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世存二十余年历史人物写作完整呈现。“立人三部曲”包括《盗火与革命》《安身与立命》《世道与人心》,是余世存二十余年来近代人物写作的完整呈现,《非常道》之后重磅作品。
近现代中国的纪传体叙述。书中传主百名,涉及人物数百位,跨越历史近两百年,组成了近现代中国的纪传体叙述,而《安身与立命》可以说是一本乱世生存指南。
看乱世如何激发蓬勃的生命力。在混乱又自由的年代,平时卑微平庸的生活在自由和风险中,激发出人性的光芒,命运也回报人生壮丽优美的风景。
重新打捞和认识被误解、被忽视的人们。写作对象从清末民初以来的历史推手和弄潮儿,转向边缘的“怪力乱神”和被误解、被忽视的人们,带领读者以全新的角度认识近代中国和近代中国人。
余世存“立人三部曲”包括《盗火与革命》《安身与立命》《世道与人心》,是余世存二十余年来近代人物写作的完整呈现,组成了近现代中国的纪传体叙述。书中传主百名,涉及人物数百位,跨越历史近两百年,几乎囊括了近代中国所有的重要人物。写作对象从清末民初以来的历史推手和弄潮儿,转向边缘的“怪力乱神”和被误解、被忽视的人们,作者坚信在这个时代,前人的人生能够为我们提供人格的坐标和导航。
《安身与立命(立人三部曲)》侧重从经济、生存的角度写人物。第一章选取了一组企业家,他们或致力于个人财富的积累,或致力于经世济民,价值取向的差异背后,也有着智慧、勇敢和耐苦的共同特质。他们的人生展现了企业家精神在近代中国的萌芽与展开。第二章从个人经济生活的角度描写了一组政治家与文化名家,谋国不成、谋家有成的康有为,“跑着去领工资”的鲁迅,体制外辛苦谋生的郁达夫,都让我们从全新的角度接近了历史人物。第三章的传主是一群“非主流”,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得到后人足够的重视,作者却从他们身上发现了“小传统”的生活哲学。
梁启超:财改首席设计师
在很多人心中,梁启超是一位思想家、学者、改良主义者,很少有人注意到他也是一个有见解的金融专家。他靠自己的勤奋、学识挣得了财富。这笔财富之大,使当代人不免感慨,有人在天津梁启超故居前惊呼,他的财富积累速度是一种“革命”速度:“梁启超出身农家子弟,不是商人也不是职业政客,但是其天津的豪宅还是让人一惊——民国社会包括梁启超在内的少数人,其财富爆炸式地增长,社会分化极为严重,不是要改良的节奏。”
这样看待历史的角度确实别致。如果梁启超能够同情地理解这种革命的观念,不知他会做何感想。梁自身的认识盲区无须多言,他从改良的立场上参与清末民初的政治,既有认识上的自负,又有书生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牺牲。财富的积累于他只是小道。但这绝不表明他对财富、金融没有自己的思考,事实上,他不仅是理财高手,有论者认为,梁氏是“中国现代财政金融改革的首席设计师”。
现在来看,在清末民初的推手中间,革命家们如孙中山、黄兴等多属后起之秀,对一国的经济运行缺乏了解,保守派们则对现代国家的财政金融缺乏理解,即使变法的改革家们如康有为、谭嗣同,也多注重思想、观念的变革,对经济多陌生……这些人中,只有梁启超有资质充任中国现代经济观念的阐述者。事实上,1906年“五大臣宪政考察”的报告,即请梁启超等人代拟,在交差的同时,梁启超还交了一份《中国财政改革私案》,只是未被大臣们重视,被扔到了一边。
更早的1896年,仅仅二十三岁的梁启超就在《时务报》上发表了《论金银涨落》:“金银价值涨落,为今日地球第一大事。五洲之商贾,群焉屏营忧执惊骇汗喘以趋避之;五洲之士大夫,群焉比较验测营目抵掌以议论之;五洲之政府,群焉变革迁就左右轻重以维持之。然而,金币国病于金币,银币国苦于银币,金银两币国,厌两币。”
