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法利夫人》由福楼拜所著，本书女主人公爱玛是外省一个富裕农民的女儿，在修道院度过了青年时代，她学习贵族女子的谈吐仪态，饱读浪漫派作品。后来父亲把她嫁给了平庸、迟钝的乡镇医生包法利，这使迷恋浪漫生活的爱玛不安于室，于是先后成为了地主罗多尔夫与书记员莱昂的情妇。为了取悦莱昂，维持奢华的生活，她挥霍了丈夫的财产，还借了高利贷。后来债主向她逼债，她走投无路，服砒霜自杀。

《包法利夫人》由福楼拜所著，《包法利夫人》描写的是一位小资产阶级女性因不满夫妻生活的平淡无奇而通奸，最后身败名裂，服毒自杀的故事。这样一个桃色事件，无论在实际生活中，还是在向来的爱情小说里，都是司空见惯的。何以经福楼拜写出来，便惊动了帝国政府检察署，立即对作者提出公诉，给他加上“败坏道德，诽谤宗教”的罪名，要求法庭“必须严惩”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只要分析一下这部作品的思想内涵，便昭然若揭。

译者序

上卷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中卷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下卷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我们正上自习，校长进来了，后面跟着一个没穿制服的新生和一个扛一张大课桌的校工。打瞌睡的同学都惊醒了，大家起立，像是正用功被搅扰了似的。

校长做手势让我们坐下，然后转向班主任，低声对他说：

“罗杰先生，我给你带来一个学生，先让他进五年级，学习和操行都好的话，就按年龄，把他编到高年级吧。”

新生站在门后墙角几乎看不到的地方。这是一个乡下孩子，十五岁左右，个子比我们谁都高。头发顺前额剪齐，像乡村教堂唱诗班的孩子，神情规矩而十分局促不安。他肩膀不算宽，但身上那件绿呢黑纽扣的上衣，抬肩似乎太紧，袖口露出裸惯的红红的手腕子。浅黄色长裤的裤管被背带吊得老高，穿蓝色袜子的小腿露在外头。脚上一双钉了钉子的皮鞋，非常结实，但擦得不亮。

我们开始朗读课文。他聚精会神地听着，连腿也不敢跷起，胳膊肘也不敢支在课桌上，像听布道一样专心。2点钟下课铃响了，班主任不得不提醒他一声，他才随同我们走出教室。

我们有个习惯，一进教室，就把帽子扔在地上，腾空了手好做功课。做法是一到门口，就把帽子扔出去，穿过凳子底下，一直飞到墙根，扬起一片灰尘。这是我们的拿手好戏。

但这新生不知是没有注意到这做法，还是不敢照着做，祷告完了，他仍然把帽子放在膝盖上。他那顶帽子可是颇有特色，既像熊皮帽、骑兵盔，又像圆筒帽、水獭皮鸭舌帽和棉布睡帽，总之不三不四，十分寒碜，它那不声不响的难看样子，活像一个表情莫名其妙的傻子的脸。它呈椭圆形，里面用鲸鱼骨支撑；帽口有三道环状滚边，往上是由丝绒和兔子皮镶成的菱形方块，彼此交错，中间有红道隔开；再往上，是口袋似的帽筒和硬纸板剪成的多角形帽顶；帽顶蒙着一块图案复杂的彩绣，中间垂下一根过分细的长带子，末梢吊着一个结成十字形花纹的金线坠子。那顶帽子倒是崭新的，帽檐闪闪发光。

“站起来。”老师叫道。

新生站起来，帽子掉了，全班笑开了。

他俯身去捡帽子，邻座的同学用胳膊肘把它捅到地上，他再次弯腰才捡起来。

“放下你的战盔吧。”风趣的老师说道。

同学们哄堂大笑，窘得这可怜的孩子不知道该把帽子拿在手里，扔到地上，还是戴在头上好。他又坐下，双手放在膝盖上。

“站起来，”老师又说，“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新生结结巴巴，说出一个听不清楚的名字。

“再说一遍。”

他吞吞吐吐又说一遍，引得全班哗笑，还是一个字母也听不清。

“大声点儿！”老师喊道，“大声点儿！”

