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晓松编著的《迁都：一个民族的救亡图存史》是一部长篇纪实文学，描写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的史实。以丰富的史料文献以及口述历史为素材，以广阔的视野，多维的角度再现了中华近现代史和抗日战争史上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迁都重庆。全书以饱满的激情和客观的眼光，再现了围绕着迁都而展开的社会各阶层的内迁过程，涉及南京国民政府、工厂企业、大学、文化名人、文物单位等，同时也简要介绍了抗战时期发生在“陪都”重庆的重大历史事件。

纪晓松编著的《迁都：一个民族的救亡图存史》从独特的视角反映了中国作为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组成部分在这一人类重大事件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再现了中华民族在危难之际所爆发出的一次热血壮举。再现了南京国民政府、工厂、学校及民众迁至重庆的过程，这一过程起到了保存民族实力的作用，为日后取得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

为与日寇作持久之战，1937年11月16日，南京国民政府召开最高国防会议，做出了一个酝酿已久的重大决定——迁都重庆。

这个决定彻底改变了战争的态势与走向，将日军拖入了广阔的中国疆土，使其深陷战争的沼泽而终遭灭顶之灾。

经过两个多月浴血奋战的沪上中国军队，已经被疯狂的日军逼得只剩招架之力。日军的飞机在南京城上空不断地扔下炸弹，整个南京城都在滚滚的黑烟中颤抖。日本人企图炸毁的不仅仅是这座城市，而是中国人以首都为指挥中心的抗战意志和决心。此时，从华北过来的日军在杭州湾登陆后，导上海日军形成合力，夹击边打边撤的中国军队，再以三路大军从陆地进攻南京。长江下游的难民不断拥人民国的都城。

首都南京危如累卵……

开篇 命运的拐点

第一章 抗战大幕

 日本的春秋大梦

 历史的刻度

 决战上海

第二章 迁都重庆

 危城抉择

 大西南战略

 定都山城

第三章 工业大转移

 图强之路

 兵工先行

 告别上海滩

 迁毁参半

 驿站武汉

第四章 宜昌大撤退

 鲜血换时间

 水下防线

 受命于危难之际

 中国的敦刻尔克

 世上再无卢作孚

第五章 涌动的国脉

 大国之本

 联大：徒步昆明与往事

 同大：走进李庄

 中大：一曲苏武牧羊

 浙大：辗转流亡路

第六章 浩气长存

 笔尖上的子弹

 怒吼的中国

 抗战大舞台

第七章 国宝万里漂泊路

 紫禁空城

 秘密出宫

 一桩冤案

 漫漫西行路

 辗转惊魂

第八章 重庆大轰炸

 劫难之前

 黑云压城

 大隧道惨案

 众志成城

第九章 天降大任

 国际角力场

 承载大业

 战时支柱

 催生的困境

 英雄之都

后记

参考资料

受命于危难之际

宜昌地处长江三峡西陵峡口，上控巴蜀，下引荆襄，素有“川鄂咽喉”之称。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

“日有千人拱手，夜有万盏明灯”描写的是宜昌码头繁荣发达的景象。茶楼酒肆灯火通明，叫卖声、呼客声响彻江上及两岸。

这里是进出四川的必经要塞，上下游往来商轮、客船必停之地。长江至宜昌以上的三峡航道狭窄，滩多浪急，险象丛生，窄的地方仅一船能通过，1500吨以上的大船不能溯江而上。因此，从长江中下游——上海、南京、武汉而来的轮船要想进川，不得不停留在宜昌码头，人和货物必须下船，换乘能穿越长江三峡和川江航道的轮船。而乘船从上游来的人及货物，到了宜昌换载更大的船舶后再向长江中下游运出。尽管如此，由于宜昌水浅滩多，轮船难于贴岸停靠，只能在江心抛锚，客货上下轮船，须用小木船转送。清光绪年间沪、汉、宜轮船航线开通后，清政府便在江边刻石碑立规：川船至宜不下行，湘船至宜不上驶，川湘上下船只相互换载。

