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埃尔·科罗索夫斯基编著的《萨德我的邻居》是对法国作家萨德（Marquis de Sade，1740-1814）的专题研究。萨德侯爵在20世纪以来的人文科学研究中一直是个引人关注的话题，科罗索夫斯基的这本书是这一研究领域的先驱性著作，他从哲学角度对萨德所作的透澈分析，影响了后来福柯、拉康等著名学者的看法，是一部简短却十分有分量的哲学性批评著作。

皮埃尔·科罗索夫斯基编著的《萨德我的邻居》是一部开创性的研究著作，是西方现代思想学术史上第一部严肃思考萨德侯爵其人其作的专著。作者将萨德的思想行为和十八世纪法国的社会背景特别是法国大革命联系在一起，探讨了萨德的哲学思考与法国唯物主义、无神论、百科全书学派的内在关联，以及萨德文学作品的特殊风格与哲学内涵。《萨德我的邻居》初版于1947年，二十年后再版时作者又写了《恶魔哲学家》一文作为补充。半个多世纪以来，这本书逐渐成为研究18世纪思想史的必引文献之一，影响并启发了包括德勒兹、德里达、巴塔耶、布朗肖、拉康在内的众多法国学者关于萨德及相关论题的研究与思考。

恶魔哲学家

萨德我的邻居

 萨德与革命

 萨德体系之概要

 在无神论的面具下

附录一

附录二

 萨德生平及作品

 萨德是能够被思考的吗？

 科罗索夫斯基作品目录

我们在此想考察的是萨德在作品中表现出的体验。

在此之前，我们将试图定义他在小说中采取的，或者假装采取的哲学立场。对于萨德来说，思考或者在作品中表现与感觉或者行动有关的事实意味着什么呢？

萨德本人为了最终否认他的《朱斯蒂娜》（Justine）是他所写，声称他“自己的”作品中所有的“哲学家”都完全是“正直的人”，而“为了让作者（指《朱斯蒂娜》的作者）与贤者和疯子们混为一谈，由于一种不可原谅的愚蠢”，“这本小说中所有的哲学家人物都带有恶棍流氓的品质”。

“正直”哲学家和“卑劣”哲学家之问的对照可以回溯到柏拉图。作为“正直人”的哲学家自夸说，思想是他的存在中唯一有价值的活动。思考哲学的流氓给予思想的价值，只能是促进最为强烈的欲望活动。而这种欲望，在正直的人看来，一向只是存在的缺失。但是，如果最大的恶魔行为是将欲望装扮成思想，那么恶魔从正直人的思想当中所看到的，只能是无能为力的欲望之装扮。

如果我们想还萨德以公正，我们就必须认真地对待这种“恶魔哲学”。因为在一部宏大的作品当中，这种哲学是大量存在的，为思考和写作的决心画上了一个不祥的问号，尤其当此决心是去思考和描写一个行为，而不是实施一个行为。

下定决心并不一定能够解决两难的选择问题：除了通过具有揭示作用的行为之外，如何才能反映出一种最终的感性之根本呢？最终的根本只能从思想之外的实施行为中才能得到反映，才能被捕捉得到，而这些实施的行为是不能予以反映，也是无法捕捉得到的。萨德的写作行为

写作本身就是人道的，这一事实假设具有普遍性，而一种特殊情况可以被视为属于这种普遍性，这样一来，特殊也就因从属于普遍而被理解了。萨德作为一个特殊情况，把写作设想成是对这种从属性的证实。在萨德的时代，普遍性的媒介是在古典传统当中从逻辑上形成了结构的语言。该语言通过其结构，在交流姿态的范畴内，将人类的规范结构重新产生并重现于个人。从生理学的角度来说，人类表现出一种生活功能的附属特点，这种附属特点保证了种类的维系和发展。推动着每一个个体的繁殖和延续的需要，相当于通过语言来再现和延续的需要。因此才建立起了人与人之间的说服，由于相互之间的说服，个体的特殊性在普遍性的渠道中进行交流才成为可能。人与人之间互相的说服，一向只能按照同一性的原则，或者矛盾的原则进行，该原则将逻辑结构的语言与知性的普遍原则也即普遍理性相统一。