于是，新生下了最大决心，口张得大大的，像喊人似的，扯开嗓门，嚷出这样几个字：“夏包法里。”

整个课堂“轰”的一声吵嚷开了，越闹越凶，夹杂着尖叫(有人乱吼，有人学狗叫，有人跺脚，有人重复：“夏包法里！夏包法里！”)。吵嚷好一阵子，才变成零星的嘘叫，好不容易平静下来。但忽然，一排学生之中，还有人禁不住笑出声，就像没有燃尽的鞭炮，东一声西一声响起来。

老师一再威胁要重罚作业，课堂秩序才渐渐恢复。他让新生拼音，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念，再连起来重说一遍，才弄明白他的名字是夏尔·包法利，老师立刻命令这可怜虫坐到讲台前面那条懒学生坐的板凳上。新生站起来，离开自己的座位，但又显得犹豫不决。

“你找什么？”老师问道。

“我的帽……”新生怯生生地说，不安地四下张望。

“全班罚抄五百行诗！”老师一声怒吼，就像涅普君的咒语一样，制止住了另一场风暴。“不许吵闹！”老师怒不可遏，一边继续训斥，一边从帽子里抽出一块手绢擦着脑门。“至于你，新生，给我把‘ridiculus sum’。这个动词词组抄写二十遍。”

然后，他把语气放缓和些：  “哎！你的帽子吗，会找到的，又没人偷走！”

整个教室又安静下来。一个个脑袋俯在练习本上。新生端端正正坐了两个小时，尽管不时有人用笔尖弹起一个小纸球，飞来打在他的脸上。他只是抬手揩一揩，低眉垂目，纹丝不动。

晚自习时，他从课桌里取出袖套，把文具整理好，然后细心地在纸上打线。我们看见他学习认真，每个字都查字典，很卖力气。他大概就是凭着这种顽强的意志，才没有降班，因为他语法掌握得还勉强可以，造句却半通不通。他的拉丁文是村里的本堂神甫开的蒙，他父母图省钱，迟迟不送他上中学。

他的父亲夏尔一德尼一巴托洛梅·包法利先生，原本是助理军医，1812年左右，在征兵事件中受到牵连，被迫退役，靠天生的长处，即长相漂亮，赢得了一位帽商女儿的爱，毫不费力捞到六万法郎的陪嫁。此人是个美男子，爱夸夸其谈，故意让马刺碰得铿锵作响，颊须生得连着八字胡，手指上常戴着戒指，所穿衣服颜色鲜艳，外表颇像一位勇士，见人就打招呼的那股热情却像一个旅行推销员。结婚头两三年，他全靠妻子的财产生活，吃得考究，常睡懒觉，抽细瓷大烟斗，夜里看完戏才回家，是咖啡馆的常客。不料岳丈仙逝，遗产甚少，他一气之下办起了制造业，结果赔了钱，于是退居乡村，希望在那里发起来。可是，他一不懂种田，二不懂织布，几匹马只供自己骑，而不让它们去耕地，苹果酒一瓶瓶喝光，而不一桶桶运去贩卖，最肥的鸡鸭都宰来吃掉，用猪油擦打猎穿的靴子。这样，他很快就发现，一切碰运气发财的念头最好从此打消。

他每年出两百法郎，在科和庇卡底两地区交界的一个村子里，租了一座半像农庄半像住宅的房子。从四十五岁起，他就守在家里不出门，闷闷不乐，懊恼万分，抱怨上天，见人就妒忌，声称自己厌恶尘世，决心清静地过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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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中外，多少真正伟大的文学艺术作品，一经问世，即遭到无情的非难、攻击、批判，甚至查禁、焚毁，仅仅凭仗历史的公证，才最终获得其应有的地位，成为人类共享的文化艺术宝库中的瑰宝，彪炳千古。居斯塔夫·福楼拜的传世之作《包法利夫人》的遭遇，就是典型的一例。