一战时铁路被敌机炸得七零八落，火车票更是紧张，别说车厢里，就是车身都挂满了人。长途汽车少得可怜，而且不能直接入川。自古蜀道行路之难让人们更喜欢选择水路往来于长江上下游之间，李白“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便是船行长江的最好例证，这也形成了长江沿岸人们走水路的行为习惯。

1938年9月的宜昌码头，嘈杂、慌乱、拥堵替代了往日繁华。

武汉失守后，3万多政府官员、伤兵和难民拥向宜昌，准备从这里转至重庆。12万吨军工器材、1万多吨航空油料、6万多吨各类公物堆积在宜昌码头，绵延数里，它们的目的地也是重庆。而且沿长江而上的人员和物资还在源源不断地拥向宜昌，使得只有2平方公里的江边小城被挤得快要爆炸。

然而，此时航行于宜昌重庆间的国营轮船招商局效率低下，管理混乱，而且仅往来于宜昌重庆之间的船很少。而外国的轮船趁机发横财，票价大涨，并且拒绝运输军用物资，即使大家无奈认同的高票价，也是杯水车薪，因为外国轮船也只有2艘。此时，只有卢作孚的民营民生轮船公司不但运营有序，效率高，而且票价合理。但民生公司仅有22艘轮船。民生公司单船运载能力也只有200吨至600吨。按这样的运力计算，将目前的全部物资和人员运至重庆需要整整一年时间。

每天，民生宜昌分公司怀远路办公楼前被购票的人群挤得水泄不通，为了购得一张票，往往需要等上半个月甚至一个月，吵闹、争执事件不断，托人找关系更是遍布码头。公司员工面对数不清的关系非常为难。而那些押运兵工器材的军人面对混乱的场面和紧急的任务，只能摆出军人盛气凌人的样子，用种种理由向公司施加压力，甚至用武力相威胁。打骂、训斥、枪指脑袋的事常有发生。

日军的轰炸机不时扔下炸弹，宜昌码头的哭喊声、哀号呼救声响成一片，一副世界末日的景象。更让人不安的是，从10月下旬起，长江上游还有40天左右的中水位，较大轮船尚能通过，此后将进入漫长的枯水期，直至第二年的4月30日。

如果这些重要的军用器材和物资不能运抵大后方，那么，之前的鲜血就是白流，且关系到未来整个抗战的成败。

在这万分危急的混乱时刻，一个扭转局面的人站了出来。他就是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卢作孚。

1938年10月23日深夜，忙碌了一天的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卢作孚毫无睡意，他一直在关注着前方的战事。这天，他等来了一个很坏的消息，日军已经占领武汉，中国军队和难民正在向宜昌方向撤退。他敏感地意识到此时的宜昌码头将关系到中国抗战的命运，他连夜飞抵宜昌，下了飞机，直奔码头。

半个多月前，他接到军政部的命令：民生公司所有船只一律开到武汉长江下游田家镇凿沉，用以封锁江面，阻止日军从江上进犯武汉。时任交通部常务次长的卢作孚致信最高统帅部与蒋介石，陈述民生公司的轮船不能沉的理由，并建议用水泥船代替。

在全国抗战的非常时期，如此抗命是要冒掉脑袋风险的。卢作孚之所以敢以身家性命来保船，绝不是为民生公司之利益。

他太爱这个国家。他知道，只有他的船才可以从宜昌穿过急流险滩到达重庆。如果他的船也沉入江底，那么滞留在宜昌码头的物资和人员怎么办？蒋介石权衡利弊，取消了民生公司的沉船命令。同时，卢作孚也随时准备亲自指挥大撤退。

视察过码头后，卢作孚连夜召开会议，与公司骨干们商量对策。这个只上过小学，却当过中学数学教员，出版过多本数学著作，被称为“小学博士”的船王大亨，脑中迅速滚动着一组数据。此时，他的数学天赋得到充分运用。他看着堆满军用器材和物资的码头，迅速计算着最快速的运输方法，在他的运算里几乎分秒都不容浪费。在会上，他宣布抢运的方案并分配了任务。大家领受任务后立即分头实施。他连夜起草了《非常时期客运救济办法》，做出了二十一条规定。规定要求旅客“按到宜昌先后的登记秩序依次购票上船”。为了多装载人员，以前的卧铺一律改成座票，票价降低。对公教人员及难童提前抢运，票价减半或免费。

