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奥威尔是英国二十世纪最有特点的作家，对穷人生活的关注、对英国社会现状和变化的关注、对二十世纪整个世界的关注、对资本主义社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关注，使得他的写作十分超前，预见性极强。他在一个人心浮动、信仰不再的时代认真写作，为社会正义而抗争，并且相信拥有个人及政治上的正直品质的必要性，让他的作品具备了其他作家所不具备的良心和深度。《奥威尔读本》选收了他的散文七篇、中篇小说《动物农场》和长篇小说《缅甸岁月》，基本上代表了他整体创作的水平。

《奥威尔读本》是“外国文学大师读本丛书”之一。

乔治·奥威尔，英国作家，1903年6月25日生于印度孟加拉邦莫蒂哈里，取名里克·亚瑟·布莱尔，后随母亲回英国定居，并在圣塞浦里安读寄宿学校。伊顿公学毕业后，去缅甸参加帝国警察部队，服役5年。1927年辞职，开始写作生涯。主要作品有：《巴黎伦敦落魄记》《缅甸岁月》《向加泰隆尼亚致敬》《上来透口气》《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等。1950年1月患肺病去世，年仅46岁。

《奥威尔读本》选收了他的长篇小说《缅甸岁月》、中篇小说《动物农场》和数篇重要散文。

散文

书店轶事（1936）

西班牙战争真相（1937）

查尔斯·狄更斯（1940）

鲸腹之家

威尔斯、希特勒和世界进程

鲁德亚德·吉卜林（1942）

马克·吐温——公认的弄臣（1943）

中篇小说

动物农场

长篇小说

缅甸岁月

附录

名家点评

奥威尔生平与创作年表

推荐书目

书店轶事

（1936）

我曾经在一个卖旧书的书店里工作，如果你没有在书店工作的经历，很可能会认为这里是天堂，会认为光顾书店的顾客有很多上了年纪的绅士，风度翩翩地翻看着装有牛皮封面的书籍。但是真相却让我吃惊，因为这里几乎没有几个真正热爱读书的人。我们的书店藏书丰富，但是顾客中懂得读书的人还不到百分之十。最常见的顾客是一些妇女，她们没有什么目标，只是买本旧书送给孩子当做生日礼物；其次是一些买廉价教科书的亚洲学生；还有只想买头版的假内行，而真正热爱文学的人却是少之又少。

许多到这里来的人都是很麻烦的，除了书店他们找不到其他地方施展这些制造麻烦的本事。例如，一位老妇人想要一本给残疾人看的书（这是一种很常见的要求），而另一位老妇人曾读过一本一八九七年出版的书，想让你给她找一本。不幸的是，她既不记得书名，也不知道作者的名字，更不知道书里写的什么，只是记得书的封面是红色的。还有一类人，他们几乎踏遍了每个旧书店，更是烦人至极。其中一些人浑身散发着变质面包的味道，几乎天天来卖那些毫无价值的旧书，有时候一天要来几次。还有一种人只是来订购大量书刊，却从来不真正付钱购买。我们书店从不赊账，只是把被订购的书放到一边，以便顾客前来索取。而订购书后又回来付钱购买的人还不到一半。起初我对这种现象很不理解。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很多顾客来书店寻找限量发行、价格昂贵的书籍，找到后反复强调要给他们保留，而他们自己却一去不复返。当然顾客中也有十足的偏执狂。他们夸夸其谈自己的辉煌经历，又以最堂皇的理由解释今天碰巧出门没有带钱——这样的借口只有他们自己才会相信。在像伦敦这样的大都市里，街上总会有一些无所事事的闲人，对于这样的人来说，书店是最好的栖息场所，因为不用花钱就可以在这里呆上几个小时。他们话题陈旧、生活没有目标，时间长了，这种闲人几乎一眼就会被认出。如果觉察到顾客是这类人，通常是他前脚刚走，我们就把他订购好的书放回书架，因为他是不会回来购买的。他们中没有人想从书店偷书，只是订购——这可能会给他们一种似乎已经真正付钱的幻觉。