福楼拜动手写《包法利夫人》，是1851年9月19日在卢昂近郊的克罗瓦塞别墅。经过将近五年呕心沥血的创作，直到1856年5月才完稿。但誊写人誊得一塌糊涂，他又不得不仔细校正，至5月31日，才寄给《巴黎杂志》他的朋友杜康。《巴黎杂志》是一家半月刊，将手稿搁置了三个月，才决定从10月1日至12月15日分六期连载《包法利夫人》。但该刊审读委员会致函福楼拜，认为他的小说需要删节，请他把删节的全权交给编辑部。福楼拜未予理睬，仅在来函背面写了“荒谬透顶”四个字。从10月10日至11月15日发表的几部分，倒是未作删节。及至12月1日那一期准备付印之时，编辑部一位负责人对出租马车里发生的场面(即莱昂与爱玛从卢昂大教堂里出来后，乘出租马车疯跑全城那一段)，忽然感到担心，说：“这一段不合适，我们还是把它去掉吧。”福楼拜对此十分气愤，但为了不使编辑部为难，便说：“你们要删节，悉听尊便，但你们必须说明你们作了删节。”于是，编辑部加了一条脚注：“审读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删去此处的一段，因为它不符合本刊的编辑方针。特此说明。”事情并未到此止步，接着12月15日那一期，编辑部又决定删去几处。福楼拜确实恼怒了，经交涉，在小说正文底下刊出他的抗议：“《巴黎杂志》出于我不赞同的某些考虑，在12月1日那一期里己删去了一段。在编辑这一期时，他们又顾虑重重，认为必须删去好几处。因此，我声明对后面发表的部分不负责任，读者看到的仅是片断，不是整体。”  《包法利夫人》一发表，立刻在文学界和读者中引起了轰动。当时负责严密检查所有出版物的帝国检察署，看到《巴黎杂志》在发表这部轰动性小说时竟“顾虑重重”，多次删节，该刊审读委员会还特地声明，所删去的部分“不符合本刊的编辑方针”。这还了得！检察署高度警觉起来，对陆续发表的每一部分仔细研究，很快决定对这本书的作者福楼拜以及《巴黎杂志》发行经理洛朗比沙和印刷商比耶提出公诉。福楼拜等很快收到传票，审判于1857年1月31日开始。负责宣读公诉状的是代理检察长埃内斯特·皮纳尔。此人是帝国政府豢养的一条鹰犬，后来出任内政大臣。他在公诉状里，指控《包法利夫人》“败坏公众道德，诽谤宗教”。其重点打击对象是作者福楼拜。公诉状最后要求法庭从轻处理杂志发行经理和印刷商，“至于主犯福楼拜，你们必须严惩。”这篇公诉状尽管十分蹩脚，许多地方十分可笑，但至今仍值得一读。它使我们看到，在资产阶级极权制度下，检察机关怎样不择手段，罗织罪名，扼杀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达到钳制舆论，巩固专制统治的目的。它是一个时代的回声，不仅说明了那个社会制度及其专制政权的反动，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偏见和狭隘。

出庭为福楼拜辩护的是儒勒·塞纳尔律师。他在辩护词中肯定《包法利夫人》是“一本好书”，“一本诚实的书”，“这本书的思想，从头至尾是一种非常合乎道德、合乎宗教的思想”，“它是通过揭露令人发指的道德败坏来弘扬道德”。塞纳尔是巴黎律师公会成员，曾任国民议会议长，可谓声誉卓著，而又雄辩机警。他的辩护词很有特色。当时，他如果不从肯定《包法利夫人》非常合乎道德和宗教这个前提入手，而从维护言论自由和维护艺术之于道德的独立性入手来进行辩护，那将是非常笨拙的。他不仅论证了《包法利夫人》是一本好书，而且肯定了它的艺术成就，强调它是作者长期深入、细致观察生活的结晶，赞扬了作者独特的艺术风格，甚至大胆肯定现实主义的描写方法。作为一个律师，在当时做到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

