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库切的儿子死于意外事故，小说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继子巴维尔无止境的追寻与悼念，也许也寄托着库切内心的情感。这种父与子的二元话语关系不仅是血缘上的，更是精神上的，充满现实和隐喻的意味。从某种意义上说，《彼得堡的大师》是J.M.库切最为放任情感的一部作品。

《彼得堡的大师》以俄国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主角，1869年10月，陀思妥耶夫斯基来到彼得堡秣市，调查继子巴维尔之死。在小说中，库切如此这般地设计陀思妥耶夫斯基1869年秋冬的彼得堡生活，让他笔下的大作家走入其作品《群魔》的场景。所有生者的体验都在一场煎熬和受难中转变为写作中的元素：首先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然后是库切的，最后形成了双重的“他”和“他的人”的对话奇景。

《彼得堡的大师》由J.M.库切编著。

第一章 彼得堡

第二章 公墓

第三章 巴维尔

第四章 白衣服

第五章 马克西莫夫

第六章 安娜?谢尔盖耶夫娜

第七章 马特廖娜

第八章 伊万诺夫

第九章 涅恰耶夫

第十章 制弹塔

第十一章 散步

第十二章 伊萨耶夫

第十三章 化装

第十四章 警察

第十五章 地下室

第十六章 印刷厂

第十七章 毒药

第十八章 日记

第十九章 火

第二十章 斯塔夫罗金

译后记

第一章彼得堡

1869年10月。一辆轻便四轮马车缓缓行驶在圣彼得堡秣市地区的一条街道上。到了一幢高大的分租公寓前面，车夫勒住了马匹。

乘客怀疑地瞅瞅那幢房屋，问道：“你肯定这地方没错吗？”

“蜡烛街六十三号，就是你说的地方。”

乘客下了车。他已过中年，留着胡子，腰背有些佝偻，宽阔的前额和浓密的眉毛使他显得沉着和有点自我专注。他穿的一套灰色衣服式样已经过时。

“在这儿等我，”他吩咐车夫说。

秣市有些房屋比较老旧，墙皮斑驳脱落，仍保留着旧日的气派，不过大多数已经成了公务员、学生和劳动人民的寄宿所。房屋与房屋之间的空当搭了一些木构建筑，有的依靠别的房屋的外墙而建，那些建筑摇摇晃晃，有的两层，有的甚至搭了三层，像鸽子棚似的拥挤不堪，是最最贫穷的人家的住处。

六十三号就是一幢比较老旧的房屋，两侧都有这种木构建筑。事实上，房屋面墙的横梁和支柱在半腰上交叉纵横，像蜘蛛网似的把它绷得密密实实。鸟在加固物的犄角上筑了窝，面墙上粘着鸟粪污染的痕迹。

一群孩子在街上玩耍，爬上支柱，往街上的水坑抛石块，然后跳下来把石头捡回去，他们发现有陌生人来，便中断了游戏。三个小的是男孩，第四个仿佛是他们的头头，是个女的，长着金黄色的头发，眼睛黑得出奇。

“下午好，”陌生人招呼说。“你们有谁知道安娜？谢尔盖耶夫娜？科伦金娜住在哪里？”

男孩们不吭声，只是直勾勾地盯着他。过了一会儿，女孩放下手里的石子，说道：“跟我来。”

六十三号三楼，互相连接的房间挨挨挤挤从楼梯口的平台分支出去。通道幽暗弯曲，飘散着白菜炖牛肉的气味，他跟着小姑娘走去，经过一间公用的盥洗室，到了一扇灰漆的房门前，小姑娘推开了门。

狭长低矮的房间只有一扇齐头高的窗户。最长的一面墙壁上挂着一幅厚实的织锦，使得房间显得更昏暗。一个穿黑衣服的妇女站起来迎他。她有三十五六岁，同女孩一样的黑眼睛和浓眉毛，不过她的头发是黑的。

“原谅我事先没有通知就登门拜访，”他说。“我姓……”他迟疑了一下。“我想我的儿子曾经是你的房客。”

