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独特的视角，丰富的资料，精辟的分析，论证了书斋沉淀历史，浓含知识，孕育新知，散发书香，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全书纵论中华书斋文化的发展脉络，探索斋名的起源及其演变，解读书籍与书斋的关系，分析历代书斋的文化特征，评议书斋文具及其书卷气，描绘历代文人的书斋生活，介绍书斋的建筑形式和装潢设计特点，可谓全方位展示中华书斋文化的集大成之作。书中插图不少是描绘文人读书生涯、书斋风貌的古今名画。当代名家谢稚柳、程十发、钱君稥、杜宣、乔木、沈柔坚、王康乐、任政、何满子、曹用平、胡振郎等，或题词、或绘画，或作序，书中均有展示，透出浓郁的书香味，厚重的书卷气。有白领读者认为：《书斋文化》是一本融知识、学术、资料、收藏于一炉的作品，既可鉴赏收藏，也可实用参照。

本书作者潜心研究书斋文化十余年，著述颇丰，自成一家。

全书纵论中华书斋文化的发展脉络，探究书籍和书斋的源流关系，分析历代书斋的文化特征，展示历代文人雅士的书斋生活，赏鉴书斋文具珍玩，探索书斋的建筑形式和装潢设计特点，是全方位展示中华书斋文化的集大成之作。

全书深入浅出，文采焕然，娓娓道来，耐人寻味，另配图片二百余张，选录多位名家手迹，图文并茂，赏心悦目，是读者了解书斋文化的必备读物，也是爱书人不可错过的收藏佳品。

序 漫说书斋文化

第一章 书斋的起源

 一、书籍的形式及其演变

 二、居室的变迁

 三、早期的书斋

第二章 书斋的命名

 一、斋名的起源及其演变

 二、斋名的分类

 三、各类文人斋名剪影

 四、神州大地名人书斋一览

 五、斋名中的爱情故事

 六、斋名撷趣

第三章 书斋与书籍

 一、书名与书斋

 二、书籍的收藏

 三、书的使用

 四、藏书印和藏书票

第四章 历代书斋文化的特征

 一、唐宋时期书斋文化的特征

 二、明清时期书斋文化的特征

 三、近现代书斋文化的特征

第五章 书斋中的书卷气

 一、书斋与庭园

 二、斋名中的书卷气

 三、书斋与藏书楼

 四、鉴赏书香墨趣的作品——历代书斋记

 五、题咏书斋的其他作品

第六章 书斋必备

 一、文房四宝

 二、书斋四雅

 三、书斋用具

第七章 书斋的建筑形式

 一、品“斋”

 二、说“堂”

 三、话“庵”

 四、谈“阁”

 五、议“轩”

 六、论“亭”

 七、趣话“读书台”

 八、山房、文房、书房

 九、书洞、书屋、书院

 十、书斋的其他建筑形式

第八章 书斋的装潢和设计

 一、书斋与格调

 二、现代书斋的装潢设计

 三、书斋的布置

后记

主要参考书目

任何事物的产生，都有一个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书斋也不例外。顾名思义，所谓书斋，是既有书，又有斋。自从最原始的书籍一简策在殷商后半叶问世后，就为书斋的诞生奠定了最基本的条件。而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的逐步繁荣，人们的居室和各种家具也变得更为完备，文化的发展给人们带来了精神上的追求，使一些文人产生了要有一个良好的读书环境的需求，书斋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它的问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中创造的。

书斋是一个集看书、藏书和写书于一体的文化空间，但是，它所包括的绝不只是书籍和书房用具等外在的物质，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片天地。当我们满怀兴趣地品味古今文人的书斋时，还是先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它漫长的发展历史吧！

一、书籍的形式及其演变

书斋，在知识分子的居室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而书籍，又是书斋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没有书籍，书斋就成了无源之流。因此，要追溯书斋的起源，必须先弄清书籍的形式及其演变，而要弄清这一点，还得从书籍的细胞——文字谈起。