就在开庭前夕，当时影响很大的诗人拉马丁，约见年轻的作者(福楼拜那时年仅三十五岁)，对他表示支持。福楼拜问他：“先生，我因为写了这部作品，正受到轻罪法庭追究，指控我违背了道德和宗教，这一点你想得通吗？”拉马丁斩钉截铁地回答：“亲爱的孩子，在法国没有一个法庭能给你定罪。有人如此误解你的作品，并下令对它提出起诉，这非常令人遗憾。不过，为了我们国家和我们时代的荣誉，任何法庭都不能给你定罪。”事实证明，拉马丁的断言是真知灼见。面对《包法利夫人》这部杰作，面对德高望重的塞纳尔律师逻辑严密、雄辩有力的辩护，面对许多著名作家的声援和抗争，巴黎第六轻罪法庭在“判决书”里虽然指出，“在本庭受到起诉的这部作品应该受到谴责”，但不得不承认，公诉状所指控的段落，“无论从它们所阐述的思想还是它们所描写的情景，仍属于作者试图塑造的人物性格的范畴”。因而宣告作者福楼拜以及《巴黎杂志》发行经理和印刷商“无罪”，“不予追究”。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胜利。它不仅是福楼拜的胜利，也是整个文学界的胜利。福楼拜本人充分意识到这个胜利的重大意义，他说：“我这场官司是整个当代文学的官司。人们攻击的不是我的小说，而是所有小说连同创作小说的权利。”。统治者的倒行逆施往往产生与其愿望相反的结果。这场官司不仅为《包法利夫人》作了广告，使它在两个月内销售量达一万五千册，此后又一版再版，而且进一步确立了这部作品的历史地位。

《包法利夫人》描写的，是一位小资产阶级女性因不满夫妻生活的平淡无奇而通奸，最后身败名裂，服毒自杀的故事。这样一个桃色事件，无论在实际生活中，还是在向来的爱情小说里，都是司空见惯的。何以经福楼拜写出来，便惊动了帝国政府检察署，立即对作者提出公诉，给他加上“败坏道德，诽谤宗教”的罪名，要求法庭“必须严惩”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只要分析一下这部作品的思想内涵，便昭然若揭。

福楼拜写包法利夫人，着眼点不在写她的爱情故事，而在写她从纯真到堕落，从堕落到毁灭的前因后果，揭露资本主义社会戕害人性，腐蚀人的灵魂，甚至吞噬人的罪恶本质。

爱玛出生于外省一个殷实农家。和许多乡下女孩子一样，她聪明伶俐，天真纯朴。可是，在19世纪上半叶的法国，无论巴黎还是外省的中上层资产阶级，都把女孩子送进修道院接受一段教育，培养贵族式的思想感情和言行举止，为日后进入上流社会打下基础。爱玛的父亲鲁俄老爹爱女心切，也赶时髦，把她送进卢昂的修道院。爱玛生性敏感，感情热烈，想象丰富，在修道院里，“修女们在训戒时，反复拿未婚夫、丈夫、天国的情人和永恒的婚姻这些概念进行比较，在她的灵魂深处，唤起意想不到的柔情”，而宗教音乐课上所唱的抒情歌曲，全都“格调低下，音调轻浮，使爱玛窥见了诱人而又变化莫测的感情世界”。在这种情况下，修道院禁欲主义的说教，只能起反作用，越发刺激她受压抑的情感和对爱情的遐想。不仅如此，1830年前后风靡人心的消极浪漫主义，配合天主教卷土重来的活动，也渗透进了修道院。正是在修道院里，爱玛接受了浪漫主义传奇小说的熏陶，成天满脑子情男、情女、眼泪与吻、月下小舟、林中夜莺、凭窗盼望白翎骑士前来幽会的女城堡主。这些东西与她出身的环境和她日后的家庭生活，格格不入。正是社会提倡的修道院教育，腐蚀了爱玛稚弱的心灵，在她灵魂深处播下了淫糜的种子，做成了堕落的温床。试想一想，如果没有这种教育，日后的爱玛及其生活道路，必然会是另外一种样子。由修道院陶铸出来的爱玛·鲁俄小姐，怀着对爱情的憧憬结了婚，成了包法利夫人。包法利是乡镇医生，按理说在乡间算得上一个体面人物，可是他平庸无能，感情迟钝，与爱玛幻想中的骑士相差十万八千里。爱玛所期待的爱情没有到来。而沃比萨尔的舞会却向她展示了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上流社会生活。在这里，她体验到了奢侈豪华的生活的滋味，看到了养尊处优、浪荡调情的贵夫人，看到了曾经在王宫里很吃香、在王后娘娘床上睡过觉的老公爵，还同那位风度翩翩、颇有骑士派头的子爵跳过舞。这次舞会，是涉足社交生活的爱玛所上的第一课，使她在修道院时期所产生的天花乱坠的幻想，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活方式，在她的心灵深处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后来她的一切渴求和梦想的背后，都浮现出这次舞会的难忘情景。包法利夫人本来并不是个坏女人，尽管受了这些教育和影响，在迁居永维镇之后，她还是一度发狠躲避莱昂的追求，力图当一个贤妻良母，甚至试图帮助丈夫事业上创造惊人的成就，名扬天下。但是丈夫太无能，太不争气，险些断送一条人命，使她受到不堪承受的打击，觉得包法利这个姓氏给她带来的只有屈辱，因此本已岌岌可危的贞操，才彻底崩溃了。她也曾一度试图到宗教中去寻求抵御情欲诱惑的力量，可是自称“医治人类灵魂的医生”的本堂神甫，对她心灵苦闷的倾吐却无动于衷，根本不理解，使她的希望归于彻底幻灭。社会给她造成了堕落的温床，而在她本能地一再反抗、挣扎时，在社会上却找不到任何救助。而罗多尔夫、莱昂这类道德败坏、专门玩弄女性的男人，却一再勾引她。这样，她便不可避免地成了他们的虏获物，最终堕落为不可救药的淫妇。显然，包法利夫人之所以陷入堕落的泥坑，祸根不是别的，正是资产阶级的教育，是资产阶级社会的腐蚀和引诱。我们可以说，是那个堕落的社会造成了包法利夫人的堕落。

