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藏经洞的开窟、敦煌文献的发现和敦煌学的诞生，已经100周年了。我国西域与敦煌历史文物和文献的外流，则有100多年了。在西方和日本的科考、探险、考古学家们劫掠敦煌西域文物的狂潮中，法国探险家、语史学家、东方学家和汉学家伯希和的西域探险，则颇为引入注目。《伯希和西域探险日记(1906-1908)》试对伯希和西域探险团在我国新疆和甘肃各站，尤其是在敦煌从事考察和劫掠文物的史事，略作钩沉。

《伯希和西域探险日记(1906-1908)》是伯希和西域考古探险团最重要的文献，首次公开刊布！伯希和的这部日记并不像普通旅行家、探险家或一般学者所作的那种游记，他记述的都是学术上的重要问题，他将田野口碑资料与文献资料相结合，以口碑补史料，以史料证口碑。该日记始于1906年7月15日的撒马尔罕，结束于1908年10月1日的郑州。书中还附有伯希和于这次探险期间所写的信件，这些信件也都是“学术信札”，每一封相当于一篇科考探险日记。这些书信与日记互补互证，角度不同，详略各异，真实反映了当时中国西域的整体面貌。

译者的话

序言

告读者

伯希和西域探险日记

1906年的日记

1907年的日记

1908年的日记

伯希和西域探险书信选

译名对照表

一、专用词汇译名对照表

二、人名译名对照表

三、地名译名对照表

1906年的日记

[1906年]7月15日

撒马尔罕的一名萨尔特人，也就是向曼吉出售了一幅位于圣母与圣保禄(Saint—Paul)之间的受难基督的油画的那个人，邀请我赴其府上，参观那些出自发掘工程的钱币和陶土物品。我前往这位可敬的商人下榻的旅馆，也就是前往由犹太人或亚美尼亚人开设的“商号”(nomera，俄国旅馆)中。他首先向我出示了某些没有任何价值的所谓中国瓷器，他然后又出示了某些(约一打左右)的陶土头像，做工相当低劣，纯属于希腊化文化的类型。他还有几件铜器，用银丝镶了几行阿拉伯文字；他还有一面折叠木镜的两个遮板，这些遮板上绘制了某些身体很肥胖和棲落于树枝之上的飞鸟。所有这一切都很朴素，明显是波斯做工。最后是一小把金币和铜币、一面镜子，或者更应该是过去把它镶在其中的一些画板。它们值多少钱呢？12个卢布。由于我不为所动，萨比尔(Sabir，这是那个萨尔特人的名字) 发现我并未准备好支付这样一笔款子。他于是又持一种很轻松的神情说：我只付过6个卢布。我以同样的价格转让给您，这是一种朋友的价格。这种好意仍没有使我痛快地下决心，我只是让它从头脑中一过而已。12卢布一名当地的业余爱好者，突厥斯坦的首席工程师波拉夫斯基③将军，曾主动出价所谓20卢布，但萨比尔不想少于25卢布而脱手。在这些小头像中，我选择了三躯最佳者，然后是几枚希腊钱币(5枚铜币，2枚银币)。对于所有这一切，我冷淡地只出价7个卢布。萨比尔因被激怒而一言不发，我们便告别了。在他出示给我们的一大堆破旧物品中，只有一种东西使我感兴趣。这其中有几躯埃及的小塑像，它们偶尔会在撒马尔罕的废墟中出现。严格地说，这还是可以接受的。但如此之多的数量，它们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不相信能再见到萨比尔。但在谈话期间，由于我们告诉他说，我们将于当晚出发赴撒马尔罕。所以在7时时，萨比尔从其房间的窗户中探出头来告诉我说，在那边，在撒马尔罕，有他一个兄弟，即撒马尔罕商人奥尔图克(Ortouq)，我只要在达勒吉斯坦(Registan)广场并向偶然遇到的人询问，他就会向我指出那座城市和那些发掘点，并把我带到古文物集市。

由于始终没有我们行李的消息，所以我们确实离开那里前往撒马尔罕去了。这在原则上是一次11小时的旅行，俄罗斯火车那习惯性的不准时性，常常会延至12-13个小时。夏季的时刻表刚刚恢复，从而使我们可以在夜间来往。这样便可以几乎赢得两天的时间。在这个季节，一次12小时的旅行，对于欣赏风景来说，夜间实际上给白天留下了6个小时可供利用。

