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久芳编著的《文墨风华(罗家伦珍藏师友书简)》精选了清华大学首任校长罗家伦与同时期五十余位名人的百余封鱼雁往来，书中选取的发信人学渊绩懋，在中国近代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其中传达出丰富而多样的内容，呈现出一个特殊时代的人文精神。

罗久芳编著的《文墨风华(罗家伦珍藏师友书简)》选择了53位发信人的手迹。他们全部诞生于晚清，以1865年出生的吴稚晖先生最为年长，其中有教育家、出版家、科学家、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艺术家、语言学家；有清末的秀才、举人、进士和欧美大学的博士。这些学者名人中，教授是最普遍的职位。此外14位曾任大学校长，16位荣膺1948年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他们多是学渊绩懋，著作等身之士，在中国近代文化发展过程中，曾做出功不可没的贡献。

书中信函的时代可以追溯到1920至1960年之间，内容多与期间国内情势有密切的关系，从中可以看到这些知识人在困苦的环境中对工作的热诚和责任感，以及每个人的风度、品格和心情。为了解决释读信中使用的行书或行楷字体的困难，每件书信都加以释文，并尽可能根据内容、信笺或邮戳来断定发信年代。对于在编校过程中发现书信墨迹中有一些漏子、衍字和明显错误，都用方括号[]注明；择文中凡需阐述之处，则用括号()或底注，旨在便于读者进一步的研读。同时每一位发信人另附一段“解读”，简略介绍每人的生平，以及与父亲的关系和通信的事由。附带的照片，也可以增加读者对前人的印象。

雁回尺墨

 吴敬恒书札

 与张元济书信往来

 与蔡元培书信往来

 于右任书札

 陈独秀书札

 朱希祖书札

 马衡书札

 蒋梦麟书札

 任鸿隽陈衡哲夫妇书

 王世杰书札

 孙本文书札

 赵元任书札

 杨铨书札

鱼书寸笺

 周炳琳书札

 顾颉刚书札

 许地山书札

 毛子水书札

 袁昌英书札

 冯友兰书札

 蒋廷黻书札

 金毓黻书札

 丁文江书札

 黄子通书札

 王星拱书札

 王云五书札

 周鲠生书札

 翁文灏书札

 侯德榜书札

 竺可桢书札

 陈寅恪书札

 胡适书札

 饶毓泰书札

 张大干书札

 台静农书札

 梁实秋书札

 谢稚柳书札

竹报平安

 致张薇贞(维桢)书札

 致罗久芳、罗久华书札

朱希祖书札

朱希祖

朱希祖(187争一1944)字迪先，浙江海盐人。17岁考中秀才，1905年官费留学日本，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史学系。1913年为教育部起草国语注音字母方案，历任北京大学预科教员、中国文学系主任兼史学系主任(1918—1926)，清华、辅仁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研究员，中山大学教授兼文史研究所所长，中央大学历史系系主，壬(1934—1940)，考试院考选委员会委员等职。

父亲考进北大外国文学系时，朱先生已是史学系的教授，常为《薪青年》和《晨报》副刊撰稿，并积极参与推行白话文及新式标点，虽然没有直接师生关系，却是父亲尊敬的前辈。1928年父亲出任清华大学校长时，朱先生正在清华任教，两人成了同事。那时父亲为了积极整顿校务并提高师资，聘请了许多留学回国的青年学者，特别将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结识的蒋廷黻先生请来主持历史系。此时朱先生早已是资深教授，按理应担任系主任，但是父亲为了等待蒋先生结束南开大学的合约．自己先临时兼任系主任一年，不免得罪了朱先生，促使他重返北大。

过了几年，父亲转任中大校长后，终于延聘朱先生为中大历史系主任。在南京和重庆共事六年。朱先生这封信里，称父亲为“尊兄”，自己称“弟”，笔迹工整，言辞拘谨。可以看出他在战时艰苦的环境里，对系务的高度责任感，使中大历史系培养出许多杰出的毕业生。

<释文>

志希尊兄左右：

日前在校长室承询史学系下学年课程何以不开?教授会议议决而一仍上学年之旧，无所更改。当日因手头无新定课程表，不能空言奉答。退而嘱史学系助教姚公书君将下学年新定课程表中更改科目抄录一纸寄至敝寓，昨已接到，今特附上。查下学年史学系各教授，如沈刚伯、张贵永、金静庵、缪赞虞及希祖五人各有新改科目；惟姚薇元、姚公书二君各任一种教课，皆系必修，不能更改；郭量宇君任三种科目，独不更改而已。然以全体言，不能谓一仍上学年之旧，无所更改也。此新课程表，系七月八日开史学系教授会议后所改定。开会之前曾发通知书标明l二事：一商量下学年课程事；一商量实行暑期学生进修方案。八日上午九时开会，希祖住在南岸，晨五时半即动身，本可赶及柴家巷八时开校车，乃此晨大雾浓布，轮渡不能开，至八时许乃开，因而路途迟误，到校已十点五十分钟。幸各教员虽已散会，然一一皆见及，各与接洽上列两事，此日之会，本无公决事件，皆系互相报告性质。关于课程事，不过各将下学年所任课程报告更改与否而已。初无待于公众决……