变法失败,流亡到日本的梁启超接触到更多的西方知识,他一边读书一边做汉语世界的播火者,他在1903年出版的《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一书中,从最远古的经济思想家开始,亚里士多德、哥白尼、洛克、休谟、霍布斯,一直到重商重农学派,到亚当·斯密,给中国人介绍财经常识。他自己也形成了一整套系统的现代金融意识,包括对国家信用与民问信用的分析,提出官民可以造币的建议。他呼吁建立中央银行,鼓励发行外债和公债;强调货币本位制,坚持从银两本位、银圆本位、金本位到汇兑本位的路径。由于他对世界经济大势的了解,一度产生了“中国前途非我归而执政,莫能振救”的想法。
1906年,慈禧太后下诏颁布大清预备仿行立宪。1908年8月,朝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这一“改革”举措,使身在海外的梁启超看到了希望,他为此发表了《发行公债整理官钞推行国币说帖》,建议“必须将货币政策、银行政策、公债政策三者同时并举,以植大基,而责全功”。1908年是户部银行改制为大清银行的年份,清政府首次尝试发行内债,名为“昭信股票”的债券定额为库平银一万万两,期限二十年还清。恭忠亲王先认购两万两,以为天下做劝购广告。但是用尽手段,总共只募集了四百万两。而按照梁启超计算的结果,中国的货币流通应需要三十万亿,其中两万亿是金属货币,其余可以发行纸币。由此可见当时的政治经济之扭曲,辛亥革命的发生看似偶然,却仍有这种历史的必然。
革命后的1913年,做内阁司法部长的梁启超见政府“外债交涉既受辱之孔多,税课考成,又燃眉之难救。时时凛破产之忧,处处同仰屋之戚”,就上书袁世凯总统,重提自己数年来坚持的三策并举改革主张,以使中国的经济结构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1914年3月8日,袁世凯政府设立币制局,任命梁启超为总裁。他要求实施银币普及,其胞弟梁启勋则参与了袁世凯银圆的金银铜比例测算。在梁启超的努力下,袁世凯银圆,即“袁大头”持续铸造超过了十亿枚,有效地驱逐了当时流通的各种私币、鹰洋,事实上统一了货币,奠定了日后国民政府废两改元等金融改革的基础。与此同时,梁启超命时任造币总厂厂长的吴鼎昌着手编写造币厂史,并精心审定,亲笔题写书名。这部十一章五万余字的造币厂史,成为中国金融发展史上的重要文献。P13-16
应是鸿蒙借君手
收录在这部书里的文字时间跨度长达二十年,集中写作的时间也长达十年,因此文字的不整齐不统一是明显的。青春期的夸饰,谋稻梁时的铺陈,人生阶段的心态转移,都影响了我的文字。好在这是记人论人的文字,读者既能看到我“飞扬跋扈”的一面,也能看到我克制自己、白描叙事的一面;既能看到我“服务的”英雄主义一面,也能看到我“专断独裁”的一面。
其实,我提请读者参与的是读书中人物。自青年时代起,我就有“野心”为笔下的人物“盖棺定论”,这也是2000年以来我有十年时间连续颂扬“当代汉语贡献奖得主”的一大因缘,我希望在散乱的史书、意识形态评判之外,为当代社会贡献我个人“论世知人”的人生坐标。在写作中,我尽可能把眼前所见的材料熔铸到笔下,抛开我个人的主观不说,单是这些材料,便足以“开卷有益”。
虽然这些文字部分曾以《中国男》和《大民小国》之名结集,但重新整理才发现,我写近现代史上的人物已有一百多篇(限于传主出生时间等原因,本书删掉不少当代人),其中有不少文字为我珍爱,尚未跟读者见面。这次能以合集的形式出版,实在是一大幸事。自十年前《非常道》等书不约而同掀起了“民国热”,直到今天,关于现代史的当代著述还少有可观可流布之作。作为一个误撞入历史写作领域的人,我对读者的歉疚难以言说。
不少人问我,这些纪传、评传写了什么?回到我身上,二十年来,或者说最近十年,我完成了从青年到中年的转变,从激昂走向从容,有人说是从鲁迅走向了胡适,从愤青走向了文化主义,从西化走向了综合……我相信这些转变是真实的,但没有变的仍是理想、历史的善和正义。我相信我的文字一直都在吁请世道人心的创造和安顿,一直都在捍卫人类的正义和认同:当然,更为关键的,我在文字中交代了自己,二十年来,我都不像个“说书人”,我都不是没话找话的人,不是以写作刷存在感的人。
