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的思考，决定未来的你过怎样的生活！彻底颠覆中国青年对人生与社会的一贯看法！这一代年轻人应该以怎样的方式思考？又应该拥有怎样的思想和智慧？彼得·J.威尼士所著的《怎样思考才正确(改变人生的24堂哲学讨论课)》中发生在咖啡馆里的24场哲学讨论课，关乎人生与社会、理想与现实、正义与邪恶、真理与道德……它将改变的，是思想，也是人生，醍醐灌顶，发人深省！

彼得·J.威尼士所著的《怎样思考才正确(改变人生的24堂哲学讨论课)》内容简介：每个年轻人都想过上“好生活”。优裕的物质、成功的事业、幸福的家庭，还有良好的社会关系。然而，《怎样思考才正确(改变人生的24堂哲学讨论课)》将告诉你，你心中向往的“好生活”，可能完全是错误的！

当美国最具影响力的人生哲学专家来到中国，与中国大学生一起进行人生和哲学的讨论，他们之间爆发了激烈的争辩。究竟什么才是好生活？什么是好婚姻？我们真的需要婚姻吗？什么又是好的教育？美国哲学家对于这些问题的看法，彻底颠覆了中国学生的一贯观念。而他独特的思考方式，也让中国学生的大脑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我们将从这一次次的头脑风暴中认识到思考之于人生的意义。无论你是在校苦读的学生，还是在职场打拼的职员，要想过上理想中的“好生活”，改变平庸的人生，都要先从改变你的思考开始。乔布斯和苹果的成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不学会怎样思考，就只能永远平庸！

序

第一章 我在这里做什么？

第二章 什么是好生活？

第三章 科技进步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

第四章 什么是好婚姻？

第五章 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第六章 什么是英雄？

第七章 命运还是自由意志？

第八章 什么是理智？

第九章 什么是好的教育？

第十章 人类的本性是什么？

第十一章 凡事皆有两面么？

第十二章 婚姻是必要的么？

第十三章 浪漫爱情是神话么？

第十四章 东西方思想有何差别？

第十五章 过去的价值何在？

第十六章 什么是有趣的？

第十七章 隐私的范围是什么？

第十八章 卖淫有错吗？

第十九章 真理是什么？

第二十章 灾难

第二十一章 性别是什么？

第二十二章 灾难中我们的义务是什么？

第二十三章 一年后：中国性主题公园，猪流感和我回到成都

第二十四章 最后的思索：安吉莉娜之道

第一章 我在这里做什么？

“总之，研究哲学有什么好处啊？难道科学不能回答所有有意义的问题吗？”

我刚刚完成了在中国成都的四川师范大学里教授一群将近40个英语专业研究生和本科生的工作，尽管和平队志愿者在中国的主要职责是在四川、甘肃、贵州及重庆的指定大学里教授英语口语，我们还受到鼓励去组织第二教学项目以便与校园内更大的群体建立起联系。这就是我现在正试图去做的，但似乎进行得并不算太顺利。

提问的这个年轻女人有着一头短发和一张严肃的面孔。从其他人频频点头的情况来看，她的问题引起了这间屋子里人们的某种共鸣。她坐在教室的前排。这是间典型的中国教室，两行八排长长的桌子间整齐地摆放着椅子，耀眼的日光灯在头顶闪烁着。这种教室让大多数的外籍教师感到陌生而懊恼。它没办法让学生们像他们的美国同龄学生一样感受某种程度的亲密。在美国，学生们可以随意挪动凳子围成圈来讨论问题，而这也是西方教育的主要方式。相反，中国教室的这种结构只能促使老师和学生之间进行单向交流，而大多数的教学活动事实上也是这样进行的。总而言之，中国的教室让人觉得很不友好，而这本身也是个不太友好的话题。

事实上，为我的中国学生组织每周一次的哲学讨论小组活动的灵感并非来自我自己，而是来自克里斯多夫·菲利普斯，而他又是从苏格拉底那儿“偷来”的灵感。至于苏格拉底又是从哪儿偷来的灵感我就无从得知了。菲利普斯认为美国社会已经丧失了进行有意义讨论的能力，而古希腊则提供了一个相对来讲更令人满意的公民典范。在古希腊，整个社会都参与到以各种各样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为主旨的戏剧表演中来，而哲学家苏格拉底则在公共广场上转来转去跟他的雅典同胞们讨论真善美的话题。鉴于此，菲利普斯开始了他的全美旅程。他走访了监狱、济贫院、养老院及其他一些公共场所，即兴地组织一些他称之为“苏格拉底咖啡厅”的哲学沙龙。在这些沙龙中，普通大众在主持人的引导下花费好几个小时来思考一些关于人类永恒幸福的问题。这种在20世纪的美国重现15世纪的雅典的尝试不仅催生了好几本颇让人意外的畅销书，还激发了人们在自己的社区进行菲利普斯这种实验的兴趣。

