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青年政治学者严泉十年宪政研究的最新成果！许纪霖、萧功秦、张千帆、王家范、马勇诚挚推荐！重现20世纪中国多种政体的历史原貌！

在比较视野下，用个案研究方法解析中国政制的百年颠沛！

《历史变迁的制度透视》结合历史学与政治学研究之长，就民国制宪、议会政治、比较政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对20世纪中国宪政史提出了独树一帜的见解。

在《历史变迁的制度透视》中作者严泉认为，对宪政制度的研究不应该枯燥无味，更不能是静态的，必须与活生生的个案结合起来，在制度运作的具体过程中体会制度的历史作用。

《历史变迁的制度透视》收录了数十篇关于民国制宪、议会政治、比较政制等问题的文章，以比较的视野力求更加客观地认识百年来的中国宪政历程。作者强调，当人们在评价民国初年的民主政治时，总习惯以当代英美成熟的民主政治为标准，因此，得出的结论常常是中国不如西方，原因则是中国没有民主政治文化的土壤。然而，中国百年前短暂的民主试验毕竟只是制度改革的开端，尚处在萌芽阶段，即使要与西方比较，也应以英美18世纪、19世纪早期民主形态为对象，这样的中外对比，才会更加客观。因此，对宪政制度的研究不应该枯燥无味，更不能是静态的，必须与活生生的个案结合起来，在制度运作的具体过程中体会制度的历史作用。

自序：我的宪政史研究道路

上辑 民国政治转型与制度经验

民国时期的政体转型

现代中国的首次民主转型——读朱宗震《真假共和——1912中国宪政实验的台前幕后》

民国早期的政治权力变迁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政治参与

透视民国早期的政治文化

理念与利益：抗战时期民主运动的反思——读闻黎明《第三种力量与抗战时期的中国政治》

国民党的十年政改(1938—1948)

《临时约法》与民国政体规划

《天坛宪法草案》与民初宪政选择的失败

“超总统制”与民初政体选择的迷失

央地关系：民国初年省宪的制度设计

民国式制宪国大模式与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

民国早期制宪与民主化经验

民国北京政府筹备国会事务局与选务运作

民主遗产：清末民初上海的地方自治

“职业议长”吴景濂与曹锟贿选

国会政治与民国早期的民主转型

民国国会立法程序与《罗伯特议事规则》

南京临时参议院是如何开会的

民初国会议场上的质询场景

安福国会与保守主义议会政治

民初临时参议院与临时政府的冲突与对立

民初第一届国会选举舞弊与竞选活动

民初上海第一届国会及省议会议员选举

一位北洋政府外交官1917年的社交文娱生活

下辑 比较政制发展与制度体验

民国与美国：制宪目标与模式的比较

法国式制宪议会模式与1923年《中华民国宪法》

美国式制宪会议模式与1922年《湖南省宪法》

比较视野中的中美制宪议员背景特色

国王陛下的反对党

查尔斯·蒂利对欧洲近代民主化的新观察

从“法兰西共和国”到“法兰西国家”

欧美国家政党提名制度与议会选举

议会弹劾权运作的宪政经验

总统制、议会制政体选择与政治转型

政治妥协与立宪政治

重返自由历程中的20世纪

民主路线图与埃及民主化的经验教训

分权的代价：美国飓风灾难与联邦体制

细节决定稳定：关注选举程序

回顾百年前的政体转型过程，不难发现在晚清帝国专制政体解体之后，确实曾出现短暂的民主转型进程，但是其走向并不是民主政体的形成与巩固，而是威权政体的建立。尽管在北京民国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威权政体的程度不一，但其政权性质却是基本相同的。然而在20世纪上半期恶劣的国际国内环境影响下，特别是对日战争以及复苏的中共力量的作用，使得威权政体的进一步转型不幸中断。但是这一制度试验与转型，却能够让我们重新审视威权政体在中国的历史存在。

