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一次次地拟合营造学社当年的线路及考察点位之外，除了一次次叹息岁月流逝与古物消亡之外，或许我们只能在“时间与存在”这个哲学命题中感受到某种追问而已。“化城”内外，化为乌有的，又岂止是一座座古代建筑、一龛龛摩崖造像而已？这份乡愁，在1939年，也在你我能够为之相守的每一次生命轮回中。《1939最后的乡愁》由肖伊绯编著。

梁思成、刘敦桢等营造学社一行，于1939—1940年在川、康地区进行古建筑考察，这是营造学社最后一次野外考察。时值抗战，其历程艰险、任务艰巨，考察覆盖四川、重庆两地35个县，调查古建、崖墓、摩崖、石刻、汉阙等730余处。考察成果丰硕，却因图文资料留存不多，久已不为世人所知。作者肖伊绯以刘敦桢《川、康古建调查日记》与梁思成《西南建筑图说》稿本为文本线索，于2003—2004年只身重探这条考察线路，拍摄图像万余帧，搜集到大量的古迹实地勘察资料。幸运的是，在2005—2008年作者又对部分线路进行了补查，在四川“512”、“420”巨震之前，圆满完成了这些野外古迹的全部考察。倾心精选的600余帧珍贵图片，倾力撰写的20余万字文稿——“最后的乡愁”，在1939年营造学社的艰难跋涉中悄然浮现，也在作者10年前的艰辛重探中得以再现。

《1939最后的乡愁》适合对营造学社、古建筑及其文化感兴趣的人士阅读。

代序：化城，化为乌有的城

第一章 重庆：石破天惊雾都行

 大足石刻等探访经历及学术发现

第二章 成都：天府已非锦绣国

 南齐造像碑、都江堰等探访经历及学术发现

第三章 雅安：汉家陵阙雅雨中

 芦山汉阙等探访经历及学术发现

第四章 乐山：青衣江畔莲花开

 夹江—乐山—峨眉探访经历及学术发现

第五章 彭山：幽冥世界升仙梦

 乐山—夹江—彭山探访经历及学术发现

第六章 新都：残荷也有菩提香

 新都—广汉—德阳探访经历及学术发现

第七章 绵阳：山间古像庙中天

 绵阳—梓潼—剑阁探访经历及学术发现

第八章 广元：女皇故里新帝乡

 广元一线探访经历及学术发现

第九章 渠县：小城故事追汉晋

 南充—渠县一线探访经历及学术发现

第十章 遂宁：鹫峰寺外梵音稀

 遂宁一线探访经历及学术发现

第十一章 潼南：擦肩而过大佛禅

 潼南—合川一线探访经历及学术发现

第十二章 宜宾：心事总付流杯去

 宜宾一线探访经历及学术发现

 附录

 营造学社川、康古建筑考察主要人物简介

 营造学社川、康古建筑考察项目存毁一览表

 蒲江：中国石窟的“魔域桃源”——四川蒲江唐代摩崖造像琐谈

 邛崃：幢影塔院石头禅——邛崃大悲寺南宋石塔琐谈

 附论·石龛里的幢与塔

 九子母：从母夜叉到胎神——九子母信仰在中国巴蜀地区的流衍简考

 合川：三联宋墓震巴蜀——合川三汇镇宋墓石刻探访手记

大足圣寿寺，位于重庆市大足县县城东北14公里的宝顶镇，地处宝顶山大佛湾右后侧。现存的圣寿寺殿堂基址，皆明代遗迹。明永乐十六年（1418），蜀王命惠妙禅师“葺其榛莽”而始重建，并造万佛楼以示纪念。明末兵乱，寺又毁；清康熙甲子（1684）性超禅师重建。乾隆二十三年（1758）慧心住持，寺得中兴。同治九年（1870）德芳法师捐银6800两，修葺殿宇庄严法相，使宝顶得续香火。自明代始，圣寿寺即属禅宗临济派法脉，是川东禅林名刹；现存的圣寿寺建筑群，皆为清代重建之后的遗迹。

与圣寿寺一墙之隔的圣寿本尊殿（又称“小佛湾”，以下简称“本尊殿”），与圣寿寺的关系，学术界历来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圣寿寺乃培修本尊殿时所附建，今存之圣寿寺建筑体系应将其囊括在内，明清两代的大足宝顶山佛教活动中，本尊殿作为圣寿寺的附院或是别殿均应参与其中；一种观点认为，圣寿寺的兴建源于对本尊殿的培修，但本尊殿后因明初政府禁止民间密宗及瑜伽教派，本尊殿遂废弃于寺外，并未纳入圣寿寺禅林之内。这两种观点孰是孰非姑且不论，但立论前提皆是，本尊殿的兴建时间远远早于圣寿寺，这已是学术界共识。

