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共十卷四十章，每章多以故事、轶文为引子，生动有趣，概括集中，记叙与评介言简意赅，清晰明了。书中广泛引用了哲理教义较深的格言名句，因此这部著作既有史实，又有很强的政论色彩；既是唐太宗“贞观之治”的历史记录，又蕴含着丰富的治国安民的政治观点和成功的施政经验。所以该书是一部独具特色，对人富有启发的历史著作。书中列举的那些在思想上、认识上、决策上有重要实践意义和借鉴价值的史事，既显示贞观年问的政治面貌，又可激发后人的思索与追求，因此受到历代帝王的重视，成了后世“朝野上下必备”、“入世为人必读”的教科书。

《贞观政要》是唐代史学家吴兢撰写的一部政论性的史书，它以记言为主，记录了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与臣下魏徵、王珪、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关于施政问题的对话以及一些大臣的谏议和劝谏奏疏等。此外也记载了一些当时实行的政治、经济上的重大措施。

书中所总结的以民生为本、以德治国等治国理念；诚心纳谏、仁心仁政等领导方法和决策艺术；任人唯贤、德才兼备等人才选拔艺术；天下为家、戒奢戒贪、善始善终等修养艺术等等，至今都值得各级领导者、管理者借鉴。阅读此书，我们仿佛穿越了历史时空的隧道，回到了威严壮阔的唐朝皇宫，亲眼目睹着太宗凝神沉思的表情，亲耳聆听着房玄龄、杜如晦、魏徵、李靖等贤臣的肝胆谏言，肃然产生出一种由衷的敬意。“为政之要，唯在得人”，字里行间透露着一股“人才可贵”的无声信息，在今天读来仍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卷一

 君道第一

 政体第二

卷二

 任贤第三

 求谏第四

 纳谏第五

 附：直谏

卷三

 君臣鉴戒第六

 择官第七

 封建第八

卷四

 太子诸王定分第九

 尊敬师傅第十

 教戒太子诸王第十一

 规谏太子第十二

卷五

 仁义第十三

 忠义第十四

 孝友第十五

 公平第十六

 诚信第十七

卷六

 俭约第十八

 谦让第十九

 仁恻第二十

 慎所好第二十一

 慎言语第二十二

 杜谗邪第二十三

 悔过第二十四

 奢纵第二十五

 贪鄙第二十六

卷七

 崇儒学第二十七

 文史第二十八

 礼乐第二十九

卷八

 务农第三十

 刑法第三十一

 赦令第三十二

 贡赋第三十三

 辩兴亡第三十四

卷九

 征伐第三十五

 安边第三十六

卷十

 行幸第三十七

 畋猎第三十八

 灾祥第三十九

 慎终第四十

君道第一

贞观初年，唐太宗对他身边的人说：“做国君的原则，必须以百姓的存活为先。如果以损害百姓的利益来奉养自身，那就好像割自己大腿上的肉来填饱肚子，虽然肚子是填饱了，但人也就死了。如果要想安定天下，必须首先端正自身，世上绝对没有身子端正了而影子不正的情况，也没有上面的治理好了而下边的发生动乱的事。我常想，能损伤自身的并不是身外的东西，都是由于自身的贪欲才酿成祸患。如果一味贪恋美味，沉溺于音乐女色，欲望越多，所受的损害也就越大，既妨碍国家政事，又扰害百姓。如果再说出一些不合事理的话来，就更会弄得民心涣散，怨言四起，自然就众叛亲离。每当我想到这些，就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放纵和懈怠。”

谏议大夫魏徵回答说：“古代圣明的君主都是先就近从自身入手，才能远而推及到一切事物。从前楚庄王聘用詹何，向他征询治理国家的要领。詹何用修养自身品德来回答。楚庄王又问他治理国家用什么方法？詹何说：‘从未听说国君清正而国家会发生动乱的。’陛下所明白的道理，完全符合古代圣贤的意思。”

贞观二年(628)，唐太宗问魏徵说：“什么叫做圣明君主？什么叫做昏暗君主？”