包法利夫人的致命错误，在于她不懂得豪华淫逸的生活和浪漫传奇的爱情，需要物质财富作为基础。她的家庭环境，无论她父亲还是她丈夫的家境，都不具备这种物质条件，而她却偏偏要去追求那种不可能属于她的生活。在她寻求爱情和幸福，却沦为别人的玩物的过程中，她不知不觉地将丈夫的薄产挥霍殆尽。这便给高利贷者提供了可乘之机。唯利是图、精明狡猾的奸商勒乐，看准了包法利夫人的弱点和处境，拿物欲作为诱饵，让她签署一张又一张借据，使她积债如山，而一旦发现她身上再也没有油水可榨时，便串通法院，扣押包法利家的财产抵债，并且张贴布告宣布拍卖。包法利夫人被逼到了家庭破产、身败名裂的绝境。她求助于情人，情人们推诿搪塞；她求助于税吏，税吏无动于衷；她求助于公证人，公证人花言巧语，企图乘其危难占有她。这时的人世，对包法利夫人是那样冷酷无情！在她面前只剩下一条路，就是结束她尚年轻的生命。事实再清楚不过：包法利夫人是被资产阶级社会逼死的一一除了这个结论，人们还能得出什么别的结论呢？作品所描写的包法利夫人这个悲剧人物是一个典型，是被资产阶级社会摧残的千千万万妇女的代表。作者本人就说过：“就在此刻，我可怜的包法利夫人，正在法国的十二个村庄里受罪、哭泣！”。被逼致死的包法利夫人遭到社会唾弃，而引诱她堕落的情人罗多尔夫和莱昂，却逍遥自在，甚至步步高升。作品结尾的这一笔，更饱含了辛辣的讽刺和血泪的控诉。福楼拜说：“任何写照都是讽刺，历史是控诉。”。这种讽刺和控诉，构成了《包法利夫人》强烈的批判效果。