据宝顶山大佛湾现存的宋代宇文屺诗碑与明代刘畋人《重修宝顶山圣寿院记》中的记载，本尊殿乃赵智凤于南宋初年兴建，兴建的缘由乃因赵智凤以晚唐四川密宗鼻祖柳本尊为师，摹仿柳本尊当年在四川弥牟镇弘法时的祖庭“圣寿本尊院”而建。与兴建本尊殿同时，殿址所在的山湾区域被赵智凤统一命名为“宝顶”，宝顶山因之而得名。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密布宋代摩崖造像的大佛湾与明清续建的禅宗寺院圣寿寺，正是从南宋兴建本尊殿开始而逐渐衍生、陆续建成的。

本尊殿又称“小佛湾”，与密布宋代摩崖造像的大佛湾相对应，缘由乃是本尊殿遗址中的大量小型佛教造像及龛窟，皆在大佛湾中得以大规模翻刻再造。本尊殿中的佛教造像，实际上是赵智凤大规模开建大佛湾的蓝本，在当年具有工程参照及规划的实际作用，在后世研究中具有重要历史价值与宗教意义。

本尊殿与圣寿寺兴建时间有先后之分，在佛教宗派上完全不同；圣寿寺的兴建源于对本尊殿的培修；本尊殿后因明初政府禁止民间密宗及瑜伽教派，遂废弃于寺外，并未纳入圣寿寺禅林之内。可以看到，圣寿寺与本尊殿虽一墙之隔，却风格迥异、宗门泾渭分明。

73年前的冬日，梁思成等人眼中的圣寿寺与本尊殿，或许只是两所风格迥异的，可能曾兴盛于明代，但仍毁于明末战乱的清代重修建筑而已。至此，在川康之行即将结束之际，期望发现唐代地面建筑的热望还是化为了泡影。因为，无论从建筑样式还是可以看到的历代培修碑记来考察，万寿寺都是典型的清代建筑，最早只能溯至明代而已。对于在北方寻得唐宋古寺若干，在江南也觅得唐宋塔幢多种的梁氏而言，圣寿寺和众多四川省境内都还能看得到的乡村寺院一样，从建筑样式及塑像等各个方面，并无特别可圈可点之处。

沿着五重大殿石阶，拾级而上，梁氏一行几乎就要空手而归。没有过多的拍照，没有精细的测绘，随意与几位驻寺居士的攀谈，更像是拉家常，而不像是找线索。就在众人都要扫兴而归之际，圣寿寺的最后一重大殿“维摩殿”映入眼帘，整座寺院走到尽头，到此为止。

破败的瓦房、拙劣的塑像，这维摩殿着实看不出来，哪一点可称之为“殿”，又哪一点可与佛教历史上辩论胜过文殊菩萨的维摩居士有关联。但步入殿中，梁氏的目光可能还是会为一座巨硕的石台所吸引。

这是一座由五层石条规整垒筑而成的巨大方型石台，高近2米，纵横均在5米以上。石台由上至下，二三层四面均雕以圆形佛龛，第四层以双钩楷书方式刻以偈语，左侧为“假使热铁轮，于我顶上旋，终不以此苦，退失菩提心”；右侧为“假使百千劫，所作业不忘，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事实上，石台之上的两则偈语，是宝顶山大佛湾宋代摩崖造像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偈语，据清代嘉庆年间大足县令张澍在《后游宝顶山记》中的记载，均各有数十处之多，均与宝顶山大小佛湾宋代作品相对应，绝非明清时代所遗留。P66－67

如果说，1950年2月，由梁思成与陈占祥合写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即所谓“梁陈方案”），是想将整座北京城规划为一座古色今香的文化之城，是工业样式让位于美学样式、政治样式让位于文化样式的纸上之城，是过于理想化的建筑乌托邦，本来就是会化为泡影的空中楼阁，那么，2012年1月26日，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北总布胡同3号四合院（现为24号院）的梁思成、林徽因故居，如今也已成为一片瓦砾，建筑师或建筑学家自己的寓所本身，也无可避免地在越来越“城市化”的这座大城之中化为乌有。

或许，从一座大城到一所小院——时光雕刻出来的轮廓，也终将为时光本身所摧毁。建筑学意义上的图像与空间，终将坍塌为一片瓦砾、一堆废墟而已。

而在不那么城市化的四川宜宾，一座叫李庄的小镇上，梁思成、林徽因的故居却依旧保存。这是1940～1946年抗战期间，多家文化学术机构迁居西南后方时的遗迹。1940年初冬，梁思成、林徽因所在的中国营造学社，为了就近利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图书资料，随同史语所离开昆明入川，来到离宜宾60华里的南溪县李庄镇上坝村，暂时驻留下来。而在此之前的1939年，梁思成与中国营造学社一行，刚刚完成了最后一次古建筑野外考察，即川康古建筑考察。

