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新旧之“中庸”

高全喜

1962年2月24日，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胡适主持该院第五次院士会议时骤然离世，蒋介石得此噩耗后，写下一副挽联以示哀悼：“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2月27日，蒋介石又送来挽额，上书“智德兼隆”四个大字。3月1日，蒋介石亲临吊唁现场，瞻仰胡适遗容，与遗体告别。6月27日，蒋介石又颁布“国民政府”褒扬令，表彰胡适一生对国家民族的贡献，有盖棺论定之意，颂词如下：

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沈潜道义，浚瀹新知。学识宏通，令闻卓著。首倡国语文学，对于普及教育，发扬民智，收次甚宏。嗣讲学于寇深患急之地，团结学人，危身明志，正气凛然。抗战军兴，特膺驻美大使之命，竭虑殚精，折冲坛坫，勋猷懋着，诚信孔昭。胜利还都以后，仍以治学育才为职志，并膺选国民大会代表，弼成宪政，献替良多。近年受命出掌中央研究院，鞠躬尽瘁，罔自顾惜。遽闻溘逝，震悼殊深！综其平生，忠于谋国，孝以事亲，恕以待人，严以律己，诚以治学，恺悌劳谦，贞坚不拔，洵为新文化中旧道德之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之师表。应予明令褒扬，用示政府笃念耆硕之至意。此令。

自1932年蒋介石与胡适在武汉相识，至1962年胡适在台湾去世，．两人之间的交往存续了三十年。悠悠半甲子，两个志向旨趣殊为不同的人，经历了相知相助，其间也有隔阂与嫌恶；但三十年风风雨雨下来，也算得上互相知根知底了。就胡适而言，他既不像革命家似的与当局有一种不共戴天的敌意，更不像投机者那样给人以曲意逢迎、依阿取容的嫌疑；从蒋介石来看，他能够结交胡适这样的诤友，能够一听对方的讽谏，也很难得。这一切，都是当代知识分子未曾经历也很难理解的事情。所以蒋介石缅悼胡适的挽联，也算得上一位故知最后的知人之论了。

蒋的挽联本身采用工整的对仗——“新文化”对“旧伦理”，“旧道德”对“新思想”，“楷模”对“师表”——体现的是旧式的形式。这本来并不稀奇，蒋在生活习惯上是一个很传统守旧的人；但就实际义涵而言，蒋介石却别出心裁，挽联的笔法遣词完全是白话，用新式的词汇附和旧的形式，体现的是一种新精神。这一内容上完全新式的表述在形式对仗上又极为讲究：文化与伦理偏于古今传承的形式，道德与思想着重精髓；“师表”是传统士人的崇尚，“楷模”是现代世俗的标榜；所以在“旧伦理”中才称道“师表”，“新文化”中是要讲“楷模”；“旧伦理”中做“旧道德”的“师表”，“新文化”中做“新思想”的“楷模”，都不稀奇；稀奇的是在“旧伦理”中做“新思想”的“师表”，在“新文化”中做“旧道德”的“楷模”！挽额“智德兼隆”倍赞“思想”与“道德”兼弘，那么思想与道德是否可以各分新旧呢，“新道德”与“旧思想”之说法是否成立呢？揆诸蒋介石的心性，考订胡适的生平事迹，我们应当认为，“智”或者“思想”就是指新思想，“德”或者“道德”就是指“旧道德”，因为“新文化”的精髓就在于“新思想”，“旧伦理”的精髓就在于“旧道德”。蒋介石的挽联本身，从形式到义涵，都是一种恰如其分的雕琢——在新旧的折中状态中找出其综合，所谓“智德兼隆”就是说新旧传承与结合的完人。这一挽联本身就是一种传统智慧的表达！

实际上胡适和蒋私人之间一度是有很大冲突的，尤其是自1946年胡适归国力促国共和谈以讫1960年“雷震案”发，这一点在近年公开的蒋介石日记中多有揭露。另一方面，在1949年胡适去美后大陆方面也没有完全放弃争取他。只不过相比于大陆方面的“多壮志”和“换新天”，蒋尊重中国传统并且顾及文人的颜面，所以最后胡适在蒋和共产党之间还是选择蒋，在游荡美国有年后还是选择定居台湾，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这未必见得是胡适完全认同蒋政权，而是一个身处乱世、心怀国家而又力求保持温雅平和的才子文人，在不能两全时一种免受屈辱的艰难抉择。胡适在新旧两种理念和潮流之间多少是亦新亦旧，他在新旧之间维持这么一种平衡与连续性也是艰难而煞费心机的。反过来说，挽联和“褒扬令”之事也让我们能认识蒋介石个人，无论他在私下对胡适的“书生意气”是如何不屑与忿恼，最后还是能够“克己敬人”，给了胡适一个隆重的“盖棺”之论定——这一点绝非做作！

