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社会学透视，展现了台湾雇主和东南亚移工，在全球化社会中相遇而生的种种面貌。理论扎实，不但具有高度可读性，而且蕴含深度人文关怀的学术著作，关心女性问题、移民劳工问题者不可错过！

《跨国灰姑娘：当东南亚帮佣遇上台湾新富家庭》这本具有开创性的研究，呈现了种族、阶级、性别和公民身份等等界限，如何在家务移工的生命中形成。蓝佩嘉经由划界工作的理论透镜，为萌芽发展中的女性迁移研究贡献了极为重要的成果。

　　来自印尼、菲律宾和越南的女性，来到陌生的国度从事家务劳动。雇用她们的台湾雇主，多数是青壮年的中产阶级，他们的父母辈少有在家雇用佣人的历史，这些“新富家庭”的经验，映现了台湾社会在阶级、族群、性别与代间关系的转变。

为了解台湾雇主和东南亚帮佣之间的互动关系，台湾大学社会系教授蓝佩嘉花了数年时间，访谈了超过百位的印菲帮佣和台湾雇主，了解劳雇双方在家庭屋檐下所面临的结构困境、生存策略与认同政治。

《跨国灰姑娘：当东南亚帮佣遇上台湾新富家庭》以“跨国灰姑娘”的比喻来彰显家务移工的处境：她们或为了逃离家乡的贫穷与压迫，或为了扩展人生视野及探索现代世界。跨越国界工作后，却发现自己坐困雇主家中，被视为“用完就丢”的劳动力，灰姑娘的美满结局仍如童话般梦幻。

相对于2006年的英文版，《跨国灰姑娘：当东南亚帮佣遇上台湾新富家庭》以返璞归真的母语和大量的生命故事，描绘了“跨国灰姑娘”的身影，并且透过社会学透视，展现了台湾雇主和东南亚移工，在全球化社会中相遇而生的种种面貌。

自序

导论

当女主人没有白皮肤

家务服务的历史侧影

当东南亚移工遇见台湾雇主

田野告白

界线为何重要？

章节地图

第一章 合法的奴工

亚洲的客工制度

台湾的外劳政策

菲律宾：输出“移工英雄”

印尼：现代性的朝圣

地球村中的劳力中介

契约束缚与债务脚镣

有国界的全球市场

第二章 谁是“外劳”？

新与旧的族群他者

种族歧视的修辞学

聪明刁钻的菲佣vs.单纯温顺的印佣？

打造理想仆人

移工之间的分化

阶层化的他者

第三章 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跟父权讨价还价

女主人为何吹毛求疵？

不做家事的女人，人见人厌？

阶层化的母职劳动

婆婆也焦虑

媳妇熬成雇主婆

第四章 跨越国界与性别藩篱

经济诱因的再思考

海外生活的文化想象

从持家到养家

单亲重担与婚姻枷锁

我们跟女主人差不多

乖女儿与老处女

从外籍女佣变成外籍新娘

第五章 灰姑娘的前后台

家作为工作前台

周日的后台领域

灰姑娘的手机

全球城市里的边缘客人

跨越多国的旅程

多层次的前台与后台

第六章 屋檐下的全球化

雇主的划界工作

移工的划界工作

屋檐下的认同政治

结论

愈全球，愈分化

界线的模糊与不连续

行动方向与政策建议

附录 研究方法

注释

参考书目

一幅台北市小学在放学时刻的常见景象：下课钟声仍回响在空中，兴奋的小学生已鱼贯跑出校门。几个调皮的男孩嘲弄着另一位害羞的小男生：“王小明，你的菲佣在等你喔！”男孩一脸尴尬，低头玩着手中的掌上型游乐机，快步向前走，一两步之遥的菲律宾移工在背后紧紧跟随。另一个小女孩则高兴地跑向另一个菲籍保姆的怀抱。她们手牵手走在回家的路上，就像街头上其他的母亲牵着女儿一般，只不过两人是用英语叽叽喳喳谈着今天上课的趣事。

