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地方志风物图志丛书》是一套反映北京独特风貌的丛书,也可称之为“特色志书”。说它是志书,因为每一部书稿都真实地记载了一定地域范围的、自古及今、可圈可点、可查可考的人、事、地、物、情,是史实和现实的忠实写照,有给后人以认识前人、借鉴历史、传承文化的传世作用,有服务当代、辅政明事、为领导层决策提供启示、样板、佐证的资政作用,还有发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振奋民族精神、提高民族素养的教化作用。
马建农著的《琉璃厂》为丛书之一。琉璃厂曾是文人学士安身立命之所。提起琉璃厂,那形态各异的店招幌子、文化气息凝重的老店匾额会闪现在脑海;漫步琉璃厂,环顾墁地的方砖和清雅俊逸、鳞次栉比的店肆,你会顿觉韵味无穷;流连于琳琅满目的古代典籍、金石篆刻、文房四宝、古董珍玩之中,你会陶醉于东方文化的魅力。
琉璃厂街是以经营古旧书、古玩和文房四宝著称的文化商业街。位于宣武区和平门以南,以南新华街为界,分为琉璃厂东、西街,全长500米。琉璃厂街因在元、明时期设窑烧制琉璃瓦而得名,已有700多年历史。明代出现第一家书店,在康熙年间成为京城书市和古玩中的中心,其间经历过朝代的兴替,经历过繁荣与冷落,但始终保持了本身的经营特色,绵延了300余年。街中的翰墨书香和珍奇古玩,与周边的会馆、戏楼、庙会活动等相得益彰。马建农著的《琉璃厂》图文并茂,为你介绍了琉璃厂的历史演变、周边景物、民俗文化和规划建设等内容。
2.北京外罗城的兴建于琉璃厂的变迁
在琉璃厂地区的历史变迁中,有几个重要的历史事件成为它的转折点。元代在此出现琉璃窑是一个重要的点,明设琉璃厂衙是一个重点,嘉靖年修筑北京城的外罗城则是又一次影响重大的事件。
明代灭亡元朝以后,蒙古统治者退守漠北。但其依旧时常南进,骚扰明朝统治的地区,甚至直接逼近北京城,对明王朝构成一定的威胁。实际上,在明代前期,北京城一直处于蒙古骑兵的威胁之下。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瓦剌军大举南下,明英宗率军亲征,结果在八月土木堡之战中兵败被俘。十月,瓦剌军裹挟明英宗攻到北京城下,于谦等率军在德胜门、西直门和彰仪门连续打败也先的瓦剌军,终于保住北京城没有陷落,这就是北京史上著名的“北京保卫战”。景泰年间以后,蒙古骑兵还时常南进攻击。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八月,俺笞汗率蒙古兵逼近北京,打到东直门外,这就是明史上的“庚戌之变”。蒙古骑兵的不断侵扰,让明代统治者头疼不已,特别是动辄就危及北京城的安全,更使得明代的皇帝为此坐卧不安。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明世宗采纳大臣们的建议,开始修筑北京外城,以期加强北京的城防能力。原计划外城城墙周长一百二十多里,将原北京城包围起来变成内城。但明代历经前几朝的反复和磨难,在财力物力和人力上已经难以为继,仅仅修筑了南城城墙就无力支撑下去。不得已将已修筑的南城城墙两端与原来的北京城的城墙相连接,并新增加了七座城门,即:南面的永定门、左安门和右安门,东侧的广渠门、东北隅的东便门,西侧的广宁门(清道光年为避道光皇帝名讳而改为广安门)、西北隅的西便门。北京城南的外城扩建到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竣工,从此北京城南郊的大片区域被包含在外城城区之内,北京城也由原来的正方形变成后来的“凸”字形。老百姓后来习惯将嘉靖年修筑的外城称作“外罗城”。
北京外罗城的修建,使得琉璃厂地区由原来北京城的郊外变成城内。但是人们还是习惯称原北京城为内城,称外罗城为外城。由于北京的外城是后补修的,没有原北京城那样严格的规划,因此其街巷不像内城那样在严谨的规划下南北有井有条的街巷格局。特别是琉璃厂附近保留下很多像铁拐李斜街、王广福斜街以及上斜街和下斜街等那样的斜街,更多地保持了原来民间自然形成的街巷道路格局。北京南城的斜街最早起源于元代初年。金被灭亡以后,原来的金中都宫殿完全被毁,但金中都城内的民居还仍旧保留了一部分。元代在金中都的东北重新修建了元大都城,其城南的各个城门在今天的长安街一线。金中都留存的居民去元大都城,往往是从金中都原来东面的宣曜门、阳春门出来,向东北方向行走,进元大都南面的丽正门。此外,这里的居民点和街道在没有系统规划的前提下,人们都是比较自由地选择路近的行走方向。久而久之,在北南城一带形成了许多斜街。
P16-18
这是一套反映北京独特风貌的丛书,也可称之为“特色志书”。说它是志书,因为每一部书稿都真实地记载了一定地域范围的、自古及今、可圈可点、可查可考的人、事、地、物、情,是史实和现实的忠实写照,有给后人以认识前人、借鉴历史、传承文化的传世作用,有服务当代、辅政明事、为领导层决策提供启示、样板、佐证的资政作用,还有发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振奋民族精神、提高民族素养的教化作用。凡是志书的优势和效用,它皆有之。但“志书”前面又加“特色”二字,则是因为这套丛书,除志书的共性外,又有独特个性。
