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杨宪益先生诞辰百年丛书》由我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先生的妹妹杨苡女士,以及著名画家、作家、杨宪益先生的外甥女赵蘅女士主编,共分《魂兮归来》《宪益舅舅百岁祭》《逝者如斯——杨宪益画传》《去日苦多》《五味人生——杨宪益传》《金丝小巷忘年交》六册,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记录并展现了杨宪益先生沧桑坎坷的一生:丛书除完整地收录了杨宪益先生生前的译余作品外,还从妹妹杨苡、外甥女赵蘅,以及好友范玮丽的视角出发,展现了杨宪益先生在公众视野之外最真实的生活状态。与此同时,书中还公开了大量展示杨宪益先生生平事迹的照片,以及图片资料,许多珍贵的手迹都是首度公开出版,具有极强的收藏价值和史料价值。
本册为《逝者如斯(杨宪益画传)》:他既刚直不阿、思想独立,又幽默诙谐、享乐生活,是一位纯粹的绅士……
一本画传,一种缅怀,一份感动,一份难忘。走进杨宪益,了解他的非凡人生。
画上的杨宪益,多了一分仙风道骨;多了一分时代的沧桑;多了一分文字难以描绘的空灵;多了一分大师的气质。
杨苡、赵蘅编著的《逝者如斯(杨宪益画传)》以画传的形式收录了我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先生在生活中,以及事业上重要时刻所留下的珍贵照片。
《逝者如斯(杨宪益画传)》中还包括了部分书信等重要手迹。《逝者如斯(杨宪益画传)》通过直观的图片形式让读者了解到杨宪益先生作为一名翻译大家的严谨、坎坷,同时又充满魅力的人生轨迹。
“一到南京,我们立刻叉面临一个大难题:要找到一个栖身之所。我记得那是个月圆之夜。正值旧历的中秋节。几乎所有的住处都客满了,我们只能在编译馆办公室的木地板上过夜。
“中英文化协会在南京有一座很好的大楼,楼后有花园,会议室很大,办公室在楼上。我希望能把家搬到那里去,干是我同意兼职担任中英文化协会秘书长,我在国立编译馆的工作不便。
“不料抗博士不希望我把家搬到办公大楼里去。他答应给我们另找住处,可是他的承诺始终没有兑现。
“从1946年冬天到1947年底,我们在城里找过两次住处,结果都失败了,想通过国民党政府的关系找住所也没有成功,于是我在1948年初决定到一所叫做建国法商学院的新建校去当兼职教授。”
“1947年,我在牛津大学的老朋友杨人楩教授来看我。
“他说,黄少谷是国防部署下的报纸《扫荡》的主编,现在这张报纸已改名《和平日报》。
“吕叔湘负责编辑当代文学增刊,我负责编辑中国古代史增刊。
“我写的关于古代史的文章绝大部分都发表了。解放以后,我把这些文章收集起来作为《零墨新笺》的第二集出版。”
“1948午和1949年初,我的教授月薪只相当美金八元或两袋面粉,在此期间,国民党政府正在走向崩溃。国币这么不值钱,要干六七份工作才能勉强养活一家人。我们的情况还算是好的。
“那一时期我仍兼做好几份工作:国立编译馆高级研究员和分部主任、中英文化协会秘书长、法商学院英文教授,后来还担任中央大学(解放后称为南京大学)历史系拜占庭史教授。”
“许多年轻的知识分子都远走他乡:香港、印度、美国等地。也有朋友劝我到印度某大学或香港大学去教书。但是当时我对中国共产党抱有信,心,相信中国最终将获得解放。千是我不想离去,而是和我的家人们一起待在南京。 “1946年春天,过了不久,我和国立编译馆的另外两位年轻同事决定参加在各所大学和机关政府中秘密组成的一个反对国民党的地下组织。
“毫无疑问,地下活动成为我战后在南京那几年生活的组成部分。我在编译馆有一个好朋友,他名叫萧亦五,是一个伤残军人。他不是知识分子,只上过小学。他是被抓去当国民党兵的。他天生有讲故事的才能,失去一条腿后,他在武汉街头讨饭,偶然遇到著名作家老舍。老舍赏识这个年轻人的才能,对他非常同情。他介绍萧亦五到国立编译馆来,在出版通俗书刊的部门工作。”
“中央大学的学生走上街头,呼喊‘反饥饿、反内战!’的口号。乃迭和我支持这种爱国的示威活动,我们帮助他们把口号和宣言翻译成英文。”
“1949年4月南京解放时,我正在搬家,搬进一处有游廓的平房……那时,南京已经不再是首都了,大多数国民党官员已逃亡,我们只花几百美元就能买到一所较好的住房,我们在那里一直住到1952年年底。”
“第二天早晨我起床时,城市外围非常安静。九点钟左右,我听到共产党军队开进城里的声音。我走到附近的城此鼓楼的一条大街上。那里早已挤满人群,主要是大学生,他们聚集在马路旁,用开水、饼干和糕点欢迎开进城来的军队。
“仅仅一天工夫,一切都已恢复平静,店铺重新开门营业。就这样,南京末打一仗就解放了。”
“1949年初春,国立编译馆馆长赵博士突然到上海去了……我们召开了全馆职工大会,选举一名临时的新馆长,我得到绝大多数选票。以前的馆长都是由国民党政府任命的,他必须是国民党党员。
“我成了国立编译馆有史以来唯一一名不是由政府任命的馆长,而且也不是国民党党员。”
P79-82
赵蘅
要将一位非凡的百岁老人的传奇一生用影像重现谈何容易。二十世纪沧桑,风云人物涌现,大事件,大动荡,群星灿烂。唯有素有白虎星照命之称的杨宪益承接了祖辈的潇洒基因,不在意留存旧物,即使有时是出于无奈。这给编撰他的画传带来不小的困难。
画传的图片来源有上海图书馆,杨宪益的两个女儿杨荧、杨炽的提供,本人陪伴老人晚年随时随地拍摄的,还有我母亲、弟弟、朋友们多年积攒的。
尽管我知道我们所掌握的对于一百年只是凤毛麟角,特别是早期的珍贵痕迹,留学期间的游历,战争中的印记,可以猜想1946年在嘉陵江上起火的那艘木船,一定毁掉了大量的杨宪益和戴乃迭青春幸福的见证!