平心静气，反观自身，知识分子，特别是中国历史中的文人，如何处置自家面对学术与政治时的那种紧张，恐怕是一个永恒的事情。就此而言，蒋、胡之间这一“君臣关系”已经做到极致：既是敌人，又是朋友，各自不丧失自己的立场，而又不把对方消灭之而后快。这一“君臣关系”，起码在20世纪国共两党对垒的阵营中无出其右，此前不见一对，此后也不见一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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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后，需要记住一些重要的事情。否则，就不能解释清楚这样一本书何以能够面世。

这本书，是1962学人首次学术聚会的学术论文结集。这也是以1962学人命名的群体首次露面。读者可能以为，这个群体是因为什么特殊的机缘组织起来的学者社团。其实不是。但说完全是胡诌出来的群体，似乎也有些说不过去。犹如本书导言所讲，无论是这群学人出生的特殊时刻，还是当时中国所处的特殊状态，以及这群学人步入壮年（“物壮则老”之谓）之后，他们与国家命运的关联与碰撞，都完全使他们有充分的理由集聚在一起，兴叹人生、议论世事、畅谈学问、商榷国是。

1962学人的首次学术讨论会与胡适紧密关联在一起，既有些碰巧，也有某种学术传承与超越的含义，更有某种开拓1962学人学术论述空间的作用。胡适的历史地位与价值，对转型中国而言，早已经不可撼动。尽管胡适在世之时和逝世之后，就一直受到不少人的攻击，但这样的攻击并不丝毫减损胡适的历史价值。一个具有重大历史价值的人物，也许免不了像胡适这样的命运，他为国家指引的方向，从来不受当政者接纳；而他对中华文化深沉的爱护，也不为肤浅者所领悟。但是，胡适之为胡适，就是他在狂风暴雨和和风细雨中，总能保持那种较为从容不迫的文化仪态，并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前途和命运紧紧地扣合起来。这是代不乏人、深怀胡适的重要理由。

我们这些1962学人也不例外。不是说我们无条件赞同胡适的见解，对一个哪怕是时代与历史风潮的重要人物，一个有些许想法的学人，也不会对之无条件赞许。对胡适进行理性的批评与尽力的超越，乃是“学者的天职”。只不过这样的批评与超越，不是意气性地表态可以充数的。因此，面对胡适，我们极愿意以“重思”的态度应对。重思，就是慎思。这是我们得以确立对胡适及其主张的理性态度的前提。

“重思胡适”，一方面限制了1962学人的学术想象力，因为这就约束了他们在胡适及其相关话题之外的学术想象。但另一方面也推动了这群学人有限制地理性思考，这里的文章，因此体现出胡适研究的最新进展。这是“重思胡适”这样的话题预定的两方面状态。

1962学人已至壮年，身心状态，不容懈怠。否则就无法克尽这一群体的学术、文化、历史与政治责任。这是我们选取“重思胡适”论题的基本理由。胡适的学术与人生定位，有着矫正他身后所有学人的大价值。或许这也是胡适需要被人们不断重思的理由。

1962学人，出生在大饥荒刚刚结束之际，是一波随“婴儿潮”来到世间的人群。正是因为如此，这一波人在学界出头露面的不少。不过，由于1962学人的学术活动刚刚开始组织，这次得以围绕“重思胡适”的话题撰文的，只是1962学人当中的极少数。我们期望，随着本书的出版，能够集聚更多的1962学人，就更多话题展开深入研讨和对话。

编辑这本文集，得感谢《战略与管理》杂志社执行主编郭琼虎。在他的热情赞助下，1962学人得以举办相关讨论会。陈华文博士、蒋湘陵先生对本书的编辑，花费了不少心思。当然，这本文集能够出版，有赖于中央编译出版社刘明清总编辑、岑红编审的大力支持，正是由于他们的积极运作和精心加工，才使本书得以正式出版。这是学术文集的所有作者都衷心铭感、记挂于怀的。

