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江第一健笔，林行止散文自选集《拈来趣味》共分四辑：旧游忆趣英国书店大学阶级皇室趣闻，旧游之忆趣。美国风趣从富兰克林到马克·吐温，美国之往事风趣。众生妙趣从烟民诉讼到裙短股高，众生之横生妙趣。

幽默从容而不发智性。《拈来趣味》是被誉为“香江第一健笔”的林行止先生的散文自选集。

《拈来趣味》共分四辑：旧游忆趣英国书店大学阶级皇室趣闻，旧游之忆趣。美国风趣从富兰克林到马克·吐温，美国之往事风趣。众生妙趣从烟民诉讼到裙短股高，众生之横生妙趣。殿堂真趣从亚当·斯密到熊彼特，殿堂之求真逸趣。

导言/经济·民生·林行止

旧游忆趣

 英国的书店

 大学里的阶级

 万家灯火

美国风趣

 可怜理查遗风

 “起死回生”艾柯卡

 蔡至勇威震华尔街

 王安风云流散

 富豪神伤未了“钱”

 文人笔下薄财主

 现代小说之父

众生妙趣

 卡莱尔

 烟民兴讼

 胖了告连锁店

 天堂时维

 爱玩夜眠迟

 睡眠学问大矣哉！

 《星球大战》

 笑话洋荤

 宋氏王朝

 鲁迅出言不逊

 好心肠好办法

 名画交易

 乔丹与NBA

 宜室再宜家

 裙短股高

 牛熊传奇

 世界第一次金融风暴

殿堂真趣

 亚当·斯密——资本主义的精神图腾

 李嘉图的投资心法

 凯恩斯的恋情

 熊彼特饮食论道

 菲利普斯曲线与机器

 一代大儒哈耶克

 用情用智怎生说

 弗里德曼的午餐

 未竞全功的哈维默

 万流归宗只为钱

 市场的事市场解决

 从舒尔兹说到盖尔·约翰逊

 语贵吉祥意深长

 贝克尔理论无疆界

 新经济史学派中坚抬头

 “博弈论”变出纳什

 卢卡斯的理性预期

 为“信息不对称”补弊

 化风险出奇才教授捧奖

 阿马蒂亚·森良知获回报

 审时度势皆经济

我自得趣

 如是我云

除了花灵顿街外，旧书店散布在伦敦的每一个角落，都在规模庞大的书店附近，它一样能够招徕许多顾客。旧书店的书，都被分门别类地排列在书架上，而在这些地方徘徊的，不少都是“熟客”，他们就是英国的“土特产”——Life long browsers，有时在书架上取出一本书，见其中有折角，泰半是这些人悄悄留下的“痕迹”。

笔者在伦敦旧书店购书的数目有限，质量却甚佳，其中19世纪末期的《笨拙》，以及一本当代作曲家的曼陀铃协奏曲，最为笔者所喜。去年4月底在李斯特广场地下车站等朋友，无聊间在附近旧书店摆在行人道的书架上觅得一珍美的小册子《平安夜的历史》，焦躁的心情，顿然爽朗。

笔者在牛津时，还没有染上逛旧书店的嗜好，大概那时面皮尚嫩，以为看书而不买书，是不道德的事。但在耶稣书院斜对面那家记不起名字的旧书店，令我怀念不已，它摆在街上没人看管的书架，更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如果换个地方，那些书还怕不给人搬个精光！后来在剑桥，见到陈列在门外巷子里的书架，不仅没人看管，还加上一张可被视为诱人做不道德行为的字条：“如欲买书，乃可进内付钱！”

剑桥的旧书店，我想以戴维斯最出名，它的“总部”在经济学家凯恩斯奠基的“艺术戏院”附近，又在墟集广场设有一摊位，《剑桥新闻》曾有特写介绍它的历史和现况，可惜没有剪存。戴维斯生意兴隆，它的总店存书甚丰，分门别类，标明价钱。位于它与“艺术戏院”之间的一家教堂，每周四中午都会举办一个免费音乐演奏会。因此笔者最写意的一天，莫过于在“艺术戏院”顶楼的自助餐厅吃午餐，然后在半瞌睡中听一场音乐会，再到戴维斯书店泡二三小时，如果能找到一本想买的书，当然最好不过，若空手而还，也没有什么损失。

戴维斯在墟集广场的书摊，主要顾客以游客为主，因此它的风土小册特别多，这个书摊，简直可说是我每天必去张望逡巡一下的“名胜”。戴维斯大概已有五六十年历史，没大名气，因顾客对象是大学以外的读者，剑桥的几家大书店，与各学院都有密切联系，因此它们的旧书部，收有不少毕业生的旧参考书和课本。