一般认为，由于缺乏竞争和自由，威权主义的民主是形式大于实质。但即便如此，威权主义政权还是允许有限的民主参与，如在绝大多数威权国家，选举制度基本上都被建立起来了，有的国家还允许反对党的合法存在，允许它们合法参与竞选。具有这种民主政治现象的体制，有的学者称其为“选举威权”国家，即具有多党选举竞争的非民主政权。 “它们具有民主的基本制度包括多党竞争的选举制度，但是，这些制度由于受到独裁者的破坏而无法很好地执行。”或者如奥唐奈(Phillip O'Donnell)所称的是一种“代表性民主”，“与代议民主不同的是，代表性民主的制度化程度较低，同时，通过选举产生的政府只存在着纵向的责任机制，而缺少平行的责任机制，这样就造成了政府决策权力过大但是执行效果却较差的结果”。

不能一味否定威权政体中的积极因素，毕竟这种政体具有一定程度的政治民主特征，至少政治自由化是持续存在的。笔者将威权政体的有限民主政治的形态，称为“威权民主”。在专制统治转变为民主政治的过程中，政治自由化(liberalization)与政治民主化(democratization)是有区别的，两者既紧密相连，又独立存在。自由化反映人们可享有广泛的公民权，如言沦自由、新闻及结社自由、请愿权、公平审判权、通信秘密权等。而民主化反映的则是“政治权利”，包括投票及竞选公职的权利。

在当代学界关于政治民主化的研究中，一般将民主化进程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旧的专制威权政体解体阶段；第二阶段，由旧的专制威权政体向民主政体的转型阶段；第三阶段，民主政体的巩固阶段；第四阶段，民主政治的成熟阶段。第一、第四阶段是民主化的开始与完成。中间的民主转型(democratic transition)与民主巩固(democratic consolidation)阶段是民主化进程的核心部分。民主转型是民主制度的创建过程。经验表明，转型是民主化进程中最不稳定的阶段，时刻有被旧政权颠覆的危险。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如果选择渐进式民主化的道路，“威权民主”作为一种政治自由化现象，确实有利于向自由民主政体的过渡。这种演变模式，曾在20世纪后半期的南欧、南美与东亚一些威权国家的民主转型中出现过，“南欧社会的民主化路径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观点：由于容忍和助长多元的结构和制度化，以往的威权体制带给成功的民主化和民主巩固，比带给其他不民主的体制更多的有利条件”。

美国学者林蔚认为：“寻求以宪政秩序取代封建王朝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最为重要的主题。”检视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百年的转型历程，借鉴世界范围的民主化失败经验，在中国的现代化水平、民主政治文化传统、市民社会等宏观结构因素尚没有充分具备的情况下，深究威权民主的发展仍然是一个重要的阶段性历史任务。

当然，承认威权政体存续的合理性，并不是对中国未来自由民主政体的悲观。相反，这是一种对世界民主化历程中普遍现象的理性认知。塞缪尔·亨廷顿关于20世纪南美、南欧与东欧的民主化研究表明：“从历史上看，有一些国家中建立民主的第一次努力常常失败；第二次努力却经常成功。这种格局的一个理由可能是前车之辙，后车之鉴。”所以，“先进的民主化人士不仅从以前实现政权变革的那些人士中获得了滚雪球般的推动力，他们也从其他人以前的经验中吸取了教训”。而且民国时期的政体转型经验也表明，只要国家政治体制能够不被形形色色的极权主义政治模式所取代，政治自由化进程能够继续存在下去，任何有缺陷的或不成熟的有限多元政治模式都是可以忍耐的，其中就包括威权政体。只有这样，第二、第三次民主转型才会更容易出现，民主转型成功概率才会相应提高。对中国的未来来说，最可怕的转型结局或是沉溺于威权政体的统治不思进取，或是经历民主转型的再次失败而失去信心，致使民主转型的重新启动变成幻影。P9-11

弹指一挥间，自己从事宪政制度史研究已经有十多年了。还记得1999年硕士毕业时，学位论文选题与民国临时参议院研究有关。当时不过是兴趣使然，并没有想到以后还要继续从事学术研究，以至于在华师大图书馆复印中心完成毕业论文打印后，都没有保存电子文档。

研究生毕业后，我又在政府机关从事实际工作数年。可能是工作的因素，海峡对岸的政治变化，使我重新燃起对民国初年宪政制度，特别是议会政治的兴趣，总觉得台湾的政治现实与民国时期的立宪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当这种志趣一发不可收拾之后，在妻子的支持下，我又重新开始了读书生涯。与研究生求学不同，读博不仅有兴趣，更多了一些问题意识与历史责任。通过博士论文完成民国初年制宪与民主转型的研究后，又过了几年，我忽然发现，自己不仅有了制度史情结，更有了制度思维与行为习惯。