[1906年]7月16日

我们经过了泽拉夫善(Zarafchan)，在砖砌大拱形桥附近，其拱腹已经破裂，仅仅留下了所谓的瘸子“帖木儿桥”。因此，我们很快就要到达撒马尔罕了。

正如在俄罗斯人地区经常出现的那样，车站完全不在城内，以至于人们无法怀疑是到了一个即将参观的大型居民中心。在这里，也就是在撒马尔罕，从车站到市中心，只有不足6公里的距离，还要再往前走才到达当地民城。然而，这并不是为了绕过轮廓线。因为其轮廓线基本上是绕撒马尔罕城一周，至少是画出了一个非常突出的呈半圆的扇形。对此，占突出地位的解释，就如同在这里的大部分情况下一样，那就是该城市并不想以现钱而诱导工程师们相信，而是必须以令人满意的方式，使城市居民的交通方便起来。仅有的那些能够享受这种事态的人,便是俄罗斯人马车夫(isvochtchik)，或者是如同本处的人们所说的那样，是“四轮敞篷马车夫”(pha6ton)。

我们下榻于瓦萨夫斯基旅馆(Bapwabckie Homepa varsavskie Nomera)。它由一名犹太男人开办，也是开办我们在塔什干下榻的“大旅馆”(Gran Otel)的那名犹太女人的兄弟。直到现在为止,我们尚丝毫看不到预示一座城市的任何迹象。但我却在打听勒吉斯坦广场了。我们也逐渐地到达城堡，然后是当地人城和三大清真寺。它们装饰以彩釉砖，或者是如同那些本地导游们所说的那样，装饰着“马赛克”(mosaiques)。这一切都向我们表明，勒吉斯坦广场被夹在清真寺之间，这里也就是集市。

我在询问奥尔图克(Ortouq)的地址，但我就如同出于偶然一样，便落到了前来寻访我的导游们的亲属之一手中。这是一个外表相当瘦弱的萨尔特人(Satte)。其年龄表面上难以断定。事实上已经33岁了。但正如他稍后亲口告诉我们的那样，他自15岁之后，就因为吸食鸦片，而毁掉了其健康。

我们立即去考察了广场上的三座巨型建筑：兀鲁伯(Oloug Beg)、提拉·卡里(Tilah Kari)和希尔·达尔(Shir Dar)，然后在路上又看到了设真德(Chah Zinde)的清真寺。设真德的这一套建筑在本处保存最好。我们返回了比比·哈诺姆(Bibi Khanoum)。我对于在该古迹中未找到人们向我讲到的那些汉地的细部,而多少感到有点失望。汉地的影响在装饰中的出现，并不比在其他古迹更清楚多少。比比·哈诺姆的拱形门于八年之前，继一次地震之后坍塌。在古尔·异密(Gour Emir)，清真寺的尖塔于两年前,也以同样的方式倒塌了。所有这些古迹，特别是比比·哈诺姆，都注定很快就要成为废墟(汉文文献不会不知道，瘸子帖木儿是中国皇帝的驸马。请参阅《汉西域图考》卷6，第5页背面，可能是引证了《明史》)。

P3-5

整整过去100年了。伯希和在路易·瓦阳(Kouis Vaillant)和夏尔·努埃特(Charles Nouetet)的陪同下，开始着手于其西域考古探险的第三站，也就是最后一站。现在已经有两个大型展览分别于1996年和2004年在巴黎举行：《西域，佛陀的土地，丝绸之路与中国艺术的10个世纪，绘画帝国》。它们向公众展示了被丝绸之路北道上的这些大绿洲保存下来的中国佛教艺术品，所持有的艺术意义。

但公正地赋予这个大型考古探险团的重大意义，往往会掩饰伴随而来的对它们的开发利用。我认为今天人们称之为考察团档案的内容，它们是由书信、旅行记、线条素描图、拓片和照片组成的。这一切都被纳入到一个更为广泛的整体中了，因为在伯希和于1945年逝世之后，他的全部档案都被移交给了集美博物馆。它们囊括了学术出版物的所有初稿，还有学术研究出版物的先期准备性作品，伯希和曾非常仔细地保存了这一切。这些未完成的，又因其资料和信息的严格考证的规模，而成为内容非常丰富的作品，它们在半个多世纪以来，逐渐地被那些今已大部分逝世的著名东方学家们出版了。因此，作为这批特藏中重要文献的拥有者，便形成了在一种长期以来所从事的事业之继续中必须实施的任务。

我们怀着使很大的一批人能够掌握这一整套资料的意图，因为它们今天可以使人尽可能好地理解伯希和及其合作者们所从事的科学工作，安德鲁·W. 梅伦基金会(The Andrew W. Mellon Fondation)在“敦煌档案国际梅伦计划”的框架内，科拉(Kh6ra)基金会一法国金石和美文学科学院给予了集美博物馆一笔重大赞助。我们特别向这些权威的基金会致意，它们慷慨地捐助我们，以出版伯希和于1906—1908年撰写的《旅途日记》。审读人必然会理解其全部意义。我们感到非常高兴，这些捐赠使我们也能同时发表一直保存至今的考察团的全部照片。但我同样也希望感谢发展亚洲艺术联合会，它非常乐意在我们就保存在集美博物馆的伯希和重要特藏工作的整个持续期间，充当了我们与梅伦基金会的联络人。

法国集美博物馆馆长

法国科学院院士

贾立基(Jean-Franqois Jarri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