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流千里归大海，人走千里思故乡”。耿堂人无论流落到哪里，在开初的几年都不盖房子，不添箱柜，有的连水缸也不买，总盼着有那么一天家乡发生变化，自己可以重返家乡。可是，年复一年，从家乡传来的消息，不是“旱了”，就是“涝了”，一次又一次地使他们失望。我访问了外流返乡的社员阎荣尧。三年困难时期，他讨着饭走到兰考，偷扒上了一辆拉煤的火车，被拉到河南西部的灵宝县，在寺合山区落了脚。阎荣尧最初并不打算在这里安家落户，总盼望着有一天能重返耿堂。直到后来，看到耿堂大队实在没有指望了，他才把心一横，花了80元钱买了一口杨木棺材，准备“埋骨他乡”。
粉碎“四人帮”以后，这个曾经使流落他乡的农民多次失望的耿堂大队起了变化。耿堂村人先是引来了黄河水淤灌，把1000多亩沙荒地改造成良田。1978年大队按政策重新划分了自留地和饲料地，接着，又实行了联系产量计算报酬的生产责任制，长期以来受到压抑的劳动积极性进发出来了。耿堂以出人意料的速度变化着：1978年粮食总产量13万斤，1979年增加到46万斤；1978年还吃国家统销粮，1979年每个社员的平均口粮就超过了700斤。1980年春天，生产队卖出几万斤黄豆，买回两台25马力的拖拉机，还添置了许多新农具。
“耿堂变了！”这消息，通过一封封书信，传给了“外流户”。有一个外流的社员叫彭致明，三年困难时期，他妻子到外面讨了点干粮，送他上了路。他流落到湖北省的钟祥县。10多年间，他3次回耿堂探家。有一次，正赶上麦收，他看到乡亲们在场里分麦子，不动秤，是用手捧着分开的；还有一次，适逢春节，大年初一许多人家吃的是红薯面饺子。每次探家，他都是失望而去。1980年春节，彭致明第四次回到耿堂，住在哥哥家里。哥哥一家三口人，囤子里有500多斤小麦，1000多斤黄豆，过春节割了十几斤猪肉。他到侄儿家一看，家里大约有200多斤白面馍，还放着50多斤猪肉。彭致明走东家，串西家，家家碗里不见杂面气儿。他感慨地说：“真是有头发不肯装秃子。要是早像今年这样，谁肯离开耿堂！”到了麦子黄梢，彭致明就把全家老小从湖北迁回耿堂。
太出人意料的变化，往往使人不敢相信。在黑龙江呆了20年的杨素莲，从小孩他姑那里听到家乡巨变的消息。她叫丈夫阎国章回耿堂探个虚实。阎国章回去对妻子说：“耿堂真的变了，一亩地能打好几百斤粮食。”杨素莲一听，说：“你说旁的地方我不知道，耿堂的老沙窝我还不知道，亩产几百斤，你能骗得了谁？”丈夫劝她回耿堂，她不愿意，说：“离家20年，回去连个放要饭碗的地方都没有。把闺女给我留下，要回你回。”后来，亲戚邻居多次来信相劝，她的心活动了。1979年5月，杨素莲跟着丈夫回到阔别20年的家乡。进村一看，村西的大沙窝、村南的茅草荒，全都变成了红淤土。她这才相信耿堂确实是变了。杨素莲来了劲头。她天不亮就起床，很晚才回家，拼命干活。回耿堂半年，全家就分了6000多斤黄豆，不到一年，盖起了四间宽敞明亮的大瓦房。
在耿堂村，我访问了7户外流户，尽管每户都有各自不同的“外流”和“返乡”的曲折经历，然而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五风”迫使他们背井离乡，党的正确的方针政策使他们重返家园。十多年来在我的脑海里隐隐约约地萌生过多次的一个念头，到这时，越来越清晰了。像是被一种无形的力量促使着，一回到菏泽地委招待所，就铺开稿纸，很快写成了一篇题为《政策牵动故乡情》的通讯，从一个很小的侧面展示中国农村新生活的一角。这篇只有1400多字的通讯被《人民日报》等多家报纸刊用，被评为“中国农村改革好新闻”一等奖。P18-19
2011年2月15日，团结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王大可、总编室主任傅雪莎来到我的办公室，商谈《学习点亮人生》的写作和出版事宜。经过一个多月的“奋战”，到今天凌晨，总算把书稿写完了。
学习是一个内涵丰富、值得从多个角度反复探讨的话题，很难在一本书中全都涉及。还有一点需要说明：读书方法因人而异，同一种方法，这一部分人觉得有用，另一部分人就不一定觉得有用；从事不同专业的人，对学习内容、学习重点的选择也有明显差异。书中谈到的只是个人的“一孔之见”，是不是有用，只能由年轻朋友们自己去感悟、判断、选择和汲取。
在这本书即将出版的时候，我首先感谢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周铁农。去年6月11日，我受邀到民革中央机关作报告后，周铁农主席作了热情洋溢的总结讲话。在本书出版前，他又同意将他的讲话以“把学习引向更高的境界”为题，作为本书序言，这是对我的支持和鼓励。我还要感谢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革中央副主席齐续春。没有他的盛．情邀请，我不可能到民革中央机关讲课，也就很难萌生写这本书的念头。
我要感谢妻子陈瑞芬。她原是《经济参考报》高级编辑，已退休7年，在家照顾孙子、孙女。这次重操旧业，常常凌晨起床，帮我核校书稿。
新华社副总编辑吴锦才、新华社总编室王飞和新华社办公厅法规处的同志精心校阅稿件。团结出版社王大可、傅雪莎等同志热情、细致、周到地安排本书的出版工作。没有他们的帮助，这本书不可能如此顺利地同读者见面。借此机会，我向所有为这本书作了贡献的同志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南振中