比方说，2008年我第一次去美国当访问学者，正值美国总统大选年，我就特别留意美国的选举制度。在11月4日投票日，大清早我就来到所在小镇的一个投票站观摩投票。我的兴趣倒不是选举结果，而是观察选举事务的程序安排。投票站设在公共图书馆的一个阅览室内。当天的选举不仅要选总统、副总统，还要选本选区的联邦众议员，以及需要改选的联邦参议员、州议员、市政委员会议员等。选务人员将选票样式与投票须知贴在大门上，方便选民观看。投票程序第一步是登记，如果已经在网上登记，则不需人工登记。登记时需要查看选民的个人证件。第二步是领票，选票挺大的，大小类似一张A4纸。第三步是秘密写票，因为空间小，所以未单独布置秘密写票间，只是在写票区域的桌子上设立隔板，保证选民在写票时，前后左右的人无法窥见。最后一步是投票。这个投票站未设投票箱，而是使用机器在选票上打孔。选民将选票对准机器上的打孔处轻轻放人，打孔完毕后，机器会自动打印出收条，选务人员将收条交给选民，表示投票有效。整个投票过程相当便捷，气氛也非常平静。

在美国大选的选举程序中，秘密写票现象得到了我的特别关注。长期以来，我国的“民主监督”之所以不敌“权力监督”，个中原因固然很多，但是选举中的写票程序却凸显至关重要的制度性缺陷。很多场合的写票程序都是公开方式。在这种投票程序中，投票人在选举时的一举一动，全部暴露在“问题官员”、受操纵的选务人员的眼底，根本没有任何秘密性可言。与我国不同的是，秘密写票程序在当代世界许多国家得到普遍采用，已经是一个人们熟悉的政治常识，民国时期的选举也曾广泛应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当发现秘密写票程序的制度细节后，我就不止一次在文章与讲演中倡导秘密写票的应用。

正如人们强调一切都要从娃娃抓起，在我看来，制度建设也应该从学校教育开始。比如现在中小学提倡尊重学生自主权利，开展公民意识教育。其实最好的办法并不是讲大道理，而是通过模拟公民生活的制度学习来进行。像人们熟知的《罗伯特议事规则》，一些简单的规则就可以应用于学生的自我管理。当学生在开会时，主席不能表态，说话的全都是学生。在发言时，同时举手的人中，反对意见优先，这样双方就能轮流得到发言机会。发言当然不能无限进行，一个人只有有限的几次发言机会，如两次或者三次，次数是大家自己定的。发言的时候必须开头先说“我同意”或者“我反对”，说完之后再说理由。如果超时或发言中攻击别人，主持人会立即打断。发言是每个人的权利，执行规则是主席的权力。其他措施还有模拟听证会制度、模拟学生法庭制度、学生选举秘密写票制度等。良好的公民意识能够使学生有效参与公民生活，良好的公民生活可以反过来强化学生的公民意识。公民意识教育是渗透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各个阶段的，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广泛的参与性。

这么多年来，在一种潜移默化之中，我发现自己变成了一种新人类。参照社会上通行的“文学青年”的说法，可以称为“制度青年”。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不仅在工作上有制度研究的兴趣，对日常生活中的制度细节也非常在意。就拿高校师生最熟悉的图书馆来说，参照海外图书馆的做法，我发现国内还是欠缺一些人性化的制度设施的。比方说针对平装图书封面易坏的特点，对新购的此类图书应该进行重新包装，以硬质书皮的方式保护图书。还有为方便读者，洗手间应该设计在阅览室或开架书库内。椅子设计不要盲目追求美观奢华，应该符合人体科学，以增强读者阅读的舒适感。