文字的产生

甲骨文 早在远古时期，人们就发明了刻划记号的方法来帮助记忆。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生产力的水平有了进一步的提高，社会分工也日益复杂，人们单凭“刻划”来帮助记忆是远远不够的，于是人们又把刻划记号发展为简单的图画。以后，在仍然不能满足需要的情况下，他们逐渐地把记事性的图画加以简化，使其成为语言的符号，并有了读音，最初的文字就是这样产生的。清末在河南安阳小屯村出土的文物中，就有这样的文字。这些文字都刻在龟甲或兽骨上，距今约有四千多年，其内容多为战事、狩猎、祭祀或生老病死等，一般为卜卦所用，它们只能起到留存的作用，而不能像书籍那样可以传播，因而考古学家把它们称作“甲骨文”或“契文”。

钟鼎文 到了公元前21-前11世纪的夏商时代，青铜器的发展达到了高峰。于是，一种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也应运而生。这种文字有的是铸器时铸就的，也有后刻的，字体和内容要比甲骨文成熟得多，有的已经是一篇完整的记叙文。如毛公鼎(公元前827年-前782年)的刻词就长达449个字。这些铭文作为一种特殊的形式，记载和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情况，人们把这种文字称为“钟鼎文”或“金文”。

摩崖石刻 古时候，从帝王到文人墨客，总喜欢把自己的功绩或墨迹写在岩石的峭壁上，以留存后人，这就是“摩崖石刻”。此外，把文字刻在高大方正的石头上，称作“碑”；刻在矮小的石头上，称作“碣”。历史上有名的“石鼓文”，就是把文字刻在形状如鼓的石头上。汉灵帝熹平四年刻写的经书范本石碑，就是很有名的“石头书”。可是，无论甲骨文、钟鼎文，还是“石头书”，都只能算作是图书的雏形，或者说是图书的先驱形式，它们只是为书籍的问世奠定了文字这一最基本的条件，却不能称为严格意义上的书籍。

书籍的最初形式

名副其实的书籍，大约产生于殷商晚期或西周初期。当时人们用竹简及缣帛作为书写的材料，中国的书籍史从此开始了。它的产生对日后书斋的问世有着决定性的意义，中国的文化史也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简策 简策又称简册，其制作方法就是把普通的竹子截为长条状，放在火上烘烤后再行书写，古人把这道：正序称为“杀青”，后人把“汗青”作为书籍的代名词也源于此。书写时，除了笔墨之外，小刀也是必备之物，写错了，用小刀刮去重新书写，这也是“刀笔”(指办理公文卷宗之类的事)的来历。为了书写时的方便，人们又想出了先用绳子把竹简编连起来，然后再行书写的方法，编竹简的绳子称“韦”，原意是熟牛皮绳的意思，但实际上在编连时不仅有皮绳，还有麻绳、丝绳等其他绳类。我国有“韦编三绝”的成语，就是指孔子看书看了不知有多少次，以至连绳子也断了好几次的意思。编连的竹简称“策”，一捆竹书称一策书，也称一册书。由此可见，“册”字在古代就是把竹简编连在一起的象形文字。这些竹书在编连的最前面用空白简加以保护，这就是后来书籍中扉页及护套的来源。竹书的首简上标有书名，卷册时将首简卷在最外面，以便让人们一看就知道书的内容。现在的书籍封面上印有书名，看上去没有什么奇怪，其实这也是源自古代的竹简。

帛书 由于竹制的书籍携带起来十分不便，而且一块竹简也写不了多少字，于是，古人又提出了“以帛代竹”的方法。帛是一种丝织物，又称缣帛，外形洁净漂亮，它的计量单位是卷，其分量和体积要比竹木轻便得多。帛的正面有预先织上去的界行(也有后来画上去的)，以便书写。由于篇幅宽长，人们可以根据所写的内容随意裁剪。但是帛的价格较为昂贵，人们一般以竹木为草稿，这样写错了也可以削改，帛则在定稿时用。帛书的题记方法大致与竹简相同，唯一不同的就是它不用像简册那样编连成册，而是用折叠成块的方式。在我国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二十多种卷书中，大部分被折叠成长方形。《汉书·艺文志》著录图书，篇卷并称，篇即指竹书，卷指帛书，可见当时是竹帛书并行的。

