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一段时间内，我的梦想是接管我们家的珠宝生意，但现在，这已经不是我的梦想了。爸爸时常告诉我，我太聪明，不能搞零售。我觉得这没有道理，因为他比我还聪明，如果我太聪明，不能搞零售，那他就真的太聪明，不能搞零售。我这么跟他说了。“首先，”他告诉我，“我不比你聪明，我只是知道的东西比你多一些，而这仅仅是因为我比你岁数大。父母总是比他们的孩子们知道得多一些，而孩子总是比他们的父母聪明。”“除非那孩子是智障。”我对他说。他对这句话不置可否。“你说‘首先’，那其次是什么呢？”“其次，如果我真聪明，那我怎么在干零售？”“这倒是。”我说。然后我又想起了什么：“等等，如果家里没有人来管理珠宝生意，那它就不能叫家族珠宝生意了。”他对我说：“当然还可以这么叫。只不过会是别的家族的珠宝生意罢了。”我问：“那么，我们家怎么办呢？我们会做别的生意吗？”他说：“我们是要做点什么生意。”我想起我第二次坐加长轿车：那个房客和我一起去挖爸爸的空棺材。
我和爸爸有时候会在星期天玩一个很棒的游戏，叫文艺复兴探险。有时候，文艺复兴探险很简单，比如他让我去从二十世纪的每一个十年找回一样东西——我很聪明，带回一块石头——有时候又难得难以置信，要花两个星期才能做完。我们做的最后一个游戏——永远不会结束的那一个——是，他给了我一幅中央公园的地图。我说：“还有呢？”他说：“还有什么？”我说：“提示呢？”他说：“谁说一定得有提示？”“总是有提示啊。”“这句话本身就不能说明任何问题。”“一个提示都没有？”他说：“除非没有提示也是一个提示。”“没有提示也是一个提示？”他耸耸肩，好像压根儿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我太喜欢他耸肩的样子了。
我那天整天都在公园里走，寻找能够告诉我什么事情的东西，但问题是，我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找什么。我向人打听，问他们是否知道我应当知道的东西，因为有时候爸爸设计文艺复兴探险的时候，就是让我一定要去和人交谈。但我找的每个人都是同样的反应：咋回事？我在水库周围找线索。我阅读所有灯柱和树上的招贴。我在动物园里查看关于动物的描述。我甚至请放风筝的人把风筝卷起来让我查看，尽管我知道线索不大可能在风筝里。但爸爸就是这么精细。什么都没有，这可是太不幸了，除非“什么都没有”本身也是一条线索。“什么都没有”算一条线索吗？
那天晚上，我们叫了左公面筋当晚餐，我注意到爸爸用叉子吃饭，尽管他用筷子很熟练。“等等！”我说，站了起来。我指着他的叉子，“这把叉子是一条线索吗？”他耸耸肩，在我看来，这可是一条大线索。我想：叉子，叉子。我跑到我的实验室，从柜子里的盒子里拿出我的金属探测器。因为我晚上不能单独去公园，奶奶和我一起去了。我从八十六街人口开始，十分细心地走着，就像那些割草的墨西哥人一样，这样我就不会漏过任何东西。我知道昆虫叫得响，因为那是夏天，但我没听见它们叫，因为耳塞堵住了我的耳朵。只有我和金属的地下世界。
每当金属探测器的叫声变得密集的时候，我就叫奶奶用手电筒照那个地方。然后我就戴上白手套，从工具包里拿出手锹，然后特别小心地开始挖掘。看见什么东西时，我就像一个真正的考古学家那样，用一只画笔轻轻地擦去上面的尘土。那天晚上我只搜了公园里一块很小的地段，但是我挖出了一枚二十五美分硬币，一把回形针，还有我觉得是台灯上你一拉就亮的那根链子，还有放在冰箱盖儿上的寿司形状的磁铁，我知道寿司是什么东西，但我自己巴不得不知道。我把所有的证据都放进一只袋子，然后在地图上标出了我找到它们的位置。
回家以后，我在我实验室的显微镜下，一件一件地检验物证：一只弯曲的勺子，一些螺丝，一把生锈的剪刀，一台玩具汽车，一支笔，一个钥匙圈，某个眼睛特别糟糕的人坏了的眼镜……
我把这些证据拿给爸爸看。爸爸在厨房桌子旁一边看《纽约时报》，一边用红笔在上面标出错误。“这是我找到的。”我说，用装物证的盘子将我的猫赶下桌子。爸爸看了看，点点头。我说：“怎么？”他耸耸肩，好像压根儿就不知道我在说什么，然后他又继续看他的报纸。“你难道都不告诉我究竟是不是在正确的道路上前进吗？”巴克敏斯特呜呜叫着，爸爸又耸了耸肩。“但是，假如你什么都不告诉我，我怎么能搞对呢？”他在一篇文章里的某个地方画了一个圈，说：“另外一个看问题的方法是，你怎么可能搞错呢？”
一他站起来去喝水，我查阅他在报纸上画圈的地方，因为他就是那么诡计多端。这是一篇关于一个失踪女孩的文章，人人都认为是那个干了她的国会议员杀了她。几个月后，他们在岩石谷公园发现了她的尸体，岩石谷公园在华盛顿特区，不过到那个时候，一切都不一样了，谁也不在乎了，除了她的父母。P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