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连,在海边,有一个特殊而又幸福的大家庭,叫儿童村。那里生活着一群姓“海”的孩子。他们如阳光般灿烂,像花儿一样幸福。
2011年11月18日,儿童村度过了她八周岁生日。
这八年经历了怎样风雨艰辛的旅程?这八年发生了怎样鲜为人知的感人故事?这八年见证了怎样坚守承诺的责任与信仰?这八年带动了怎样一批又一批的志愿者一同踏上这爱的道路?王刚义、王秀岩的这本《儿童村不能忘记——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救助风雨历程》给了我们答案。这是我国第一部图文并茂记录养护服刑人员特困子女的著作,对研究社会上这个特殊的群体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里程碑式的意义。
在大连,在海边,有一个特殊而又幸福的大家庭,叫儿童村。那里生活着一群姓“海”的孩子。他们如阳光般灿烂,像花儿一样幸福。2011年11月18日,儿童村度过了她八周岁生日。“儿童村”三个字已经成为爱心与善行、勇气与付出的代名词。于是人们肯定想知道,从2003年到现在,这八年多的漫漫求索、艰难跋涉的风雨路,是怎样走过来的?都发生了怎样感人的故事?又是什么样的力量促使王刚义和他的同伴们如此坚定不移,勇往直前?
王刚义和《儿童村不能忘记——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救助风雨历程》的另一个作者,王秀岩——一家大型幼儿园的园长,儿童村的铁杆志愿者,用朴实的文字、珍贵的图片向我们呈现了八年来儿童村所走过的风雨历程,向我们述说了儿童村孩子点点滴滴的故事,也回答了我们心中一直渴望知晓的一切。
《儿童村不能忘记——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救助风雨历程》中由儿童村所播撒出的蒲公英的种子,必将飞遍世界各个角落。
偏偏此时,金宏伟的家人赶来,要求拿走儿童村的一些设备,金宏伟欠下的1.3万元手术费也被催要得更紧了……
潘芏咬牙坚持着,一天一天地应对。“孩子们总是偷偷议论,害怕会被撵走。但是看见我,又不敢说。他们可怜巴巴的眼神让我感觉揪心。”有一天,一个孩子突然拉着潘芏的手说:“阿姨,今天你能陪我一起睡吗?我好久都没有和妈妈一起睡了。”这样的一句话,让潘芏难受了好久,也支撑着她无论多难都继续坚持下去。为了儿童村日常开销,为了让孩子们吃饱穿暖,潘芏和伙伴经常有手足无措的感觉。为了孩子们,她像祥林嫂一样到处和人家讲儿童村面临的困境,说尽了好话。
当混乱终于过去时,她开始认真地思考儿童村的明天和未来。“儿童村绝不能靠孩子们的眼泪和乞求过日子。”潘芏说,每次看到孩子们朗诵《说句心里话》,看到台下观众既怜悯又怀疑的眼神,她的心情都非常复杂。“事实上,儿童村绝非某一个人的事业,它是属于社会的,我与杨梅只不过是具体做事的人。”潘芏认为,一个良性发展的儿童村不应该完全靠义务奉献,它应该具备完善的规章制度,建立完善的框架,不管是谁来管理,只要按章办事,都能管理得很好。
基于这样的想法,潘芏开始为儿童村存在的合法身份而忙碌。她和杨梅等数次拜访了几家跟儿童村相关的部门,有大连市民政局社会福利处、市妇联妇女儿童权益部、市司法局、辽宁省监狱管理局……他们强烈希望能有单位愿意做自己的主管单位,这样既有了上级监管单位,又可以在民政局民间组织管理处登记注册,取得合法身份。
