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书修于后晋高祖天福六年(941)至出帝开运二年(945)之间,最初奉命监修的是宰相赵莹,参与编纂的有多人,最后由宰相刘晌进呈,故题名作“刘眴等撰”。《旧唐书》的修撰离唐朝灭亡时间不远,资料来源比较丰富。唐代有比较完备的本朝史实进行记载和编修的制度,唐武宗之前的实录到五代时大都存在,还有吴兢、韦述等人所撰的《唐书》,以及日历、会要等存世。修撰过程中,朝廷又征集了一些士人官员的家传、家谱等文献。此外,还有不少耳闻目睹唐朝史事的故老健在,可资访闻。二百卷之书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修成,主要原因即在于此。考虑到有些诏敕和奏议关涉到唐代国家政治和各方面重大的政策措施,刘昫主编的《旧唐书(1)》并未回避这些难题,选译了一些重要的长篇诏敕和奏议。
对于非专业的读者来说,二十四史中的《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这前四史,大都不可读,只能作为史料来查考。《旧唐书》就属于这些不可读的正史之一。因此,我们在《旧唐书(1)》篇目选择和现代汉语翻译方面都特别注意文字的可读性,在忠实于原意的前提下,尽量采取现代人可以理解的通俗的表达方式。由于古代汉语在语境上与现代汉语的差异很大,而且许多古代的典章制度、礼仪风俗以及思想概念等都已经完全与现代的实际生活无关,所以要准确地表达其中的意义几乎没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翻译古代文献也类似于跨文化的交流。尤其是一些制敕诏令或大臣的表章奏议,典故繁多,用语考究,是翻译中的难中之难。考虑到有些诏敕和奏议关涉到唐代国家政治和各方面重大的政策措施,刘昫主编的《旧唐书(1)》并未回避这些难题,选译了一些重要的长篇诏敕和奏议。
本纪第一
高祖
高祖神尧大圣大光孝皇帝姓李氏,名渊。其先祖是陇西狄道人,凉武昭王李暠的第七代孙。李暠生李歆。李歆生李重耳,出仕北魏任弘农太守。李重耳生李熙,任金门镇将,率领豪杰镇守武川,因而在此安家。唐高宗仪凤年间,追尊李熙为宣皇帝。李熙生李天锡,北魏时任幢主。大统年间,追赠司空。仪凤年间,追尊为光皇帝。李渊的祖父李虎,北魏左仆射,封为陇西郡公,和周文帝及太保李弼、大司马独孤信等人因为辅佐之功,当时被尊称为“八柱国家”,并赐姓大野氏。北周建立后,追封李虎为唐国公,谥号为襄。等到隋文帝任宰相的时候,恢复本姓李氏。武德初年,追尊李虎为景皇帝,庙号太祖,陵墓称永康。李渊的父亲李晒,北周安州总管、柱国大将军,承袭唐国公爵位,谥号为仁。武德初年,追尊为元皇帝,庙号世祖,陵墓称兴宁。
高祖李渊北周天和元年(566)生于长安,七岁承袭唐国公的爵位。及至长大,潇洒倜傥、性格豁达,真诚率性,宽厚仁慈、包容他人,无论贵贱都倾心归附。隋朝建立后,任千牛备身。隋文帝皇后独孤氏,正是高祖的姨母,因此特别受到亲信爱护,多次迁转,前后担任谯、陇、岐三州刺史。有位叫史世良的人,善于看相,对高祖说:“您骨骼奇特,必定成为人主,希望您自爱,不要忘记在下的话。”高祖颇以此言自负。
大业初年,高祖任荥阳、楼烦两郡太守,被征召回京担任殿内少监。大业九年(613),迁转为卫尉少卿。辽东战役中,在怀远镇负责督运物资。杨玄感起兵反叛,隋炀帝命高祖赶往镇守弘化郡,兼管关右诸军事务。高祖历任中央地方众多官职,素来善于树恩立德,此时借机接纳豪杰,众人多来归附。当时隋炀帝猜忌多疑,人们都感到恐惧。正赶上隋炀帝下诏令李渊到其驻所觐见,李渊生病没有去。当时李渊的外甥女王氏在后宫,隋炀帝问她:“你舅舅为何迟到?”王氏回答说因为生病,隋炀帝说:“是否严重到会病死?”唐高祖听了更加害怕,于是纵酒沉湎,收受贿赂,以此来掩盖形迹。大业十一年,隋炀帝巡行汾阳宫,命高祖前往山西、河东讨捕反叛势力。军队到了龙门,起义军首领毋端儿率领数千人进逼城下。高祖率十几名骑兵反击,射箭七十多支,敌人都应弦而倒,敌军于是溃败。大业十二年,迁任右骁卫将军。
大业十三年,担任太原留守,郡丞王威、武牙郎将高君雅任副留守。各地叛乱蜂起,和江都的交通被阻隔,太宗和晋阳令刘文静首先策划,劝高祖李渊起兵反隋。不久,马邑校尉刘武周占据汾阳宫举兵反叛,太宗和王威、高君雅准备召集兵士前往讨伐。高祖于是命太宗和刘文静及手下门客长孙顺德、刘弘基各自招募兵马,十几天中聚集了一万多人,还秘密派遣信使去河东召集长子李建成和李元吉。王威、高君雅见军队大规模聚集,恐怕高祖叛变,两人疑惧,于是请高祖到晋祠去祈雨,打算对其不利。晋阳乡长刘世龙知道了此事,于是告诉了高祖,高祖暗中准备好了对策。五月甲子,高祖和王威、高君雅商议政事,太宗秘密在屋外布置兵马,防备非常事件的发生。派开阳府司马刘政会告发说王威等人想要谋反,拼立即擒住斩首,而后兴起义兵。甲戌,派遣刘文静出使突厥,去与始毕可汗取得联系,请突厥率兵响应。
