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府执政一年，深度反腐、破冰改革，新政、大政已见雏形。《未来中国的变与不变(新秩序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由孙立平、郑永年、华生著汇聚国内一流政治、经济学家、精英学者郑永年、秦晖、华生等围绕政治的逻辑、腐败、城市、公民等改革相关专题展开论述，阐述国家改革内涵与变局、危机，叙述因革演变，指陈利害得失，为读者如何在这场博弈中化危为机提供解读：

人文学者的忧患：秦晖、杜维明、许纪霖、赵汀阳、韩毓海——中国如何收拾人心？

政治学者的高度：秋风、美国防部长助理小约瑟夫奈——权力应该向何处去？

经济学家的前瞻：华生、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新机会如何诞生？

社会学家的批判：郑永年、孙立平、新左派思想家佩里安德森——“阶层上升”成为不可能吗？

改革最后会触动谁的利益？改革会为谁带来更多的机会？

力度前所未有，户籍制度、公务员改革、住房、金融，各行各业都会波及。

这次改革，与每个中国人有关！无论国家机关的公务员，还是金融财经证券的从业者、法律行业、科技公司或文化企事业单位的从业者！

《未来中国的变与不变(新秩序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由孙立平、郑永年、华生著：纵向关注中国改革进程，考量改革成败得失；全面厘清中国改革逻辑，解读未来道路。

《未来中国的变与不变(新秩序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从经济改革到行政体制改革，从改革的路线图到改革的突破点，从人口红利到利益逻辑，从转型期的社会稳定到政府职能转变，各路学者回顾改革，前瞻国是。

对改革动力来自何方、如何克服当前面临的阻碍、如何有效推进等问题进行深层思考，对未来改革道路进行展望、分析和设计，以期让民众读懂中国改革，成为大众把脉时局、改变命运的引路之作。

第1章 未来中国的新秩序

 危机之后的资本主义

 我们面临的新风险与新秩序

 中国该有怎样的发展路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经济学意义吗？

 中性政府仍会在未来发挥大作用

 中国凭什么统治世界？

 没有新观念，经济以什么为基础？

 世界新格局中的中国机会

 绿色转型的中国蓝图

第2章 中国传统再解释

 传统之新意须以未来为导向

 黄河边的中国版图

 近30年中国的私生活传统

 在高度险恶的历史环境中“不断革命”

 儒家传统如何回应“西方启蒙”？

 汉代的难题：经济自由与富国强兵

第3章 现代之恶

 可融入的城市化是成功现代化的密码

 城市也要“政治化”改革

 强拆不是城市化的必走之路

 未来世界给我们带来的新专制

第4章 七品政治的逻辑

 重构基层政治单位

 中国地方治理的上下“合谋”

 也谈“地方大员”

 地方政府允许“公司化”吗？

第5章 改革路上的“硬骨头"

 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四个可能趋势

 腐败与反腐都已进入深水区

 为什么成功的反腐案例凤毛麟角？

第6章 世界在暗处

 远未结束的全球金融危机

 世界经济进入再平衡

 旧制度与新媒体政治

 美国还是一个领导者吗？

 中美大国关系的想象与预言

 霸权之后？——当代世界的权力结构

第7章 中国社会各阶层扫描

 我们所剩的资源只有“身体”

 被“单位”吸纳的阶级

 “卡位”的社会，各阶层还有机会吗？

 新的阶级诞生了吗？

第8章 经济升级的新机会

 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实验室”

 边缘的经济力量改变中国：上海自贸区实验

 “自由体制”下的中国战略

 “开放倒逼”迫使改革升级

第9章 大数据风暴

 “大数据风暴”如何发生？

 3D打印的身份革命

 是商机，也可能是危机？

 互联网让“整个世界都恰到好处”

世界上所有的富裕国家，包括欧洲的富裕国家，和美国、加拿大、日本、新加坡、韩国、澳大利亚以及其他国家，已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部分地依靠非市场的交易方式和其他偿付方式了。这包括失业福利、公共养老金、其他形式的社会保障，以及教育供应、健康护理和其他一系列不通过市场安排来分配的服务。与这些服务相联系的经济权利，并不建立在私有权和财产权的基础之上。

同样，市场经济也并非仅仅依靠利润最大化来运转，它还依靠很多其他活动，比如维持公共安全和提供公共服务的活动，其中一些已经远远不是仅由利益驱使的经济活动了。在运转良好的时候，所谓的资本主义体制令人称道的表现，来自一种混合机制——公共基金教育、医疗护理和大众运输仅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这种机制不用依赖利润最大化的市场经济和局限于私有制的个人权利。

这个讨论的背后是一个更加基本的问题：在今天，资本主义是不是一个具有特定用法的术语？在历史上，资本主义观念确实具有过重要的地位，然而到如今，其有效性或许已经所剩无几了。

比如，亚当·斯密在18世纪的先驱性著作说明了市场经济的有效性和动力机制以及这种动力机制何以能够运转，特别是它怎样运转。正当这一运转机制强势地兴起时，斯密的研究提供了一份对于市场之运转的具有启发意义的诊断。1776年发表的《国富论》对于理解所谓的资本主义作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斯密说明了，自由交易是如何通过生产专业化、劳动分工和充分利用大规模经济，从而极为有效地促进经济繁荣的。