母亲与保姆的身影模糊重叠，甚至误认的情形也不少见。一位台湾女雇主对我描述了一个让她觉得有些好笑又尴尬的遭遇：“我家菲佣的肤色比较白。她每星期有两天晚上带我儿子去上电脑班，她就坐在后面等上课结束，课上了已经有两三个月以后，有一天，老师走过去跟她说话，叫她：‘王太太……’，她听不懂[中文]啊，所以静静坐在那里没有回答，然后老师才明白，原来她是个女佣，而不是妈妈！”

女主人与女佣、母亲与保姆之间的区别，其实颇为隐晦幽微。一个提供的是元酬的“爱的劳动”，另一个从事契约规范下的薪资工作，但是她们同样在维持一个家庭的日常生活秩序、照顾其中成员的身心健康。两人之间也产生某种形式的分工。即便多数的家务工作已被外包给移工，不少女雇主仍保留一些家务亲力而为，也有许多雇主不愿将照顾小孩这件事假手她人。

本章将检视为什么台湾女性雇用家务移工，而这种雇佣关系又如何影响她们的家庭关系与性别认同？我试图探讨下列问题：女雇主如何划分与家务移工之间的界线，以维持自身在妇职上的“优越”阶级与族群地位？她们如何重新界定家务劳动的意义、区分不同类型的家务劳动，以社会文化认可为“适当”的方式来安排她们与替身之间的分工？她们如何避免因为另一个女人在家庭中的类似角色，而导致误认、混淆，乃至于威胁、取代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

“划界工作”牵涉到的不只是女佣与女雇主之问两个女人的关系，还包括经由女主人的丈夫、孩子，与婆’婆为中介的三组三角关系。家务移工的涉人导致了既有家庭关系的变化、断裂、重组，且让我们从中检视台湾的婚姻、母职与孝道的社会机制与文化价值的意义与运作。

跟父权讨价还价

台湾女雇主为何雇用家务移工？本节探讨她们在雇用的决策过程中衡量折中哪些不同的考量。我归纳出主要的三类目的：寻找在家的托儿照顾、协助“家（里的）事”的全天候帮手，以及外包服侍公婆的孝媳责任。这些中产阶级女性雇用女性移工来外包家务劳动时，不仅希望购买到顺从的劳动力、廉价便利的服务，也在寻求她们身为母亲、妻子和媳妇等女性角色与责任的代理人。换句话说，她们希望通过家务外包，来“跟父权讨价还价”（Kandiyoti 1991）。

寻找随侍听话的保姆

阿苏是个三十多岁的广告公司行销研究员，她与同为广告人的先生，育有一个两岁大的女儿。阿苏像多数与她同龄的台湾女人一样，婚后选择继续工作，一方面是为了追求她个人的职业生涯，另一方面是需要两份薪水才能够支付台北市的高额房贷。阿苏怀孕之后，就开始考量未来孩子的照顾安排，交给长辈带的方式对他们来说并不可能，因为先生的父母不住在台北，阿苏的父母身体也不好。几番考虑下，她决定要雇用一名外籍保姆。由于近年来劳委会对于家庭帮佣的配额严格管制，许多雇主跟阿苏一样，是借用父母的名义，以监护工的资格提出申请，但实际担任的工作为家务与照顾小孩。

尽管外籍保姆提供了便利，但她对于这样的安排仍然有着安全上的顾虑。阿苏告诉我：“我听过有人请菲佣，跟他们住三年了，后来出国玩把小孩子交给菲佣，回来以后两个人都不见了，小孩子找也找不到喔。”她吸了口气，皱着眉头说：“所以我有时候就会想，会不会哪天我回家小孩子就不见了。”