魏徵答道：“君主之所以能圣明，是因为能够兼听各方面的不同意见；君主所以会昏暗，是因为偏听偏信。《诗经》中说：‘古人说过这样的话，要向割草砍柴的人征求意见。’过去唐尧、虞舜治理天下，广开四方门路，招纳贤才，广开视听，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因而圣明的君主能无所不知，所以像共工、鲧这样的坏人不能蒙蔽他；花言巧语的奸佞小人也不能迷惑他。秦二世却不是这样，他深居宫中，隔绝贤臣，疏远百姓，偏信赵高，直到天下大乱、百姓叛离，他还不知道。梁武帝偏信朱异，到侯景兴兵作乱举兵围攻都城，他竞浑然不知。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到各路反隋兵马攻掠城邑时，他还不知道。由此可见，君主如能广泛听取各方意见，采纳臣子忠言，那么，权臣就不能蒙上蔽下，百姓的意见也就能传递给国君了。”

太宗很赞赏魏徵的这番话。

贞观十年(636)，唐太宗问身边的大臣们说：“在帝王的事业中，创业与守业哪件事比较艰难？”

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回答说：“国家开始创业的时候，各地豪杰竞起，必须攻破城池才能使敌人投降，在战斗中获胜才能使敌人归顺。这样看来，还是创业艰难。”

魏徵回答说：“帝王的兴起，一定是乘着前朝衰乱的时候。这时推翻昏庸无道的旧主，百姓就乐于拥戴，四海之内也都会先后归顺，这正是天授人与，如此看来创业并不算难。然而得到天下之后，志趣变得骄傲放纵，百姓想安宁地过日子，但徭役却无休无止，百姓穷困潦倒而国君却不停地奢侈享乐，国家的衰败，常常就是这样引起的。这样看来，守业更难。”

太宗说：“玄龄当初跟随我平定天下，历尽了艰难困苦，九死一生，所以他知道创业的艰难。魏徵如今辅佐我治理国家，担心出现骄奢淫逸的苗头，陷入危亡的境地，所以他看到守业的艰难。如今艰难的创业已成往事，守业这一难事，我考虑应当和诸公一起谨慎对待。”

贞观十一年(637)，特进魏徵向太宗上书说：

“我看到自古以来，但凡承受天命开创帝业或继承帝位的人，他们驾驭英才，朝南而坐，以统治万民，都希望自己德配天地，功高日月，长久统治，帝位能世世代代相传下去。然而能善始善终的实在太稀少了，衰亡倾覆的相继发生，这是什么缘故呢？探讨他们的失败原因是因为他们没有懂得治国的道理。前朝覆灭的教训并不久远，可以讲得出来。  “过去隋朝统一天下，兵强马壮，三十馀年，声威远播万里。然而一下全部丧失，江山尽为别人所有。隋炀帝难道不想让天下安定、国家长治久安，故意要施行夏桀那样的暴政，弄得自己国破人亡吗！他不过是依仗国家富强，有恃无恐，不考虑后患。他驱使百姓顺从自己的奢欲，搜刮天下的财物尽情挥霍，挑选全国的美女，到域外探寻珍宝。装饰宫苑，构筑楼台，不按季节来征收徭役，战事终年不休。君臣间外表威严庄重，内心却多猜忌险恶。奸佞邪恶的进谗者一定会享受福禄，忠诚正直的人却连性命都难保。上下互相欺蒙，君臣之间离心离德，百姓不堪忍受，国家从此分崩离析。于是一度曾统治四海的国君，竞死在匹夫之手，他们的子孙也被斩尽杀绝，为天下人所耻笑，这能不令人痛心吗！