就像别的旧书店一样，我们也附带销售其他东西。例如，二手打印机，邮票——我指的是用过的邮票。集邮者大都性情古怪，沉默寡言，各个年龄的人都有，以男士居多。很显然，把邮票粘贴到集邮册的过程很难给女人带来愉悦。我们也卖六便士的讲占星术的书，书的作者声称自己曾预言过日本大地震。这样的书都被密封，我从没有打开过。但是买书的人经常回来告诉我们，里面讲的占星术是多么的准确（如果书中讲的是你对异性有吸引力或者你最大的缺点是慷慨大方，那么无疑任何占星术都是准确的）。我们也卖很多儿童书籍，大部分是廉价的滞销图书。如今的儿童书真是很糟，尤其被堆放在一起时。就我个人而言，我宁愿给孩子们看罗马时期佩特罗尼乌斯仲裁者的讽刺作品，也不会给他们读《彼得·潘》。不过跟后来拙劣的模仿作品相比，像巴里的《彼得·潘》这样的童话就显得更有精神内涵、更能启迪心智。在整个圣诞节期间热闹兴奋的十天里，我们要一直不停地销售圣诞节卡片和日历，虽然很无聊，却能赚很多钱。对基督教徒们的这种宗教情感我一度感到很好奇，觉得很滑稽。圣诞节贺卡制造公司的人一般六月份便开始行动，拿着他们各种各样的贺卡前来销售。我还清楚地记得他们发货单上的一句话，是这样写的：“带小兔的圣诞贺卡，两打。”

我们主要的副业是租赁图书，大概有五六百本图书可供出租，都是小说。那些偷书贼肯定很喜欢这样的书店。他们在这里花两便士租一本书，然后把标签撕掉，以一先令的价格卖给另外一家书店。我相信这是世界上最容易的偷窃了。不过书商们通常发现，就算这样被偷上几本书，他们也觉得更划算些（我们通常一个月丢十几本书）。如果你要求他们付定金，顾客一般会被吓得落荒而逃。

我们的书店正好位于汉普斯特德和卡姆登镇之间，因此来书店的人有男爵，也有公交车司机，各式各样的人都有，伦敦的整个阅读人群可能都会在这里出没。因此可以统计一下，谁的书最受欢迎——是普里斯特利？海明威？沃波尔？还是沃德豪斯？这些都不是，最畅销的是埃塞尔·M.戴尔的书，其次是沃里克，再其次是杰弗里。埃塞尔·M.戴尔作品的阅读人群主要是各个年龄阶段的女性，而不像大家通常认为的那样，只是一些饥渴的老处女或烟草商的肥婆娘。认为男人不看小说是错误的，但的确有一些小说是他们从来不读的。大致说来，我们常说的大众作品——即最常见，不好也不坏，像高尔斯华绥那种让人唏嘘落泪的作品，通常是女性热衷阅读的。男人要么读他们认为值得一读的小说，要么就选择侦探小说。他们对侦探小说的钟爱有时候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据我所知，有一个顾客每星期要读四五本侦探小说，这样持续了一年多，还不包括从其他书店租赁的类似书籍。同样一本书他从来不看两遍，这一点让我很纳闷。很明显，他已经把那些数量惊人的垃圾图书的内容（据我计算，他每年读的书页能铺四分之三英亩土地）牢牢地记在脑子里了。他对书名或作者的名字一无所知，但是一翻开书，他就知道自己是否已经读过。

在租赁书店里，能看出一个人真正的品位和喜好。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一些英国小说家的经典作品不再受青睐，几乎完全被读者忽视。没有必要把狄更斯、萨克雷、简·奥斯汀和特罗洛普的书摆在书架上，因为根本没人会读。人们瞟一眼十九世纪的小说，通常会说：“哦，那书太陈旧，早就过时了！”然后马上走开。但是狄更斯的书还是很好卖的，就像莎士比亚的书一直很畅销一样。狄更斯的作品就好像《圣经》，是人们必读的、书籍之一。在旧书店里他的作品很受欢迎。人们总是相互谈论狄更斯，比如你可能会听到比尔·塞克斯是一个夜贼、密考伯先生是秃头等谈话，就像在一个芦苇筐里发现了摩西，或“只能看见上帝的背”等关于《圣经》的传说一样。另外一件引起我注意的事情是，美国书籍越来越不受欢迎。另外一种不受欢迎的书是短篇小说，书商每两三年便会遭遇类似的商业尴尬。当顾客要求图书员给他们找本好书看时，通常开口先说：“我不看短篇小说。”或者说：“我不要短篇故事。”一个德国人就经常这样要求。如果你问其中的原因，他们会解释说，熟悉小说中那么多人物的性格太费力，他们只喜欢看那种读完第一章后就没必要再动脑子的书。我觉得，这种现象的出现，受批评的应该是小说作者，而不是读者。很多当代小说，不管是英国的还是美国的，大都乏味沉闷，没有阅读价值。但有些短篇故事还是很受欢迎的，比如劳伦斯的短篇故事就像他的长篇小说一样受欢迎。

