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校管理的象征，走向自我展示的舞台。

难波知子著的《裙裾之美(日本女生制服史)(精)》精选百余幅珍贵图片，细致考证近代日本女生制服的演变。

随书附赠：樱花季日本女生制服写真别册。

本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概述了女子学校制服确立前史，探讨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至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女生服装。第二部分讲述了女子学校制服的确立，探讨了二十世纪○○年代至二十世纪一○年代的女生服装。第三部分研究了女子学校制服的改变，探讨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女生服装。

难波知子著的《裙裾之美(日本女生制服史)(精)》讲述的是：日本女生的制服变迁过程经历了近代社会制度、社会集团与阶级的整合，是女生对于“穿什么”这一问题的思索与尝试。“女生”这一社会身份与女生制服的出现意味着传统服装体系的变革。

而面对这一变革，既有欣然接受之人，也有慎重其事甚至断然拒绝之人。在时代与社会的更迭中，女生制服受到国家思潮、学校教育方针、女生自身的判断与行为、家长的诉求、周边市民的看法与媒体舆论的反馈等诸多因素的交织影响，伴随着社会价值观的冲突与动摇，才最终得以慢慢确立。

前言

Part ONE 描绘出的日式服装与未描绘出的鹿鸣馆洋装

 Chapter ONE 鹿鸣馆晚会的女式洋装——洋装的政治背景

 Chapter TWO 宫廷礼服制度——近代天皇制与女性的服制

 Chapter THREE 女子学校的洋装发展

 Chapter FOUR 重新审视鹿鸣馆时代

Part TWO 描绘出的与未描绘出的改良服

 Chapter ONE 女学生的诞生——女子教育与服装的关系

 Chapter TWO 改良服的设计、批判与实践

 Chapter THREE 女子学校制服的确立——规制与一元化

 Chapter FOUR 女子学校制服文化的形成

Part THREE 描绘出的制服与未描绘出的标准服

 Chapter ONE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女子教育

 Chapter TWO 生活改善运动——文部省举办的各种展览会与“生活改善同盟会”的成立

 Chapter THREE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服装样式的调整——从袴转向洋服

 Chapter FOUR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女生学校制服

后记

Chaoter ONE 鹿鸣馆晚会的女式洋装一洋装的政治背景

一 鹿呜馆的建设与晚会的举办

明治维新以后，新政府在调整国家机制的同时，重点提出了制定宪法与修改条约这两大课题。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出现的女式洋装便与修改条约这一课题密不可分。幕府末期，日本与诸列强之间签署的条约是承认领事裁判权与协定关税的不平等条约，到了明治时期，历任外务卿(后来的外务大臣)为了修改这些条约，都致力于与列强展开交涉。其中，井上馨为了有力推动条约的修改，不折不扣地推行了欧化政策，旨在实现从建筑、城市规划到衣食住风格、仪式、社交礼仪等的全盘欧化，向他们展示日本的文明形象。作为施行欧化政策的一个环节，井上开始着手建设用于宴请、招待海外来宾的社交场所。由英国建筑师乔赛亚·康德(Josiah Conder)设计，在麴町区内山下町一号建造了一座砖式二层洋楼。该建筑物竣工于一八八三(明洽十六)年，被命名为“鹿鸣馆”。鹿鸣馆经常举办一些欧式宫廷风格的豪华晚会、音乐会或慈善义卖会等，成了欧化主义的象征。有一些词汇可以代表这个推行欧化主义的时代，而“鹿鸣馆”这一标志性建筑也包含在内。

在鹿鸣馆，最引人注目的是宴请政府高官、皇族、华族、各国大使与御雇外国人的晚会。晚会遵循西洋的社交礼仪，夫人也随同出席。在鹿鸣馆竣工之前，这类晚会多在芝离宫内的延辽馆、工部大学、官邸等多地举办。晚会种类繁多，其中只有纪念天长节  的晚会逐渐固定下来。这一规模庞大的晚会一般由外务大臣夫妇主持，自一八八○(明治十三)年起曾在外相官邸、延辽馆、帝国宾馆等地多次举行。根据报道天长节晚会的新闻评论分析，出席晚会的皇族或政府高官的夫人们实际上也承担了一部分外交任务，她们所穿的洋装成了彰显日本文明程度的窗口。

为了招待外国人、筹办晚会，需要了解欧美诸国的传统礼法、掌握国际礼仪。一八七九(明治十二)年，井上馨担任外务卿的同时被任命为外宾接待礼节调查委员长，与宫内卿德大寺实则共同负责对礼节规矩的调查。根据调查结果，井上二人完成了“内外交际宴会礼节”一文，囊括了晚会的目的与时间、自助餐的形式、礼法、宴会厅、邀请函的寄送时间与书写方式、宾客的座次、主办方设宴款待的礼节、男女化妆室与礼服的种类等内容。在此之前，也就是井上被派遣至欧美的一八七六(明洽九)年，他多次携带夫人武子、养女末子出席各类社交场合，并教给她们外语、社交礼仪与礼服的穿法等。直至晚会举办之前，无论男女都有必要学习社交礼仪，尤其是女性，更需要来自政府高官家庭的帮助。