他从旅行包里取出一件用白手巾包着的东西，解开包巾。里面是一帧镶着银镜框的银版照片。“你也许认识他，”他说。他没有把照片交到她手里。

“是巴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妈妈，”女孩悄声说。

“是啊，他在这儿住过，”女人说。“我很难过。”接着是片刻尴尬的沉默。“他是4月份住进来的，”她重新捡起话头。“他的房间同他离开时一样，他的东西，除了警方拿走的几件之外，也没有动过。你要看看吗？”

“是啊，”他声音沙哑地说。“假如房租没有付清，当然由我负责。”

他儿子的房间虽然只是公寓房屋里隔出来的一间小屋，却有单独的门和一扇面向街道的窗户。床铺得十分整齐，除床之外，还有一个五斗橱、一张带灯的小书桌和一把椅子。床脚放着一个手提皮箱，皮面上有压印出来的P。A。I。①几个缩写字母。他认识那个箱子：是他送给巴维尔的礼物。

他走到窗前，朝外面张望一下。四轮马车还等在下面。“你替我做件事情，好不好？”他问那个小姑娘。“你告诉车夫，说他可以走了，再把钱付给他，好吗？”

小孩接过他给的钱，下楼去了。

“如果你不在意的话，我想独自待一会儿，”他对那个女人说。

女人走后，他马上揭开床罩。被单是新换的。他跪下来，把鼻子凑到枕头上；但他只闻到肥皂和晒过的衣物的气味。他打开五斗橱的抽屉。抽屉已经空了。

他把箱子提起来放在床上。箱子里最上面是一套折叠整齐的白棉布衣服。他把前额贴在衣服上。一丝淡淡的、他儿子身上的气味传进他的鼻子。他深深地吸了又吸，心想：他的鬼魂进了我体内。

他把椅子拖到窗前坐下，望着外面。外面暮色苍茫，越来越浓。街上阒无一人。时光在流逝，他的思想却停滞不动。反思，对，他想道，这种状态大概就是反思。脑袋发沉，眼睛发沉：灵魂里仿佛灌了铅。

那女人，安娜？谢尔盖耶夫娜，和她的女儿在吃晚饭，她们隔着桌子面对面坐着，中间是灯。他进屋时，她们中止了谈话。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他说。

她正视着他，等他说下去。

“我意思是说，你们知道我不姓伊萨耶夫吗？”

“我们知道。我们知道巴维尔的事情。”

“我说几句就走，不打扰你们吃饭了。手提箱暂时放在这里行吗？我把房租付到月底。其实，让我把11月份的房租也预先付了。如果你没有另外的约定，我希望保留这个房间。”

他把钱付给了她，二十卢布。

“假如我下午偶尔来这儿，你不在意吧？白天家里有人吗？”

她迟疑了一下。她同孩子交换了一个眼色。他觉得她要改主意。她希望他最好把箱子拿走，再也别回来，房客死掉的事情告一段落，房间可以空出来。她不希望这个浑身散发晦气的、忧伤的人来她家里。不过为时已晚，他付了房租，她收下了。

“马特廖莎下午在家，”她安静地说。“我可以给你一把钥匙。能不能请你从自己的房门进出？房客屋子和这个屋子中间的门不上锁，不过我们一般不用。”

“对不起，刚才我不知道。”

他在秣市熟悉的街道上逛了一个小时。接着，他走过科库什金桥，回到那天早些时候他用伊萨耶夫这个姓登记入住的客栈。

他不觉得饿。他和衣躺在床上，合抱两臂，试图睡一会儿。可是他的思想又回到了六十三号他儿子的房间。房间里没有拉窗帘。月光洒在床上。他站在门口，屏住呼吸，全神贯注地盯着角落里的椅子，等黑暗凝重起来，变成另一种黑暗——存在的黑暗。他悄无声息地动着嘴唇，仿佛要念出儿子的名字，动了三次，四次。