总的来说，英国书店，不论售卖新旧书，上自老板下至伙计，都视准主顾为“读书人”，你站在那里看上几个钟头，他们只会佩服你的恒心，绝不会白眼相向。英国——尤其是牛津——同样有偷书雅贼，但店方用不露痕迹的方法注意你，和香港书店的虎视眈眈，真有天壤之别。

一杯伴读

1966年初《牛津邮报》刊出一则新闻说，牛津最大规模的书店Blackwell装了监视器，监视偷书贼。牛津的偷书雅贼，如以人口作比例，是全英最多的。

但是Blackwell之所以引起笔者兴趣，并非它装了监视器，而是它那些不见尽头的书架。这家书店位于三一书院与学生轰饮之所的白马酒吧中间，面对著名的牛津剧院，它的名字，早成了牛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事实上，它的业务在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初期能得到蓬勃发展，和牛津大学毕业生多进外交部工作有关。这些牛大旧生，外放时仍从海外写信回来买书，顺带引来大量的殖民地订单，使该书店的业务迅速开展。上述《牛津邮报》那篇文章，说它在被采访那一天就收到了从四十二个国家寄来的订书信。牛津和剑桥的大书店，都在门外设一小玻璃柜，陈列来自世界各地的订购信件。

笔者在这家书店，买过几册牛大出版社的袖珍小说结集，交易甚少。但它与总店分开的音乐部，至今笔者还有一个有效的户头。我最初在那里买了一本18世纪德国作曲家许谟的曼陀铃与弦乐四重奏乐谱，后又订购另一乐谱，未几搬去剑桥，遂与该店建立了邮购“贸易关系”。牛津与剑桥的书店有一种“惊人作风”，那就是让学生自报姓名住址开户，有的亦要填表申请，但都是徒具形式的例行手续。这种情形和香港比较起来，又令我感叹不已。笔者最近在某大书店申请了一张购书信用证，以为今后购书，将十分方便，但事实并不如此，一些“执法如山”的女店员，非要小心核对证上签名，这虽是谨慎态度，却或多或少冲淡了购书的乐趣。

牛津另一家必须一提的书店是Maxwell，它同时也是世界上一流的科学、技术和工程书籍的出版公司。它的同名老板是波兰难民，“二战”时服役于英国空军，战后开始做生意，同时又涉足政界，曾为工党国会议员多年。这位著名的“百万富翁社会主义者”去年曾计划买下销量六百余万份的《世界周报》，扬言要将之改为一张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报纸，可惜功亏一篑，该报为澳大利亚报业大王所得。

Maxwell的总办事处设在摩德兰桥北端的自建大厦，地下是门市部，一楼是唱片部和咖啡室，笔者嗜饮黑咖啡的习惯，就是在此“磨炼”出来的。这家咖啡室布置简朴，全部自动化，椅子舒适，售价便宜，收钱的少女起了“花瓶”作用，真是为逛书店的人所提供的最好“福利”。

在：Maxwell的二楼，是一问牛津知名的“古董书店”，我现在已记不起它的名字。

约翰牛与书

英国人喜欢看书的风气，似乎是“传统性”的习惯。蒋彝先生在他1938年出版的《伦敦杂碎》里写道：“……街上的行人，几乎每人臂下都挟着一本书，他们甚至在巴士、火车或地下火车中阅读，我曾经到过许多英国友人家中做客，不论他们的收入如何，多少总藏有一些书籍，一天我应邀到我住处街角一位销售水果蔬菜的店主家里喝茶，发觉他竞有不少藏书，嘴里还老在埋怨闲暇不多，无法随心所欲地阅读。”

蒋彝先生所写的，我想都是事实，只不过自从20世纪30年代后期，企鹅主人阿伦·莱恩爵士掀起“平装版”(Paperback)图书革命之后，人们可亦用不着把书本挟在腋下，而大可以将其放在大衣口袋里，而不必担心它会掉到街上了。

英国书商公会的行业刊物《书商》(Bookseller)从1959年起，每年公开全英的印书量和种类。笔者手中剪有从1965年开始的数据，显示出版事业在英国欣欣向荣的景象：1965年出版的书籍共二万四千五百五十八种，1976年二万八千八百八十三种，1968年二万九千六百一十九种，1969年三万一千四百二十种。在这些书籍中，新书占了绝大部分(比如1966年二万二千九百六十四种，1967年二万二千五百五十九种，1968年二万二千六百四十二种)，其余的都是一些重印的畅销书，比如二十多年前出版的乔治·奥威尔和C·格林的多种作品，现在每年仍重印五万册！