这些学说直到今天仍然是非常切题的(有趣的是，为保罗·克鲁格曼赢得200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作品对于国际贸易作出的令人印象深刻、高度精深的分析，和斯密230多年前的高瞻远瞩密切相关)。在18世纪对市场和资本运用的早期阐释之后，紧接着出现的经济学分析在主流经济学内部成功地建立起了一个牢固的市场观念体系。

然而，就在资本主义通过市场进程带来的积极贡献正被阐释和说明的同时，其消极的一面，也常常为同一些分析家所洞察。虽然大量的社会批评家(其中最突出的当属卡尔·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提出了影响深远的谴责，以及对它的最终取代方案，但是，即便是对于亚当·斯密来说，完全依靠市场经济和利润驱动的巨大局限性也同样是足够清楚的。事实上，包括斯密在内，市场运行的早期提倡者们并没有把纯市场机制看作是一种独立的、完美的运行体制，同样，他们也并不认为利润驱动就是所需的一切。

即便说人们寻求交易是出于私利(self-interest，根据斯密的著名说法——想要解释面包工、酿酒师、屠户和消费者为什么寻求交易，只需私利就足够了)，但是，只有建立在不同人群的相互信任的基础之上，一种经济才能有效运转。如果包括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活动在内的商业活动形成一种信用，即它们能够、并将会做自己承诺之事，那么，借贷者之间的关系就能够以一种互助的方式平稳地进行下去。正如亚当·斯密所说：

一国人民若相信某银行家资产雄厚，行为诚实，处事谨慎，换言之，相信他有随时兑换现金的能力和意思，那银行家发行的本票，便可在社会上通用，无异于金币银币，因为人们深信用它们可以随时兑换金银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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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年初的时候，一位编辑朋友打电话给我，有意将《文化纵横》杂志这几年的文章择精华结集出版。听到这个动议，我还是有些惴惴：在这个瞬息万变、信息过剩的时代，一本杂志的文章，还对读者有意义吗？

《文化纵横》创办于2008年8月。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对这一年的文化、政治意义的重要性会有越来越充分的认识。而在我看来，这一年对于中国而言，其重要性或许不亚于1976年。2008年北京奥运会、汶川大地震，中国经济增长的成就获得了世界性认可，但还没有人敢说中国已经走上了康庄大道，虽然一些问题消失了，或者被化解了，但一些新的问题产生了。实际上，如果说人们对于中国面临的挑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更为担忧，这个判断恐怕不能算是非常过分的夸张。

回顾创办时的初衷，能让我们有些许自豪的是，对于这种时代的变革我们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我在2008年5月写给《文化纵横》杂志社长兼主编杨平先生的策划中，是这样描述的：“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同样令人瞩目的是，我们这个在历史上以政治成熟、文化昌明著称的民族却成为政治侏儒，并被视为一个没有精神追求、缺乏文明的暴发户。短视的人们认为正是这个原因造就了中国。的确或许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人们还会沉浸在这种软乎乎的幸福主义之中。但是，命运已经开始向我们民族显现危机的征兆。我们对外无法向世界宣示自己的文明主张，无法在政治、文化的层面与西方世界进行对话，更不用说斗争了。但是，世界对中国的重视已经在要求我们做出回答，我相信这种要求会越来越强烈，斗争也会越来越剧烈残酷。

为了回应这一时代命题，我们尝试捕捉这个正在急剧变化的时代正在涌动着的潮流：互联网如何改变了人们的知识生产；金融危机背后的政治和经济矛盾及其后果；环保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政治力量的作用；欧洲文明是否步入衰落的黄昏；政党政治在全球范围内因其代表能力的弱化而面临的挑战。同时，我们也深刻地意识到，中国已经与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任何试图孤立地理解当代中国的努力都是片面的，反之亦然。我们想要描述中国人在他乡异域究竟表现出怎样的文明属性，比如非洲；外部世界对正在崛起中国的焦虑实质是什么、；而我们对于外部世界的想象，要么将其当作文明的使者，要么将其视为奸狡的流氓，这种肤浅的、充满情绪性的认识，对我们的外交哲学产生了严重损害；我们需要重新构建中国人对于世界秩序的想象，并以此使我们的对外交往由自发走向自觉。

当然，我们最为关心的还是中国本身，中国问题本身已经脱离了我们曾经的知识框架，对于这些新出现的问题，其性质和走向尚未被充分揭示，甚至这个时代尚未被命名。我们需要开启一个新的思想时代来应对这些问题。

我们尝试用一些新的栏目来表达我们的特别关切，比如：“在民间”我们希望发掘那些鲜活的、成长着的人物和文化现象；“伦理”则希望表达在急剧的转型中，不同的伦理原则在每个个体身上造成的冲突和分裂；“地方”关注大都市之外地方中国人的生存经验、文化经济成就，特别是思想、习俗变革；“世界观”则是用来表达中国人的世界观。