他似乎在念咒语。但是要镇住谁呢：镇住鬼魂，还是镇住他自己？他想到了俄耳甫斯的故事，那歌手一步步朝后倒退，嘴里轻轻念着死去的女人的名字，要把她从冥府里呼唤回来；他想到那个穿着尸衣的妻子，呆滞的眼睛死死地盯着他，有气无力的、像梦游似的朝前伸着两臂。没有竖琴，没有笛子，只有字眼，反复念诵的那个字眼。死亡切断一切联系后，名字仍然存在。通过洗礼，灵魂同一个名字挂上钩，将把这个名字带到永恒。他再次默念了那个名字：巴维尔。

他开始感到眩晕。“我得走了，”他悄声说，或者自以为悄声说过；“我会回来的。”

我会回来的：当他送孩子初次上学时，他也作过同样的承诺。你不会被抛弃的。事实上，他被抛弃了。

他迷迷糊糊地睡去，觉得自己仿佛顺着一道大瀑布，不顾一切地投身跳进水潭。P1－5

赶译完库切的小说《彼得堡的大师》，疲劳之佘，一头雾水。时间催得紧，无法及时参看相关资料，库切本人又是学者兼作家，文本复杂精深，让人头脑里不得不积满了问号。作家缘何要安排陀思妥耶夫斯基出任小说的主人公？他出于什么目的要杜撰出陀思妥耶夫斯基1869年秋天的彼得堡之行？他为什么要单挑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平中不起眼的继子巴维尔作为小说的线索？他是如何处理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关系的？这是库切以小说的方式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思想的变化吗？还是他要借此表明自己对俄国革命的认识？答案似乎都在文本中，答案又似乎都不在文本中。

格罗斯曼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传》（外国文学出版社，1987年），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平有详尽的描述。《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回忆寻》（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也可以作为不错的佐证。根据这两本书的记载，巴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伊萨耶夫是玛利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和小职员伊萨耶夫的儿子。1855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塞米巴拉金斯克服兵役期间，认识了他们一家。他狂热地爱上了女主人。后来，伊萨耶夫因病去世，陀思妥耶夫斯基娶了伊萨耶夫的寡妇。此时，巴维尔年仅七岁。玛利亚随夫回到彼得堡后不久，于1864年因肺结核死去，巴维尔十六岁。1867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年轻的速记员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结婚的时候，巴维尔也只有十九岁。同年，陀思妥耶夫斯基携妻出国，巴维尔留在彼得堡，靠继父寄来的钱为生，度过了十九岁到二十三岁之间的时光。他甚至还结了婚，妻子是个“漂亮的女人，个子不高，既谦虚又聪明”。

安娜笔下的巴维尔并不讨人喜欢。他好吃懒做，对继父的再婚充满敌意，甚至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刚刚离世之际，就急急忙忙赶到现场打探遗嘱事宜。相反，《彼得堡的大师》中的巴维尔，却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情深意长的悼念对象，父子感情被描述得无与伦比，这显然是库切有目的的改写。（库切的儿子意外亡故于1984年，不知道丧子之痛会不会是库切创作这部小说的一个因素？）库切在小说中改变了巴维尔的死期，让他死在1869年秋天的彼得堡。正是他的死亡，把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德累斯顿召回到彼得堡，让文学大师在调查儿子亡故的过程中经历了一次思想上的蜕变。围绕巴维尔的死，小说中一系列的人物也被串联起来，女房东安娜·谢尔盖耶夫娜、房东的女儿马特廖娜、无政府主义者涅恰耶夫以及帝国的警察马克西莫夫等等，他们皆因巴维尔的死参与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中来。在变化多端的现实和复杂的心理斗争作用下，小说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最终构思出了斯塔夫罗金的形象《群魔》中的主人公），同时，小说也在他痛苦的写作过程中结束。

这一事件完全是虚构出来的。女房东的情节、彼得堡的场景描写多少能让人联想到小说《罪与罚》（1866年）。库切如此设计，似乎是在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创作做注解。只是，在虚构过程中，他强化了巴维尔的作用，让这个提前死去的儿子成为他心灵蜕变的助燃剂。