我能否在中国完成同样的实验呢？组织这种讨论生命的意义、命运的真相、真理的本质等类似话题的常规会议，不仅能让我完成和平队志愿者的部分使命，而且我肯定还能够为我们了解中国正在崛起的一代人的世界观提供一扇独特的窗口。唯一的问题是：从那个年轻女孩子的质疑可以看出，学生们好像对此并无半点儿兴趣。当然，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和他们的美国同龄大学生并无二致，都是迫于可怕的人文课学分的压力或者是为了刁难他们的父母才学习哲学课程的。作为一个大学教授，我与这种态度已经斗争了十五年，从某种程度上讲已经熟知怎样为哲学抗辩，即使这已不是我在中年危机时心中真正关心的事情了。我请了两年的假来完成我到和平队做志愿者的终生梦想。或许，我该买辆敞篷车。

在美国的时候，我是这样跟我的学生解释哲学的价值的：哲学，字面意义是“爱好智慧”，但我们必须分清不同类型的知识。一个极端是一些客观真理，例如“地球围绕太阳转动”和“2+3=5”，我们姑且称这些为事实。除了疯子，没人会对此心存质疑。 （当然，我知道有些哲学家会有疑问，但我还是选择前面那句话的立场。）不管他们是多如牛毛还是寥如晨星，此类事物没有让人们辩论或质疑的空间。另一个极端是一些完全主观的知识，例如“我最喜欢的颜色是蓝色”或“我喜欢往自己身上泼番茄酱”等宣言。我们暂且称这些为喜好问题。这些听起来似乎不像是知识，但事实上我们确实“知道”我们自己喜欢的颜色或者喜欢的娱乐活动。确实，如果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谁还能知道昵？  如果世界只由客观事实和个人喜好组成的话，那我们的生活将会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简单，让人无法忍受的枯燥。因为人类独特的抗辩、讨论和质疑的能力在这种非此即彼的现实中毫无用武之地。谢天谢地，我们还有哲学，其中包含了我们可以称之为价值观的东西。与客观事实不同的是，哲学问题不像科学那样为每个问题都配备了一个客观固定的答案。对此最好的证据就是我们依旧在争论古希腊哲学家在2500年前提出的问题，而将他们的科学抛在了身后。但是，说这些争论只是些主观的个人喜好问题也不恰当。最有力的证据就是我们并不像对待个人喜好问题一样简单地对待哲学问题。诚如我在美国时告诉学生的那样，人们炮轰提供堕胎服务的诊所却不会想要摧毁芭斯一罗缤店（Baskin—Robbins，美国31冰激凌店）。

而哲学包含的则是主观和客观之间、事实和个人意见之间的灰色地带。每当我们断言“这是部好电影”或“这是场非正义战争”或者提出千万种让我们的生活丰富多彩的价值观问题中的任意一个时，我们就进入了这个地带。如果没有对这类问题的思考和审视，人文科学将何存？正如苏格拉底所警告的，没有这种反省的生活难道不是没有意义的生活吗？

这就是我将对此给出的答案。但就算英语是你的母语，这也已经很难理解了。因此，我决定用更简单的方式来阐明我的观点。

不想引起听众不必要的愤怒，我赶紧说道：“科学是奇妙且伟大的。”尽管中国有着可以追溯到孔子时代的强调人文精神的悠久传统，当今的中国教育却像它的美国同伴一样更看重数学和科学。在学生的学术生涯早期，他们就得选择走数学／科学的理科道路或者是艺术／人文的文科道路。那些成绩好的都会选择理科不然非把他们的父母气死不可。“诚然，社会的进步需要科学，但是，”我继续说道，“科学真的就能回答一切问题吗？比方说，科学能回答我们什么才是好生活吗？”

这位女学生转向坐在她旁边穿着牛仔裤的平头男生，跟他用中文交流了几句，之后给出了一个稍显犹豫的答案：“好生活是指让人有成就感的生活。”

“那么，”我答道，“这是科学的定义呢，还是你个人的意见？科学是怎样来证实这一点的？”

她顿时沉默了下来，整个小组的人也都安静了下来，不再小声说话或者发手机信息了，都静等着看这段口头争辩将如何收场。

“那好，”她颇具挑战性地问道，“哲学对此又是怎么个说法儿呢？”

“那你就得下周四再来找出答案了，”我说道， “这就是我们第一次讨论的话题。”P5-8

从2006年6月到2008年7月，我作为一名美国和平队的志愿者在中国成都的四川师范大学教授英语课程。第二学期一开始，我就组织了一个哲学讨论小组，参与者绝大部分（尽管并非全部）是本科英语专业的中国学生。加入和平队前我在位于犹他州（Utah）奥格登市（Ogden）的韦伯州立大学（Weber State University）做哲学教授，教龄长达15年，所以我觉得自己完全有资质来组织这个讨论小组。一系列的事件让我从一个教授变成了和平队的志愿者，整个故事用中国话来形容就是“说来话长”，即是一个很长的故事。在这里我不想烦扰读者来了解这些，因为这是一本讲述中国学生精神生活而非一个美国学者的职业生涯不幸遭遇的书籍。