2006年3月,中央综治委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中央综治办、民政部、司法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联合发出了关于开展“为了明天——全国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关爱行动”的通知,将服刑人员子女的帮扶、救助、法律援助纳入政府相关部门的职责范围,并鼓励志愿者和社工参与。来自政府方面的积极行动为从事此项事业的民间组织吹来一股春风。这是国家第一次以正式文件的形式认可对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实行“寄养”的做法。“国家有关部门已经认识到,特殊儿童的教育应该引起全社会的重视,这使我再次认识到这项事业的重大意义。”潘芏说,如果说以前的儿童村是孤单的,现在它已经是全国同类机构网络中的一员,全社会也由怀疑、质疑发展为理解、支持。大连市民政部门也对上级政策作出了反应,表示将对市内几家寄养服刑人员子女的民间组织给予政策指导和大力扶持。但是由于这样的人群处在一个尴尬的法律地位,注册严格限制,使得儿童村的合法注册再次被搁浅。所以,寻找主管单位的事宜一直悬而未决。当一些人对儿童村的身份提出质疑时,他们并不知道潘芏面临的“黑户”局面,正是当今NGO(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组织(非营利组织)尴尬地位的一个缩影。
不得已,他们在儿童村地理管辖区的双台沟村争取到村委会书记的支持,到所属营城子镇政府取得了允许在当地试运行的批文。
双台沟村委会为了支持儿童村的运作,从2005年中左右,开始给儿童村减免水费。针对儿童村孩子入学问题主动与甘井子区教育局小教科沟通,并获得了大力支持,甘井子区双台沟小学积极接收儿童村孩子就近入学。
刚加入儿童村时,潘芏对NGO并无认识。2005年2月起,潘芏与外界的联系面开始扩大,参加了各种培训会,诸如NGO高层管理人员诚信系列培训、民间组织领导能力培训等。
从踏上救助特殊儿童这条路开始,潘芏就很关注国内做各种儿童救助的机构和创办人。曾经收集了很多反面的典型事例,如胡曼丽事件、四川李姓女士办孤儿院后来走上犯罪道路的案例,等等。分析这些案例,她发现,他们也曾经在这个领域作出了很多贡献,而他们的犯罪是在各种条件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最关键的因素就是救助机构的治理机制不完善,管理体制不透明、不规范,缺乏公信力。这几乎是导致儿童救助机构出现大的纰漏的最根本的因素。她认识到:做慈善救助事业,要有一种警惕。从一开始就要把心放正,让机构行为规范化,否则后半生没有办法做人。
因此,在潘芏的推动下,儿童村建村伊始就明智地选择了走规范化治理的道路:2005年8月儿童村网站建立,首次在公共平台上做捐赠信息公开。2005年10月成立理事会,更实质性地把儿童村推上一个有固定人群的公共平台;2006年4月儿童村成立监事会,由王刚义、韩伟、杨雅景、李福阳等7人组成,对儿童村的管理、财务等进行全方位监督,形成理事会决策、监事会监督、执行团队执行的局面。2006年8月儿童村内部刊物《爱在海边》创刊,捐赠信息及村内大事记公开在内刊上登载。2007年6月第三期《爱在海边》发行,正式将财务报表公开……每一步,都是潘芏边学习“取经”,边仿照“试行”。
尽管机构还很小,运转还远远谈不上正规,但不可否认的是,大连儿童村这只很小的麻雀,从幼年开始走的就是一条健康发展的道路。几年的磨砺,使得一个原本内向的潘老师走向了成熟,走向了为爱的光明而追逐的外向。她用她自己的家庭与一生描绘着这幅绿色的事业画卷,用一颗红色而火热的心哺育引导着这群特殊孤儿们。她也曾为自己抛家舍业而痛心过,但她却不曾后悔;她也曾为不能陪伴在儿子身边而愧疚过,但孩子的受益让她欣慰;她也曾为不能守候在丈夫身边而亏欠过,但理解她的丈夫又让她振作;她也曾为不能在妈妈身边尽孝痛哭流涕过,但孩子们紧紧抓住了她的心,她别无选择。
在潘芏的名片上写着这么一个称号:大连爱在海边特殊儿童村村长、全职社工。当记者问她儿童村“特殊”在什么地方时,她浅浅一笑,说道:“这是一家为有需求的服刑人员代养子女的机构。”潘芏说:“我们想做到的是,每救助一个孩子,就要让他成为一个心灵健康的人。教育孩子们不要因为自己的父母犯罪而绝望、不要因为自己的过去而自弃。与其说儿童村是为孩子们遮风挡雨,不如说这是一场心灵的救助。今天我们多花些钱用于流浪无助儿童的救助,明天我们将少花很多钱拯救犯罪。我们只希望,在大家的关爱和帮助下,孩子们能乐观、自强、自信地生活!”