这次考察延续了之前多次考察的宗旨与目标，在北方与江南地区的唐宋古建筑之发现，鼓舞着他们继续寻觅自己心中的“化城”——那些尚未化为乌有的古建筑，及其附属艺术。

佛经上说，佛祖运用神通法力，为了那些修悟佛法的善男信女们变造出一些宅合，供他们在去往西方净土的艰难跋涉中歇歇脚，休息一会儿。这些虚幻的舍宅里亭台楼阁、池榭塔院一应俱全，恍若另一片净土乐园。然而“化城”终究是化域——虚幻变化而来的城，佛经上还说，倘若执迷于化城中而不愿继续修行佛法的，是取不了真经，出不得正果的。

1932年的梁思成，心中却一直在营造着一座“化城”——明清以前的中国古建筑。当年3月，在对《清式营造则例》的研究告一段落之后，梁思成和营造学社开始了对明清以前的古建筑实例的考察和测绘。他们心中的信念，丝毫不亚于佛教徒们修行佛法时的虔诚与坚定，那就是一定要找到一座明清以前的木结构建筑，用实例来验证宋代《营造法式》一书中的古建筑法则。

那一年的春天，在河北蓟县独乐寺的梁思成欣喜若狂，他在日记中这样书写着那份孤独的欢乐：“这是一次难忘的考察，是我第一次离开主要交通干线的旅行。为了这五十英里的路程，我们花了三个多小时，但这使人感到兴奋和有趣。当时我还不知道，在此后的几年中我会对这样的旅行习以为常，而毫不以为怪了。”独乐寺——初建于辽统和二年（984）的古建筑群，让梁思成第一次触摸到了唐代建筑的些微风韵，他把这让他喜出望外的第一次触摸，写进了《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一文中，把当时的中国建筑学界对“化城”——明清以前的古建筑的寻访热情一下子就点燃了。

梁思成一行对“化城”的追寻并未就此停歇，他们执着地认为，在某个偏乡僻壤中，定然还存在着唐代原版的古建筑。终于在1937年夏日的一天，心中的那座“化城”悄然浮现在他们的面前。五台山佛光寺大殿的大梁上，梁思成和林徽因正忙着将浸水的布单来回传递着；浸润了水分的古老木梁，渐渐地将那一行意义非同一般的墨迹展现了出来：“唐大中十一年女弟子宁公遇……”

在确证了这座初建于公元857年的唐代遗构之后，他们的喜悦是后人难以想象的，那该是怎样的一种幸福与愉悦啊？我们只是从一些当年的工作日记中获知：那天夕阳西下，映得佛光寺殿前及整个庭院一片霞光，他们将带去的全部应急食品，沙丁鱼、饼干、牛奶、罐头等统统打开，大大地庆祝了一番。

行走在蜀地山乡中的我，就这样常常捧读着一些关于梁思成、营造学社或是别的什么关于“化城”的只言片语，莫名地喜悦与激动着。其实，我清楚地知道，由于明清战事、十年浩劫及种种与岁月蹉跎相关的原因，在川内找寻明清之前的木结构建筑是不太可能的。而面对心中“化城”的诱惑，使我仍然执意在那些偏乡僻壤中往返行走，哪怕是一片残瓦、一块残碑，也能让我的喜悦油然而生。

……

终结于2004年底的这次考察，在2005年、2006年之后仍在莫名地延续——就在2008年4月间，就在这5·12大地震之前一个月中，我还徜徉在都江堰、青城山，感受营造学社当年在此地的“建筑意”种种。我一次次地重新探访那些曾经走过的山乡野地，试图找到某种答案。这个答案不一定很具体，但是它必须得阶段性地回答我的一个疑问，即个人在历史文明衰变过程中能留下些什么？这种一己之力的奇异旅程能让身边的群体感受到什么？或者至少简化到另一个更通俗层面的提问，即这一次旷日持久、耗费巨大精力的看似旅游的行程，我究竟能从中得到什么？

除了一次次地拟合营造学社当年的线路及考察点位之外，除了一次次叹息岁月流逝与古物消亡之外，或许我们只能在“时间与存在”这个哲学命题中感受到某种追问而已。“化城”内外，化为乌有的，又岂止是一座座古代建筑、一龛龛摩崖造像而已？这份乡愁，在1939年，也在你我能够为之相守的每一次生命轮回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