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不仅是平的，而且不断在倒退？这个世界，到底将迈向什么样的未来？就让大师艾柯来为我们细说分明！

“新战争”崛起，和热战、冷战有何不同？为什么我们再也无法确知谁才是敌人？大量移民正悄悄改变世界的未来！你的孩子将和什么人做同学？大众传媒深入客厅，在提供娱乐之余还能左右你的政治判断？民意真的能被任意操弄吗？不信，可以看看当代西方活生生的例子！恐怖主义还分颜色？哪一种对我们的影响更直接、更巨大？……

金融风暴、油价飙涨、政权转移、宗教纷争……在全球化和区域整合的浪潮下，世界其他角落的风吹草动其实都将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倒退的年代》站在大师安贝托·艾柯的肩膀上，透过他的宏观视野解读分析，我们能得以理解这些事件背后的历史连结和前因后果，并看清楚这个时代所发出的警讯！

《倒退的年代》收录安贝托·艾柯的数十篇专栏文章、演讲词、会议发言和短篇小说，是进入新世纪之后他的最引人注目的美文集结。

相比其前一部小品集《带着鲑鱼去旅行》，《倒退的年代》以时代的“向后倒退”为主题，更多地将视野投往政治、社会、价值观、时代流变等宏观领域，展现出艾柯更加外在的“大”世界，其中随处可见那种“管尽天下事”的欧洲古代文士品格。在书中，艾柯将诸种攸关世界走向的重大问题拼贴为一幅“倒流”的巨型画卷，审视“千禧年”的焦虑，解读“新战争”、极端主义、新保守主义的崛起，犀利嘲诮正在兴起的“媒体民粹主义”，批评对人民意志的扭曲。不同的文章长短不一、风格迥异，有的折射沉静、清澈的学人之姿，有的显露戏谑、优雅的文豪之风。

一个我们不知道的艾柯，一个我们未正视的时代，从这些迷人的文字中浮现。

导读：他也写政论——我们不知道的艾柯

前言：螯虾步履

第一部分：论战争、和平及其他主题　

　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几点思考

　喜好美国并为和平而走

　欧洲的前景

　野狼和羔羊：贪赃枉法者的修辞术

　诺伯托·博比奥：重新审视博学之士的命运

　启蒙哲学家以及常识

　嘉年华的游戏

　私生活的消失

　关于政治正确

　何谓私立学校

　科学、技术及魔法

第二部分：一个政权的编年史

　丧钟为谁敲响：2001年全民道德公投的呼吁

　2001年的选举造势活动

　论传媒的民粹主义

　外国人和我们

　修正

　对法律的反叛

　居内贡达面条

　帝国后期的八卦

第三部分：重回大赛局

　在华生与阿拉伯的劳伦斯之间

　字词就是石块

　回到七十年代

　自杀攻击与暗杀

第四部分：回到十字军东征的问题

　圣战、激情以及理性

　多种族社会中的协商

　耶路撒冷陷落，现场实况报道

　小姐、原教旨主义派分子和麻风病人

　亚当之前的人都在做些什么？

第五部分：概论及其他

　欧洲的根源

　耶稣受难像的风俗习惯

　论胚胎的灵魂

　偶发及智能设计

　别碰我儿子！

　不再信神的人便相信一切

　相对主义？

　后感天分

第六部分：对种族的捍卫

　意大利人有反犹太情结吗？

　密谋

　我最要好的几位朋友

　她最要好的几位朋友

第七部分：“千禧年”的暮色

　一个梦

　在巨人的肩膀上

　死亡的缺憾与好处

小姐、原教旨主义派分子和麻风病人

当这期的《快报》放上报摊贩卖后，很有可能绝大部分读者都已忘掉发生在尼日利亚的事件，也就是因为世界小姐选拔而导致两百多人死亡的惨案。由于这个缘故，就更有必要好好利用今天这个机会来谈谈。

就算选美活动已经移至伦敦举行，上述事件仍会进一步恶化；很清楚地，实际上的状况是，各国佳丽聚集在尼日利亚这件事只被用来当作借口，用以宣泄紧张情势或拿来当作鼓励颠覆行动的理由：说实在话，我们无法理解，为什么抗议选美活动举行，就非得用杀基督教徒和焚烧教堂的激烈手段，因为滋事分子总不能把选美活动怪罪成是主教所推动。是什么导致了这类原教旨主义派分子的恐怖反应？