阿苏也想过要请一个“自己人”来照顾小孩，但当她拜访过几个本地的保姆之后，她觉得，请一个外籍帮佣全天候住在家里，即使有心理上的担虑，仍是一个最为方便的安排：“我会紧张啊，可是又能怎么样，因为我不想去找本地奶妈，早晚要接送，我们上下班生活不固定，没有办法……我们双薪家庭送小孩来本来就是很无奈，怎么能配合这样的规定，太不flexihle，而且我觉得，小孩不是一个商品，你盯得那么死，好像也没什么爱心。”

许多台湾的双薪家庭，如同阿苏和她先生，雇用女性移工替代自己来照顾小孩。然而，由婆婆等长辈分担孩童照顾的方式，随着核心家庭的增加以及代问关系的变化而逐渐降低了普遍性。根据官方统计的历年资料，学龄前的儿童，在家由母亲或其他家人照顾的比例明显的下降，而经由非家人的个人以及机构来安排托儿育婴的比例则持续升高。‘

对雇主而言，能够提供在家服务是外籍照顾者的主要优：点。双薪父母不必每天要在约定的时间去只提供日间照顾的本地保姆家或托儿所接送孩子，如同前引阿苏的说法，这样的僵化时间表，父母不仅觉得不方便，而且认为这不是一种“爱”小孩的表现。相反地，在家的托育照顾被认为能提供孩子比较舒适、安全而体贴的照顾。与其把孩子放在一个机构或别人家里，母亲们也觉得孩子在自己家被照顾，她们比较能够掌握状况，同时，在家的照顾服务，较为接近传统的母职形式，因而被认为是职业妇女较好的替代者。

此外，对雇主来说，家务移工比台湾保姆“听话”，也易于控制。美莉是一个三十六岁_的经理人，她向我说明了为什么要请一个菲佣来代替先前的本地照顾者：“那个保姆主观性太强，她就是不接受父母的任何command，她觉得她才是专业的。”本地的保姆，多半是具养育自身孩子经验的中年妇女，因此建立了基于经验与长者身份而来的权威。年轻的雇主基于华人顺从长辈的传统，常常觉得很难去挑战保姆的意见。现年三十三岁，个性腼腆、从事研究工作的雯真，向我解释为什么移工比本地保姆更符合她的需要：“本地保姆很多把我当孩子一样地跟我说话，我很难对她们提出要求，而且，她们也不会听你的，她们有很多自己的意见。”

也有不少台湾雇主雇用移工以争取相对于父系延伸家庭的自主空间。传统上，台湾婆婆在她儿子的育儿过程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她监督她的媳妇，而且在媳妇没把工作做好时，干预媳妇的工作（wolfl970）。在当今的台湾社会，如果媳妇在外工作，由婆婆来照顾孙子是件很普遍的事，这种安排尤其常见于三代同堂或婆婆住得不远的情况。

珊琳和她先生两人都是三十多岁的专业白领，在美国取得商学硕士后，在台北的市场调查顾问公司上班。珊琳坐完月子回到职场后，一开始由她的婆婆照顾新生儿，夫妻两人每天早上把孩子送去父母的家，并在下班后把孩子接回来。虽然婆婆没有主动开口，他们仍每个月支付1.5万元给婆婆。这样的安排，虽然使珊琳不必担心把孩子交给一个陌生人，却强化了婆媳之间的紧张关系：

她带那时候我们每天都有争执。

什么样的争执？

也不是争执，她就是不高兴，脸色很难看，我们去要抱小孩走也不是，要留下来也不是，要走她会说：你们抱了小孩就走喔；要留下来她说：“我那么辛苦，又带小孩又煮饭给你吃！”她对儿子不会这样啦，对媳妇就会。

珊琳婆婆的怨怼不只是因为照顾新生儿的疲累，也出自于一种剥夺感。她觉得自己牺牲了舒适的退休生活，来维持她儿子的家庭，而这本来应该是她媳妇的责任。后来，珊琳请了一名外籍帮佣来照顾女儿，她决定花钱来避免这种情绪上的纠结，与婆婆的紧张关系。

