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中国历史，记载了中国五千年以上有文字可考的辉煌，浓缩了中华民族薪火相传、绵延不绝的文明。中国古代史，先人创业，开拓封疆，创造了疆域辽阔、生生不息的东方大国。中国近代史，由盛而衰，血泪交织，记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耻辱。中国现代史，地覆天翻，人间巨变，记载着中华民族奋起抗争、艰苦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振兴的壮丽史诗。

薛庆超编著的《中国外交重大突破毛泽东南方决策》探讨了中国外交重大突破以及毛泽东南方决策。

20世纪70年代初、中期，中国外交实现重大突破。“乒乓外交”，举世瞩目，美国总统特别助理基辛格访华，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发表《上海公报》。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中国与日本、西德等一系列国家建立外交关系。邓小平恢复工作。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江青集团掀起“批林批孔”运动。毛泽东到南方养病，批评江青集团，与周恩来商议后，作出“南方决策”。

《中国外交重大突破毛泽东南方决策》总结、整合了作者薛庆超从事中国现代史研究数十年来的研究成果、研究心得和研究体会，对中国现代史上若干重要历史、重要人物、重要史实的来龙去脉、理论与实践、探索与结果、曲折与辉煌进行了一些分析与评说。

第一章 毛泽东发出改善中美关系的信号

第二章 “乒乓外交”——“小球转动了地球”

第三章 中美高层的“秘密对话”

第四章 美国总统助理基辛格访问中国

第五章 基辛格回顾与周恩来会谈

第六章 震动世界的中美《公告》

第七章 毛泽东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

第八章 “这是改变世界的一周”

第九章 中美关系实现重大突破

第十章 毛泽东纵论国际形势变化

第十一章 中国代表团进入联合国

第十二章 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

第十三章 一个新闻记者充当了外交官

第十四章 中国与西德建立外交关系

第十五章 邓小平从江西致信毛泽东

第十六章 毛泽东为“二月逆流”平反

第十七章 毛泽东出席陈毅追悼会

第十八章 引进成套设备修建坦赞铁路

第十九章 邓小平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第二十章 中共十大·“四人帮”的形成

第二十一章 王洪文成为新的接班人

第二十二章 邓小平脱颖而出

第二十三章 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

第二十四章 总政治部主任当选中共中央副主席

第二十五章 “批林批孔”运动拔地而起

第二十六章 江青集团连续制造事端

第二十七章 《中国》事件·“风庆轮事件”·小靳庄·吕后玉玺

第二十八章 三位大军区司令员的磨难

第二十九章 中国领导人在联合国阐述外交政策

第三十章 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第三十一章 毛泽东到长沙养病

第三十二章 毛泽东“听书”、“听文件”

第三十三章 “我看是一出好戏”

第三十四章 毛泽东授权周恩来筹备四届人大

第三十五章 毛泽东与周恩来商议四届人大与人事安排

第三十六章 毛泽东的“南方决策”

后记

第一章 毛泽东发出改善中美关系的信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采取了与苏联结盟、对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一边倒”的对外政策。同时，重视同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是毛泽东外交战略的重要内容。新中国成立后，在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同时，还与一部分民族独立国家和少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到1950年10月，已经有25个国家承认新中国，其中17个国家与新中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此外，新中国还同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发展了贸易关系，增进了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1964年毛泽东提出“第二中间地带”的战略思想，指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并非铁板一块，首先与法国建交，以打开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大门。但是，“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打断了历史发展的正常进程。