1962学人的学术研讨会，仍会不间断举办，并由中央编译出版社以“1962学人文丛”的名义出版。2013年，清华大学法学院许章润教授已经组织召开第二届1962学人的学术会议，中心议题是“重思国家”。这次会议的文集，已在编辑之中，近期将交付出版。预期2014年的1962学人学术年会，将由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张凤阳教授召集，主题初定为“重思法治”。每一次会议之后，都由召集人编辑一本学术文集，呈现给学界同人和读者朋友，以汇报我们的学术研究成果，以期赢得更多1962学人的加盟，以及社会各界的批评指正。

欢迎所有出生于1962年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共襄盛事，为中国的现代学术发展展开深度对话。

任剑涛

2013年6月30日初稿于北京人大临拆居

2014年8月31日改定于北京人大临拆居

导言

上编 胡适思想的再认知

 胡适：新旧之“中庸”（高全喜）

 基于庸见的法意——胡适之先生关于宪政与法制的看法（许章润）

 信念与错觉——评说胡适在“民主与独裁”论战中的一些观点（单世联）

 重建儒家视野里的胡适——论胡适与儒家（陈明）

 胡适与国家认同（任剑涛）

下编 胡适话题的再探究

 胡适与司徒雷登：两个跨文化人的历史命运（欧阳哲生）

 胡适自由主义与当代中国——兼论中国国家发展历程（燕继荣）

 胡适“自由梦”的经济基础（陈志武）

 中国的复兴与自由主义的理论难题（胡传胜）

附录

 胡适思想的当代考察——纪念胡适逝世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实录

后记

1962年，胡适去世；1962年，我们出生。

这当然是生命长河中偶然碰巧出现的两件事情。但无巧不成书。往往正是偶然出现、且不大相关的事情，一经关联性思考，就出现了某些令人惊异的内在契合。

在2012年，1962年出生的几位学人茶聚，说起这一年中国的种种大事小事，总觉得跟“百无一用是书生”的我们没什么关系，于是大家想做一二件事情，以志我们在这一年活过。说来说去，胡适1962年的仙逝，成了大家的共同话题。议论来议论去，大家觉得不论是就我们恰好这一年出生的偶然巧遇而言，还是就中国的现代转变来说，都值得为胡适召开一个专门学术会议，以便以一个较为正式的形式，表达我们对胡适的深刻纪念，也自我提醒知天命之年的我们，得为国家的发展思考一些更为重要的问题。由于2012年的中国处在一个特殊政治年份，因此，是次会议不得不放到接近年尾的时间举办。好在会议开得非常热烈，学术上也有一定收获。于是，在会议上，与会者达成共识，将提交会议的发言稿修订成正式论文，并交付出版，以便将这一次富有意义的胡适纪念会记载下来。

胡适是启动中国现代转轨的一代思想重镇。他的思想贡献是多方面的。以其社会影响而言，他对新文化运动，尤其是新文学运动的影响，既广泛深刻又持续久远；以其对政治转型的作用而言，胡适是以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载入史册的。前者，似乎可以说是完全竟功，今天中国的文化形态已经转进到现代的结构；后者，就其所期待的政制建构来讲，言之成功，则远未可期。但胡适所指示的方向，绝对是正确无误的。在古今中西的强烈碰撞中，胡适为转型中国刻画的蓝图，究竟是不是可以在中国未来的发展中变成现实，自然是一个历史过程才能显示答案的问题。不过，一切关心中国现代转型话题的人们，试图绕开胡适去申论相关主张，那却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胡适的思想有一种不温不火的性格。不是说胡适没有激进的主张，支持全盘西化，就至今为人所诟病；也不是说胡适就没有维护传统的一面，他使美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辩护，甚至显得有些迂腐。但总体上说来，在中国文化急遽转型的历史剧痛阶段，他并没有走向偏执和极端。他深切感到中国传统文化已经不适应现代转变之需，因此呼吁转型中国接受西方文化。但他并未因此提倡“不读中国书”。他自觉意识到中国接受现代西方文化的必要与重要，但并未走向一偏，即使提倡自由，但更强调“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正是因为如此，胡适的思想给人们一种矛盾重重的感觉：说他开怀拥抱现代，他一生却又花费了巨大精力，致力于整理“国故”；讲他潜心整理国故，却又对西方现代学术推崇有加。这不仅矛盾，而且有点两头不着岸的尴尬：整理国故，人们并没有将他视为与传统亲和的保守人士；引进西学，人们也没有将他看作现代学术的创制人物。这是他去世时被人认定为“新文化中旧道德之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之师表”最重要的缘由之所在。在中国需要作别传统、进入现代的情况下，胡适缺乏决绝的态度，自然处在一种吃力不讨好的争论漩涡之中：亲和传统的人士，对胡适切齿痛恨；支持现代的人士，对胡适缺乏创造备感遗憾。但不得不承认，现代学术的引入，缺乏胡适的努力，可能会出现巨大的缺失；传统的整理，缺乏胡适的倡导，可能会丧失现代生机。这就是胡适具有不可替代的现代思想史地位的扎实理由所在。