首先,它在众多的北京志书中,最能反映北京的特点和亮点。人们在称赞北京历史文化博大精深、魅力无穷时,其头脑中最先联想的故宫、长城、天坛、颐和园、十三陵、北京猿人遗址等已被国际认定的人类文化遗产,云居寺的石经、旧城的胡同、明清的园林、金元的遗址等展示辉煌历史的盛迹,王府井、大栅栏、琉璃厂、天桥、什刹海等“文味”、“京味”浓郁而又集中的特殊地域,王府、祭坛、会馆、庙会、“老字号”等文化内涵深厚独特、星罗棋布于京城东西南北中的“亮点”,都是北京“特色志书”的编修对象。如果一一成志,使其系列化、大众化,不仅使各自的“特点”在互相比较中更为突显,也使“亮点”在相互映照中更为亮丽,集聚效应,显而易见。
其次,称“特色志书”还因为,我国当代修志采取的是政府主持的体制,全国有一个大体的规划和大家都遵守的编修体例,各省、区、市则在政府统一主持下,作出篇目和工作的具体安排,并组织实施。北京市第一轮修志规划172部,第二轮修志篇目暂定百部左右。志书的编纂,都是组织有关各方,“众手成志”。而特色志书的编纂,绝大多数不在政府规划之列,而是在第一轮修志基础上,由市地方志编委会办公室另行策划和组织的“专家修志”。
在写法上也有两个突破之处。一是更多地使用了图片。图片具有直观、美观的特点,有的图片本身就有历史文献价值。特色志书,特别是这套风物图志,则几乎页页见图。地图、实物图、风情图、照片、绘画、特制图等等,凡是有助于展现地域或景物的图片,尽可能选用,使文字和图片相互照应,既美观,又增强了说服力。二是在忠实承袭作为志书生命的写真求实的特点的同时,对修志另一特点“述而不论”则有所超越。叙述史实,不仅饱含激情,而且有所评点,有的甚至以学者的认真,作出了推论甚至结论。这在一般志书中是忌讳的。而特色志书,却常常透出作者的好恶。某个评点,也许是个人的一孔之见,但却给人以启发,大大增加了可读性。
北京作为举世公认的文明古都,其历史文化积淀深邃厚重,日新月异的现代化建设又增添了新的风采。用志书、辞书、百科全书、资料汇编等方式,全面系统地整理、发掘、记录北京的历史和现实,是一项重大的、影响深远的文化建设的基础工程,是建设先进文化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北京地方志·风物图志丛书》是北京文化基础工程的组成部分。如果把北京这块宝地的历史文化和现代创造称之为珠宝遍地、晶莹璀璨,繁星满城、彩光交辉,繁花似锦、美不胜收,那么这套丛书就是从珠宝中择取了几枚珍贵者,繁星中选出了几颗亮丽者,群花中采摘了几朵美艳者加以展示,以奉献于人们。这对于把北京建成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对于实现“人文奥运”,办好第29届奥运会,都是很有意义的。
段柄仁
琉璃厂——一个认许许多多文人魂牵梦萦的文化街区,曾经有过它的辉煌和成就。三十多年前,自己还是一个小学生,周末不上课便自己跑到这里闲逛,被这里所经营的一切深深地吸引。当时还是文革后期,很多店铺只对外宾开放,我一个毛头孩子,也曾经懵懵懂懂的一头扎进中国书店的外宾服务部,被人家撵了出来。上世纪80年代初,自己抱着到中国书店可以多看书的念头到中国书店当学徒,从此与琉璃厂结下了不解之缘。二十余年,自己一直没有放弃对琉璃厂的历史和它的文化内涵有着浓厚的兴趣,孙殿起先生的《琉璃厂小志》居然也翻烂了两本。甲申年初,北京市地方志办公室谭烈飞先生邀我参加《北京地方志·风物图志丛书》的策划工作,但终日忙碌,也未给烈飞兄帮上忙。后烈飞兄又邀我撰写《琉璃厂》一书,当时觉得自己就在琉璃厂这条街工作,未加思索也就答应了,真的要动笔写作,才发现自己对琉璃厂的了解还不是很深刻,尤其是对于琉璃厂的古玩行知之甚少,整体把握上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但毕竟已经答应兄长的要求,只得硬着头皮写下去。写作之中,自己对琉璃厂的认识有了更深的了解,也有了新的体悟。然而,平日的忙忙碌碌,使得自己在撰写这本小册子的时候总是时断时续,哩哩啦啦拖了很久才交稿。幸好北京出版社的于虹女士宽厚炎怀,念我为同行,也体谅平日的忙碌之苦,时时迁就,尽管我成为这套丛书中表现最为“恶劣”的作者,但依旧多方关照,使得这本小册子得以完成。书稿完成后,曾得本丛书的主编段柄仁先生的指点,并提出了很多中肯的修改意见。段公柄仁先生对北京传统文化的研究一直给以予很大的支持,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书店出版社曾经要编辑出版一套介绍北京历史的普及丛书,在选题的项目论证会上,段公莅临指导,发表了极为精辟的意见。后虽然该丛书没有上马,但段公的赐教依旧记忆深刻。此书的插图,得到首图韩朴兄、李成兄及王伟等人的鼎立协助,也得到北京市地方志办公室尹树国先生的诸多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马建农
2005年8月于海王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