正是按照这种人类规范的普遍性原则，萨德想建立一种反普遍性，使之相当于倒错案例的特殊性，从而使倒错的个别情况之间的交流成为可能；根据现有的规范普遍性，倒错的个别情况是通过逻辑结构的缺乏而被定义的。由此投射出萨德的完全畸态怪物的概念。

但是，这种反普遍性相当于倒错的特殊性，萨德假设反普遍性已经隐含于现有的普遍性当中。对于萨德来说，规范理性以人的自由和最高权力的名义宣称的无神论，旨在将现有的普遍性倒转过来，使其变成这种反普遍性。

因此，作为规范理性最高行为的无神论，应建立完全抛弃规范的规则。

在选择缺乏逻辑的倒错的感觉和行动方式，以证明作为无神论的理性行为的同时，萨德一方面立刻质疑了普遍的理性，因为他在运用普遍理性的过程中，使得这一普遍理性成了矛盾的东西；另一方面，他还质疑了人的行为，因为人的行为产生于生活功能的附属特点。萨德对无神论的批判

理性是如何发展到无神论的呢？是由于理性认为，上帝的概念仍然会以不合逻辑的方式，因此也就是以极其可怕的方式改变其自主性。理性声称，上帝的概念本身是武断的。一切武断的、倒错的、极其可怕的行为都产生于这一概念。从今往后，如果无神论作为自主的理性的决定，可以占有优势，那是因为，只是由于这种自主性，便可以在个体中维系种类的规范，因此，为了所有人的平等和自由，借助生活功能的附属性，也就可以按照这些规范来保证人的行为。如果自主性不能在自己的概念当中获得新生，那它如何将相反的、外在于其结构的现象包括进种类的维系当中呢？萨德正是在这一点上，以隐含的方式，对规范的理性进行了批判。对于萨德来说，这种无神论也还仍然是颠倒过来的一神论，表面上看来从中清除了使它与有神论不同的偶像崇拜，因为它为负有责任的自我担保，为自我的特性，个体的身份担保，这与上帝的概念是一样的。要想让无神论自己清除掉颠倒过来的一神论，它必须是完整的。但是这样一来，人的行为又是什么样的呢？我们认为萨德会这样回答这个问题：请看看我的鬼怪们（monstres）吧。也许他自己把水搅得够浑的，好让人们假设他能够做出如此天真的回答。

萨德按照普遍理性的概念表达自己的思想，只能使用从这一理性当中产生的否定概念，才能阐释倒错的积极内容，也就是具有多面性的感性的积极内容；而且由此一来，在与“秃头教士的帮凶”相反的阵营里，他无法避免让思想正统的无神论者反对他：这些人永远不会原谅他借道无神论，走向了神圣武断的畸态怪物。理性想把自己从上帝那里解放出来。萨德以极其秘密的方式，想把思想从一切既定的规范理性当中解放出来：彻底的无神论将是拟人理性的终结。尽管有这种隐隐的意愿，但萨德并不区别，也没有寻求区别什么是思想和什么是在他的自然概念中对假设具有实在性的普遍理性的参照。这种区别只在他描写的反常行为当中才有所表达，只要思想在这一点上具有实验的意义。要么是不在意，要么是在矛盾的境况中体会到危险的快乐，作为写小说的人，他让小说的人物都成了“带有恶魔品质的哲学家”。P1－5

我要远离某种思想状态，这种思想状态让我说：萨德我的邻居。有些人不停地强调萨德的无神论具有的基本特点，以证明某种获得解放的思想所具有的解放作用；其实我与这些人根本并不相近。无神论宣布说，上帝什么都不是。所以，如果这种思想是从上帝那里释放出来的，那岂不成了从“什么都不是”当中释放出来的？那么它的自由会不会也……“什么都不是”呢？