百余年来，中国的现代转变总是处在一种进退失据的状态。历经晚清、民国与人民共和国三个阶段，但中国完成现代转型的历史任务，似乎仍处在艰难困苦的境地。在三个不同阶段上，人们对这一困扰中国人的处境，充满愤懑之情。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状况。但也正是因为如此，多少身怀振兴国家雄心的志士，生发浩叹、痛心疾首，不断发出惨痛的批判之声，决绝地斥责现实，绝望地看待未来。鲁迅是其中重要的代表人物。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痛切诊断、对中国现实的绝望观察、对传统文化弊端的深刻指正、对现代中国发展的痛心疾首，跃然纸上，活生生显示出一个“新旧杂陈、方生未死”的中国那种无望的精神状态。与胡适相比较，鲁迅的精神气质与其相差何止千里。这是今人祭出“要胡适，还是要鲁迅”话题的动力所在。

其实，胡适与鲁迅并不那么对立。如果把鲁迅看作是中国人不得不“送旧”的代言人的话，他那种决然而然的批判态度，对传统、对现实的决不妥协，以匕首和投枪战斗的姿态，恰好凸显了中国作别传统的艰辛状态。如果把胡适视为中国人进入现代不得不“迎新”的传声筒的话，他那种试图混合古今中西精粹以逼进现代的取向，也恰好显示出中国进入现代的曲折复杂。鲁迅与胡适之所以作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两面旗帜，不存在要谁不要谁的客观理由，只存在偏重哪个面相的主观偏好。对此，只有那种深刻领会了对中国转型之难而引发的愤恨的人，才能理解鲁迅；也只有那些领悟了中国转型中理性的绝对重要性的人，才能与胡适相契。基于此，人们就有了平情对待鲁迅与胡适的理由。正是基于这样的理性态度，我们也才在死与生的偶然继起性中，发现了我们纪念胡适的特殊价值。

胡适，以及鲁迅，总是站在国家转轨的十字路口，提点人们。他们是观察、论述中国现代转轨的智者。在那个时代，他们以自由的心灵，触碰严酷的现实。不论是对现实强烈不满引发的愤慨，还是对未来发展的充满期待，他们都没有被现实所摧折、被压力所弯曲、被挫折所屈服，他们对国家和未来怀抱深切的期望。这正是表明他们心灵自由的最可贵的地方，也是今天的我们与他们在精神深处相契合的地方。

鲁迅对现实的极端愤慨是可以理解的。但却是无法模仿的。他那种决绝的姿态、入木三分的文辞、终生不妥协的作为，不是一般人所可以习得的。相比之下，胡适的可学性较强。胡适较为平实的人生取向、宽容待人的态度、中庸的为学方式，比较符合常人的思维与行动进路。当然，胡适也不是一般人即学即成的。他是大师，是一般人敬仰的对象。不过就一般人来讲，面对胡适，有一种相对亲切的感觉，“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与胡适那种自由而宽容的心灵相交，自然也就亲和很多。