《包法利夫人》强烈的批判效果，不仅仅体现在对爱玛的命运的描写上。这部小说有个副标题，叫做《外省风俗》。除了爱玛的生活经历之外，它还给人们提供了什么样的外省风俗画呢？给人以鲜明印象的，首先是一幅形形色色的外省资产者群丑图。这里有满嘴“进步”“科学”，实际上不学无术，却怀着政治野心，欺世盗名的药店老板奥梅；有自誉为“医治人类灵魂的医生”，实际上对人的感情一窍不通，浅薄可笑的本堂神甫布尔尼贤；有道貌岸然，彬彬有礼，却满肚子男盗女娼，与奸商暗中勾结，饱肥私囊的公证人纪尧曼；有唯利是图，奸诈狡猾，重利盘剥，置人于死地的奸商兼高利贷者勒乐；有灵魂肮脏，腐化堕落，随心所欲玩弄女性，纵情声色犬马的地主罗多尔夫；还有生活空虚，百无聊赖，整天摆弄旋床以消磨时光的税吏兼消防队长比内，等等。当然，乡镇医生包法利也应算其中一个，这是一个思想平庸，能力低下，感情迟钝，麻木不仁，做过“名扬天下”的美梦，但终因医术平常，只好安于现状的人。够了，在一个外省乡镇，数得着的有头有脸的人物，基本上齐全了；要说缺，只缺一个乡村教师，因为那个时代在乡间，教师还不受人重视。作者把整个乡镇的头面人物，写得如此周全，几乎一个不漏，不能不说是一种着意安排。这些人算得上乡镇的精英吧，可是他们之中，竟然没有一个坦荡君子，没有一个德才兼备之士，没有一个有德性的角色！他们全都是蝇营狗苟之辈！一个乡镇是如此，推而广之，整个资产阶级，整个社会，不是可想而知了吗？这就是为什么《包法利夫人》虽然写的是外省一隅，却具有震动整个统治阶级的力量。

作为外省风俗画，作品中以浓重的色彩，渲染的笔调，描写了一个“农业评比会”。这是当局宣扬成就、刺激农业生产发展的一次盛会。会场上张灯结彩，敲锣打鼓，鸣枪放炮，一派在永维镇难得见到的节日景象。就在这非凡的热闹气氛中，各种头面人物，上至省府参事，下至本地乡绅，粉墨登场。其中，药店老板奥梅，上窜下跳，出尽风头；教堂执事赖斯迪布都瓦，趁机向参加会议的农民出租教堂的椅子，大捞外快；省府参事在主席台上发表演说，大肆吹嘘全国农村的进步和政府对农民的关心，而罗多尔夫钻在二楼，甜言蜜语勾引包法利夫人，两个人一个慷慨激昂，一个窃窃私语，形成了一曲令人忍俊不禁的二重唱；而主席台下的整个会场，人群吵吵嚷嚷，牛哞羊咩，乱成一片。一个庄严隆重的评比会，变成了一幕滑稽可笑的闹剧。不仅如此，在大会主席宣布的长长一串获奖者名单中，有一位给地主干了五十四年活的老太太，人又老又瘦，脸上的皱纹比风干的苹果还多，身上穿着破衣服，两只手长年接触谷仓的尘土、洗濯的碱水和羊毛的油脂，粗糙发硬，疙里疙瘩，合也合不拢，而她半个多世纪的辛劳所换来的奖赏，只不过是一枚仅值二十五法郎的奖章！作品中精心安排这样一位被剥削制度压榨干的农妇，作为获奖者的代表，不正是对省府参事所唱的高调，对这次所谓评比会的抗议吗？会议结束后，头面人物全都留下来大吃大喝，而群众散去，“人人回到原来的地位，主子继续虐待雇工，雇工继续用鞭子抽打牲口”。这是多么尖刻的讽刺，多么有力的批判。而这种讽刺和批判所针对的，从作品中不难看出，是政府，是最高当局，甚至国君。

《包法利夫人》故事发生的背景是七月王朝，但它所揭露和批判的，主要是第二帝国的社会现实。难怪作品一问世，就立刻掀起轩然大波，“遭到政府攻击，报纸谩骂，教士仇视”，帝国政府迫不及待地要拿作者问罪。这正是这部作品获得巨大成功，以及这部作品能够继《红与黑》和《人间喜剧》之后，成为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又一部杰作的根本原因。