六月甲申,命太宗领兵进攻西河,顺利攻占。癸巳,建起大将军府,并设置三军,分为左右:以长子李建成为陇西公、左领大都督,左统军隶属其管辖;李世民为敦煌公、右领大都督,右统军隶属其管辖。裴寂任大将军府长史,刘文静为司马,石艾县长殷开山为掾,刘政会为属,长孙顺德、刘弘基、窦琮等分别为左右统军。开仓放粮,……
P1-2
《旧唐书》共200卷,包括《本纪》20卷、《志》30卷、《列传》150卷,原名《唐书》,宋祁、欧阳修等所编《新唐书》问世后,才改称《旧唐书》,时间应该在南宋时。
此书修于后晋高祖天福六年(941)至出帝开运二年(945)之间,最初奉命监修的是宰相赵莹,参与编纂的有多人,最后由宰相刘晌进呈,故题名作“刘眴等撰”。《旧唐书》的修撰离唐朝灭亡时间不远,资料来源比较丰富。唐代有比较完备的本朝史实进行记载和编修的制度,唐武宗之前的实录到五代时大都存在,还有吴兢、韦述等人所撰的《唐书》,以及日历、会要等存世。修撰过程中,朝廷又征集了一些士人官员的家传、家谱等文献。此外,还有不少耳闻目睹唐朝史事的故老健在,可资访闻。二百卷之书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修成,主要原因即在于此。
《旧唐书》有很多是直接抄录自现成的史料。《本纪》从高祖到文宗基本是根据实录撰写或抄自国史本纪,后者也是源出实录。武宗的实录已残,宣宗以后到哀帝的实录大体不存,撰写时往往缀合征集来的残存日历、制敕册书、诸司吏牍等而成,虽然不如前面诸帝本纪的体例统一,但有的地方叙事反而比较完整,不待翻阅各传,一些重大事件即已一目了然,很具史料价值。《旧唐书》的十一篇《志》,主要史料出于诸司向朝廷提交的档案资料,也在很大程度上参考了《大唐六典》、《会要》等书,在选材取向上,以前期制度为主,对与五代在时间上最接近的后期制度的记载和梳理,反而不是很到位。这反映了晚唐以来对唐前期制度推重的历史取向。《列传》主要依据实录附传、国史传所修,文中“今”“上”“今上”字样皆是明证,史臣论赞也有直接抄录不改的。此外,还参考了征集到的家传、家状、私家谱牒等进行编撰,都是第一手史料,价值很高。《列传》里的信息是最丰富和具体的,事件和制度,都要落实到人,而且在《列传》里对同一件事的记载有可能发生抵牾,因为可能来自不同的史源,这恰好为我们的考辨研究提供了难得的线索。这是正史列传的一个重要价值。
将大量原始史料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这是《旧唐书》最值得称道之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晚唐史料比较缺乏,写得比较粗糙。《四库全书总目》说:“长庆以后,《本纪》则诗话、书序、婚状、狱词委悉具书,语多支蔓;《列传》则多叙官资,曾无事实,或但载宠遇,不具首尾,所谓繁略不均者,诚如宋人之所讥。”不过,无论如何,要了解唐朝的历史和文化,《旧唐书》都是无可回避的基础史料。
唐朝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陈寅恪曾说,“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论韩愈》,《历史研究》1954年第2期)这种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及其开放进取、雍容大度的所谓“盛唐气象”,构成了中国人文化修养中的特殊情结。不仅《唐诗三百首》成为妇孺皆知的启蒙读物,李白、杜甫成为中国文化的标志性符号,就是大唐开国群雄的英雄故事、贞观之治中君臣相得益彰的治理局面、一代女皇武则天的千古传奇、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神话,凡此等等,古往今来,都一直是从山乡村野到泮宫庙堂议论的重要话题。