“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国的对外关系工作也受到严重干扰。江青集团支持一些人在外事部门兴风作浪，甚至图谋篡夺中央外交大权。江青集团肆意抹杀新中国建国17年外事工作的重大成就，诬蔑17年来执行的是“三降一灭”（即向帝国主义投降、向修正主义投降、向各国反动派投降，扑灭人民革命）的外交路线。在江青集团的煽动下，外事部门的领导人被揪斗，这些部门的工作一个时期被打乱。中国驻外大使几乎全部被调回国内参加“文化大革命”，很多人受到批斗。某些外事工作人员受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不顾政策、自作主张、违反纪律的事屡有发生。在对外宣传方面，不顾内外有别的原则，把宣传毛泽东思想作为对外活动的主要任务，发生“唯我独革”、“强加于人”的错误。在对外交往中，也发生不顾国际交往的常规，行动粗暴过火的错误。这些都引起驻在国政府和官员的疑虑和不安。在“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内乱中，对内“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对外“四面出击”、“四处树敌”。仅在“文化大革命”初的一年多时间里，由于江青煽动的极左思潮的影响，中国同建交或半建交的40多个国家中的近30个国家都先后发生了外交纠纷，甚至发生了北京数万人围攻、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办公楼的事件，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1969年珍宝岛事件发生后，中国面临着苏联在中国北部边境和西北边境陈兵百万的军事威胁。为了打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对外关系的困境，打破霸权主义的威胁，毛泽东以一个政治家、战略家的雄才大略，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迅速打开了对外关系的新局面。

20世纪60年代后期，苏联在整个世界上处于战略攻势，咄咄逼人；美国因长期陷入印度支那战争的泥潭而难以脱身，在整个世界格局中处于颓势。在美苏争霸中，呈现着苏攻美守的态势。尼克松担任美国总统后，一再表示要改善同中国的关系。珍宝岛事件发生后，美国宣布对中美之间的人员来往和贸易交流放宽限制。接着，尼克松请巴基斯坦总统和罗马尼亚总统向中国领导人转告：美国不同意苏联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建议，不参加孤立中国的任何安排，希望与中国对话。毛泽东及时作出了反应。1969年10月，美国又通知中国说，它将停止派军舰到台湾海峡巡逻。12月初，美国驻波兰大使向中国外交人员表示愿意同中国驻波兰代办会晤。中国方面经过研究，同意恢复已经中断了两年多的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当美方在会谈中提出美国政府准备派代表去北京或接受中国政府的代表到华盛顿直接讨论一些问题时，中方明确表示：“如果美国政府愿意派部长级的代表或总统的特使到北京进一步探讨中美关系的根本原则问题，中国愿予以接待。”翌年10月初，尼克松在同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的一次谈话中，公开表示了愿意到中国访问的迫切愿望。他还先后向与中美两国领导人均有良好关系的巴基斯坦总统和罗马尼亚总统表示，愿意派一高级使节秘密访问中国。在一个外交场合，尼克松还第一次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称，发出了举世瞩目的“意味深长的外交信号”。以后，巴基斯坦领导人和罗马尼亚领导人均向中国领导人转达了尼克松的口信，中国领导人对此表示欢迎。

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尼克松回忆录》中写道：

我认为美国和共产党中国建立关系非常重要这一想法，是我在1967年为《外交季刊》写的文章中第一次提出的。我在就职演说中间接地提到了这一点，那时我说，“我们寻求一个开放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国家无论大小，它们的人民都不应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之中。”不到两个星期以后，在2月1日，我写了一个备忘录给基辛格，主张我们竭力鼓励政府探索同中国人改善关系的可能性。我还写道，“当然，这事要私下去做，决不能由我们这方面公开到报刊上去。”1969年这一年，中国人没有理睬我们几次在低水平上发出的重要信号。到了1970年，我们才着手认真寻求开始对话的途径，看看能够产生什么结果。

对华主动行动的第一个认真的公开步骤是在1970年2月采取的，那时我向国会提出了第一个外交报告。关于中国问题的那一段是这样开始的：

中国人民是伟大的、富有生命力的人民，他们不应该继续孤立于国际大家庭之外……

指导我们同共产党中国关系的基本原则，是同指导我们对苏政策的原则相似的。美国的政策不大可能很快对中国的行为产生多少影响，更不用说对它的思想观点了。但是，我们采取力所能及的步骤来改善同北京的实际上的关系，这肯定是对我们有益的，同时也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北京的领导人清楚地了解这一报告措辞的意思。两天以后，中国驻华沙大使在同美国大使沃尔特·斯托塞尔的会谈中，引人注目地建议把他们到那时为止断断续续的、没有结果的会谈搬到北京去举行。他还暗示，他们将欢迎一位高级官员担任美国代表团团长。