英国最大的书籍出版公司是企鹅出版集团，它的创办人阿伦爵士1970年5月去世。1969年它出售的书籍共三千万册，价值接近六百万英镑，排名第二，实际规模比企鹅差得远的是Panbooks，去年销售量近一千六万册，值二百余万英镑，依次的Fontanaand、Armnda和Corgi，销售量都超过一千万册，价值都在一百万英镑以上；舰队街勋爵汤姆森的《泰晤士报》年年亏本，他旗下新创的Sphere出版公司，去年销售了六百万册书籍，虽然它的价值没有公布，但一般相信该公司去年亦亏了不少钱。

上述这些数据，纯粹是内销数字，根据英国出版商1967至1968年年报透露，该年度书籍和期刊等出口，高达六千万英镑，占全年产量一亿三千三百万镑的百分之四十五左右，这个比例，比任何一种工业都高。书籍不仅可以赚外汇，而且还是传播文化的主要手段。英国政府于1965年成立了一个“书籍发展委员会”，专门负责搜集各海外市场书籍的供销情况和读者读书趣味的更迭，编成报告供书商们参考。P10-14

林行止大隐于市。他在《信报》专栏的文字，审时度势，议论时艰，尽的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言责。但他可不是个公众人物，因此你不会在Hong Kong Tatler这类“八卦”杂志看到有关他的消息或图片，他也绝少接受访问。

文人、学者、艺术家的知名度，除本身的成就外，有时也因一些传奇趣事的支撑而更见突显。林行止看“闲书”的笔记中，就有一条提到陈虹笔下“游戏人间”的辜鸿铭。陈虹说辜“执笔为文，灵感迟迟不至”，只好传夫人进书房，遂“右手握笔，左手执佛手触鼻，不停地闻嗅……”，“佛手”所指为何物，一说成俗。

林行止既然不是公众人物，因此没有什么“花边新闻”烘托他的著作。他的专栏文字有没有价值，的确是stands or falls on its own。你读徐志摩，若联想到陆小曼，说不定一句平淡无奇的诗句会因此“突显神采”。但读林行止作品，你实事求是就成了。他的见解、论据、所引的资料，若信而有征，这正是林行止的价值所在。

为了配合《英伦采风》在大陆出版，上海《文汇报》的“读书周报”于2002年7月12日发表了陈飞雪撰写的林行止“独家访问”专稿。林行止答客问中，有一句话使我茅塞顿开：“我一直尝试通过文字推动经济学普及化，因为经济学实在太重要和太有趣了……”

为了一个明确的目标而立志把经济学普及化，这就是林行止的文字因由。这个目标是什么？可引用他介绍亚当·斯密一文的话。亚当·斯密《国富论》最大的创见，是对“自利是可贵的自然资源”的认识，因为“人类经常需要同类的援助，当然，不能希望这种援助是出于对他人的恩惠；他如果能够为了自己而刺激别人的利己心(self-love)，这对他是有利的。……我们之所以能得到饮食，不是出于屠宰者、酿酒者及烘面包者的恩惠，这是得力于他们对本身利益的重视；我们并非诉诸他们的人道精神，而是诉诸他们的利己心”。

广义言之，林行止二十多年来的文字经营，就是为了要延伸亚当·斯密“自利是可贵的自然资源”这种进取精神，务求“吾道一以贯之”。他阅读范围之博之广，《信报》读者知之甚详，不必细说。但在我看来，无论是哪一类书籍，到他手里他总可以在字里行间找出一些可与经济学拉上关系的话题来。最显著的例子是他读英国史家基尔南(V.G.Kiernan)的《烟草的历史》(Tobacco：A History)一书时，思路突然岔到“产权”的问题去了。

话说某艺人歌技了得，是他献唱的露天夜总会的摇钱树。可惜夜总会旁边的一位住客，却不是他的知音。晚上他一开金口，这位芳邻就无法入梦，于是告将官里。歌星自然不认罪，坚持自己有卖唱的自由。两人相持不下，怎么办？林行止认为此案涉及“产权”问题，或可用科斯(R0nald Harry Coase)的“定理”(Coase Theorem)解决。那就是说，把歌星的市场价值和邻居因失眠招致日间工作的损失数量化。如果歌星每年可赚百万元，而邻居失眠的金钱损失是十万元的话，歌星或可赔偿邻居十万元，让他或安装隔音设备，或购买最佳耳塞，或另觅新居，远离摇滚噪音。看书要像林行止那样戴上经济学的有色眼镜，才可以看出这种“产权”的玄妙来。