沃勒·索因卡（这位诺贝尔奖得主曾尝试在自己不幸的国家中捍卫基本自由）曾写过一篇文章（发表于《共和报》），在那里面，他对尼日利亚国内的冲突作了睿智的思考。他说（我只摘录重点）自己对于各种国别的小姐或环球小姐的选择都没好感，但面对宗教原教旨主义派分子，他觉得自己必须替展现胴体和美貌的权利说些公道话。

我想假如我是尼日利亚人，我和他看法也会一致，但问题在于我不是尼日利亚人，所以我还是用我们的观点来讨论这个问题。

我们相信，因为看到一群穿着泳装的佳丽展示美好身段，就要以偏执激烈的态度进行反击，这绝对不是说得过去的理由，更何况一杀就是两百多人。而且受害者还和选美活动完全无关。很明显，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思考问题，那我们就全站在各国佳丽那边说话。

不过盱衡局势，我也认为环球小姐的主办单位选中尼日利亚作为活动进行地点也犯了愚不可及的错误。

主要倒不是因为他们本来应该料到这种激烈反应，而是主办这类“浮华市集”（再说所花费的巨资足够提供好几个部落一个月的粮食）的单位，竟会看上尼日利亚这样一个贫穷的国家（大批儿童死于食物匮乏，通奸女子会被判以用石块活活砸死的酷刑），这就好比向盲人推销色情光盘或滑稽影片，好比去麻风疗养院推销美容产品，同时展示娜欧米·坎贝尔艳羡形象的图片一样可笑。

但愿不要有人回答我说：一场选美大会能够改变传统积习，因为这种刺激具有类似顺势疗法的功能，而不是什么招摇的、不知收敛的挑衅。

这起事件（先别谈它显然是为了广告目的而进行之别有不当居心的行为，而且透露出全然尖酸讽刺的调调）深深引起我们好奇之处，在于它和全球化现象的关系。我赞同以下观点：在十个全球化现象中，至少有五个会导致正面效果，然而，如果全球化有哪种缺点，那就是将西方世界的诸多模式粗暴地加在不发达国家身上，驱使它们努力消费，让它们产生实际上全然不可能实现的希望。

总而言之，如果我让各国佳丽穿着泳装亮相，那就是为了刺激观众也想去买那些可能由饥饿贫童缝制的泳装，为了让那些不致饿死的尼日利亚人买来穿上，同时心中产生文化和西方同步的假象，但是，那些买得起泳装的富裕尼日利亚人是靠剥削濒临饿死险境的同胞而获利，而且他们和西方人合作压榨那些可怜人，并将他们闭锁在前殖民地时代的苦境之中。

所以，我倒是支持，反全球化运动最积极的人士约定在选美活动期间前往尼日利亚，和穿着白制服的士兵以及激进抗议人士站在一起。

那些穿着白制服的本来应该可以用和平方式（但多使点气力也可以）踹一下选美大会主办人的屁股，让他们像选美小姐一样穿上短裤，露出光溜溜的上身和大腿，在他们身上涂上蜂蜜，并粘上鸵鸟或当地可见禽类的羽毛，然后驱赶他们游街示众，接受民众嘘声款待。而那些最激进的抗议人士本来可以和当地的原教旨主义派分子较量一下，因为后者都是西方殖民主义的同路货，而且对他们来说，尼日利亚人最好永远处于不发达状态。

那些最激进的抗议人士还应运用他们好战不辍的精神阻止原教旨主义派分子大开杀戒。如此一来，我们所有人（第一次而且也是最后一次）也许要为这些和平斗士报以热烈掌声。而如果你很粗暴，你必须鼓起和跟你实力旗鼓相当之对手硬碰硬的勇气。

那么那些候选的美人怎么办？

也许她们在见识反全球运动人士最温和派系的表现，并接受其理念后，可以（也是仅此一次就好）被回收利用，扭着她们可爱的小屁股（但衣着务必端庄得体）走进穷困村落发放肉类罐头与香皂，外加一些抗生素和牛奶饼干。这样，大家才会觉得她们果然很美。

P252-254

螯虾步履

这本书收录了我在2000年到2005年间所写的一系列文章以及演讲稿。这是极其重要的一个阶段，因为其间接踵而至的有面对“千禧年”的焦虑、“9·11”恐怖攻击事件、发生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两次战争；此外，在意大利我们还目睹了大众传媒中民粹主义的全面胜利。