探究胡适的思想，自然不是我们的直接目的。因为我们这群学者，除开一位公认的胡适专家外，其他人从未专门处理过关系到胡适的学术话题。几乎是一群胡适研究的门外汉，却要来专门论道胡适，也许会引起人们的讪笑。但我们也自有论说胡适的切实理由：不仅是因为他逝世的时候，我们刚好出生，似乎有一种人生—精神继起的禀赋。但这完全是不成理由的理由。关键是因为，胡适一直是我们各自所从事的专业研究的重要参照人物。尽管大多数论者没有专门研究胡适，但胡适未尝完全离开我们的关注视野。只不过此前缺少一个契机，让我们来专门整理自己对胡适相关论说的看法或学术见解。而这次，确乎有了一个申述各自关于胡适与自己专业研究关联性的机会。自然，由于参会者各自的专业视角和关注点的不同，切入胡适论题的角度便大为不同。不过从总体上讲，最后参会者提交的论文，可以切分为两个视角：一是论述胡适本人的思想，二是分析胡适开启的相关论题。

前一部分有五篇论文。

高全喜的论文“胡适：新旧之‘中庸’”，致力勾画胡适的思想性格。文章从蒋介石在胡适逝世撰写的挽联说起，解析胡适何以成为“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胡适与蒋介石一生多相交集。胡对蒋，有尊重，有批评，有苛责；蒋对胡，有愤懑、有嘉许、有期待。彼此还算是一种君子之交。但蒋胡之间似乎总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所以胡对蒋有微词，但总还护着蒋；蒋对胡有不满，但总还是能够容忍。蒋对胡适一生的概括，确实比较准确地勾画了胡适的思想与人生特质。蒋胡有君臣之名，更有敌友复杂关系。双方能够相容，而没有走向一种决然的敌对状态，不能不说与胡适、当然也与蒋介石的中庸性格相关。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古今中西”风云际会之际，这也是一种被时代所约定的精神品质。这种“不显山不露水”所显现的“极高明而道中庸”，呈现出一种现代中国人的独特风骨。

许章润的论文“基于庸见的法意——胡适之先生关于宪政与法制的看法”，着重指出，胡适先生对于法制和政制、立国与立宪以及约法与人权，都发表过相当数量的文论，不仅旨在接应当日的中国社会政治和文化，而且触及到了法律的政治、社会、道德和历史禀性。通过讨论立宪与建国的一元进程，人权与约法的内在机理及其政治理想，人民及其守法的共和主义，以及经由法制赋予民主以肉身的结构－功能主义，胡适思想展示出国家观念和自由理想、强有力的政府和立宪民主、统一的政制与多元政治理想、赋权的法律与守法的美德之间的紧张，以及法律的合法性与它的文化－历史正当性之间的对应性互动，等等。其以一个人文知识分子的视角，对于一个转型时代的法制难题做出了自己的理解和答案，而呈现出一种基于庸见和常识的法意。

单世联的论文“信念与错觉——评说胡适在‘民主与独裁’论战中的一些观点”，对20世纪30年代那场关乎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大争论进行了回顾和评价。1934到1937年的“民主与独裁”论战，具有全国性的规模，仅就发生在胡适等人编辑的《独立评论》上的文章而言，第一阶段的主题是中国如何统一，第二阶段的中心是中国应取何种政制。论战主要发生在知识界，对中国实际政治生活并无明显影响，但其言论所涉，却是百年中国文化始终难以回避的艰难选择，而其中的有些观点，我们现在也不难听到。胡适在论战中写了不少文字，其根本主张是中国搞不了新式独裁，搞“新式独裁”的后果只能是“旧式专制”。胡适对“现代式独裁”的独特解释包含着若干依然有效的问题，比如复杂社会中政府权力的扩张、技术专家的参政、民主的训练等等。重温古典自由理念，我们依然需要正视民主在当代世界的种种“新形式”。回顾胡适在“民主与独裁”论战中的观点，不但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理解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有助于澄清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若干问题。

陈明的论文“重建儒家视野里的胡适——论胡适与儒家”，强调指出，胡适出身徽州儒学世家，自幼受正统的儒家教育，留学美国期间也长期以孔孟和朱子之徒自居，就是在新文化运动的激烈期，也从未对孔孟口出恶语，更是精思十多年作成平生得意之作《说儒》，胡适晚年的秘书胡颂平在《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中多处记录了晚年胡适对孔子和儒家的称道。可见，一般印象中胡适是全盘西化论者、全盘反传统主义者，实际是片面的。研究胡适与儒家的关系，我们实际上已经看到，他所伸张的“充分的世界化”，其实是一个文化政治问题。胡适将充分世界化和天下观真正的重建两相联系，正是基于此，胡适对儒家的消解太过头，对重建儒家的现实重要性认识不足。反思胡适与儒家的关系，在重新认识胡适的同时，也要重新认识儒家，重新思考重建儒家的意义。