小说中另外一个重要人物是无政府主义者谢尔盖·根纳德维奇涅恰耶夫。历史材料中的涅恰耶夫，生于1847年，曾经是彼得堡大学的旁听生，比真实的巴维尔年长一岁。他参加过1869年春天彼得堡的学生运动。之后赴瑞士，在日内瓦参见了老牌的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1869年9月，涅恰耶夫携带建立反政府秘密组织的计划来到莫斯科，成立了地下组织“人民惩治会”（即小说中的“人民复仇”）。涅恰耶夫宣扬无神论思想，主张通过冒险主义的斗争策略和无原则的恐怖主义，来建立一个“没有上帝”的新社会制度。“人民惩治会”最轰动的事件莫过于制造了“伊万诺夫事件”。彼得罗夫农学院学生伊万诺夫（和小说中被杀害的乞丐同名）因为试图退出组织而惨遭杀害。伊万诺夫之死，使这些年轻的阴谋家们逐渐浮出水面。罪行败露后，涅恰耶夫逃到国外，1872年在日内瓦被捕，后被引渡给俄国政府，被判二十年苦刑，死于彼得保罗监狱。

库切在小说中，把巴维尔的死和涅恰耶夫联系起来。（（彼得堡的大师》中，有若干章节涉及涅恰耶夫。事实上，无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巴维尔，和涅恰耶夫本人都没有什么直接的交往。即便是巴枯宁，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也不过是一面之交，而且对他极为反感。巴维尔被库切设计成为涅恰耶夫的追随者，使得创作《群魔》之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了和无政府主义者直接交锋的可能。在这里，库切的想象力发挥了作用，他“后现代”地处理了真实事件和虚构事件的关系，为小说的最后一章“斯塔夫罗金”这个文学人物的诞生提供了某种能够自圆其说的理由。

根据格罗斯曼的记叙，涅恰耶夫的案件的确曾经引起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关注。事实上，1869年秋天，时在德累斯顿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读到关于莫斯科暗杀事件的报道，已经决定创作一部以俄国父与子两代革命者为主人公的小说，这就是《群魔》。为了写好这部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亲自勘探过伊万诺夫的死亡现场，亲自旁听了1871年警方对涅恰耶夫的公审。《群魔》发表于1871年，直接取材于“涅恰耶夫案件”。《群魔》中的韦尔霍文斯基的原型就是涅恰耶夫，大学生沙托夫的原型就是伊万诺夫。《彼得堡的大师》把这所有的线索都集中到巴维尔身上，在他身上集中了所有的矛盾和冲突。陀思妥耶夫斯基因为巴维尔和涅恰耶夫、和警察、和女房东、和女房东的女儿有了种种关联，最后，他不断地和巴维尔的影子对白，在忏悔的过程中开始了写作。如此看来，如果我们把《彼得堡的大师》看成是库切故事化地诠释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群魔》的过程，似乎也不为过。只是，如此单一的解读好像太轻看了库切，他的小说一向含义丰富，本应经得起多种看法。

库切本人是文学教授，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平材料十分熟悉。他重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故事，半真半假，半遮半掩，更能调动起读者对小说中诸多扑朔迷离的事件的兴趣。显然，这是个和读者较量知识的故事，好比一个解密的过程，越解越觉得不可．思议，越解越觉得陷入到一个更深的秘密当中。如果读者碰巧不熟悉陀思妥耶夫斯基，碰巧对他的作品、他的生平不够了解，那么，读懂这部小说就是个困难的过程，至于再读出库切形式上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复调特性的模仿，那恐怕就要去搬弄巴赫金的理论了。在这里，我们只能这么揣测，库切如此谋划，就是要向读者展示书房斗室里深不可测的想象世界。

最后说说译文。王永年先生是我景仰的前辈翻译家。他的译笔干净舒缓，有贵族般的优雅。倘若不是出版时间所限，他本可以从容译完文稿。跟在王先生的译文后面，实在让我惴惴不安。续译急躁紧促，好似缓不过气来的游泳新手，较之王先生的译文真是有云泥之别。时间紧张固然是理由，汉语功底浅薄才是让我辈气短的真正原因。好在，紧赶慢赶赶完了，其他的事，留待读者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