二 政府高官夫人们的晚会洋装

鹿鸣馆的竣工与舞蹈彩排会

一八八三(明治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鹿鸣馆举办了竣工纪念晚会。在这场晚会上，身穿洋装、会跳舞的女性可谓凤毛麟角。除了洋装以外，出席晚会的女性中也有的穿着纹付  自襟和服，而来自宫廷的人则穿着桂袴(详见下章)。除了井上武子与末子，会跳舞的女性还包括驻意大利外交官锅岛直大的夫人荣子、驻俄罗斯外交官柳原前光的夫人初子、长期留学美国的女留学生大山舍松、津田梅子、永井繁子等。据说，当时其他政府高官的夫人们既不穿洋装出席宴会，也不在宴会上跳舞。

因此，鹿鸣馆从一八八四(明治十七)年十月开始举行舞蹈彩排，由驹场农学院的德国兽医学教师约翰内斯·路德维希·詹森(Johannes Ludwig Janson)担任舞蹈老师。第一次彩排是为筹备一周后到来的天长节晚会而举行的，井上馨、大山严、森有礼等政府高宫的夫人们都参与了这次彩排。经过种种努力，掌握社交知识与礼仪、在晚会上翩然起舞的女性越来越多，甚至当时欧美流行的裙撑款式也开始走人人们的视野。

裙撑款式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风靡欧美的一种衣服款式：以紧身褡束缚腹部，腰后系有支撑隆起部分以突出腰身的围腰。群撑指的是使裙子后腰膨胀起来的围腰构造，包括加入棉布的圆形坐垫，在含有马毛的硬质布料上添加褶皱、鲸鱼骨头或钢圈等各种样式，以细绳或束带连接腹部。

P24-27

本书主要研究女生学校制服的历史演变，不过首先我想谈一谈自己对学校制服的体验和认识。

一九八○(昭和五十五)年，我出生在冈山县，从小学到高中(均为公立学校)一直都穿学校制服。冈山县盛产学生服，因此与其他地区相比，定制制服更为常见，对于在当地度过学龄期的我而言，穿学校制服可谓是理所当然的。当时，我对穿学校制服并没有表示出特别赞成或反对、喜爱或厌恶的态度。不过真要说起来，学校制服的着装要求和严格的服装规定确实曾令我生出一种束缚感。也许是因为我在学校制服中感受到了不得不与其他人保持完全一致的压力。不过，我并没有参加任何反对制服的抗议活动，也自觉地遵守学校与老师制定的规矩。如今回想起来，我对于服装规定或制服要求，并不是因为认可才接纳，而是认为穿制服一事实属“理所应当”，因此缺乏进一步思考此事的态度或想法。

本来，我并不十分关心学校制服，但是二○○二至二○○三年间开始流行的“仿制服”引发了我研究制服的兴趣。“仿制服”指的是仿造学校制服款式的流行服装，当时在着装自由的学校校园里，也开始出现穿着酷似制服的服装或其他学校制服上学的女高中生。根据媒体对该流行趋势的报道，这种现象的背后是女高中生们希望把只能现在穿戴的制服穿出可爱与舒适的愿望，以前被视为“管理象征”的制服观念逐渐转变为“展示自我的时尚”。

我总觉得学校制服给人一种束缚感，所以对于女高中生们自愿穿制服的心理难以理解，同时对她们不是“被穿”、而是主动“穿”的态度产生了兴趣。另外，将制服与市场上的服装以及其他学校的制服混搭在一起的行为也令我感到惊奇。为了在朋友们制服风搭配的潮流中脱颖而出，与其他学校制服的混搭已经成为展示自我的一种手段。制服表明学生所属学校的原始功能，至此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仿制服”可以将其他学校的制服也轻松、随心地搭配在一起，不过这类服装的持续时间仅限于高中毕业之前。促使女高中生们主动穿制服的直接原因之一便是“只能现在穿”的紧迫感。如果是可以被人们自由装扮的流行服装，那么理应与年龄无关。但是制服对于她们而言，正是由于穿着时间有限，所以才更有价值。这一点倒是沿袭了学校制服的传统特色。

另外，“无须纠结于服饰搭配的随意性”则是她们选择“仿制服”的另一个原因。身穿“仿制服”的女高中生们尽管可以享受舒适感以及各式各样的搭配，但是貌似也会为选择每天的服饰而绞尽脑汁，尤其是处于颇为介意同学眼光的青春期，自然纠结于可能会暴露品味或家庭条件的服饰搭配。这种情况下，在一定范围的选择空间内考虑搭配的“仿制服”将减轻服饰选择的压力。因为学校规定了制服要求，所以她们完全可以避免选择服饰时的犹豫不决。“仿制服”现象表明，人们倾向于将这一点视为优势。  这样看来，便服市场上流行的“仿制服”，并不是与学校制服的传统风格毫无关联、不可思议的时尚趋势，而是深深地植根于其文化土壤之中。换言之，“仿制服”反射出了学校制服迄今为止如何被人们所接受并赋予价值的。学生们不也是在各种各样的动机驱使下，逐渐开始需要并渴望学校制服的吗？以上就是我在“仿制服”的流行趋势中获得的对学校制服的认识。