作为继《红与黑》和《人间喜剧》之后，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又一部杰作，《包法利夫人》不仅思想内涵上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批判效果，而且艺术风格上在继承现实主义传统的同时，取得了革新性的突破，在法国甚至世界文坛，获得了普遍赞誉和高度评价。拉马丁说这部作品是他“二十年来读到的最优秀的作品”；波德莱尔赞扬福楼拜“肩负了开辟一条新路的使命”；圣勃夫评论说：“在许多地方，我觉得从不同形式下看到了新文学的标志。”左拉宣称“新的艺术法典写出来了”；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则认为“完美无缺的《包法利夫人》问世后，在文坛产生了类似革命的效果。”这些评价不约而同地高度肯定了《包法利夫人》的艺术成就。

福楼拜把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当作小说创作的最高原则。他像司汤达和巴尔扎克一样，把小说喻为“反映现实生活的一面镜子”。。他认为真实和美是不可分割的：“美就意味着真实。虽说真实的东西不一定都美，但美的东西，永远是真实的。”“丧失了真实性，也就丧失了艺术性。”。这些论断反映了福楼拜的艺术风格的基本倾向。但这种基本倾向并非福楼拜所独具。人们同样可以拿这些观点，去衡量和评价其他现实主义大师们的艺术特点。福楼拜的独创，在于他通过《包法利夫人》，把小说艺术的真实原则推到了“纯客观”的境界。他主张，作家写小说，应该像自然科学家搞科学研究一样，始终保持客观、冷静的态度，“作者的想象，即使让读者模糊地猜测到，也是不允许的”。作品中“一页一行，一句一字，都不应该流露出作者的观点和意图的丝毫痕迹”。《包法利夫人》以前的小说，无论司汤达的《红与黑》，还是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在作品中作者处于主宰一切的地位，由作者叙述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和社会背景，评价人物和事件；作者还经常借题发挥，抒发感慨或阐发哲理，甚至向读者进行说教。总之，作者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在《包法利夫人》里，这一切都不见了。作者把自己深深地隐藏起来了。读完这部小说，甚至很难弄清故事的叙述者究竟是谁？作品上卷第一章写上中学的夏尔·包法利，其中有一句话：“夏尔当时的情形，现在我们恐怕谁也不记得很清楚了。”由此看，故事的叙述者似乎是夏尔的一位同学。但仅此而己，后面再也没露出蛛丝马迹。写爱玛的遭遇和命运，作者自始至终没有出面发一句感慨；写“农业评比会”那样的场面，作者也没有出面发一句议论。总之，作者把自己彻底从作品中排除了。他只是通过典型事件和典型人物，把现实生活忠实地描写出来，一切让读者去体会，让读者去下结论。这种“纯客观”小说，根植于前期批判现实主义的土壤之中，而为19世纪后期的自然主义开辟了道路。左拉就特别推崇《包法利夫人》，称之为“自然主义的典范之作”，并且通过对《包法利夫人》的评价，阐述了自然主义的艺术观：“小说家无动于衷是一条基本法则。自然主义小说家使自己彻底消失在自己所叙述的行动背后。他是藏而不露的戏剧导演。”“作家不是说教者，而是解剖学家。他只满足于讲出在人的尸体里所看到的东西，让读者自己去下结论。小说家始终保持不偏不倚。福楼拜就是这样写小说的。”

前面已经提到，《包法利夫人》以前的小说，作品中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和社会背景、主要人物的出身，甚至重要活动或习俗的来龙去脉，无不详详细细交代得一清二楚，力图让读者感到，一切都有根有据，天衣无缝。可是，读完《包法利夫人》，读者会发现，这本小说根本没有交代时代背景和社会背景，人物出身也没有专门的介绍，更没有家族谱系式的回顾与叙述。作品的着眼点，是描写现实的生活，描写人物现实的活动、遭遇和命运。至于这一切的背景，则是一片虚无。这样做的目的，是尽可能地把作品的主题思想隐藏起来，让读者自己去思考、体会、理解。关于这一点，作者福楼拜说得很明确：“我觉得美的，亦即我想写的，是一本建立在虚无之上的书。它仅仅靠自己，靠其文笔的内在力量来维持，就像地球没有任何支撑而维持在空中一样。这是一本没有主题，或者尽可能让主题隐而不露的书。”。这种“建立在虚无之上”，正是《包法利夫人》整体风格的又一重要特点。

