，那么人们可能会问，为什么要给他作一部新传?或者说，就算这种传记面世，阅读它又有什么意义?一个答案是，尽管19世纪已经逐渐离我们远去，但这段历史本身仍然非常有趣而且重要。虽然达尔文缺少现代基因学的知识，但解读他的理论仍然有重要意义；就算马志尼与其副手朱塞佩_力口里波第(Giuseppe Garibaldi)之间的政治分歧早已解决，但两人的生活以及彼此间的斗争依然引人入胜；虽然俾斯麦运筹帷幄的背景——欧洲五大强国——已经消失了近百年，但这位首相的外交手段与政治才能还是值得关注。此外，学习19世纪历史的价值已经超越了这些故事本身。只有注意到了那个世纪和现代的区别，后者才能具有自己的特色。从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背景——而非我们现在的环境——去看待马克思，这样才有助于看清楚我们现在的情况。只有做到这一点，一本诞生在21世纪初的传记才能体现出它的智性美德。

《卡尔．马克思：一个19世纪的人》可能会成为马克思传记的典范之作，流传多年

——《出版人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