我们希望这本杂志能促进中国的精英阶层的思考与交流，它的姿态既不是启蒙，也不是为哪个阶层的代言。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我们希望与读者和作者一起思考，一起来分担“文化重建”的重任。也正因此，我们从未想过要屈服于外在的压力，从不迎合读者和广告商。我们相信：“在民族复兴的路途上，必然会伴随着丰富、深刻的思想诞生，这些思想将长久地使后世人类受惠。”我们很幸运，作者和读者也有着同样的勇气和担当。

毋庸讳言，当下中国思想和学术界的分裂使得我们面临复杂而又微妙的处境，也的确带来一些困难。但在思想上，我们却从未感到困惑，也从未因此而有所犹疑。从一开始我们就主张“超越左右”，这种超越，并不暗示我们拥有比他们双方更强大的思想武器，我们没有；也并不是指我们试图维持某种平衡，仅仅把自己视为供双方展示和争辩的平台，我们更强调自己的问题意识；我们也从未尝试寻求共识，确立在主张和利益上的最小公约数，恰恰相反，我们更希望将分歧以更为直率和理性的方式表达出来。我们所说的超越是指，我们时刻保持着足够的反思精神和警惕，对所有的被确信的知识和信仰前提保持警觉，对于我们而言，“没有什么是不可以思考的，也没有什么是不可以重新估量的。因为在这样的历史时刻，这个民族是最自由的，也是最富创造力的”。我们尊重各种传统，但我们是面向未来的，我们直面所有分歧，但我们坚信理性的力量。

令人遗憾的是，中国思想界的分裂依然在延续；更令人难堪的是，我们尚未学会如何与不同意见和立场共处。这个本应最自由和宽容、最具有自治精神和规则创新能力的群体，却无法管理其内部的分歧。甚至连一些足球爱好者，都能够实现对自己论坛的有效管理，避免沦为激情和偏见的战场，能够有效克服偏见，抵制激情，不断促进顾全大局的利益共识的生产。6年的经验，使我们确信当人们不能相互消灭的时候，也许，这就是一个恰当的时机，来探讨和寻求与自己的敌人如何共存。因此，我们需要共同遵守使得各方都可以接受的规则和默契。它们是社会自治的一部分，倘若没有这种能力，我们的政治未来，都不会有长久存在的稳定根基。我们也将继续为这样的规则和默契而努力。这是我们“超越左右”的另一个意涵。

感谢出版方，让我们有了一次回顾自己短暂历史的机会。回到自己的初衷，我们欣慰地发现自己并没有偏离最初的信念，我们也依然保有最初的冲动。最令人我们感动的是作者和读者，无论是功成名就的方家，还是涉世未深的少年，他们所表现出的思考的能力和勇气总是不断鞭策着我们。同时，我们也要感谢修远基金会的无私支持，作为一家民间组织，他们没有索要任何回报，除了一本好杂志。相信我们，我们不会辜负所有的期望，因为《文化纵横》承载着我们的理想。

高超群

我们和北方强大的匈奴、突厥进行过殊死搏斗，但其中多是自卫反击战，没有攻城掠地的记录。原因很简单，我们的版图已足够大，一个中央政权要管理这么辽阔的国土和如此众多的国民，要解决的内部问题就已经耗尽了中国政治家的所有精力。

——曹锦清

很多学者把亚洲价值等同于权威主义、裙带关系、缺乏透明度、黑箱作业，但仁义礼智信，这些才是亚洲价值观。

——杜维明

资本主义的本质是什么？它是否需要变革？将短期经济问题归咎于资本主义，是一种过分的谴责。他们认为这些问题是不良的政府管理和不良的个人行为导致的。然而，另外一些人却看到了现行经济安排中的真正严重的缺陷，并想要进行改革。

——阿玛蒂亚·森

执政党的“执政为民”和儒家接近，也和1949年以后“人民”这个概念一脉相通。儒家概念相对比较温和，包括香港、台湾、大陆都在内，概念的弹性也足够大。

——甘阳

进入21世纪的中国已经实现了“富强的崛起”，那么，进一步的“文明崛起”呢？打下江南的朱元璋急于称霸，朱升献计曰:“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这个粮，便是与世界主流价值接轨的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至于是否成王，天命不可违，让上帝去选择吧。

——许纪霖

我们把太多的精力放在获取来得容易的钱上，把太多努力投入在增加利润上。在最坏的情况下，追求自利——公司的贪婪——可能导致今日国家面临的困境。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前30年的体制是一种强动员体系，整个国家是一家超级公司，全国人民拥有一个共同目标，在意识形态动员下，所有人有共同意识。而现在，大不同了。

——秋风

我曾经提出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四个可能趋势：结构定型、精英联盟、寡头统治和赢者通吃。从今天来看，这四个趋势对中国未来走向会有根本性的影响。

——孙立平

1969年，毛泽东在中国北方向他的人民警告战争的危险，他所用的术语是新造的——霸权，这基于一个非常古老的概念。

——佩里·安德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