作者最新的研究《恶魔哲学家》试图回答的，正是这个问题。在本书再版时，将这篇文章放在前边，不仅想表明是什么东西使作者与最初的设想对立，而且如果可能的话，还要填补一项重要的空白。作者虽然坚持最初时讲过的一些话，正如在《萨德体系之概要》——本书收录的研究文章中最早的一篇——中开始阐述的那样，但是也许当时就应该根据以下情况，对萨德和理性之间的一些关系进行更加严格的考察：1．理性的无神论继承了一神论的规范，维持了心灵的统一结构，以及负有责任的自我的特性和身份。2．如果人的绝对权力是理性无神论的原则和目的，萨德所追求的，则是通过清算理性的规范，将人进行分解。3．除了当时的理性的唯物主义之外，由于没有形成其他的概念（这一点在《萨德体系之概要》中已经指出），萨德使无神论成了完全畸态怪物的“宗教”。4．这一“宗教”包括有某种苦行，也就是行为的冷漠重复，而这种苦行表明了无神论的不足之处。5．这样一来，萨德的无神论便重新引入了畸态怪物的神圣特点，也就是不断重复之行为的神圣特点；所谓神圣，意思是说，其“真实的存在”一向只能通过仪式才能得以实现。6．如此看来，为萨德的畸态怪物规定条件的，解放了萨德的畸态怪物的，不是无神论，而是相反，当萨德企图将其自身的畸态怪物理性化的时候，畸态怪物迫使萨德将无神论去理性化。

描述萨德的思想是一回事，描述萨德的暴虐（sadisme）则是另一回事。比如，我们必须首先承认鸡奸这一最初的既定事实。由此从无果的客体产生无果的享受，是对破坏规范的模拟，阐述萨德的情绪，以证明在理性意义的掩盖之下，情感上的畸变谴责了作为规范保证者的唯一的上帝，而情感上的畸变又成了理性的畸变。这种谴责按照思想的规律，被纳入了同谋的串通之中。思想能够打破串通的同谋吗？

但是，作者没有探索《萨德体系之概要》开启的道路，反而把话说得十分模糊，同时想按照“绝对的客体决定的绝对欲望”的心理神学的方式（上帝：心灵之根本），通过对萨德的心灵的分析思考，延伸这一最初的研究。然而，在作者看来，作品的最后一部分（《在无神论的面具下》）似乎使问题淹没在了几乎带有瓦格纳风格的浪漫主义当中。因为，在这里借口描写某种萨德在“意识上的不幸”，将暴虐记在了无信仰的账上。而且这一结论的推论本身也是完全合乎逻辑的：萨德为自己的意识找到的意义是建立在某种禁忌之上的。在指责上帝的同时，意识通过绝对的客体打击了绝对的欲望，却没有触及绝对欲望的持久性。因为在这里，欲望是被否认的永恒，萨德的意识在这种永恒当中已经无法辨识自己，而是只能通过无边的苦恼来感觉到。他把“相信上帝”这一禁忌当成是给自己找到的理性的意义。萨德的自我通过这一禁忌，打破了自己的整体性：由此产生了欲望和意识之间永恒的、相互的冒犯，欲望坚持要与其对象联系在一起，所以意识要想维系在其意义当中，只能作出摧毁的决定，而且是由欲望摧毁意识。在同时发生的不协调的两件事情当中，在萨德的意识层面上，对欲望的净化和对欲望对象的摧毁混同为一种要求，而且在这一要求当中，只有当快感产生于受到伤害的欲望，并遮掩了心灵的悲伤时，摧毁才会带有快感。心灵的悲伤指的是失去了绝对的客体时的悲伤。

也许作者正是想让萨德从理性评论的狭隘限制当中摆脱出来，所以才阐述了萨德的体验，作者当时是按照马西庸的二元论，希望获得精神的贞洁，所以才认为萨德的行为与卡尔波克拉特的信徒对性欲高潮的崇拜一样，认为性欲高潮能够释放出“天堂之光”。

但是，要想让这种对异端分子的参照真正具有阐述的意义，作者必须在一切表述当中保持相等的距离，尤其是对正统教条的表述。如果是这样，那么他表述，或者想象萨德的“意识的不幸”时，就不应该是为了“殷勤地”赞美贞洁，而应该有更多的“教权”的味道，正如他在《对处女的敬意》中所做的那样；也不应该把“不幸”解释成在面对处女的反常形象时，出现的男性特征情结。这种形象切实表示了生育本能之死的意义。但是作者并没有把这一形象看成是对两性人神话的规范（一神论的规范），而是看作被掩盖的在萨德的思想当中具有根本意义的鸡奸的动机，这一动机隐藏在可恶的男性特征的主题之下，希望占有作为上天之贞洁的不可占有的处女，作者并且提出，这是萨德心理的原动力。这是一种浪漫主义，作者承认自己从前沉湎于其中而自乐，但是今天，他必须抛弃这种虔诚的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