在选择人物时,我一度不免受制于时代和知识精英的喜好。在2005年至2010年的写作期间,我为之作传的多是现代史上的主流人物,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历史推手和弄潮儿,多为“早期伟大的中国国民党人和早期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人”(陈丹青语)。写这些人,如林觉民、瞿秋白等,既“政治正确”又“知识正确”,极为顺手。他们的人生至今让当代人奉为楷模,他们的言行早已成为后人“闻而起兴”的典范。当然,我也发现了主流或台海两岸今天都不免忽略的人,如武训。我理解自己,不仅是以司马迁的纪传体在写笔下的人物,也是像王维、柳宗元、刘禹锡等人为六祖慧能写碑铭一样,为其证明正名。
这些年来,“民国热”成了文化出版界的一大板块,打开媒体,经常看到熟与不熟的作者谈论民国人物。读多了,我有一种厌倦,甚至羞于看到自己的名字成为媒体上的“点缀”。虽然,谈论民国人物,既是新闻出版媒体自身的需要,也有写作者的名利满足。写作者本来也有“吃人”一说,我自己不仅“吃”过老子,更几乎“吃”尽了民国人物。只是在网络时代,50后、60后与90后的作者具有一样的知识资源,如何不只是做“文抄公”,不做百度或维基百科的拼凑者,如何不做一种观念、时尚话语的表达者,或政治知识正确的诠释者,是我需要“突围”的。
因此,在历史札记、随笔之外,我的“历史散文”之路也有纵深演进。我反思过历史写作,何以大家谈历史人物时多有“先入之见”?有时看一个标题就明白作者想借古人说什么话,甚至明白作者是五毛、国粉、儒粉还是“柿油党”,是80年代的出土翻案史观、90年代的细节史观、知乎粉还是果壳粉。那么,研读历史人物,我们如何保证自己的客观公正,如何才能还原一个历史人物的生存状态和内心情态?“中国之君子,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这一“礼义”在当下不过是某种“时……
一卷终了,大家眼里的传主大多已然退场。那些在历史上立德立功立言的前贤退场,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呢?我近年多次想到退场和进场,并郑重把退场立为新正义论的一大原则。千年前的《沉思录》的最后感慨就是新正义原则的遥远回响:“人啊,你一直是这个伟大国家(世界)里的一个公民,五年(或三年)会对你有什么不同呢?因为与法相合的事情对一切都是公正的。如果没有暴君也没有不公正的法官把你从国家中打发走,把你打发走的只是送你进来的自然,那么这又有什么困苦可言呢?这正像一个执法官曾雇用一名演员,现在把他辞退让他离开舞台一样——‘可是我还没有演完五幕,而只演了三幕’——你说得对,但是在人生中三幕就是全剧,因为怎样才是一出完整的戏剧,这决定于那个先前曾是构成这出戏的原因,现在又是解散这出戏的原因的人,可是你却两方面的原因都不是。那么满意地退场吧,因为那解除你职责的人也是满意的。”
译者何怀宏也曾为此感慨:“当我们谈到《沉思录》的最后一段,即说从人生的舞台退场的一段,我们就感到忧郁,因为这就是人的命运,在劫难逃。即使你觉得你的戏还没有演完,新的演员已经代替你成为主角了,这里的忧郁就像卓别林所演的《舞台生涯》中的那些老演员的心情,苦涩而又不无欣慰,黯然而又稍觉轻松。另一方面,我们又感到高贵,因为我们可以体面、庄严地退场,因为我们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并给新来者腾出了地方。”
对我们来说,在这腾出来的历史舞台上,我们是否演绎好了自己的人生角色?我们是否立得住?是否实现了自己的人生正义和社会正义?是否享有了生命的幸福和意义?
最后,要感谢我的太太余玲,是她想到我这从青春到中年的人生写作是一个整体。感谢何寅、董曦阳、杨海泉,使此书得以成型。还要感谢我多年的朋友张守礼、王俊秀,他们在我的生活中,赋予了“立人”鲜活生动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