还如杨宪益在自传里写的:“我发现,要开列一份当时我阅读过许多作品的书目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他指的当时是在他的青少年时期,近日姨妈和我聊起他们兄妹仨小时买书的趣事,身为长兄的杨宪益才十几岁,判断自己和妹妹们哪本书值得买的眼光已很成熟。遗憾的是,在他读过的浩瀚书目里我们只找到一本《三剑客》书影,而且还是另外的版本。
安璐用老人自传原文串起的思路开启了编撰这本厚重的画传的序幕。她给我看之前,搜集了不少相关资料让我惊喜,它们展现了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历史画卷已形成本书的雏形。在感叹现代互联网如此便利之后,借此我感谢那些幕后不知名的有心学人。
我赞同用地点变更来捋顺老人一世,共分天津、牛津、重庆,贵阳和成都因多次往返,归于一个章节,然后是重庆北碚,北碚是国立编译馆的所在地,也是杨戴二人译界生涯正式开始地。往下是南京,在北京居住最久,荣誉和灾难并存,也按地点分了几个标题:百万庄、八宝坑、半步桥百万庄、友谊宾馆颐园、小金丝胡同、西坝河煤炭总医院,八宝山也是为老人最后送别之地。每一部分我们均选了杨宪益的打油诗句为开章,更具时代特征又和事件契合。每一段引言的摘选起到引导和归纳作用。
鉴于杨宪益自传只写到1990年为止,故后二十年的文字叙述,变成我本人的书摘,即由第一人称转为第三人称。这样既要和上文衔接,又要符合画传本人的实情及风格,我颇费了心思。
情况尾声里我们特设了北京的香花槐和牛津的樱桃树画面遥相呼应,赋予其象征意义。选用了几张老人孙子辈的幸福照片,彰显生命延续的力量。
难忘初冬那段日子,我们三个老少女辈流水作业的操作,让我的小屋犹如一个小小的编辑部。小友华丽负责录入我挑选书写的自传文字和图片说明,我和安璐边研究边调版。那些天北京召开APEC会议,天空蔚蓝阳光充足,然而我们日以继夜的工作无暇去享受。有几晚,安璐回住地都要赶不上车了,我笑她乘的是法国影片《最后一班地铁》。有一天我们实在忙不过来,需要华丽晚上来一起加班,她只能把小儿带来了。二年级小学生曹尔,坐在沙发上乖乖地捧着书看,不打搅妈妈的工作,直到困得不行。
完稿后我捧书稿去小金丝胡同请表妹审看,按她的意见改了几处。我又专程南下赴宁去找我妈校对,天津时期的老照片,时间地点人物,只有亲历者才能说得清。何况老太太记性超好,她挑出的遗漏瑕疵,我记录了好几页纸。远隔重洋的范玮丽及时发来希尔达提供的她的胞妹年轻美丽照片,人民日报出版社陈志明倾囊相助,将他编书用的杨宪益其他书籍的资料全支援了我。
傅靖生多年来为老人拍摄了大量超清晰的肖像,以他摄影师敏锐眼力,捕捉下许多难能可贵的神情瞬间。他在上个世纪的一段最敏感时期能够不避嫌常去看望老人,检验了他不会因为生活格局变更而失去良知。
杨宪益百年诞辰纪念丛书即将出版之际,我对推荐人百花资深编辑高艳华表示深深的感谢!
编辑的过程,等于重温了那许许多多充满亲情和友爱的感人场面,对杨宪益的敬仰和爱戴之情洋溢在大家的脸上,这份情谊是无价的。
最后我要说:八方援助加上我们自己的执着固然是成书的必要条件,杨宪益的良知伟大和人格魅力,才是我们努力编撰这本老人百岁画传的最大动力!
写于2014年12月1日北京严寒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