以后我是不是也会卖书呢？大概是不会的——尽管我的雇主对我很好，在书店的日子也很愉快。

要是有资金和店面，任何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都能靠书店维持生计。这个生意不难学，除非你要致力于珍稀图书和罕见版本的买卖。如果你对书里的内容有所了解，那就更容易了（大多数书商都不了解书的内容，看看他们在报纸上做的征订广告，你就知道他们是多么外行。广告上即使看不到鲍斯威尔的《大英帝国兴亡录》的字眼，也肯定会有T.S.艾略特的《弗洛斯河上的磨坊》）。这项生意很高雅，还很人性化。这些特点使小书商不会被排挤得毫无立足之地，然而杂货商或者送牛奶的人就不一样了。但是，这里的工作时间却很长——我只是兼职，我的老板一星期要工作七十个小时，还不包括出去买书的时间，这种工作方式对健康不利。书店里冬天大都非常寒冷，因为要是屋里太暖和，窗子就有水雾，而书店就是靠窗子做生意的。书籍几乎是所有物体中最能积攒尘土的，散发的气味也很难闻，放在顶上的书本上总是有死青蝇，好像那里是青蝇们理想的死亡之地。

然而当书商会让我失去对书的热情，这才是我不想当书商的真正原因。为了提高销售量，书商不得不撒谎，对书的内容胡编乱造，结果使自己更加讨厌这堆书。更糟糕的是，他们不得不经常给书除尘，还得搬来搬去。我曾经非常爱书——喜欢它们的气味和手感，因为这些书至少也有五十年了。最让我高兴的是能花一先令从县城拍卖会上买到一大堆批发图书。在这种拍卖会上，你总能无意中发现很多好书，例如，十八世纪的一些二流诗人、过时的早已经被人遗忘的小说、六十年代的妇女杂志等。当你没事可做时，比如在浴室里，或深夜还不想睡觉的时候，或是午饭前的无聊一刻钟，你都可以读读一些过期的书刊。但是自从我进书店工作以后，我就再也不想买书了。每天都有成千上万本书摆在眼前，有时候自己都觉得恶心，书也变得令人厌烦。如今我也偶尔买本书，但是只有当这本书我非常想读，而又借不到的时候才买。我从来不去买一些下三滥的垃圾书。发黄的书页散发出来的特有香气再也不能吸引我了，因为这种气味只会让我想起那些烦人的顾客和死掉的青蝇。

P3-6

于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七年，我在缅甸的印度帝国警察部队服役。我后来放弃了，一部分原因是那里的气候毁了我的健康，一部分原因是我已含糊地有了写书的念头，但是主要原因是我不能再继续为我已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大骗局的帝国主义服务了。

这是奥威尔在一九四○年为《二十世纪作家》撰写的《我的简历》里写的一段话。即使这时候，英国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开始，许多殖民地国家已经独立，“日不落帝国”的风光不再，但是，奥威尔这段文字里“大骗局的帝国主义”这样的提法和字眼，还是不大招人待见的。如果说大英帝国的崛起是英国工业革命的必然，但是把大英帝国鼓捣成“大骗局”的，当是文人的强项，比如桂冠诗人丁尼生、一九○七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鲁德亚德·吉卜林的写作，甚至E.M.福斯特与弗吉尼亚·吴尔夫的某些观点。更要命的是，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什么时候都是打压个人主义的最致命的说辞儿。不过，这些都阻止不了奥威尔的深层思考和深层表达。他的第一部小说《缅甸岁月》就借鉴了福斯特的《印度之行》的一个理念：“大多数印度人，就像大多数英国人一样，都是狗屎。”不论这是贵族情结还是精英意识，这种说法直指大众，是很容易触犯众怒的。奥威尔的聪明之处，是他不写人物的“狗屎”那面，而是揭示殖民地国家的人和英国人一样，都是人，不会因为国别、文明程度和财富占有多寡，就有了什么本质区别。