因此，我只选了这六年当中那些谈及政治和大众传媒的文章。选文的原则是受到我之前的专栏《智慧女神的魔法袋》（La bustina di Minerva）中某篇文章的启发。那篇文章的名称是“轻科技的全面胜利”（Le triomphe de la technologie légere）。

在那篇文章中，我对某本据说由“螃蟹·向后走氏”（Crabe Backwards）所写的书发表读后感想。

在那里我特别提出，晚近几年来的科技发展真的是向后退的步伐。我注意到，人类沟通传播的行为在七十年代末期陷入了危机。在那之前，沟通传播最主要的工具是彩色电视机，那个巨大笨重、霸占房间的盒子，兀自在黑暗中发出幽惨光芒以及可能干扰邻居清梦的盒子。

遥控器的发明则完成了沟通传播行为迈向轻型化的第一步：电视观众手中握着遥控器便能随心所欲调低甚至完全切断音源，此外还能消除色彩以及任意转台。

从这一频道换到另一频道的过程中，电视观众已然进入一个享受创作自由的阶段。可是电视在向我们直接转播事件现场的同时，也使我们依赖了事件的直线性。由于录放机的发明，我们得以从直接转播的处境中解放出来。感谢这项发明，我们不仅从电视过渡到电影放映，而且因为可以任意前进或是倒带，面对屏幕时我们便不再处于被动状态。

在这个阶段中，我们也许甚至可以完全消除声音，并且利用计算机合成的钢琴声，带来一整组的纷乱影像。而且，由于电视台借口帮助听障人士而在画面加上字幕以便评论动作，因此不必等上太久，便出现即使画面只出现两人默默拥抱时也能加上“我爱你”字幕的做法。

接下来再往前一步便是消除影像的动作部分。发明因特网之后，我们这些受惠者更能够在不必太劳累我们神经细胞的情况下，便能只接受低分辨率的固定影像（经常是单色的），而且完全不需要声音，因为信息已经全部显示在屏幕上面了。

那么这次重新返回古腾堡系统的新阶段可是风风光光的，那是彻彻底底取消影像的部分。有人也许会发明一个所占空间甚小的盒子，只会播送声音，而且甚至不需要遥控器，因为也许转动某个按钮便可以直接转台了。以前我那样说的时候其实就预言了iPod时代的来临。

最后我提出另一项意见：在付费电视和因特网发明后，人们扬弃电磁波及其笨重设备的传输方式，并开启了一个借由电话线传输（从无线电报到有线电话系统）的崭新纪元，这时，最后一个阶段便完成了。

虽说这些观察带有笑话成分，但是绝对不是完全浅薄无用的。我们过去已经清楚看到，自从柏林墙倒塌，在欧洲及亚洲的政治地理起了根本性的变化之后，人类的步履是倒着走的。地图集的编纂者不得不销毁所有的旧版，因为那上面还标着苏联、南斯拉夫、东德以及其他东西；他们往后竟要重新参考1914年以前出版的地图集，因为上面列有塞尔维亚、蒙特内哥罗等国家。

可是历史的向后倒退不会到此为止，而在这第三个“千禧年”开始之际，我们见证了叫人讶异不已的奇妙现象：例如，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冷战阶段后，我们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土地上见证了传统战争（不妨称之为“热战”）又得意洋洋地卷土重来，好像唤回十九世纪阿富汗人攻击开伯尔（Khyber）那令人记忆犹新的事件，那是新版的十字军东征，是伊斯兰集团和基督教势力的撞击，是山中老人神风自杀攻击的壮阔史诗，是勒班陀（Lepanto）奢华排场的复苏；晚近几年出版的一些难能可贵的宣传小册，不妨用下面这句历史的呐喊作总结：“救命啊，妈妈！土耳其人来了！”

似乎属于十九世纪过往历史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派，现在挟着反达尔文主义的激烈论点卷土重来，而且现在（当然，更有人口和经济优势）“黄祸”的幽灵好像也再度浮现。好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的家庭又重新开始收留有色人种家仆，仿佛回到“乱世佳人”时代的美国南方，野蛮民族的大迁徙再度开始，好像回到公元元年后初期那几个世纪。而且，至少在意大利是这样，罗马帝国后期的某些仪式和习惯又因为合乎这个时代的品味而一一复兴。

