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化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五十年代后期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中，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作的一项重大决策。1958年8月毛泽东提出“还是办人民公社好”，8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人民公社化”运动即骤然兴起，迅速席卷神州大地。由此开始，到1982年全国农村取消政社合一的体制建立乡政权为止，人民公社存在了近25个春秋。“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如何兴起、发展，又因何而停止？刘华清编著的这本《人民公社化运动纪实》即讲述这段历史。

《人民公社化运动纪实》——一本书读懂红色年代的激情与困惑、理想与思索。

人民公社化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五十年代后期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中，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作的一项重大决策。它违背了生产关系要与生产力相适应的关系。由于在合作化运动的后期已出现了过急过猛的问题，所以人民公社化运动也出现了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情况，刮起了“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1958年11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第一次郑州会议)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开始逐步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刘华清编著的这本《人民公社化运动纪实》将从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起端、发展、高潮以及解体的历史发展脉络，进行史实记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

毛泽东对办大社有着极大的兴趣，中央发出关于农业合作的决定

 土地回老家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大社优越还是小社优越？”

 “把小型农业社适当合并为大社”

 “大社的优越性”

刘少奇回忆：公社是在火车上“吹”出来的；毛泽东在视察中说：还是人民公社好

 在火车上“吹”出来的公社

 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

 “还是人民公社好”

 “我们啥时候办人民公社”

毛泽东概括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陈伯达称之为“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

 “一大二公”、“政社合一”

 “组织军事化”

 “生活集体化”

 半供给半工资制

 公社工业化

 “拍手哈哈笑，摘掉文盲帽”

“吃饭不要钱”，从中央领导到普通百姓均认为“公共食堂前途无量”

 公共食堂的先河

 “公共食堂就是共产主义”

 “粮食多了怎么办？”

 五花八门的公共食堂

 “幸福堂”、“如意社”、“大家乐”

 “吃饭不要钱”

中央有部署，地方在创造，空前高涨的公社化运动告诉人们“共产主义不再遥远”

 “共产主义到底意味着什么？”

 徐水的共产主义试验

 “挂社会主义的招牌，行共产主义的实际”

 “赫鲁晓夫们被动了”

保持公社的纯洁性，坚守社会主义阵地，反对右倾机会主义

 “破除资产阶级法权”

 “让共产主义思想占领全部阵地”

 “插红旗，拔白旗”

 “大辩论”、“大字报”

 “一个共产主义思想繁荣昌盛的时代”

 “过渡时间还是长一点好”

 “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

 “人民公社永远不会垮台”

 “食堂是必须固守的社会主义阵地”

 向基本社有制迈进

在农村人民公社的重重包围中，城市人民公社也悄然兴起，却又很快消亡

 “农村包围城市”

 “一律挂上城市人民公社的牌子”

 城市人民公社的解体

 解散公共食堂，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人民

公社制度解体

 “不吃食堂也叫社会主义”

 “三级所有，队为基础”

 公社制度的解体

主要参考书目

通过互助合作的道路，把分散的个体农民带上社会主义的航船，最终驶向共产主义的彼岸，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必然逻辑。列宁在《论合作社》中这样告诫人们：

在新经济政策中，我们向作为商人的农民作了让步，即向私人买卖的原则作了让步；正是这一点(这与人们所想象的恰恰相反)产生了合作社的巨大意义。从实质上讲，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使我国居民充分广泛而深入地合作化，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因为现在我们发现了私人利益即私人买卖的利益与国家对这种利益的检查监督相结合的合适程度，发现了私人利益服从共同利益的合适程度，而这是过去许许多多社会主义者碰到的绊脚石。

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列宁的这一思想，并把它作为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由之路。早在1943年，毛泽东在《论合作社》的讲话中就提出：“如果不从个体劳动转移到集体劳动的生产方式的改革，则生产力还不能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因此，建设在以个体经济为基础(不破坏个体的私有财产基础)的劳动互助组织，即农民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就是非常需要了。只有这样，生产力才可以大大提高。现在陕甘宁边区的经验：一般的变工扎工劳动是2人可抵3人，模范的变工扎工劳动是1人可抵2人，甚至2人以上。如果全体农民的劳动力都组织在集体互助劳动之中，那么，现有全边区的生产力就可提高50%到100%。这办法，可以行之于各抗日根据地，将来可以行之于全国，这在中国经济史上要大书特书的。”他在《组织起来》一文中又预言：个体农民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在边区，我们现在已经组织了许多的农民合作社，不过这些在目前还是一种初级形式的合作社，还要经过若干发展阶段，才会在将来发展为苏联式的被称为集体农庄的那种合作社。”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又强调：“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耐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至于引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的具体步骤，经过探索，中共中央也很快达成了共识。1953年12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说：“农民这种在生产上逐步联合起来的具体道路，就是经过简单的共同劳动的临时互助组，和在共同劳动的基础上实行某些分工分业而有少量公私财产的常年互助组，到实行土地入股、统一经营而有较多公共财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也就是集体农庄)。这种由带有社会主义萌芽到具有更多社会主义因素、再到完全社会主义的合作化的发展道路，就是逐步实现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

按照这一构想，中国共产党采取一系列实际步骤，引导农民向着社会主义迅猛奔跑。

1952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决定在省以上委员会建立农村工作部。中央规定：各级农村工作部的任务“是帮助党委掌握农村各项工作的政策方针，而中心任务是组织与领导广大农民的互助合作运动，以便配合国家工业化的发展，逐步引导农民走向集体化的道路”。1953年2月，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正式成立，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邓子恢走马上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

1953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这个决议原已作为草案于1951年12月在党内下达)。

同年12月，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

在两个决议的指导下，农业合作化获得很大发展。据1954年年底统计，互助组从1951年的400多万个增加到近1000万个，初级社由1951年的300多个增加到48万个。参加互助合作的农户由1952年的2100万户增加到1954年年底的7000万户，在全国农户总数中的比重由19.2%增加到60.3%。其间虽小有波折，譬如1953年11月毛泽东对农村工作部的批评，对同年春天反冒进的批评，使合作社的发展带上了冒进的色彩，但运动的发展基本上还是健康的。

这一发展的势头还在增长，到1955年春，全国初级社便发展到67万个。

就在这时，一场关于农业合作化速度问题的争论发生了。

在合作社大发展的过程中，由于新社工作出现的粗糙毛病，再加上1954年统购多购了35亿公斤粮食，农村中出现了不稳定的局面。一些地方大肆杀猪宰牛，一些农民不热心积肥和备耕，还有的地方出现了闹退社的现象。针对这一情况，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顿和巩固合作社的通知》，决定对合作社进行整顿。中央农村工作部对于这场整顿是热心的。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提出：必须坚持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的方针，必须发展一批，办好一批，在办好的基础上求发展。他认为，“这一批社会主义据点，将是吸引中贫农战胜乡村资本主义的基本阵地，巩固这一阵地，打好基础，尔后稳步前进，就可以收到事半功倍之效，否则仍要走回头路，要快反慢。”因此，农村工作部提出“小发展”的方针，即到1956年春季，农业合作社从经过整顿保留的65万个发展到100万个。P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