“圣明的大唐乘机而起，拯救万民于水火之中，使倾覆的国家重新匡正，松弛的道德规范重新恢复。不超过一年的时间，就使凶暴的人化而从善，也无须百年，便可达到刑罚废弃不用的安定境界。现今所有的宫殿观阁、楼台亭榭皇上都已拥有；奇珍异宝皇上都已收藏，佳人淑女都已侍候在皇上的身旁。四海九州的百姓都已成为皇上的臣属。如果此时能够总结一下隋朝之所以亡国的历史教训，思考我朝之所以得天下的成功经验，一天比一天警惕，虽有功德而不自恃。烧掉殷纣王的鹿台、宝衣，拆毁秦始皇宽广的阿房宫宫殿，居住在峻伟的宫殿里心里就会感到有危亡的惧怕，居住在简陋的房舍中却感到心安理得，这样就能与天地的神明在冥冥中贯通，从而达到无为而治的境界，这是德行的最高境界。如果顾惜现成的东西不忍毁坏，就让它们仍然保持原貌，但要免除那些并不急需的供奉，减少到最低限度。即使是豪宅间也夹杂着一些茅屋，玉石台阶和泥土台阶一起使用也无妨。要使百姓心甘情愿地效力，又要不用尽百姓的力量，要常想到居住的人享受着安逸，但劳动的人多么辛苦，这样很多的百姓就会自愿来到这里，他们非常尊敬君主而自己也称心如意，这是次一级的德行标准。如果是妄自尊大，不把上天的旨意记在心头，不考虑后果，不善始慎终，忘却打天下的艰难，认为是天命所归，抛弃住陋室时的俭朴作风，一心追求雕梁画栋的奢靡建筑，在原有宫殿的基础上还要扩建，在旧的建筑上广加修饰，依此类推，永不知足，百姓见不到德政，见到的只是无休止的劳役，这是最糟糕的德行。这样的做法就好比背着柴去救火，倒进开水来止沸，是用强暴来替代混乱，实际上-与先前的乱政走的是一条路，其后果不堪设想，后世子孙将如何看待你的事迹！没有可观的政绩就会产生人怨，产生人怨上天就会发怒，上天发怒就必然会发生灾害；发生灾害就会引起祸乱，祸乱一旦兴起，要想保全身家性命和美好名声就很少了！顺应天命，改朝换代之后，按理说可以维持七百年的兴盛国运，把江山遗留给子孙相承，传至万世。江山大业获得时艰难，却容易失去，能不认真考虑这个问题吗？”

P3-7

《贞观政要》是唐代史学家吴兢撰写的一部政论性的史书，它以记言为主，记录了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与臣下魏徵、王珪、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关于施政问题的对话以及一些大臣的谏议和劝谏奏疏等。此外也记载了一些当时实行的政治、经济上的重大措施。

吴兢，唐代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人，出生于唐高宗总章三年(670)，病逝于唐玄宗天宝八年(749)。吴兢年轻时就立志从事史学事业，史称吴兢“励志勤学，博通经史”。武则天时，经友人推荐，开始担任史官。吴兢作为史官，他不仅能够秉笔直书，还能不顾个人安危直陈政事，发扬了史官忠于历史的赤诚品格。武则天去世后，唐中宗无力驾驭朝政，武三思、韦后、安乐公主各派势力都在拉邦结派，朝臣人人自危。安乐公主要废太子而自立，太子因发动兵变失败而被杀，后安乐公主又把矛头指向相王李旦。吴兢在这严竣形势面前，写了《上中宗皇帝疏》，劝诫中宗要明辨是非，珍惜兄弟情谊，最终保住了相王李旦。数年后李旦执政，是为睿宗。在唐玄宗执政时，吴兢反对玄宗集大权于一身、群臣不敢纳谏的局面，上疏玄宗，主张朝廷行政要按规章制度行事，他说：“上自天子，下至卿士，守其职分，而不可辄有侵越也。”吴兢在担任史官期间，他还利用业馀时间写出了《贞观政要》以及纪传体《唐书》、编年体《唐春秋》等书，意欲为后人留下信史。当初，吴兢与刘知几撰写《武后实录》，刘知几去世后，张说为相，见到书中记载张易之诱他诬陷魏元忠之事，感到不安。故意对吴兢说：“刘五(知几)修《实录》，记魏齐公事，殊不相饶假，与说毒手。”吴兢从容地回答说：“是兢书之，非刘公修述，草本犹在。其人已亡，不可诬枉于幽魂，令相公有怪耳。”张说几次请求删改，都被他断然拒绝，并凛然回答：“若取人情，何名为直笔。”(《唐会要·史馆杂录》)因为不替当朝宰相张说隐讳其恶，而被贬官荆州司马，后在天宝年间才得以返朝。他的一生是为史学事业勤奋劳作的一生，他秉笔直书的高尚风范成为后世史家的楷模。

《贞观政要》写作于开元、天宝之际。当时的社会仍呈现着兴旺的景象，但社会危机已露端倪，政治上颇为敏感的吴兢已经感受到衰颓的趋势。为了保证唐王朝的长治久安，他深感有必要总结唐太宗君臣相得、励精图治的成功经验，为当时的帝王树立起施政的楷模，这就是《贞观政要》的写作初衷。也正是基于这样的一个政治目的，所以它一直为历代的统治者所推崇和珍视。