与虚无相联系的，是《包法利夫人》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了“荒诞”的特色。由于作品所着眼的是“直接描写”，写人物活动不言明其动机，写物件不暗示其象征意义，这就难免让人捉摸不透而产生荒诞之感。当然，这种情况仅仅是局部的，尚不构成这部作品的整体特色。关于这一点，后世评论家作为典型进行分析的，主要是两个例子：其一是包法利夫人为了与莱昂幽会，频繁地奔走于永维镇与卢昂之间。她的行动完全出自于一种本能，不顾一切后果，令人感到极不近情理而显得荒诞。其二是关于夏尔上中学时所戴的帽子的描写。这是尤为典型的一个例子。读者不妨再来玩味一下这段描写：“他那顶帽子可是颇有特色，既像熊皮帽、骑兵盔，又像圆筒帽、水獭皮鸭舌帽和棉布睡帽，总之不三不四，十分寒碜，它那不声不响的难看样子，活像一个表情莫名其妙的傻子的脸。它呈椭圆形，里面用鲸鱼骨支撑；帽口有三道环状滚边，往上是由丝绒和兔子皮镶成的菱形方块，彼此交错，中间有红道隔开；再往上，是口袋似的帽筒和硬纸板剪成的多角形帽顶；帽顶蒙着一块图案复杂的彩绣，中间垂下一根过分细的长带子，末梢吊着一个结成十字形花纹的金线坠子。那顶帽子倒是崭新的，帽檐闪闪发光。”请看，这项帽子描写得不可谓不生动，不可谓不具体。但是，它的总的特征究竟是什么呢？读者恐怕很难讲得清楚，甚至它作为帽子的基本特征，也消失在读者的意识的空白之中。至于它究竟具有什么象征意义，就更难把握，似乎它的意义就在于它的存在，甚至就在于它本来不代表任何意义。这种荒诞的描写，给了后世的现代派小说家生动的启示。

福楼拜是位语言大师，很注重人物性格化的语言。但是在《包法利夫人》里，他对人物对话的描写显得相当节制，作品里几乎见不到大段大段的直接对话。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突出地运用了人物内心独自。不仅爱玛和夏尔，就是罗多尔夫和莱昂，甚至鲁俄老爹，都有大段的内心独白。虽然从整体上讲，内心独白在这部作品中也是局部的，但可以毫不夸张地称为“包法利特色”。内心独白正是人物心理上那个最隐秘的领域、那个梦呓般难以表达的领域的流露，是人物的思想在无意识层次的流动，有助于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使人物的思想、感情和性格更加丰富，更加充实，更具有立体感，更真实可信。

福楼拜是一位锐意创新的艺术家，他在《包法利夫人》里为追求艺术的完美所作的尝试，为革新小说的艺术形式作出了重要贡献，引起了20世纪的现代派小说家们的普遍注意，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意识流小说大师普鲁斯特认为，《包法利夫人》中人物内心独白和动词非确指过去时的运用，使得福楼拜“几乎像康德一样更新了我们对事物的看法，更新了认识及外部世界现实的理论”。。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萨特称福楼拜是“现代小说的创始人”，“处于当今所有文学问题的会合处”。而60年代“新小说”的主要作家罗伯一格里耶和娜塔丽·萨洛特，在猛烈抨击巴尔扎克式小说的同时，却把福楼拜奉为前驱，全面继承并大大发展了《包法利夫人》革新性的艺术特色，进而把小说的艺术形式推到了极端。现代派小说家们对福楼拜的崇奉和继承，充分显示了福楼拜在法国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地位，而一百多年来人们对《包法利夫人》的研究、评价和借鉴，说明这部作品成了现代小说名副其实的经典。法国当代小说家兼评论家蒙泰朗说得好：“法国当代所有作家，至少像我这种年龄的作家，都从他(福楼拜)那里得到了一点什么。”“人们感激他塑造了一个典型一一包法利夫人的典型。”

罗国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