……

挂轴向人们展示了清晰的服装演变史。但是另一方面，由于限定了历史观点，导致服装演变过程中孕育的对变化的怀疑、纠葛以及反复更正的轨迹变得难以把握。更重要的是，被洋服化与制服化的历史观所排除的事例，可能因为没有得到记录而逐渐被忘却，或者被视为偶然的事实或少数派的行为而被轻视。实际上，有关附属女高鹿鸣馆洋装、改良服与标准服的资料，与袴或制服相比的确寥寥无几。而且，尽管一部分文献也研究了二十世纪○○年代的袴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洋装化进程，但是关于改良服与标准服的研究却停滞不前，它们主要被鉴定为向主流服装的过渡。历史上“有目共睹”的服装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而那些“掩人耳目”的服装依然无法得到充分的研究。挂轴反映了服装演变历史观存在的具体问题，极具参考价值。

第三，考虑到上述的历史观问题，本书采用挂轴作为框架，旨在综合分析有目共睹的服装与掩人耳目的服装。具体而言，将挂轴展现出的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划分为三个阶段：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至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挂轴描绘出的和式服装与未描绘出的鹿鸣馆洋装；二十世纪○○年代至二十世纪一○年代描绘出的挎与未描绘出的改良服；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描绘出的两种制服与未描绘出的五种标准服。并且，这三个阶段分别与学校制服确立前史、学校制服的确立、学校制服的变化这三部分互相吻合(见表ii)。

各部分的概要如下所示。首先，第一部分概述了女子学校制服确立前史，探讨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至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女生服装。该部分以明治政府的欧化主义政策、大日本帝国宪法的颁布等时代背景以及女性在公共场合下的服饰穿着情况为依据，追踪了女子师范学校、官立女子学校与基督教会女子学校的学生服装演变历程，重新考察了鹿鸣馆时代的影响与评价。

第二部分讲述了女子学校制服的确立，探讨了二十世纪○○年代至二十世纪一○年代的女生服装。该部分基于女子中等教育制度的建立与日清战争后的服装改良趋势，重点验证了袴与徽章作为女子学校制服标志的确立过程。

第三部分研究了女子学校制服的改变，探讨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女生服装。该部分突出了对女子教育造成影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生活改善运动的时代背景，详尽地考察了女子学校制服的洋服化进程。

本书是在二○一○(平成二十二)年御茶水女子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日本近代女生服装的变迁与女子学校制服的成立及改观——通过(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附属高等女子学校学生服装的变迁)挂轴》的基础上修改完成的。

尤其是对“前言”与“后记”做出了大幅度的修正，全书以我本人的观点为中心。我希望大家可以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学校制服这一研究课题的趣味性。本书仅就女子学校制服的一段变迁历史展开研究，今后有望将研究视野拓宽至男子或现代领域。

在论文执笔过程中蒙受各方人士的指导与支持，在此向诸位表示感谢。

从本科论文到硕士论文、博士论文，一直承蒙御茶水女子大学铃木祯宏老师的谆谆教导。铃木老师指引我突破原有的研究框架，大胆发散思维，平衡理论建构与实例验证。同时，御茶水女子大学的德井淑子老师、米田俊彦老师、宫内贵久老师、杉野服饰大学的塚田耕一老师也提出了诸多建议。尤其是塚田老师，从最初的学会发表到博士论文的刊登不断地给予我热情的鼓励。

本研究的调查资料得到御茶水女子大学附属高等学校副校长石井朋子老师的大力支持。在考证跻见女子学校的事例时，跻见学园女子大学花蹊纪念资料馆渡边泉也给我以无私的帮肋。另外，也感谢各大图书馆与资料馆等的大力扶持。得益于众多资料收藏机构的不吝援手，本研究才得以完成。本书出版之际，各所高中也慷慨允许转载照片。本书充实的图像资料，正是各校协助的结果。再次向诸位表示由衷的感谢。

在御茶水女子大学同窗泽森真弓的介绍下，我有幸认识了许多制服产业界的知己，如制服设计师宫本田利子、蜻蜓式学生服创始人佐野胜彦等。其中，槌谷服装店深谷吉裕还亲自带领我参观制服裁剪现场，为我创造了亲身体会现有学校制服变化趋势的机会。

另外，在设计学会、服饰文化会、文化资源学会等研究成果发表会上也收获了来自各位会员的宝贵建议。尤其是在文化资源学会上，我听取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并且得以与不同专业领域或研究主题的研究人员相互交流，既刺激又富有意义。

创元社山口泰生先生为我提供了此次来之不易的出版机会，这也应当感谢相识于文化资源学会的缘分。借此机会，向赐予我这些珍贵见面机会的文化资源学会木下直之老师表达谢意。

最后，请容许我向长时间以来在物质精神两方面支持、关心我的父亲难波达与和母亲难波悦子表示感谢。

二○一一(平成二十三)年七月 写于东京

难波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