我们都是靠抢劫亚洲苦力才得以生存的，我们中间那些“开明的”人都认为这些苦力应该得到解放，但是我们的生活水准，因之也是我们的“开明”，却要求这种抢劫继续下去。

这样的思考富于哲理而格外深刻，当奥威尔彻底回到英国，以一个作家的眼光和身份开始写作时，他发现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的国民的富足与贫穷以及相应的地位，同样“要求这种抢劫继续下去”。一九三六年，一家出版社约他报道大萧条期间英格兰北部工业区工人的状况。在缅甸为帝国服务，他是“爷”，而“爷”的地位和身份是以殖民地的“贱民”为基础的，而在帝国之内，他发现“爷”的身份是以贫苦的劳动人民为基础的，这让奥威尔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他与社会不公和人间苦难的直接接触，对他从小形成的观念和思想，具有了毁灭性的打击。他在火车上看见一个家庭妇女在捅房子外面堵塞的排水管，“她的麻袋布围裙，她笨重的木鞋，她冻红的胳膊……她的圆圆的脸十分苍白，这是常见的贫民窟姑娘的憔悴的脸，由于早产流产和生活操劳，二十五岁看上去像四十岁”。一个极富同情心、极富想象力的作家，看到的不仅是现象，还有现象背后的悲惨生活。至于在工业区耳闻目睹的工人的工作和生活状况，就更让他震动。这次采访时间虽然只有几个星期，但是《去维冈码头之路》被一些研究奥威尔的学者，称为他的“大马士革之路”，即借圣经人物扫罗去大马士革的路上，突然听到上帝的启示而皈依基督教的故事，指出奥威尔就是在这次与下层社会接触中，思想发生了根本变化，开始信仰民主社会主义，希望社会的力量能够拯救和保障穷人的生活条件。这种思想转变不久，他就又去了西班牙。

“我要去西班牙了。”他对一位编辑说。

“为什么？”那人问。

“这法西斯主义总得有人制止它。”他说。

一如他的文风，他一贯是一个雷厉风行的人。但是，西班牙之行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所谓的国际反法西斯联盟，就真的是在单纯地打击法西斯，消灭法西斯，而是在大敌当前的恶劣环境里，照样窝里斗，既有内部清理，又有背后暗杀。他在前线被子弹射中喉咙而活了下来，却因为他对反法西斯联盟的窝里斗不满而差点被清理，被暗杀。

我在西班牙看到的，和自此以后我所看到的左翼政党内部运动的情况，给了我一种政治的恐怖。

一直到他去世，这种思想成为他的基本立场。他最为世人赞扬和推崇、并且成为文学经典的两部小说《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就是这一思想的结晶。

仅从文学元素、写作技巧和表达的层面上讲，《一九八四》没有达到太高的水准，但它表达的内容揭示出：一个团体、部落、民族和国家，只需要少数几个独断专行、组织严密的独裁者，就足以把广大人民当做羔羊肆意蹂躏和宰杀了，而这种肆虐的恐怖力量，却来自广大善良的人们的沉默和盲目。无须从头到尾阅读全书，仅从书中虚构的那个政府所设立的四大管理部门——真理部、和平部、友爱部和富裕部，就让但凡在这种体制下有一点经历的人感到毛骨悚然：任何一个部门都以漂亮的名字命名，但任何一个部门的所作所为，都以坏事做绝为宗旨，例如真理部大楼前面赫然在目的标语即是：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还有充斥全书的“老大哥”、“双重思想”、“新话”之类的表达，把“所有问题都说成是政治问题，而政治本身又集谎话、遁词、蠢事、仇恨、精神分裂之大成。”奥威尔的《一九八四》的不朽，是理所当然的。