访谈对象中也有其他年轻的母亲聘请移工，是为了保有他们身为父母的自主权以及避免和长辈之间的冲突。例如，安安，一个三十出头的证券营业员，分住的婆婆本来主动提出要帮忙带小孩（婆婆说：“自己做就好了，干吗花钱。”），安安还是决定把两岁的女儿交给外籍监护工而不是她婆婆：

虽然说三代、同堂其乐融融，可是会有很多意见冲突的地方，那菲佣我们可以控制，可是你总不能控制父母亲吧，到时候照顾小孩上有不同的意见，你还是要听老人家的，那就没有自己的空间。

当这些家庭选择雇用移工来照顾小孩时，他们的主要考量在于劳动力的服从与可控制性。本地保姆透过年资或证照来建立其专业的宣称，在高品质保姆供不应求的市场中可以透过自由流动来平衡与雇主的权力关系；而婆婆的权威更是在传统的文化价值与亲族网络约制下，不容媳妇轻易挑战，相对而言，外籍劳工在台湾地区政府制度规约下的不自由与弱势位置（见第一章），给予雇主充分的支配空间，并以低廉的薪资提供全天候的居家服务，让移工成为较为接近居家母职的代理人。

P121-126

那是1999年一个夏天的午后，天空很蓝，阳光洒了满地。

我刚从台北搬回芝加哥，刚完成一年的田野工作，大隐而世，准备开始和博士论文长期抗战。面对厚厚一沓访问稿以及杂乱的资料，我苦恼着不知如何整理，只好先来清理家居环境，前去街角的投币洗衣店从事家务劳动。我租的廉价公寓位于族群混合、阶级转型的城市北端。这个小区的居民长期以来以非洲裔、拉丁移民为主，市街上漫布着我常去的牙买加小吃店、墨西哥面包店，然而，沿着密歇根湖畔，以吸引年轻雅痞为号召的新大厦，正一栋栋盖起来。

当我扛着一篮脏衣服走在街上，一个中年白人男性从我身边经过，没头没脑的丢了一个问题给我：“Do you knOW anybody who can take care of my mom？”（你有认识人可以来当我妈的看护吗？）我瞠目结舌，无法在脑中将这一串英文字转译成为有意义的问题，这位老兄可能以为我听不懂英文吧，看我没反应就转身走开了。

扛着洗衣篮，我站在白花花的阳光下，困惑慢慢蒸发成愤怒。优势族群看见深色皮肤，就以为看见奴隶的脚镣与打工仔的漂泊灵魂。类似的情境早发生在1965年的纽约，黑人女性主义诗人安卓劳德（Andre Lorde），推着她的女儿到一家超级市场购物，迎面走来的一个金发小女生，拉着白人妈妈兴奋地说：“Look，Inom，a baby maid！（妈妈你看，这里有个小孩女佣耶！）”

我选择研究家务移工这个题目的由来单纯，工作与性别是我的专长领域，移民人权与社会不平等也呼应我政治上的关怀。没有料到的是，我在田野工作与写作论文的过程中，这个主题屡屡和我自己的生活经验交相激荡。坠落美利坚异乡，在他人的注视里，我突然变成一个披戴传统面纱的“第三世界女人”，或是充满异国风情的亚洲女郎。失去母国语言文化的羊水保护，我努力让自己的英文口音“美国化”，以免我的美国学生把“听不懂助教的英文”当作抗议分数太低的借口。作为一个少数族群、有色女人以及外籍劳工，是菲佣在台湾，也是我在美国。人们眼中的美国梦土，在我的求学与工作经验中教会我更多有关核心国的文化霸权或种族歧视的非正式课程。