P97-100

序 言

“文墨”是最能表现中华文化精粹的一个名词。广义的“文”，是诗书六艺之文，“文墨”即代表文化知识和学养。运用笔墨来书写纪事，已有将近两千年的历史。在日常生活中，文墨最普遍的表现方式，便是私人之间的书信。人们用书信来传情达意、切磋学问、维系友谊，行文可以不受篇幅或形式所限，既有它时代性的价值，也是一种比较生动活泼的文字。早在汉代史传中，便选录了一些传诵一时的书信。从唐代开始，名人的函札收入专辑成为风气。不少书道名家的手迹，保留下来成为后人临摹研习的范本，更是收藏的目标。可是在摄影和印刷技术充分发展之前，却没有可能普遍推广和传播。

先父罗家伦先生(1897—1969)，字志希，出生和成长在中国近代极其混乱动荡的年代。他有幸早年受到家庭的教养与支持，在北大求学的三年中，适逢新文化潮流在校园兴起，又经过1919年学生运动的洗礼，决心毕业出国深造，俾能为中国的现代化贡献一己之力。他回国从事的工作范围，包括了教育、文化、边政、外交与史学，接触交往的人多半是志同道合的知名人士，包括他的师长、学友与共事的同辈。父亲毕生珍爱文物，对往来的书信特别重视，保存下来的函札虽历经数十年的迁徙流离，从未遗失或损坏。

为了体现出这一代文化精英的学养和风格，《文墨风华》选择了53位发信人的手迹。他们全部诞生于晚清，以1865年出生的吴稚晖先生最为年长，其中有教育家、出版家、科学家、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艺术家、语言学家；有清末的秀才、举人、进士和欧美大学的博士。这些学者名人中，教授是最普遍的职位。此外14位曾任大学校长，16位荣膺1948年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他们多是学渊绩懋，著作等身之士，在中国近代文化发展过程中，曾做出功不可没的贡献。

书中信函的时代可以追溯到1920至1960年之间，内容多与期间国内情势有密切的关系，从中可以看到这些知识人在困苦的环境中对工作的热诚和责任感，以及每个人的风度、品格和心情。为了解决释读信中使用的行书或行楷字体的困难，每件书信都加以释文，并尽可能根据内容、信笺或邮戳来断定发信年代。对于在编校过程中发现书信墨迹中有一些漏子、衍字和明显错误，都用方括号[]注明；择文中凡需阐述之处，则用括号()或底注，旨在便于读者进一步的研读。同时每一位发信人另附一段“解读”，简略介绍每人的生平，以及与父亲的关系和通信的事由。附带的照片，也可以增加读者对前人的印象。

虽然这些大半都是新文化时代的人物，却只有少数改用西式钢笔写信，他们仍不愿放弃使用传统的笔墨、信笺、格式和文体，即使身在国外或旅居中，也往往不忘携带笔墨和信纸。这是他们多年养成的习惯，藉此也能展示出各人的书法造诣。受到白话运动影响的人，常会在各种场合中采用不同的混合文体，行使标点符号、分段、注明发信年月等格式。爱好旧诗的朋友间，则偶尔会附加几首诗句，用以表达心意或吐露感情，也能显示出他们的喜好和特长。

从前人书信的称谓上还可以看到传统礼貌的精神。蔡元培先生称他的学生为：“志希兄”，自己署名“弟元培敬启”；张元济先生用“志希先生”或“志希仁兄”，署名“弟张元济顿首”；陈独秀先生则称“志希先生”，署名“弟独秀启”。只有胡适先生比较新式，对我父亲称兄，署名仅用“适之”。父亲致师长的信开头一概用对方的“字”，尊称“先生”“吾师”“长者”，自称“学生”“后学”，署名“家伦”。朋友之间一切比较随意，但也一定用对方的“字”，称“兄”“吾兄”“学兄”“学长”，自己通常称“弟”。署名方式更是各有不同，后加“敬启”“拜启”“上言”“白”等等。张大千先生在40年代署名“弟张爰顿首顿首”，是比较少见的古典。异性平辈友人之间则通称对方为“先生”。为了礼貌和尊敬，信内使用的“抬头”(另起一行或空一格)，信末以“道安”“文祺”“著安”“教益”“学安”“研祺”等表示祝愿，都是当年惯用的格式。此外，父亲师友们的大名对我自幼如雷灌耳，留下深刻印象的却寥寥无几。这些我应该称为“太老师”“太师母”“伯伯”或“伯母”的长辈们，在我写的“解读”里，则统一尊称为“先生”。

父亲与这些师友们结交的时间和机缘，大多与北大和1919年的“五四运动”有关。为了纪念这个事件的90周年，百花文艺出版社的高艳华编辑帮助我编著了一本《五四飞鸿——罗家伦师友书简集》，费时约三年光景。其间曾遇到的许多困难，都因为她的努力，和两地的亲友专家的鼓励与协助而顺利克服，并于2009年出版。五年后蒙北方文艺出版社承诺将原书全面修订，并略为增添，重新排版相信在北方文艺出版社总编辑宋玉成先生和责编陈路露的努力下，预期在“五四运动”95周年时与读者见面。

书信是历史文献的重要原始资料，也是受到当代史学家重视的素材之一。《文墨风华》选用的毛笔书信，对中国文化还有特别的双重意义：其一是文辞和内容所反映的时代精神，其二是这些文人墨士所遗留的艺术传承。

2014年2月6日于美国西雅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