反犹太势力也苏活过来，甚至在政府当中亦复如是。我们目睹法西斯党人的重新出现（也许是“后法西斯党人”，可是其中有些还是同样的那伙人）。

此外，就在我校对这些文字时，有位运动员在体育馆里以古罗马时代的方式向大众致意，而且获得如雷掌声。就像七十年前我也是法西斯青年团的成员一样，不同的是，在那时代我是身不由己。更别提现在的什么“王位继承战争”、“神圣同盟”，似乎阴谋将我们拉回加里波第之前的意大利国家分裂状态。

有人重启十九世纪教会和国家间的竞争冲突关系，而且在这种大规模倒退行动之后，基督教民主又以不同形式出现了。

仿佛历史被两千年来的进步压得气喘吁吁，于是将身躯蜷缩起来，重新回到传统那舒适的豪华排场中。

本书的文章将会突显向后倒退这个主题。总而言之，其数量多到可以名正言顺以它来作为书名。反过来讲，至少在意大利也出现了某种新东西：建立在大众传媒民粹主义上的统治形式，因为私人企业的利益，这种统治形式能绵延下去，这是欧洲舞台上前所未见的经验，而且在技术层面上要比第三世界的各种民粹主义更上轨道更有效率。

这本书里的几篇文章便是以上述现象作为主题，那源于我在面对这个全新现象浮现时，心里所感受到的不安与愤慨（至少反映出我将这些文字交付出版商时的心境），而且我们完全没有能够阻挡这个全新现象的东西。

这本书的第二部分将会探讨传媒民粹主义的统治，而且我毫不迟疑便选用“统治”一词，至少这和中世纪大家（他们可不是共产主义者）观念中“de regimine principum”的意义是相同的。

关于这点，我在这书的第二部分一开头便有意提出一个吁求，一个我在2001年选举前便写出的吁求，一个饱受批判的吁求。

在那时候，有位显然对我观感不恶的右派评论家已经既惊讶又伤感地发现，一位像我那么“好”的人竟然能用如此不屑的态度去对待选举立场不同的人。

直到最近，并非来自右派的人还把这种介入视为傲慢的表现，控诉它让反对文化的大部分变得叫人“嫌恶”。

有人经常责怪我，说我不计一切代价要让自己显得亲切、显得容易同情别人，以至于一旦发现自己其实招人嫌恶时，我心中便充满高傲和道德上的满足。这项指控叫我满头雾水。仿佛在他们那个时代人家责怪罗塞利、高贝提、撒尔维米尼、葛兰西，说他们没有提起马戴欧提贾科摩·马戴欧提（Giacomo Matteotti, 1885—1924）曾任意大利社会党国会议员，后来因向国会告发法西斯党的非法活动及暴力手段而遭暗杀。，对他们的对手没能表现宽容理解的态度。

一个人为了某种政治立场的抉择而奋斗不懈时（在这种情况下，他也在文明和伦理道德上作了取舍），他有权利也有义务准备在未来的某天承认自己所犯的错误，但这还是得从一个原则出发：他必须以合理的方式行动，而且不遗余力谴责相反意见。  我无法想象在选择辩论时有什么秩序可言，并让候选人说出：“你说得对，但还是请大家投给错的这边。”在选举辩论过程中，对于对手的批评必须竭尽所能地不留情面，这样至少可以说服中间选民。

此外，有许多被认定为叫人嫌恶的批评都是对于风俗道德的批评。而且这种对于风俗道德的批评（借由他人的罪恶，人家经常也谴责自己，至少是自己蠢蠢欲动的渴想）必须严苛。也就是说，我的阵营这边要把伟大的模范和榜样挂在嘴边，因为如果要批评的是风俗道德上的事，那么就必须拿出贺拉斯（Horace）的态度；如果你的态度像维吉尔（Virgilio），那么就是在写诗，尽管这可能很美，但只能用来颂扬当权的主上。

然而世道黑暗，风俗道德如此败坏，甚至于批评的权利即使不被新闻检查措施扼杀，也要成为社会舆论的众矢之的。

因此，我出版这些文字已预期会引起嫌恶，可那是正面的，而且也是我愿意承担的。

各位读者将会看到，这本书里的每篇文章我都会交代出处，只是有许多篇已经修改过。原因并不是为了进行事后修订，证明当时的一些预言都已实现，而是为了删掉一些重复之处（在那种情况下，很难不老是提到相同的主题），为了润饰文体风格，为了去除和当年一些实时性事件过于密切的指涉，毕竟读者已不记得那些事件，所以也就很难进入彼时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