任剑涛的论文“胡适与国家认同”，明确指出，在中国从古典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过程中，人们必须重新建立自己的国家认同。胡适也处在这样的状况中。对于胡适而言，古典帝国时代的中国文化，始终是他要表达忠诚和倾慕的对象。但在文化意义上的“祖国”与政治上正在建构之中的现代“中国”之间，胡适的国家认同出现了相当程度的紊乱。对于祖国的传统文化，胡适一直是尊重和自豪的。但对于建构中的现代“中国”这一政治实体，由于没有坐实在他所理想的宪政民主平台上，因此他的认同态度是复杂的：对于20世纪中国建构的两个政党国家而言，胡适均不太认同，但对两者的具体认同态度又有明显差异。而在中国与美国的国家建构与认同差别的体认上，胡适确定了自己国家认同的典范形式——宪政民主国家，并期待中国的国家建构能够落定在这样的国家平台上。

后一部分有四篇论文。

欧阳哲生的论文“胡适与司徒雷登：两个跨文化人的历史命运”，首先确认，胡适与司徒雷登是中美文化交流史上两位重量级历史人物。胡适日记为人们找寻他与司徒雷登、燕京大学交往提供了诸多线索，司徒雷登回忆录等材料则可显现他对胡适、北京大学的看法。胡适与司徒雷登在教育、外交方面相似的经历为他们的交谊奠定了基础；而对基督教的不同立场又预示了他俩之间的矛盾。胡适与司徒雷登之间的对话，为处理世俗与宗教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样板，是我们研究中美文化交流史值得解析的典型案例。司徒雷登站在宗教立场上、胡适站在世俗立场上看待相关问题。胡适与司徒雷登在种种问题上表现的立场和调整，不过是中西矛盾发展到新阶段的典型表现。他们之间既对话、争论，又彼此容忍，这就为处理世俗与宗教的对话提供了新的样板，也为中美文化交流展示了取长补短、求同存异、互相适应这一新的趋向。

燕继荣的论文“胡适自由主义与当代中国——兼论中国国家发展历程”，基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古老的中国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指出中国的表面变局是中国经历“丧权辱国”到“民族复兴”的演变；实质变局是，中国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清醒过来，试图实现传统“天下型”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在这种古今之变、中西相遇的变化中，中国遭遇了严峻的“国家性危机”（statenesscrisis）。晚清覆亡，旧的政治秩序解体。如何建立起一个对外能够维护国家主权、对内能够实施有效统治的现代国家，成为中国最为急迫的任务。面对危机，国共两党都沿用苏俄革命的经验，通过党治国家形式，实现建立现代国家、挽救民族危亡的目的。胡适对国共两党都持批评态度，这既是其自由主义的思想基底使然，也是其渐进改良“实验主义”哲学观念之必然。跳出简单的革命与反革命、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思维模式，从“国家性危机”以及“以政党挽救国家”的危机应对方式的视野来考察中国近代历史，能够更好地体认和阐发胡适思想的时代价值。

陈志武的论文“胡适‘自由梦’的经济基础”，在综合考察五四以来中国思想界的思想倾向后，指出：五四时期与之前的中国社会运动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其旗帜鲜明地以个人自由为目标，以知识启蒙和新文化为具体手段。那场启蒙的影响是如此深远，它决定了过去近一个世纪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命运，其中也不乏因认知盲点带来的灾难。当然，回头看，那次启蒙运动的主要参与者从激进民主主义的陈独秀、李大钊到改良自由主义的胡适，存在着共同的知识结构缺陷，即都以人文哲学为主，对现代经济学了解甚少，以至于他们虽然都号称追求自由梦，但对自由梦所需要的基础制度只有模糊的理解，不清楚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是个人自由的基石条件。这些认知缺陷使他们除了热衷自由的价值取向外，没能为这一价值追求找到成功的具体实现手段。在我们今天研究五四思想史的时候，有必要避免同样的认知盲点，最好能用现代经济学以及其它社会科学范式去审视胡适等知识分子的思想世界，从而为“自由梦”夯实经济基础。