谈起孩子们,潘芏总是无比自豪。她说:“那些我们认为微不足道的小事,有时对孩子来说有着重大意义,孩子身上无小事,我们必须深入到他们的内心。”她在救助手记中这样写道:“有了爱在海边这样的儿童村,这些孩子们不用再漂泊。他们服刑的父母也有了积极改造的足够动力。儿童村就像一张巨大的病床,心灵受伤的孩子们陆续被接到这里慢慢地疗养。”
如果你是在孩子们刚吃过午饭的时候去看望他们的,便能听到这样的对话,“都吃什么了?”看电视的海辰会回答你:“肉炒黄花菜,土豆丝,咸菜,大米饭。”“你身上这件毛衣是谁给买的?”你会发现儿童村的孩子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杨阿姨。”“杨阿姨”这个简单的称呼,饱含了孩子们对杨梅的依恋与热爱,孩子们的昨天是不幸的,但是因为有了金宏伟、潘芏、杨梅、杨雅景、刘美子、姜智瑞等人无私的关爱,今天的他们有了一个温暖舒适的家。他们就是孩子们的天,是孩子们的希望,是孩子们的家。
当人们总是好奇地问起这个优雅而又知性的女人为什么选择这一事业时,她淡然地说道:选择儿童村是选择一种生活方式。不让有限的生命渺无痕迹地离开世界,不让金钱成为今生追求的目标,尽自己的所能去帮助他人,尤其是帮助孩子,并以此为乐。P10-13
2012年3月初的一天,我正在外地讲学,接到刚义的一个电话,他邀请我为他的新书《儿童村不能忘记——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救助风雨历程》作序。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我与刚义有着不同寻常的缘分。我们同是吉林大学的法学博士,共同执教于大连理工大学管理学院,更让我感到荣幸的是,我还是大连儿童村的监事长。
从结识他开始,就没见他停歇过。他每一次都掀起轩然大波,每一次都惊起世人无数错愕的目光。从挑战冰海的勇士到华丽转身去儿童村给孩子们当老爸,这一刚一柔,让读懂他的人慨叹:王刚义是一个真英雄!
坦白地说,我至今不太能理解他为什么放弃所有的光环,只是为了到这个偏僻的小山村给这些特殊的孤儿当老爸。但这不影响我打心眼儿里敬重他。
罪犯子女作为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一直是司法界和社会各界有关人士十分关注的问题。2005年司法部专门成立了课题组,对这一问题在全国展开调研。结果表明:截至2005年年底,在我国服刑的156万名在押犯中,有未成年子女的服刑人员近46万人,其未成年子女总数逾60万。其中有45.9%的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生活状况没有保障。统计结果同时显示,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辍学现象严重、流浪乞讨现象令人担忧,尤其是监狱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犯罪率远远高于全社会未成年子女的犯罪率……
以上的事实和数据令人揪心!很显然,如何对待这样一群“特殊孩子”,不仅是全社会亟须共同关注的重大问题,也是每一个普通人所面临的道德判断。
然而,在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公约》和《儿童权利公约》中,却找不到任何一条有关人类社会中这一弱势群体的规定,在我国,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出台任何一部关于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救助机制的法规、条例。并且此前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罪犯子女也始终是一个尖锐棘手的“老大难”问题,始终未见有良好的解决方案与成功的实践模式。这是一群生活在法律空隙,被边缘化的孩子。“我不忍心看着他们去流浪。”这是王刚义挑起照顾服刑人员子女重担的初衷。在他的带动下,一个又一个爱心志愿者、爱心团体追随着他的脚步。以王刚义为首的大连儿童村以民间公益的“草根形式”主动为政府化解社会矛盾,承担社会责任,他们为这些流离失所、遭人唾弃的罪犯孩子施行救助,使他们摆脱饥饿、失学的无助生活,在一个相对安定温馨的大家庭里,纠正他们的不良行为,教他们劳动互助,让他们重拾自信。这些处于社会边缘的“弃儿”,渐渐找回了正常的人生轨迹。
更由于王刚义学者的背景和身份,儿童村在对弱势群体施行人道主义救助的同时,以点带面,积极创新,以多样化救助为切入点,丰富了民办慈善机构存在的价值及内涵。因此大连儿童村在全国40余万家的非政府组织中,脱颖而出,走出了一条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探索之路。“我要给他们做一辈子的老爸,为他们的一生负责任”。王刚义绝对是个脚踏实地的,有远见、有深谋远虑的男人。他带领的理工大学研究生团队边实践、边科研,为我国培养了数名优秀的社会保障人才,为推动我国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立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还听说,他已经在北京的太医馆建立了大连儿童村的创业基地,为孩子们的将来就业找到了出口。
尽管王刚义一直说:我不过是儿童村的一个超级大义工,但不管他是否承认,儿童村还是深深地打上了他的烙印。由于他的存在,他的指引,大连儿童村已经成为大连乃至全中国慈善业的一个标杆、一面旗帜。大连儿童村正在以全新的面貌向社会展示它作为民办慈善机构的正向影响力,同时为全国的民间慈善救助机构的运营提供了新鲜的思路。王刚义赢得了人们的尊重和支持。但,还有一个数字我们不得不注意到。目前,全国像这样的儿童村共有八家,得到救助的特殊儿童仅有三千多名。从数字上说,三千多名相对于六十多万,是不成比例,杯水车薪的;但是,烛微尽善,从善如流,开办儿童村对社会所产生的巨大的积极导向作用,在今天我们再怎么高估也不为过。开办儿童村不仅仅是给罪犯子女一个温暖的家、让他们回归正常孩子的天性、帮助罪犯解除后顾之忧安心改造,并且事实上已经完全超出预想,正在越来越有力地牵动和影响着整个社会。
儿童村的事业方兴未艾,“儿童村”三个字已经成为爱心与善行、勇气与付出的代名词。于是人们肯定想知道,从2003年到现在,这八年多的漫漫求索、艰难跋涉的风雨路,是怎样走过来的?都发生了怎样感人的故事?又是什么样的力量促使王刚义和他的同伴们如此坚定不移,勇往直前?