2011年4月1日
把学习引向更高的境界(代序)
周铁农
和大家一样，怀着敬佩的心情听了南振中同志十分精彩的报告，谈几点体会，和大家共同交流。
第一，南振中同志报告的题目是把学习培养成为一种爱好，听完报告，我感到他在学习这个问题上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人的一生都离不开学习，不管是爱好也好，或者其他方面的需要也好，终归都要学习。学习大概有这么几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别人要求我学习。在我看来，现在中小学的学生大部分属于这个层次。不排除有些中小学生也有学习的爱好，但据我观察，大部分中小学生是被要求学习的，升学制度、家长和老师的要求等等。在这个层次上，学习基本上是被动的。第二个层次是，学习成为一种需求。一个人参加工作了，为了应付工作上面临的问题，不得不学习一些东西。尽管没有别人强求你，但你自己必须给自己提出学习的要求，否则就会影响工作任务的完成和自己的进步，甚至难免会挨批评。这种学习有一点自觉性，但仍然属于比较被动的状态。第三个层次是像南振中同志这样，把学习当做一种爱好，这才是学习的最高境界。不仅仅是别人对自己的要求，也不仅仅是做好工作的需要，而是变成了自己生活中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在闲暇时常常先想到的是点燃一支烟或拿起电视机的遥控器，这也是二种爱好。而南振中同志则可能会利用这个时间捧起一本书或在网上摘读一篇文章，这同样是一种爱好，而不完全是为了应付工作的需要。从南振中同志身上我看到了学习的最高境界。
第二，南振中同志之所以有这样的爱好，是与他对自己所从事事业的热爱、忠诚和不懈追求联系在一起的。这种爱好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自己长期工作实践中逐渐培养形成的。从他的报告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随着他工作岗位的不断变迁，工作担子和责任的不断加重，对于学习的爱好越来越强烈。特别是做新闻工作，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知识面的要求非常之宽。在这种情况下，努力学习多方面的知识，本身就是一种需要，而且这种需要随着自己对事业责任感的不断增强，久而久之就形成为一种自觉的爱好。一个人如果没有对事业的忠诚和强烈的责任心，是很难培养起这种爱好的，因为它不像吸烟或看电视那样轻松和简单。
第三，南振中同志在长期的学习过程中，基于对学习规律的认识，形成了近乎完美的学习方法。今天他回答了青年人在学习中经常碰到的问题，比如说怎样订学习计划，他的答案是把学习计划与人生规划结合在一起。再比如如何挤时间、如何把学和用结合起来、如何在学习中实现知识的转化、如何处理学习“有字书”和“无字书”之间的关系等等，这些都是学习方法中一些很精辟的东西，很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尤其是年轻同志去思索和体会，并在学习的过程中转化成自己的东西。
今天听了南振中同志的报告，我感到受益匪浅，原因还在于他的报告对于我们建设学习型政党、学习型机关也很有启发：一是要十分注意培养同志们对学习的爱好。过去我们总是强调要求学习，对广大民革党员和机关的同志提出一些学习方面的要求，虽然这也是需要的，但这并不是一个高的境界。我们应该努力培养同志们对学习的爱好，用我们事业的发展来激励同志们学习的积极性和热情。二是我们要努力在创造良好的学习条件和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上下功夫，使大家能在愉快的气氛中，在自己的兴趣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学习，这就比硬性规定任务，如要读几本书、通过某项考试或某种检查要好很多。三是各级组织和领导干部在组织大家学习的过程中要给予引导、指导和帮助，可能我们还不具备这种水平和能力，但我们可以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借用多方面的力量，包括像组织今天这样的报告会，实际上就会起到对同志们的学习加以引导、指导和帮助的作用。
——2010年6月11日，民革中央召开中心学习组(扩大)专题报告会，邀请南振中同志作关于学习问题的报告。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周铁农同志在报告会上的讲话。
学习改变命运，学习成就自我，学习丰富人生，新华社原总编辑南振中激情演讲。
《学习点亮人生》讲述了他们是怎样从一个基层记者到国家通讯社总编辑的人生历程，他的体会是：一个人的能力和水平的高低，绝不会因为职务的提升和岗位变动而“自动提高”，而学习知识会点亮你的人生。
《学习点亮人生》由南振中编著。
南振中编著的《学习点亮人生》是一本记录个人学习经历的书，“学习点亮人生”中的“点亮”，包含“点燃”和“照亮”的意思，反映了学习对人生的启迪、指引作用，同建设学习型社会、学习型政党、学习型组织的旨意相吻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