帛书流行于公元前400至公元前300年间，它的出现，是书写材料的一大进步。但它毕竟是与简册并行的原始书籍，与后期的纸书相比，它的成本显然要高得多。那么，我国究竟从什么时候才开始用纸张来代替竹帛的呢？

中国古籍

根据史书记载，我国纸的发明者是公元105年的蔡伦，实际上，我国在西汉就有人发明了纸，只是因为当时的贵族士大夫对廉价的纸存在着思想上的偏见，始终抱着不屑一顾的态度，仍然钟爱于竹简帛书，认为只有贫寒之士才用纸来写文章。所以直到几百年以后的南北朝，纸质书才逐渐替代了竹书和帛书，这是我国书籍史上的又一重大转折，同时也为日后书斋文化的形成奠定了一个强有力的基础。P1-3

文化这东西有随历史的演进不断分蘖枝蔓开去的特性，更由于文化不像自然产物，不是人所创造，顶多只能加以干预，所以分类、分纲、分科、分目也必比动、植、矿物之类的区分要麻烦得多。笼统地说，人类创造的文化或曰文明，是变化不居、仪态万方的。只要想一想，同样是知识信息的传达，出现在乌龟甲和牛骨头上和出现在竹木简、帛或羊皮纸上，誊写在纸上，刻版印刷上，直至显示在电脑网络上，这之间有多大的物质和精神上的不断增值，以及愈来愈繁复的交叉，错综得难以理清的文明含量哪！

未来，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究竟会变成什么模样，今天还很难预料，至少到现在为止，书还是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现代日益增多的传播工具都还只能分担书的部分职能而不能夺它的席。音像录制和显示手段直至电脑互联网现在都置人书斋了，但人们还是称之曰书房而不称VCD房或电脑房，公众用的网吧之类除外。可知这房里仍以书为主，名者实之宾，说明书之为物仍是压倒性的或第一义的文化储存工具。

不讲图书馆或公众阅览室，个体的文人总把书刊存放在书房里，书房的大小不同，是否一室多用等条件也不同，哪怕局处于一个旮旯里，一个藉知识为生的人仍可称或心里暗称自己的那一隅为书房。解放前，我年轻时就见过好几位“亭子间文人”，十来平米的小室中，寝食起居活动均在一室，而自言这间小屋为什么斋，什么楼，什么居，总之都自标为书室。文人就是这么个脾气。

一本书从写出来到印刷，到投入市场，到买回家使用收藏，要经过许许多多环节；涉及文化、工、商等多种操作领域，每个动作过程和动作现象都构成各自的文化系统。最后进入书斋，和书主人一起，是最后一道文化风景线，就是书斋文化。

书斋在西汉以前，尚未被像模像样地提出来过，不仅是因为古代生活简单，各种居室的功能不像后世那样规划区别；也不仅因为古代读书人数量相对不多，拥有书籍的人也相应稀少，主要怕在于古代用简帛作书契，书本身就极少。有限的书都集中在皇家和公府。先秦有柱下吏，就是管皇家图书的人员，老子就干的那份差使。孔子家里大概藏有《诗》、《礼》、《易》几种书，这里有载籍可考的。《论语·季氏》里有孔子的儿子孔鲤“趋庭”故事，孔子叫儿子学《诗》、学《礼》，“鲤退而学《诗》”“退而学《礼》”，可以如此方便地取来学，可见家里现成地备着这两种书。孔子晚年学《易》，韦编三绝，只有自备的简书才能反复读它，公家的书不大可能老是翻阅，这都是有明文记载的。《春秋》是他老人家据鲁国史料编撰的，《尚书》是皇家档案文件的汇编，连“五经”孔子也没收藏全，其余的书都出在孔子之后，可知古代的书实在太少，构不成私人拥有书斋放书的规模。