1970年3月，国务院宣布放松对于去共产党中国旅行的大部分官方限制；4月，我们宣布进一步放宽贸易管制。

把华沙会谈搬往北京的建议在5月遭到了挫折，那时中国人为抗议我们对柬埔寨的军事行动而取消了一次原定举行的会谈。有几个星期，看来同中国的对话倡议似乎告吹了。但倡议的基本原则是以对双方互相有利这一明确的估计为基础的，因此在几个月后中国人表示愿意重新开始我们的外交小步舞时，我并不感到奇怪。7月，他们释放了美国天主教主教詹姆士·爱德华·华理柱，这位主教是在1958年被捕的，已经关了12年。

10月初，我接见了《时代》杂志的记者。我说：“如果说我在死以前有什么事情想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们去。”

10月25日，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来看我，我利用这个机会建立了“叶海亚渠道”。我在1969年7月访问巴基斯坦会见他时，我们就笼统地讨论过这个想法。现在我告诉他，我们已经决定设法使我们的对华关系正常化，我要求他作为中介人提供助力。

叶海亚说，“我们当然要尽力帮忙的，不过你一定知道这将是何等困难。宿仇不容易成为新交。事情会进行得很慢，并且你要有遭受挫折的精神准备。”

P1-3

一、关于中国现代史的起点问题

中国古代典籍《左传》中曾经写道：“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

唐代经学家孔颖达对立德、立功、立言作了注疏。他指出：“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世；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

中华民族，创业维艰，筚路蓝缕，雄踞东方。古往今来，世事交替，斗转星移，沧海桑田，而唯一不变的是对中国历史文化的高度重视与传承：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

“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

一部中国历史，记载了中国五千年以上有文字可考的辉煌，浓缩了中华民族薪火相传、绵延不绝的文明。中国古代史，先人创业，开拓封疆，创造了疆域辽阔、生生不息的东方大国。中国近代史，由盛而衰，血泪交织，记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耻辱。中国现代史，地覆天翻，人间巨变，记载着中华民族奋起抗争、艰苦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振兴的壮丽史诗。

关于中国现代史，有多种不同的分期：

一是以1919年五四运动作为中国现代史的开端，其主要根据是，在五四运动中，中国无产阶级登上了中国政治舞台，以此为标志结束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开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由此从近代社会进入现代社会，也由此开始了中国现代史。

二是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作为中国现代史的开端。其主要根据是，1919年至1949年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其目标都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虽然革命性质发生了变化，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但是革命对象、革命任务、革命目标仍然没有改变。而且，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一直没有改变。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社会性质发生了深刻变化——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因此，中国现代史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开端。

三是把中国近现代史联系在一起，以1840年中国人民反抗英国向中国输入鸦片而爆发的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现代史的开端。这样，把整个中国社会由近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国人民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全部联系在一起。这也是一种中国近现代史的分期方法。

四是把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从中国现代史中划分出来，称之为“中国当代史”、“当代中国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为此，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建立了当代中国研究所（以后划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序列），专门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的历史。

其实，关于中国现代史的开端与分期，不论哪种划分方法，只要言之有理，持之有故，均可成立，接受史学界和社会的检验。凡是史学界和社会认可的划分方法，就可以作为大家公认的划分方法；凡是史学界和社会不太公认的划分方法，则可以作为一家之言。

《中国现代史论》采用了以1919年五四运动作为中国现代史的开端。因为多年来，人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划分方法。

二、关于《中国现代史论》的若干问题

人类对于浩瀚宇宙的认识永远是一个过程，新的认识、新的发现、新的探索总是层出不穷。

人类对于历史科学的认识没有终极真理。因为新的史料、新的发现、新的认识、新的观点、新的思想，总是在不断地出现，并由此推动着历史科学不断发展，永远不可能停留在一个水平上。

《中国现代史论》就是在前人开拓的基础上，在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作者对中国现代史上一系列问题深入探索的结果。这些问题包括：