令人欣慰的是,王刚义和本书的另一个作者,王秀岩——一家大型幼儿园的园长,儿童村的铁杆志愿者,用朴实的文字、珍贵的图片向我们呈现了八年来儿童村所走过的风雨历程,向我们述说了儿童村孩子点点滴滴的故事,也回答了我们心中一直渴望知晓的一切。掩卷沉思,我不禁思绪万千。今天我们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整个社会正处在一个重要的转型期。以前国家和社会的问题,事无巨细统统依赖政府去解决,可是随着国家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许多政府无法管、无力管的问题,需要每一个公民积极行动起来,去解决,去完成。当整个社会都伸出手,一个繁荣的、有生气的和谐社会才是坚实的、有生命力的。也因此,王刚义说,“我要让每一个来到儿童村的人,带着对儿童村事业的理解,带着对中国慈善业的激情离开这里。并传播给身边的每一个人。”
这由儿童村所播撒出的蒲公英的种子,必将飞遍世界各个角落。
是为序。
2012年3月26日
在一个孤独症儿童学校的募款餐会上,在场的所有人永远忘不了其中一个学生的父亲所说的话。这个家长问了一个问题:“在无外力干扰下,大自然所创造的一切都是完美的。但我的儿子,西恩,他无法像别的孩子那样学习,他无法像别的孩子一样理解事物。在我孩子身上,大自然的法则何在?”我们每天都有无数的机会可以协助去体现大自然的法则,很多人与人之间微不足道的互动都是一个选择的机会。
到底我们是把爱和人性的光辉传递下去,还是放弃这些机会使得这世界一点点的更加冷漠?相信看过本书后的你会给出一个答案。
写作本书的过程,是心灵一次又一次被救赎的过程。它让我们重温那些已经远去或正在远去的历史;它让我们坚信人性的光辉与美好;它让我们在救助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这条路上,更坚定地走下去。就在本书终审之际,辽阳第一监狱迫切提出了一个请求:一个12岁的小女孩和一个6岁的小男孩,爸爸妈妈均在监狱服刑,因为担心孩子而拒绝改造,因此想通过亲情帮教让他们认罪、悔罪、赎罪。虽然儿童村困难很大,但我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感谢大连理工大学陈树文教授百忙之中为本书作序,感谢大连理工大学卢中昌副校长和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社长金英伟为本书的出版给予的支持,感谢大连理工大学社会保障专业的研究生团队耿亚东、陈雅文、刘琳琳、吕勇杰、冯悦、朱晓荣、郭俊丽、郭春红、张伟利、宋文磊等为本书做的大量工作。
感谢八年来陪伴儿童村风雨兼程的所有爱心志愿者。八年来,你们给予了儿童村无私的、默默的支持与关怀。往事历历,蓦然回首,如在眼前。我们很抱歉无法一一记录你们的名字,但重要的是,你们来过了,儿童村不能忘记,孩子们不能忘记。
在此,谨代表孩子们诚挚地向你们道声“谢谢”。前行的路上,有欢乐幸福,也会有坎坷挫折,只要我们携手,未来一定会更美好。
2012年3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