说了这么多，还是回到本书的写作感悟上。大部分文章都是近十年来的研究心得。我一直认为，宪政制度研究不应该枯燥无味，更不能是静态的。必须与活生生的个案结合起来，在制度运作的过程中，体会制度的历史作用。书中收录的主要是关于民国制宪、议会政治、比较政制等具体问题的研究成果。研究近现代中国的宪制史，比较视野同样重要。例如，当人们在评价民国初年的民主政治时，虽然也喜欢中外比较，但由于习惯上总以当代英美成熟的民主政治为标准，得出的结论常常是中国不如西方，原因自然是中国没有民主政治文化的土壤。但是对于中国来说，百年前短暂的民主试验毕竟只是制度改革的开始，尚处在萌芽阶段，即使要与西方民主相比较，也应该以英美18世纪、19世纪早期民主形态为对象，这样的中外对比，才会更加客观一些。

至于宪制史研究的现实意义，其实前人已经说得非常明白了。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中尝言：“在组织一个人统治人的政府时，最大的困难在于必须首先使政府能管理被统治者，然后再使政府管理自身。”他的另一段话更加精彩：“人的利益必然是与当地的法定权利相联系。用这种方法来控制政府的弊病，可能是对人性的一种耻辱。但是政府本身若不是对人性的最大耻辱，又是什么呢？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在20世纪中国的政治现代化进程中，各种政体模式接二连三地登场，就历史代价而言，我们至今还没有客观地进行比较评估。这其实也表明，在制度史研究层面，其实还有更多的历史经验需要发掘。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个人的成长离不开许多师友学长的帮助与支持。袁伟时先生一直给予我很大的鼓励，忘不了他在《昨天的中国》一书中所说的，“历史让我们铭记：权力在不同集团之间转移，并不一定意味着国家制度的现代化，要把虚幻的人民权利转化为现实，必须致力于公民自由及相关的保障制度的建设。”许纪霖先生在百忙之中为本书写了推荐语，特别提到为什么民国时期有议会而无民主、有强权而无权威、有宪法而无宪政。这么多年来，如果没有范泓老师的热心推荐，包括本书在内的一些个人著述是无法面世的。刘学尧教授弃政从学，多年来我与他一起奔波在大江南北，进行现实问题的调研，使我获益良多。何勤华教授作为我的博士后导师，毕业之后，仍然不时关心我的研究进展与日常生活。而陶飞亚教授、忻平教授、郭长刚教授在学术出版方面一直是热心相助。王家范教授、刘昶教授、萧功秦教授、雷颐研究员、刘志琴研究员，以及逝世的高华教授，诸位师长对我的博士论文的点评至今记忆犹新。“中国选举与治理网”，“共识网”和当年的“世纪中国网”的言论空间同样让人难忘。

“新人文丛书”执行主编史仲文教授，张轶博士，新星出版社陈卓先生，广州社会科学院李杨研究员，上海大学李友梅教授、张童心教授、张佩国教授、沈关宝教授、刘长林教授、沈瑞英教授、徐有威教授、张勇安教授、成庆博士，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程竹汝教授、何海兵副教授、郑重先生，华东师大谢俊美教授，上海社科院马学强研究员、李志茗研究员，中共天津市委党校李放研究员，《学术界》杂志社社长袁玉立研究员，南京晓庄师范学院邵建教授，中共上海市委强鹏程先生，民革上海市委马铭德研究员，以及好友徐非博士、余洋博士、李旭、赵玉成等，我在此一并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一百年前，中国尝试过多党竞争、代议民主的“超议会制”，也有过威权主义的“超总统制”，甚至也不缺国家的根本大法。但为什么有议会而无民主、有强权而无权威、有宪法而无宪政?青年学者严泉的这部著作，从民国历史和比较政治的双重角度，以细致的观察和深入的分析，揭示了一个大时代里政治转型之艰难。前辈人付过的昂贵学费，能够确保我们这代人避开暗礁、抵达彼岸吗?倘若不懂得历史，实在没有理由乐观。

——许纪霖

以往的历史学缺乏政治学的方法作为理论分析的基础，而政治学对中国现代化学理问题的研究又往往缺乏历史学的史实基础，本书在结合历史学与政治学研究方面，做出了自己的探索。

——萧功秦

从民国政治改革谈起，严泉在书中透视了国民党政治文化变迁的全过程，其间夹杂着对欧美等国转型经验的议论，颇多启示，可资比较与借鉴。书中对民国宪政失败成因的分析，对大陆今后的政治变革具有重要启示。

——张千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