再下来，战国时苏秦的“悬梁刺股”，苦读而揣摩，其实只有鬼谷子的“纵横术”这些有限的简牒。吕不韦编《吕氏春秋》，动用了很多书，但此人不但是大款、大腕，又是秦始皇的假父，他拥有书等：厂是皇家拥有书，和后来的文人在书斋里坐拥书城是两码事。

到西汉，书籍仍然主要贮存在兰台秘府和白虎观那样的皇家藏书处，刘向、刘歆父子校书就不是自家的藏书，这些都是史有明文的。后汉发明了纸，书大概多起来了，私人抄藏的也相应大增。可举一例，如东汉末的蔡邕，除了留给女儿蔡文姬四千余卷书外，还把大量文籍送给了王粲，这都见于《后汉书》和《三国志》，有确凿的历史证据。当时的读书人似乎还没有自标其书斋名号的风气。托名刘禹锡作的《陋室铭》中，有“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之句，其实诸葛亮的隆中草庐和杨雄的“子云亭”(在今四川绵阳)，他们自己也未特别标出来示人过，是后人给他们安的名；他们的居处也并非特意专作书斋的——虽然可能有放书的房间。  中世以后，文人才逐渐把书斋当作一回事儿，自冠以堂、舍、轩、石室、山房等等雅致的乃至古里古怪的名称，有些文人的斋室名甚至掩盖了他们的本名，为世人所传道。比如，聊斋、两当轩、丽宋楼这些名称，如果不比蒲松龄、黄仲则、陆心源更为人知，至少不亚于他们的本名，书斋名号繁荣的结果，使人不得不编制出《斋名室名索引》那样的工具书来供人参考查验，这也颇有点“天下本无事，雅人自扰之”。

书斋的名称有自标环境，自炫珍藏，自诉陸情，自陈志趣，也有自嘲和讽世匡俗的，或庄或谐，都和主人的心性人格有联系。书斋是文入主体精神的某种外化。书斋名称也体现着某种时代信息，比如，以佳山佳水为名的书斋，现代人无此福分，那是只有负郭田上百亩的旧时文人才有余力到风景绝佳之处去营造的；《红楼梦》人物的怡红院、潇湘馆等名称，如果在清末民初的“鸳蝴”文人还有兴趣模仿，而时至今日，恐怕不再有风流才子才媛染指了。现代人除了大腕大款以外，也很少有文人能出重资求购鼎彝等价值的古董，以名器、名文物号斋轩的也就不会很多。可知书斋名称也和文人个体和文化时尚分不开。

书斋里除了书，当然也有纸墨笔砚、琴棋书画，乃至案头清供、小摆设之类，旧时代人人皆然，但现今恐怕也不可能人人皆备了。首先，如果未练过毛笔字的，写字用钢笔、圆珠笔，新式的用电脑，那么宣纸、墨、砚、毛笔之类就不必再有。家里没有人弹钢琴或主人不沾音乐的也无须有琴。书斋里的各种道具，也因人因时代而异。凡此种种，都标志着书斋文化的性质，枝蔓开去，从物质到精神，从形而下到形而上，可说的东西还多得很。

朱亚夫先生早就留意于书斋文化，前些年出版了《名人书斋》，承他不弃，让我作序。此后又赓续出了《中华名人书斋大观》，还打算编撰《历代名人书斋记选注》、《名家斋名印谱》，似乎要跟书斋周旋到底了。这回又发心撰述《书斋文化》一书，综论中国古今书斋现象。再一次不弃，索序于我。我虽不内行，但以驯服工具自命，只得胡乱写了这番话，为他这一有趣的研究作鼓吹，并对他的辛勤耕耘表示点钦佩和慰劳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