在封建社会君王中，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位杰出的封建帝王。他辅佐父亲李渊反隋兴唐，统一天下，也曾亲眼看到过一度繁荣兴旺的隋王朝。但由于隋炀帝施行暴政，因此隋王朝在农民起义中被推翻，他感受到了人民的巨大力量，更深深地认识到“君，舟也；民，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的道理。他在“玄武门之变”中登上帝位后，改年号为“贞观”，执政二十三年，期间经常与长孙无忌、房玄龄、魏徵、杜如晦、王硅等诸臣反复讨论经邦济世的大计，最后逐渐形成了轻徭薄赋、劝课农桑、廉洁奉公、任贤纳谏、奖优罚劣、平衡利害、驾驭群僚、防患于未然等一整套治国兴邦的策略。也正是因此，才出现了建唐以来空前繁荣与安定的“贞观之治”局面。

《贞观政要》虽属记载史实，但并未按照时间的顺序来组织全书，作者一反过去纪传体或编年体的繁琐写法，对传统的记言体裁又加以改造更新，创作出了独具一格的《贞观政要》。书中在以总结唐太宗治国施政的经验与思想，从告诫后人的意图出发，将君臣问答、奏疏、方略等材料，按照为君之道、任贤纳谏、君臣鉴戒、教戒太子、道德伦理、正身修德、崇尚儒术、固本宽刑、征伐安边、善始慎终等一系列专题内容进行分门别类的排列。在开卷的第一篇《君道》中，首先探讨了为君之道。他列举唐太宗的言论说明：要想当好君主，必先安定百姓，要想安定天下，必须先正自身。把安定百姓与自身修养当作为君的两个要素。从历代统治者的施政实践上看，这两条对于政权的安危确实具有普遍的意义。书中还记述了唐太宗知人善任、任人唯贤的人才使用事迹：唐太宗对用人有较深刻的认识，他一再强调“为政之要，唯在得人”(《贞观政要·崇儒》)。对于人才，他提出了必须具有高尚品德，能够克己恭俭，正直廉洁等要求，而且非常重视对官员的考核和赏罚。通过唐太宗的努力，一批贤臣集中于初唐政坛，正是因为君明臣贤，上下一心，才促成了“贞观之治”的繁荣局面。书中还对太宗朝的大政方针进行了归纳和概述，其中做得成功的有偃武修文、崇尚儒学、加强礼治、执法宽弛、休养生息、安定民众，采取怀柔政策，安抚周边少数民族等等。唐太宗是一位非常精明的政治家，对于如何保持长治久安，使李家天下稳如磐石也是非常关心的。在《太子诸王定分》、《教戒太子诸王》等篇中，他虑及身后，严教子弟的做法，显示出他的政治远见。

全书共十卷四十章，每章多以故事、轶文为引子，生动有趣，概括集中，记叙与评介言简意赅，清晰明了。书中广泛引用了哲理教义较深的格言名句，因此这部著作既有史实，又有很强的政论色彩；既是唐太宗“贞观之治”的历史记录，又蕴含着丰富的治国安民的政治观点和成功的施政经验。所以该书是一部独具特色，对人富有启发的历史著作。书中列举的那些在思想上、认识上、决策上有重要实践意义和借鉴价值的史事，既显示贞观年问的政治面貌，又可激发后人的思索与追求，因此受到历代帝王的重视，成了后世“朝野上下必备”、“入世为人必读”的教科书。

书中所总结的以民生为本、以德治国等治国理念；诚心纳谏、仁心仁政等领导方法和决策艺术；任人唯贤、德才兼备等人才选拔艺术；天下为家、戒奢戒贪、善始善终等修养艺术等等，至今都值得各级领导者、管理者借鉴。它能够增强民族责任感和忧患意识，能够开启富国强民、经邦济世、缔造和谐的具体方略，有助于领导者廉洁从政、丰富领导艺术、提高管理水平，有利于净化社会风气、纯洁人的心灵。在阅读此书时，我们仿佛穿越了历史时空的隧道，回到了威严壮阔的唐朝皇宫，亲眼目睹着太宗凝神沉思的表情，亲耳聆听着房玄龄、杜如晦、魏徵、李靖等贤臣的肝胆谏言，肃然产生出一种由衷的敬意。“为政之要，唯在得人”，字里行间透露着一股“人才可贵”的无声信息，在今天读来仍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骈宇骞

戊子春正月马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