林行止推广、普及经济学原理与常识的热忱，真有传道士的味道。“十多年来，”他说，“每当我遇上有学问的虔诚教徒(不管是天主教还是基督教的)朋友时，总会请求他们撰写一篇阐扬《圣经》新旧约里的‘经济学’的文章，交《信报》发表，可惜，朋友们对此的反应不能令人满意。在一般人的想象中——即使他们曾浏览过《圣经》——《圣经》上所载的都是‘灵性’而非‘庸俗’的物事，谁知事物大谬不然……”

既无有学问而又虔诚的基督徒朋友呼应，林行止只好自己请缨，因有《(圣经)经管》一文。《圣经》真的跟经济学有关系？看来一点不假。就拿《创世纪》所载约瑟为法老王解梦的故事来说吧，法老梦中分别看到七只肥羊和瘦羊，但遍数埃及的博士和方士，竟无一人能给法老释梦。约瑟从狱中出来后，即揭谜底：“七个丰年之后接着七个荒年”。

法老王觉得约瑟说得有理，乃派他统领埃及。约瑟受命后就在七个丰年里“把粮食积存在各城里”。到荒年来临时，他就“开了各处的仓，粜粮给埃及人”。如此一来，丰年过剩、荒年匮乏的问题便解决了。约瑟的手法，据林行止的解释，接近托拉斯(Trust)组织之雏形。也证明了一个事实：economics的确是一门经世济民的学问，与民生问题息息相关。

多年来读林行止“普及”经济学的文章，始知这门学问覆盖的领域，早已超越我们熟悉的机会成本、规模经济和计划经济这些范围。今天，经济学家的研究对象无远弗届。1980年斯科特·戈登(Soott Gordon)发表的论文《天堂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the Afterlife)，就是针对我们在天堂“享福”时所可能面对的困难所作的投射。看了林行止介绍贝克尔(Gary S.Becker)对人类行为的解释，始知经济学家为了求真，有时迫得“口不择言”，非常unentimenta]。可不是吗，子女在父母心中是心肝宝贝，但在贝克尔的理论中却与“家庭耐用消费品”(consumer、durable goods)同列。什么是durable goods？汽车、电冰箱、电视机……难道真如王国维所说，可信者不可爱？

上面说过林行止博览群书。他绝对相信开卷有益。1983年秋天，我用了《美国学人》(The American Scholar)一篇文章的资料，给《信报》写了《超级明星的身价》。原文的作者是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授罗森(Sherwin Rosen)，题目是《超级巨星的经济》(The Economics of Superstars)。罗森劈头就问：“这些年来，谁听到某某棒球选手、电影明星，或歌剧演员近乎天文数字的收入而不被气炸？”以1983年的市价看，一个尚未到明星殿堂的棒球员，年薪已近三十万美元。当时的美国总统，年薪才十万左右——当然未包括美国人所说的perks(额外津贴)。罗森贵为美国一流学府的经济学教授，如果不做大公司的顾问，单拿学校薪水，年薪也不过五六万。一个“老粗”拿他五六倍的酬劳，能不气炸？

但想到自己所处的是典型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社会，他就认了命。他打了几个譬喻说明超级巨星的薪酬走势无可避免。怎么说呢？试想有甲乙两位心脏病专科医生，甲收费比乙高一倍，可是手术的成功率也高一倍。你该找谁？这譬喻的教训是：看病要找信誉良好的医生，不能找价格克己的赤脚大夫。再举一例吧。一家公司被控，官司输了的话，要赔偿三千万元。你上堂是要找“薄利多销”、每次律师费只收一千的律师，还是狮子开大口要两三万的？

林行止看了我的介绍后，对《美国学人》这本期刊大感兴趣，连忙要我提供订阅资料。这本刊物大概已成了他家中“智库”收藏的一种参考数据。这里得赶快说明一下，《美国学人》原来是一份人文学报，除论文外，也刊登文学创作。

1997年后，林行止在《信报》的专栏由“政经短评”易名为“林行止专栏”。名字虽然改了，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审时度势，议论时艰”的角色却没有变。国事港事，事事关心。借用鲁迅在《伪自由书·前记》的话说，为了尽言责，他“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而后者尤与时宜不合”。

我曾在《林行止的两个世界》一文中说过这样的话：“林行止的政经短评，辛苦经营了二十多年，在香港社会的知识与领导阶层建立了傲人的公信力。在‘朕即天下’的时代，九五之尊一言而为天下法，靠的是赤裸裸的权力。书生无权无势，说话要人家当作一回事，除了取信于人外，别无他法。公信力积聚下来，就是影响力的基础。……言论为了信而有征，字里行间时见逆耳之言，倒是事实。春秋之笔，亦合该如是。”

“香江第一健笔”之说，诚非虚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