然而，就在这一系列讨论开始后不久，我就发现这种活动不仅仅对参加者有益。因为学生们的讨论话题越来越显得多样化，从真理的地位、生命的意义，到命运的真相、理智的定义，再到宗教存在的必要性，以及浪漫爱情的价值。这完全是一个令人着迷的中国思想的缩影，不同于我之前在关于中国的书籍中所了解到的一切。事实上，尽管有越来越多的书籍讲述现代中国，但大多讲的都是中国的经济、历史和文化要素，很少涉及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为数不多的例外中有一本就是马克·伦纳德（Mark Leonard）的《中国怎么想》（What Does China Think）。该书展示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之间正在进行的各种各样的讨论。与之相比，我的这本书是第一部探究当代中国出现的一些思想和哲学世界观的作品，用学生们自己的话展示了中国正在成长的年轻一代的形象。其中讨论的道德、政治、存在主义、美学及纯哲学话题，为读者展现了一个从内部来审视中国人价值观的独特视角。读者们会对参与者们在讨论中展示的批判性对话感到特别惊讶。中国常被人指责是一个思想垄断僵化的国家，但学生们在这些讨论中的坦言程度会让读者们感觉耳目一新。这些学生不仅会对自己的同伴提出异议，偶尔也会质疑政府。

我希望这本书中所展示的一切能够使大家在某种意义上对中国有一个更完整全面的了解，而不是只集中在经济方面或让我们觉得这是个神秘民族的其他任何方面。遗憾的是，我们已经看到了当我们不去认真了解对我们自身安全至关重要的某个地区时所产生的后果。无可否认的是，对穆斯林世界的无知甚至漠视，使得我们民族无论在9.11之前还是之后都采取了无数的错误行动。尽管世界上最终涌起了学习伊斯兰文化的浪潮，但却是在很多灾难发生之后。设想一下，如果这种教育兴起得早一些会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呢？或许有些悲剧就不会发生吧？正如这本书试图去做的，通过审视中国人的价值观，探索他们眼中有意义的事情，最终能够引起我们对桑塔亚纳（Santayana）之警示的高度重视，那就是：忘记过去是种极为危险的错误。事实上，我真心的认为，只要两国人民以这种方式共同努力就能奠定两个大国永久互敬的基石。

我是以克里斯多夫·菲利普斯（Christopher Phillips）为榜样来组织这个讨论小组并讲述其中的故事的。在其畅销书《苏格拉底咖啡厅》（Socrates Café）中，他讲述了自己在全美平民中组织哲学讨论小组的经历。我十分愿意将采用这种模式取得的成就归功于他的设计并为任何失败独自承担责任。读者们很快就会发现，我还援引了理查德·尼斯贝特（Richard Nisbett）《思维的版图：亚洲人和西方人的不同思维以及缘由》（The Geography of Thought: How Asians and Westerners Think Differently …and Why）中的一些思想，在此强烈推荐想进一步了解亚洲人思想的读者读一下他的这本书。

  很显然，如果和平队不给我到中国服役的机会的话，我也写不出这本书来。这个组织既未获得足够的宣传，也未获得足够的资助，却还一如既往地完成着半个世纪前肯尼迪（Kennedy）总统为之设定的使命，我们的国家因为它而变得更加美好。你要是问我的话，我会说这个组织里的每个人都应得到一枚勋章或至少加薪吧。在此，我还要特别感谢我在成都的和平队领导珊迪·彭（Sandy Peng），感谢她在我逗留成都两年中的热心帮助及智慧上的启迪。另外也要对中国区总监邦妮·蒂斯（Bonnie Thie）表示感谢。

四川师范大学是我远离家乡来到中国的学术归宿。我想对负责外籍教师事务的杨天庆以及指导我熟悉有时显得高深莫测的（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中国大学体制中的教学方式的王佳丽两位同仁表示感谢。

如果一个和平队的中国志愿者幸运的话，他在自己所在的校园内会有一个志愿者同伴。如果上帝再眷念他一点儿的话，会让像斯宾塞·伯林纳德（Spencer Brainard）和克莉斯汀·伯克（Kristin Burke）一样的人成为他的同伴。这两位除了定期参加我的讨论小组并为其成功做出贡献之外，还让我的中国之行成为一段弥足珍贵的回忆。

据我估计，有几百个学生参加了至少一场的讨论。在此对他们表示感谢，是他们成就了我这段令人惊奇的经历。为便于读者理解，我在书中一律使用这些学生的英文名字。我在这里列出这个哲学讨论小组的几个最忠实的参与者的中文名字：龚林青，廖翔，凌千凤，马琳，清顺及童帅。最后给我的朋友李娟来个中国式的谢谢，在她的帮助下我在成都的生活变得容易多了。

回国后，我的父母弗朗西斯（Francis）和戴洛丽·威尼士（DeLoris Vernezze），妹妹玛丽·威尼士（Mary Vernezze）在我撰写这本书的关键时期提供了物质上的帮助，而戴伯·巴杰尔（Deb Badger），卢克·费尔南德兹（Luke Fernandez），帕梅拉·霍尔（Pamela Hall），格雷格·路易斯（Greg Lewis）和苏珊·马特（Susan Matt）则在此期间向我提供了精神上的支持。朱莉·威尼士（Julie Vernezze）则为该书的编辑做出了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