当秋天的晨光透过会议室的窗玻璃，卢作孚走了出来，江风带着寒气吹拂着他瘦削的脸，尽管一夜未眠，但他的双目依然炯炯。他向焦急等待购票的人们挥挥手，并郑重宣布：40天后，我们会把这里的物资和人员全部运出宜昌。当人们得知这个穿着麻布中式服装、看上去很普通的中年男子就是民生公司的总经理卢作孚时，他们欢呼雀跃，拱手相庆，很多人流下了激动的泪水。他们知道，这个传说中的船王、一向一言九鼎的男人不会欺骗他们，他们将结束遥遥无期的等待，结束被死神窥视的危险。

卢作孚敢作如此承诺，自有他的高妙运算和运作方法。如果按平时的运输方法，从宜昌到重庆需要4天时间。卢作孚再次提出运用三段航行法，这个方法在1936年枯水期就试验过。1937年1月14日，民生公司在庙河成立“三段航行”办事处，由民元轮经理谢萨生主持。所谓“三段航行”，即把宜昌到重庆间航线分为3段，即宜昌至三斗坪为第一段，三斗坪至万县为第二段，万县到重庆为第三段。此时实施三段航行，并不是因为枯水期，而是为了将所有物资和人员运出宜昌，尽快逃离日军的轰炸，和可能随时到来的日军大部队的杀戮。

会议决定成立宜昌船舶运输指挥部，召集各物资单位负责人开会，各物资单位须对自己的器材进行缓急排序，重要的先运走，相对次要的后运，或者40天枯水期后，另行计划运输，实在来不及就放弃。卢作孚还对各单位约法三章，即不准走后门直接找他，否则挪后装运。各单位对这个决定都无异议。码头上混乱、吵嚷的场面一下得到改善，大家忙着将自己的器材重新分类打包。

按计划，重要而不易装卸的笨重器材直接运送至重庆，并满载出川将士去前线。对次要的、轻型的器材则先运至三斗坪或万县，卸下货物后，船立即返回宜昌。按正常的思维来说，这么多的器材货物仰仗一家民营公司运输，对这家公司来说是个发财的好机会，涨点价再正常不过了，即使不涨也会挣钱。然而，民生公司不升反降，运费只要平时的十分之一。据民生公司员工回忆，民生公司运输兵工器材每吨运费30到37元，其他公物40元，民间器材60到80元。而几艘外国轮船，只运商货，每吨即收费400元。民生公司在40天的抢运中，损失400万元。

卢作孚清楚，仅靠民生公司的24艘轮船加上其他的一些船，40天内很难将这么多物资和人员运抵大后方。他派公司员工迅速征集木船，在沿岸各县的大力支持下，1200条木船很快齐聚宜昌江面。同时，民生公司在沿途多处地方增设转运站，增加趸船，并急召几千名船工。为使几十吨的器材能装载和运送，民生公司还自行研究设计了能负载30多吨重的吊杆。

为了方便调度，民生公司职工在长江沿岸还自行设置了无线电台。别小看这些电台，它保证了长江之上往来的船只紧张有序，为顺利抢运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1938年10月24日，民生公司实施抢运计划后的第一艘轮船“民权”号起航了。上面满载物资和几百名孤儿难童，孩子们挥着手与岸上目送他们远去的卢作孚告别。此后，宜昌码头的混乱被秩序井然所代替。

P86-90

四年前，我受天地出版社邀请，写作《迁都》一书。坦诚地说，我对这段历史了解不深，不敢承接。

此后的两月，阅读了一些史料，感触颇深，决定接手这副重担。

一位从事军事历史研究的同学告诫我：“这个题材不好把握，是一个难啃的骨头。”