中共中央在长征中的一系列重大决策……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过程与胜利……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从战略进攻到夺取全国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发展与巩固……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爆发与十年内乱……

林彪为何成为“接班人”？林彪集团的形成、崛起与覆灭……

江青集团的形成、崛起、衰落与覆灭……

王洪文成为接班人的历史真相、“王洪文现象”的历史原因、王洪文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历史必然性……

“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人民反对江青集团的斗争……

中共中央决策粉碎“四人帮”的详细过程与具体实施细节……

邓小平的政治生涯中“三落三起”的历史内情……

当代中国伟大思想解放运动的缘起、发展与评价……

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央政治局会议实现当代中国历史性转折的过程……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彭德怀、陶铸、刘少奇等一系列重大冤假错案平反的重大史实……

中国开始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创造中华民族伟大振兴历史辉煌的历程、成就与经验……

三、关于《中国现代史论》的视角与特点  实事求是，古已有之。贵在坚持。贵在发展。贵在创新。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古为今用，推陈出新，赋予了实事求是以新的内涵，首先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内反对“左”倾教条主义的有力思想武器，进而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全体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的重要思想指南。

邓小平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赋予了实事求是以丰富的思想内涵、理论内涵和崭新的时代精神。他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

《中国现代史论》总结、整合了作者从事中国现代史研究数十年来的研究成果、研究心得和研究体会，对中国现代史上若干重要历史、重要人物、重要史实的来龙去脉、理论与实践、探索与结果、曲折与辉煌进行了一些分析与评说。其主要特点是，始终不渝的坚持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

第一，坚持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待历史研究。首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认为，全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是建立在历史科学基础上的。只有研究、发现并正确的解说了历史发展规律，才能奠定阐述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科学社会主义体系的坚实基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就要用辩证的思维，科学的态度，准确的史实，严谨的方法，多角度的视角，多侧面的视野，与时俱进的观点，实事求是的恢复历史本原，找出对于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认识，达到还原历史、发现规律，资政育人、开拓创新、开创未来的目的。

第二，坚持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待历史。研究历史、反映历史、复原历史、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就必须摒弃对于历史的所有伪造、篡改、曲解、戏说和捏造。例如，“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迅速从华南上升到中央，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很快晋升为中央的第四号人物；然后，又很快被打成“党内第三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打倒。对此，人们一直如坠云雾，弄不明白。《中国现代史论》实事求是地分析了陶铸上升与被打倒的真相。为了说明问题，专门以一定篇幅引用了中共中央组织部原副部长、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陶铸夫人曾志的回忆，使历史真相大白于天下。

第三，坚持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待历史上的争议问题。对此，要坚持以重大历史事件亲历者、重大史实目击者的回忆为基本依据。关于天安门事件的真实情况，《中国现代史论》翔实地反映了天安门事件中，北京广大人民群众在天安门广场深情悼念周恩来、坚决拥护邓小平、愤怒反对“四人帮”的真实历史场景。同时，也详细引用了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兼北京卫戍区第一政治委员吴德的回忆，从吴德的角度说明了天安门事件的起因、发展、高潮与被江青集团镇压的情况。两相对照，天安门事件的伟大历史意义便可以非常清晰地展现出来——人民群众在推动历史前进；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第四，坚持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待历史人物。东汉朴素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充说过，对于历史人物研究，要做到：好人“不溢其美”，坏人“不增其恶”。历史人物，由于所处的历史时期、历史环境、客观条件、主观原因等诸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不可能尽善尽美，不可能完美无缺，在写历史的时候，都要真实对待，真实反映。《中国现代史论》在评价华国锋时，就对具有多方面的不同形象的华国锋采取了这样的态度。在全国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时期，他是一位从革命青年一级一级逐步成长起来的县委书记，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和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长期担任县委书记、地委书记、省委书记处书记，兢兢业业，踏踏实实，老实本分，联系群众，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贡献。十年内乱时期，华国锋相继担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国务院业务组成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代总理、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毛泽东逝世后，他主持了粉碎江青集团的斗争。在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后，既有历史功绩，也有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对于这样的历史人物，既要充分肯定其对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粉碎江青集团的重大贡献，又要实事求是地指出其坚持过“两个凡是”的错误，不能因为肯定其某一方面而肯定其一切方面，也不因为否定其某一方面而否定其全部方面。