作为编撰史料,《旧唐书》的记载并不等于真实的历史,许多问题的真相还需要经过专家参照其它历史记载加以考订,历史表象背后的历史真实更是需要深人的分析和解读。例如关于太原起兵与唐朝开国的历史,根据《旧唐书》的《高祖本纪》和《太宗本纪》以及相关《列传》的记载,得出的结论无疑是不全面、不真实的。如关于太原起兵的主谋到底是李渊还是李世民的问题,一度曾是唐史研究中争论的焦点。以《旧唐书》为主的传统文献都认为李世民是起兵的首谋,但在唐人温大雅撰写的《大唐创业起居注》中,李渊则是太原起兵的主谋。史学界大多认为温大雅的记载较《旧唐书》原始,李渊应是首谋,而李世民是在李渊的授意下做了一些工作,处于次要地位。至于旧史记载李世民是首谋,那是因为李世民篡改了国史。不过,在肯定李渊首谋作用的同时,也不能完全否定李世民在太原起兵中的重要作用。记载在正史上的大部分内容,是李世民的真实活动,在起兵的过程中,李世民独立完成了一些事情,或者,李世民也在计划如何起兵。他的筹划与李渊的安排是同时进行的两条线,目的是相同的,过程则相对独立。依据唐朝国史的正史和《大唐创业起居注》均分别侧重一条线,造成了表面上的矛盾。《资治通鉴》并不是简单沿袭了国史的错误,司马光还是发现了许多问题,留下了一些线索,他通过特殊的笔法,努力做到既维护李世民“圣君”形象,又保存追究历史真相的线索。又如,关于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事变的原因,《旧唐书》卷64《隐太子李建成传》中的记载是:“时太宗功业日盛,高祖私许立为太子,建成密知之,乃与齐王元吉潜谋作乱。”这就是说,是李渊觉得李世民的功劳大、声望高,私下答应要改立李世民为太子,李建成探听到了李渊的这个想法,就和李元吉一起谋划叛乱。李世民为了自卫,发动武装政变,夺取了政权。但是,这种说法明显是站不住脚的,大都是李世民为了论证武装夺权的合理性而编造的。李渊始终坚持李建成就是皇位继承人。所以说,要了解唐朝真实的历史,还需要阅读历史学家的专门研究成果。
尽管如此,《旧唐书》名列正史,仍不失为矫正各种有关唐朝野史传闻错误的标尺。例如在《说唐》和《兴唐传》等演义小说中被列为隋唐英雄中第一好汉的李元霸,真名为李玄霸,在《旧唐书》卷64《高祖二十二子传》中只有寥寥数字,作“卫王玄霸,高祖第三子也。早薨,无子”,也就是一个出生不久就夭折了的皇子。又如,关于杨贵妃在马嵬事变以后的下落,众说纷纭,有的说她根本没有死,或者逃亡到了四川出家为尼,或者逃亡到了日本。而《旧唐书》卷51《后妃传》则明确记载其被“缢死于佛堂”,后来唐玄宗从成都回到长安做了太上皇,“上皇密令中使改葬于他所。初瘗时以紫褥裹之,肌肤已坏,而香囊仍在。内官以献,上皇视之凄惋,乃令图其形于别殿,朝夕视之”。
记载唐代历史的正史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可以有异本互相参照,《隋书》和《旧唐书》有一些重复的列传(如《李密传》、《裴矩传》等),《旧唐书》和《新唐书》之间和两部《五代史》之间,以及两《唐书》和两《五代史》之间,可以参照的地方更多。许多在《旧唐书》上文句读不懂的地方,诸书一参照就可能豁然贯通。又如武则天的传记,《旧唐书》有《则天皇后本纪》,《新唐书》则同时有《本纪》和《列传》,要注意其中的取舍,也可以互相参照。此外,《列传》中的《四夷传》(外国传),是研究民族史、民族关系史和国际关系史的重要资料。这部分还可和《通典》的《边防典》、《唐会要》卷94一卷100有关少数民族政权的记载结合起来进行比对参照。
对于非专业的读者来说,二十四史中的《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这前四史,大都不可读,只能作为史料来查考。《旧唐书》就属于这些不可读的正史之一。因此,我们在篇目选择和现代汉语翻译方面都特别注意文字的可读性,在忠实于原意的前提下,尽量采取现代人可以理解的通俗的表达方式。由于古代汉语在语境上与现代汉语的差异很大,而且许多古代的典章制度、礼仪风俗以及思想概念等都已经完全与现代的实际生活无关,所以要准确地表达其中的意义几乎没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翻译古代文献也类似于跨文化的交流。尤其是一些制敕诏令或大臣的表章奏议,典故繁多,用语考究,是翻译中的难中之难。考虑到有些诏敕和奏议关涉到唐代国家政治和各方面重大的政策措施,本书并未回避这些难题,选译了一些重要的长篇诏敕和奏议。对于翻译过程中产生的错误,一定还有不少,尚乞读者诸君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