当一个“热血老兵”被这“史诗般的大迁徙”所激动时，他不会介意好友的劝告，自以为凭一腔热血和勤奋的双腿能将这本书跑下来。

这是一段中华民族的图存救亡史。那些为挽救国家危亡而浴血战场的将士，那些在硝烟中西迁的实业家，那些怀揣经世济国韬略的大师，那些举家逃难’的民众，由北向东，由东向西，汇入“迁都”的洪流，前后有3000万之众。这样的一次迁移，实为波澜壮阔，史无前例。

我坚信能找到他们中的一些人，以自己的一腔热血，和他们一起去打捞这段历史的碎片，再以充足的史料将它们串联起来。可以预想这本书在现代史书中，当有一席之地。

在重庆，我第一个拜访的是著名学者王康先生，得王康先生赠送的《浩气长存》一书，聆听了他洞悉历史的睿智之声。他说：“1937年，如果国民政府不迁都重庆，中华民族必将是另一种命运。晓松，你大胆地写。”

从2011年3月，我开始了寻找之路。我去南京寻访国民政府的遗迹；去上海寻访淞沪大战时的遗迹和民族工业的发端；去宜昌寻找当年大撤退时的旧址；去李庄寻访大师们的足迹；去故宫询问当年国宝的颠沛历程；去长沙寻访国宝的“藏身之地”和抗战中的临时大学；去昆明寻访享誉教育界的“西南联大”；去国家第一、第二档案馆，埋头于故纸旧报之中……

两年间，我似乎化作战火中的一粒尘埃，深夜常常惊梦于民国隆隆的炮声里。

我找到闻一多先生的孙子闻黎民先生，钱昌照的儿子钱士湘先生，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史全生先生，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盛鸿先生，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馆长朱成山先生，南京历史博物馆副馆长刘晓宁先生，重庆知名学者牟之先先生，云南师范大学教授何跃先生，成都教育学院教授侯德础先生，民国史专家唐润明先生、戚厚杰先生，宜昌地方志专家朱复胜先生，当年参与宜昌大撤退的民生公司的几位百岁员工等等。

感谢他们给了我无私的帮助，他们不仅填补了我对那段历史知识的空缺，也给我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让我从客观理性的角度去观照这段历史。

我还要感谢国家档案馆、国家第二历史档案馆、重庆档案馆、国家图书馆、南京图书馆、成都图书馆等机构领导的大力支持。

2012年的初春，当我停下脚步坐在电脑前去叙述这段历史时，突然觉得手足无措。  瀚如烟海的史料，如洪水般向我袭来。我想选择一个主要人物为主线，去贯穿全书，可是他又是谁？如果以一个事件作为贯穿全书的主线，这件事又是什么？只能是“迁都”本身。

最后，我只能决定在迁都当中，选择那些重要的事件，各列一章，而每一章均可单独成书。写作大纲形成后，我只能以形散神不散来宽慰自己。

那段历史事件的主角绝大多数已经故去。活着的因年事已高或其他原因很难见到。想要口述记录已是无望之事，只能借助资料。在使用资料的过程中，我一直惴惴不安，怕有抄袭之嫌。但我也无法像写小说一样，可以不动用资料做到完全原创。对那些史书资料，我只能在书后注明参考来源，以表谢意与尊敬。

当初接手采写这本书，没有想到经济收益，也没有去想它有多难。我对天地出版社心存感激，感谢他们的信任，让我有机会亲手触摸这段历史，让我与那些仁人志士隔空交融，让我浮躁的心境能在尘世的熙熙攘攘中得到久违的宁静，即便是疲惫之时，我仍感自己热血犹在，没有麻木。

用四年时间，书写这个宏大的历史巨篇，时间远远不够，书中肯定存在很多缺憾。我只是触摸到它大体的骨骼，而不能探知其鲜活的血液、经络、末梢。这方面天地出版社从社长到责编都给予我宽容，认可我已尽力，在此，我深表感谢，也望读者谅解。

纪晓松

2015年1月5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