胡传胜的论文“中国的复兴与自由主义的理论难题”，首先指出了一个悖谬的现象，一方面中国的复兴是21世纪世界历史的最重要现象之一。最敏锐的中国问题专家甚至也没有预料到这个现象。另一方面，1989年以后至少十年时间，不少人认定，中国的崩溃似乎指日可待。在西方的意识形态中，中国的崩溃似乎是国际共产主义或全球专制政体的最后亦是最大的失败。至今，中国崩溃与中国威胁仍然成为关于中国的两个最生动的想象。其次，作者对这样的悖谬进行了分析，强调指出，一方面，中国的复兴或富强并不全是虚构。不承认这点并不明智。中国的复兴遵循的是中国文化原有的模式。另一方面，中国的复兴不仅是自由主义解释不了的、与自由主义无关的，甚至是根本反自由主义的。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中国的自由主义话语是属于富强或民族尊严重建这个更大的话语的，而一旦中国的富强通过非自由主义的手段获得，这就为自由主义提出一个理论难题，尤其是自由主义已经成为中国思想的构成性因素时。

论文之后，附上了1962学人纪念胡适逝世50周年学术讨论会的会议发言实录。本来，发言中的大多数话语，已经为发言者写入了论文中，似乎没有必要收入本书。但读者阅读发言实录后可以发现，在会议进程中各位发言人的发言，不仅比书面语言显得活泼，而且因为是在严肃的学术对话中申述自己见解的，因此更增加了一种相互攻错的论辩性，这无疑有助于发言者甚至是阅读者在不同意见中有效整理自己的思绪。因此，将之收入书中，似乎不为多余。

这些论文，凝聚了写作者的深入思考和专业见解。其中，有若干论题是以往的胡适研究中较少提起或重视不够的。水平如何，得由读者评价。但我们的态度非常诚恳。这种诚恳的态度，不唯是对先贤胡适的，也是对我们自己1962学人所在的学术群体的，更是对转型中国需要深入剖析的理论问题的，自然还是对读者诸君的。经由现代先驱探究中国转型问题，是我们共同确立的群体研究志向，愿与同道和读者一起付诸实践。

1962学人以纪念胡适为契机的学术聚会，只是这批学人学术聚会的一个起点。这样的聚会会不会有些许学术创获？难说。一切望诸将来吧！时间，才是量度一切的刚性尺度。

1962年，胡适去世。任剑涛主编的《重思胡适（精）》是在胡适去世那年出生的几位学人茶聚的基础上形成的论文。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胡适思想的再认知”，包括高全喜、许章润、单世联、陈明和任剑涛5篇论文，下编“胡适话题的再探究”，包括欧阳哲生、燕继荣、陈志武和胡传胜4篇论文。正文后附录“胡适思想的当代考察——纪念胡适逝世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实录”。

胡适是启动中国现代转轨的一代思想大师。他的思想贡献是多方面的。以其社会影响而言，他对新文化运动、尤其是新文学运动的影响，既广泛深刻、又持续久远；以其对政治转型的作用而言，胡适是以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载入史册的。前者，似乎可以说是完全竟功，今天中国的文化形态已经转进到现代的结构；后者，就其所期待的政制建构来讲，言之成功，则远未可期。但胡适所指示的方向，绝对是正确无误的。在古今中西的强烈碰撞中，胡适为转型中国刻画的蓝图，究竟是不是可以在中国未来的发展中变成现实，自然是一个历史过程才能显示答案的问题。

1962年，胡适去世；1962年，他们出生——一群1962年生的学界中坚重思胡适！

胡适，新文化中旧道德之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之师表。

任剑涛主编的这本《重思胡适（精）》，是1962学人首次学术聚会的学术论文结集。这也是以1962学人命名的群体首次露面。

1962学人的首次学术讨论会与胡适紧密关联在一起，既有些碰巧，也有某种学术传承与超越的含义，更有某种开拓1962学人学术论述空间的作用。胡适的历史地位与价值，对转型中国而言，早已经不可撼动。尽管胡适在世之时和逝世之后，就一直受到不少人的攻击，但这样的攻击并不丝毫减损胡适的历史价值。一个具有重大历史价值的人物，也许免不了像胡适这样的命运，他为国家指引的方向，从来不受当政者接纳；而他对中华文化深沉的爱护，也不为肤浅者所领悟。但是，胡适之为胡适，就是他在狂风暴雨和和风细雨中，总能保持那种较为从容不迫的文化仪态，并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前途和命运紧紧地扣合起来。这是代不乏人、深怀胡适的重要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