从更完整、更有寓意、更具艺术性的标准看，只有一个中篇小说篇幅的《动物农场》，最能代表奥威尔反对极权主义的内容和艺术的完美形式：一只猪带领一群家畜造反成功，赶走了农场主，自行管理，但动物内部分化，猪成了统治者，对别的家畜实行统治，任意奴役，形成新的阶级社会。劳模老马博克赛劳作一生被送进了屠宰场，劳苦大众牛啊驴啊终日劳作食不果腹，只有猪，好吃懒做还强迫人们歌颂喊乌拉……苦涩的讽刺和深刻的寓意……再想一想整个二十世纪所谓共产主义运动和实践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奥威尔对极权社会的表述，令读者肃然起敬。

似乎有些吊诡。奥威尔坚称自己是民主社会主义的信仰者，却对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揭露和鞭挞，怎么回事儿？这从奥威尔为数不多的散文写作中，可以探索到基本的脉络。一九四一年六月十九日，他在发表于《听众》的《文学和极权主义》一文中写道：

社会主义一般认为是一种道德化的自由主义。国家会掌管你的经济生活，使你免于贫困、失业等等的恐惧。但是它无需干涉你私人的思想生活。艺术可以像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那样繁荣，而且只能更为繁荣，因为艺术家不再受到经济的压力。

这大概就是奥威尔终生信仰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定义。如果“国家会掌管你的经济生活，使你免于贫困、失业等等的恐惧”的表达，是指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和失业救济金等等社会化的“经济生活”，而“它无需干涉你私人的思想生活。艺术可以像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那样繁荣”是奥威尔在这种经济保障上的一种设想，那么奥威尔的民主社会主义应该是从资本主义发展起来的一种社会。这样一种社会自然要比原始积累时期的资本主义社会更完善，更美好，说这种社会是民主社会主义也未尝不可。然而，“艺术家不再受到经济的压力”这样的提法，显然只是奥威尔的一厢情愿，只有像他那样一天不干出点成绩就内疚、自责甚至诚惶诚恐的人可以设想并享有的经济保障，对于大多数还未摆脱人性中“狗屎”一面的人，没有经济压力只会轻飘飘，社会的好处只会让他们更加“狗屎”；因为二十世纪社会主义的运动和实践已经充分证明，艺术家们没有了经济压力之后并没有创作出优秀的艺术作品，反倒是争工资、比待遇、竞官阶、派别斗争、残酷打压、争当御用、主动丧失知识分子精神等等“狗屎”现象层出不穷；也可以说，人类“狗屎”的一面，被发挥得淋漓尽致。因此，奥威尔的“社会主义一般认为是一种道德化的自由主义”，显然只是一种在人类历史相当长的阶段尚无法付诸实践的空想，这是他左倾思想的副产品。但是，奥威尔的思想自由、独立思考是他骨子里的东西，因而他对极权主义的想象是非常正确的：

极权主义废除了思想自由，其彻底程度是以前任何时代闻所未闻的。而且认识到下面这一点很重要：它的思想控制不仅是被动的，而且是主动的。它不仅不许你表达——哪怕拥有——一定思想，而且它规定你应该怎么思想，它为你创造一种意识形态，它除了为你规定行为准则以外，还想管制你的感情生活。它尽可能把你与外面的世界隔绝起来，把你关在一个人造的宇宙里，你没有比较的标准。反正，极权主义国家企图控制其臣民的思想和感情，至少像它控制他们的行动一样完全彻底。

不像他的同时代一些作家，例如H.G.威尔斯和萧伯纳，奥威尔从来没有访问过任何社会主义国家，他对极权主义的描述如此准确和深刻，这完全归功于他的深邃思想和丰富想象力。然而，如同他的民主社会主义概念有致命的缺点一样，他关于极权主义的概念，同样具有致命的缺陷。那就是在这两个概念中，他都忘记了所有制问题；通俗一些说，就是社会财产归谁支配的问题。如果他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所有制是私有制，那么个人的经济保障，迟早会解决，因为人类为自己创造物质是基本活动，从来没有停止过也绝不可能停止，挫折和困难是暂时的。如果个人创造归个人所有，极权主义的得逞是困难的，即便得逞也是短命的，因为独裁者垄断不了社会的财富，他们就无法全方位垄断个人的思想，至少不能像奥威尔描述的那样，彻底地“废除了思想自由”。尽管如此，奥威尔算得上思考并定义民主社会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先驱和贤者。