第五，坚持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待重大历史事件。掩盖在重大历史事件上空的种种迷雾，造就了对于重大历史事件往往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说法”、虚构，甚至伪造。历史研究的任务，就是进行详尽的考证，力求通过翔实的第一手历史资料，弄清楚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发展、结束的前因后果与来龙去脉。《中国现代史论》对于粉碎江青集团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历史动因、中国人民的意志、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精心部署、粉碎江青集团的具体过程，进行了历史考察，展示出一幅真实的历史场景，把历史的真实还原给历史、还原给人民、还原给读者。使人读后，惊心动魄，回肠荡气，进一步认识到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推动历史前进中的“历史主动精神”和重要作用，重要人物在历史发展关键时刻发挥的重要作用，从而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有更加深刻的认识。

第六，坚持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待重大历史疑难问题。《中国现代史论》对至今在中国和世界上还存有争议的一些重大历史疑难问题进行了解释、答疑。以消除疑问，揭示真相，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中国现代史论》对于林彪事件，就进行了这方面的澄清，给予了令人信服的回答。林彪事件已经过去几十年了，因为林彪专机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毁而点燃的大火早已熄灭。但是，各种说法却一直没有停息过。而且，往往“假说”比真实更生动、更具体、更能吸引人、更有传播空间。于是，关于林彪死亡的“中国导弹击落说”、“苏联驻蒙古军队导弹击落说”、“玉泉山说”、“林立果绑架林彪说”等等，一直在中国、外国流传着。《中国现代史论》以权威的历史当事人回忆、苏联历史当事人回忆，缜密考证，翔实研究，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中国政府关于林彪事件公布的史实都是正确的、确凿无疑的。一些“流行的最新说法”大都属于“推测”、“设想”、“主观臆断”，并没有任何历史证据作为根据，因此是站不住脚的。

总之，坚持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就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历史；就要用实事求是的精神，辩证的、历史的、全面的对待历史；就要用辩证的逻辑、发展的思维，思考历史问题、看待历史问题；就要用历史的智慧和时代的眼光，评价历史人物、评述历史真相；而绝不能以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僵化的、一成不变的观点研究历史、评价历史人物、评述历史。

在这方面，《中国现代史论》仅仅是一个开端、一种尝试、一块“铺路石”……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检验《中国现代史论》的唯一标准……

作者

2010年春天

一、关于《中国现代史论》的涵义

中国史学具有优良的传统。古代司马迁写的《史记》属于纪传体，《资治通鉴》属于纪事本末体。现代史学对于历史大体上有几种写法：

第一种是以论带史。写史的目的，重点阐述作者的史学理念、史学观点，因此撰写历史要以论述为主，史料为论点服务。

第二种是让史实说话。通过运用大量史料，利用史料为作者的史学理念、史学观点服务，让人们人从史料中得出对历史真谛的认识。

第三种是史论结合。作者一方面运用史料说明问题，一方面进行适当的评论，有史有论，夹叙夹议，史论结合，论从史出。这一种写史方法的优点是，既兼顾了叙述历史，又兼顾了阐述史学观点，达到了叙述历史与阐述历史观点的统一。

《中国现代史论》就采用了“有史有论、夹叙夹议、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的史学撰写方法。当然，由于作者水平有限，《中国现代史论》尚未达到理想的效果。