当然，我不至于天真地忽略我与东南亚移工之间的明显社会差异。我们的平行移民路径，反映出世界体系的多层分化：台湾留学生去欧美核心国取经的同时，台湾资本家从亚洲的边陲进口廉价劳动力。台湾的报章杂志不时对于全球化的生活风格提出浪漫歌颂，像是在跨国公司工作的台湾人畅谈在上海跟英国朋友一起吃意大利面，眺望苏州河的灿烂霞影。然而，地球村的乌托邦只适用于有经济及文化资源者得以跨国流动的都会新贵，他们享受的豪华五星饭店与异国情调餐厅，实是移民劳工远渡重洋前往的血汗职场。

这本书是几番蜕化过程的产物，结茧的前身是我于2000年在西北大学毕业的博士论文，脱蛹而出的第二回，是2006年由美国杜克大学出版的英文书：Global Cinderellas：Migrant Domestics and Newly Rich Employers in Taiwan（跨国灰姑娘：家务移工与台湾新富雇主）。

最后的这一轮蜕化，是返璞归真的母语书写。除了语言上的转换也包括文字与格式的修改。我希望这本书不只是透过学术理论说服人并能呈现不同人群的生命故事来让读者感同身受。对我个人来说，写这本书不是为了升等或版税，而是为了完成我在过去的两个约定。

我在菲律宾社群中进行田野工作的期间，写了一篇研讨会论文，移工朋友偶然看到了抽印本，兴奋地在教堂里相互传阅。我很怀疑她们是否有仔细阅读其中的内容，只见到她们努力搜寻化名掩饰下的熟悉故事：“啊，这是我、这是我，那是在说你啦！”坦白说，当时的我心情忐忑，不知道自己的诠释与分析，是否适切地再现了她们的经验。

下星期天，我再到教堂去，一个菲律宾朋友把我拉到旁边，递给我厚厚一封信，里面有五页粉红色的香水信纸，工整的字迹写满了她从出生长大、到各个国家帮佣的经验。她握着我的手说：“我看到你的论文后，心里很高兴，我想，原来是有人把我们的经验看成很重要的，所以，我要把我的人生全部写下来，我希望别人知道我的故事。”

当我对学术生涯心生倦怠时，我常常会想起这件事，想起那廉价的香水信纸中承载的宝贵心情，以及手掌交握时不言而说的约定。我不是信差。尽管我通过大量话语的直接引用，企图让主角发声，然而本书呈现的生命故事必然经过我的撷取与重组。我比较像是翻译者，希望透过书写与诠释，能够让她们的故事被看见与被了解。但愿能够透过社会学的透镜，映现移工的生命纹理、结构困境，也让台湾雇主与民众看见自己。

我仍然相信，如同二十岁时决定改念社会系的自己所相信的，社会学的分析与文字可以帮助我们体察社会现实的运作、了解与我们不同的人群的命运，从而提供改变社会现状的可能。但愿这本书的写作，多多少少实现了我和年少自己的另一个约定。

这本书从研究、写作、出版到译写，经历十年岁月。其问承受无数援手，也累积了许多人情债务。我在英文书里致谢过的老师与同侪，这里就不再重复，容我在这里仅感谢台湾的朋友们。

本书的最大功臣是我所访问的众多菲律宾、印尼与台湾女性，尽管我无法在此列出她们的名字。我希望这本书对于她们的经验与处境做出公平适当的诠释，虽然任何文字都无法生动再现这些由泪水、汗水与笑声编织出来的生命故事。移工朋友带给我的不只是研究的资料。田野过程中结识的这些勇敢女性，教导我如何用爱与信心面对人生的试炼，她们的热情与坚忍，让我躁动不安的灵魂得以变得温暖和踏实。

田野过程中，我感谢新事劳工中心的韦薇修女与林修女（Sister Ascension）大力相挺。其他的NG（）（非政府组织）团体，包括台湾国际劳工协会（T1wA）（特别感谢吴静如）、希望职工中心、台北圣多福教堂、高雄海星国际服务中心也提供我观察机会与意见交换。本书的版税将捐赠给新事劳工中心与台湾国际劳工协会两个团体。