纵观二十世纪西方的思想发展，知识分子的左倾思想现象，或者说左倾知识分子，是不容忽略也忽略不了的。这主要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残酷性和资本主义一轮又一轮的经济危机造成的。知识分子为社会思考出路，是本职工作。英国的威尔斯、萧伯纳、依修伍德、奥登等，法国的罗曼·罗兰、纪德、萨特、加缪等，都是西方左翼知识分子的代表。唯有奥威尔特立独行，实话实说，有话直说，因此在整个左翼知识分子中，并不受欢迎。一些人攻击他的主要把柄是他不读马克思的著作。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奥威尔嗜书如命，读书的范围庞杂，这是公认的。他自称信仰民主社会主义，但是却对社会主义的祖宗马克思的学说置之不理，确实耐人琢磨。但是，这并不能说，他和马克思的学说没有发生过任何碰撞。

同样生活在英国，同样写作在英国，同样对英国工人阶级在原始资本积累时期付出惨重代价的工人阶级生活状况做过调查和研究，虽然只是前后顺序，马克思得出的结论是“全世界工人阶级联合起来”，而奥威尔则认为“几乎所有的人，不论他们的实际行为怎么样，在感情上都是响应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理念的”。马克思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造反，打烂旧世界，建立新世界，而奥威尔却说：“革命毕竟意味着要把一切都翻一个个儿。”“一个是，你在没有改变制度之前怎么改善人性？另一个是，你在没有改善人性之前改变制度有什么用？”因此，奥威尔在他的文学批评经典长文《查尔斯·狄更斯》中，这样说：

道德家和革命家总是不断地互相拆台。马克思在道德家的脚下爆炸了一百吨的炸药，我们如今仍生活在那声爆炸的震天回响之中。但是，在某个地方，布雷工兵已经开始了工作，他们在埋设新的炸药，要在月球上向马克思开炮。然后，马克思，或者是什么与马克思相似的人，会带着更多的炸药回来，情况就会这样不断继续下去，而我们却无法预见最后的结局。如何有效防范滥用权力的问题至今悬而未决。

由此看来，奥威尔并非没有读过马克思的书，只是读出了马克思学术的漏洞，读出了自己的理解，便适可而止了。因此，他的民主社会主义信仰还是很耐人寻味的：“社会主义一般认为是一种道德化的自由主义。”道德化的自由主义？听来很新颖，但是究竟道德化到什么样的程度就算道德了，比如说，马克思是不是一个道德化的人，倘若奥威尔多读一些马克思的作品，他完全能够做出令人信服的结论。这是他的天赋所在，也是他的局限所在。

不管怎样，奥威尔确实是一个道德化的有信仰的人。他认为信仰的本质是始终如一：“在中世纪的欧洲，教会决定你应该信仰什么，但是至少它允许你从生到死保持同一信仰。”“今天不论什么样的正统基督教徒、印度教徒、佛教徒或者伊斯兰教徒，或多或少都是这样的。”

而在极权主义方面，情况恰恰相反。极权主义国家的特点是，它虽然控制思想，但它并不固定思想。它确立不容置疑的教条，但是又逐日修改。它需要教条，因为它需要它的臣民的绝对服从，但它不能避免变化，因为这是权力政治的需要。它宣称自己是绝对正确的，同时它又攻击客观真理这一概念。

奥威尔一九五○年去世，只活了四十六岁。那时，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运动还在初始阶段，他看得见听得见的东西还很有限，而作为一个思想者，这个寿数显然太浅了，不然的话，他留给世人关于极权主义的思想财富是不可估量的。

苏福忠

二○一○年八月

奥威尔在一个人心浮动、信仰不再的时代写作，为社会正义斗争过，并且相信，最根本的，是要拥有个人及政治上的正直品质。他已和约翰逊、布莱克和劳伦斯一样，在英国代有人出的先知先觉的道德主义行列中占了一席之地。

——杰弗里·迈耶斯

乔冶·奥威尔的作品从一个截然不同的角度评判社会体制。

——哈里·布莱米尔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