回台湾进行后续研究的数年间，我得到许多优秀助理的接力协助。张婷菀与谭贞洁在第二阶段的田野工作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罗融在访谈整理与资料汇集上提供莫大帮助，李慈颖是行政庶务上的能干帮手，张蕙兰与张昭雅则负责收集整理新闻资料，最后，郑玉菁协助将英文书翻译为中文初稿，提供我顺畅改写的基石。她们的劳动帮助这本书成形。

书稿的屡次修改过程中，我受惠于许多人的意见，包括曾嬿芬、庄雅仲、吴郑重、孙瑞穗、夏传位，以及在《台湾社会季刊》、《台湾社会学》、《台湾社会学刊》投稿发表时的评审与主编。台大社研所的修课学生，我在中研院、清大、高医、东海、世新等学校演讲时的听众们，也都惠予刺激与想法。

我感谢许多朋友协助介绍受访者或者张罗相关资料：蓝佩玲、洪俪倩、陈怡如、王淑津、陈昭如、陈伟智、黄于玲、陈怡伶、沈秀华、马腾、林津如。也要谢谢夏晓鹃在多年前鼓励我朝向此研究主题，陈志柔、汤志杰分享中研院的图书资源。编辑与校对过程，承蒙行人出版社的赖奕璇与周易正的细心处理。

本研究的物质基础有赖以下单位的奖助：美国西北大学、蒋经国基金会、中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博士论文奖学金，中研院东南亚区域研究中心的田野研究补助，以及行政院科学委员会的研究计划补助（91、92、93年度）。本书的英文版获得国际亚洲学者会议（ICAs）颁发的社会科学最佳书籍奖（2006—2007）、美国社会学会的性／别研究年度杰出书籍奖（2007），我也一并感谢。

我要藉此谢谢两位引我入门的老师：谢国雄领我看见黑手社会学的劳动过程与甜美果实，陈东升勇于打破学术陋规，大力扶持年轻学者。台大社会系的同事，是最慷慨热情的黄金组合，特别是曾嬿芬、苏国贤、刘华真、吴嘉苓、林鹤玲、林国明等饭友，助我超脱学术界的孤独囚牢。

最后，仅以这本书献给我的父母。我的母亲王鹤，是台北农村家庭长大的女儿，她拉拔大我们一家五个小孩，没有任何保姆和女佣的帮忙。我的父亲蓝志青，在1949年的战火中，意外搭上军舰离开广东家乡，成为台湾岛的政治移民。在冷战的阻隔下，他没有机会与家人团聚，直到四十年后，在母亲的坟前潸然跪下。

在饮水行走之间，我的父母默默地教我体会与珍惜人生的素朴简单。驽钝如我，直至近年方才听见这无言旋律，仍然笨拙地学习吟唱。我但愿这本书在政治的高亢、学术的中音之余，也能传递生命的饱满低音，在芝加哥的洗衣篮、马尼拉的香水信纸之间悠悠回荡。

这本具有开创性的研究，呈现了种族、阶级、性别和公民身份等等界限，如何在家务移工的生命中形成。蓝佩嘉经由划界工作的理论透镜，为萌芽发展中的女性迁移研究贡献了极为重要的成果。这是一本杰出的作品。

——Rhacel Parre?as, 布朗大学美国文明学系教授

我们或许会以为，只要和世界上的其他人接触越多，我们和他们的社会关系就越亲密。但是蓝佩嘉指出我们错得有多严重。在某些状况下，台湾的女雇主和他们的菲佣很“亲密”，但在其他时候两方则非常疏远。的确，有时最接近的反面最为遥远。这本脉络清晰、掷地有声的重要著作，便是在讨论这些现象如何发生。

——Arlie Hochschild，柏克莱大学社会学系荣誉教授

这是一本独一无二的学术作品，论述圆融、研究透彻、理论扎实，不但具有高度可读性，而且蕴含深度人文关怀。

——Delias Davin，英国里兹大学中国学研究所荣誉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