二、关于《中国现代史论》的缘起

从中学时代起，开始接触中国现代史，一方面读一些有关中国现代史的著作，一方面观察着中国现代史的进程，一方面进行一些粗浅的思考。

中学时代，下乡、工作期间，正是极需读书、极需增长知识的时候。然而，这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江青集团一方面制造内乱，“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毁灭教育，毁灭文化；一方面全部否定中国和世界上的所有历史文化，把所有古今中外的文化、古今中外的书籍、古今中外的文化产品、古今中外的精神产品，全部扣上“封、资、修黑货”的大帽子——统统斥之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进行连续不断、旷日持久的所谓“革命大批判”。在“文化大革命”的整整十年间，古老的具有五千年以上有文字可考的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被江青集团彻底弄成了“文化沙漠”。现在的人们，很难设想当时人们无书可读、无书敢读、无书能读的精神饥渴是什么滋味。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唯一可读的是《毛泽东选集》。于是，我反复地数十遍从头到尾一遍又一遍地阅读《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同时，一遍又一遍地阅读了其中的所有注释。当时，熟读《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和几千条注释的目的，决不是为了有了朝一日研究党史，而是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历史责任感，感到“天生我材必有用”。熟读《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至第四卷，就是为了“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经邦济世”，“解放全人类”，“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

然而，由此却奠定了恢复高考、考上大学以后，重点钻研中国现代史，大学毕业后在大学讲授中国现代史，继而终身研究中国现代史的基石。所以，《中国现代史论》的缘起、研究、撰稿，实际上在高中毕业后的“社会大学”里的读书与思考中，已经悄然开始了。

还有，“文化大革命”必须彻底否定。但是“文化大革命”中有一个特点，就是大批“中共中央文件”等“内部材料”往往采取“一竿子插到底”的方法——直接传达到广大人民群众——工人、农民、学生、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中。可能我天生就应当研究中国现代史，那时我这个关心国家大事的青年人，每当听组织上传达“文件”时，就以极快的速度在笔记本上记录下来，认真阅读、深入思考。如今，这些用龙飞凤舞的草体记录下来的许多“文件”、“中央精神”、“内部讲话”、“内部材料”，都已经被我作为“中国现代史资料”运用到了《中国现代史论》之中。

三、关于《长征中的重大决策》

长征，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理所当然地受到我的重视与关注，特别是中共中央在长征中的重大决策，我总想一个一个地弄清楚其前因后果、来龙去脉、是是非非……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究竞是怎样确立的？

张闻天在中共中央是怎样“负总责”的？

张闻天的历史地位？

长征初期的“中央三人团”由哪些人组成？

遵义会议后的“中央三人团”由哪些人组成？

张国焘关于南下的“密电”究竟有没有？

张国焘“武力解决”中共中央的电文究竟出处何在？

张浩（林育英）在促成红四方面军北上时的真实身份？

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代表人物刘志丹等人被“左倾路线执行者”逮捕的真相？

中共中央长征结束时怎样解决了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危机，从监牢中释放了刘志丹、挽救了西北革命根据地？

带着这些问题，我在大学毕业时写下了《论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中共中央领导地位的历史必然性》的毕业论文。

长期以来，我详细研读了大量长征的历史文献和老一辈革命家、长征当事人撰写的有关长征的回忆录，还与军事科学院的有关老专家深入研讨了“密电”问题。

同时，带着上述问题，2001年秋季我随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负责同志到四川调研期问，专程在四川西部的阿坝等地区（这里就是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的主要区域），详细向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和各县的党政领导干部、党史工作者和当地人民群众进行调研，深入了解了中共中央、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在阿坝地区的情况。

在阿坝地区翻越一座高山，上山时，风和日丽，阳光初照；接近山顶，风云突变，狂风怒吼，大雪纷飞；到了山顶时，暴风卷着大雪，人行走中站立不稳，人与人对面都很难辨认清楚。放眼望去，四周真是“山舞银蛇，原驰蜡象”。下山时，风息雪止，浓云全部散去，一派艳阳高照的瑰丽景象。这一下子，真正体验到了红军长征在雪山、草地时经历的风云突变的自然景色了。

在阿坝的长征路上，还听到许多生动感人的事迹。红军在阿坝期间，阿坝地区有5000多名藏族、羌族青年参加红军，帮助红军征集粮食、宣传革命道理、带路、充当翻译，后来大部分英勇牺牲。有一位红军干部，年轻的妻子在红军宣传队，这位宣传队员一次外出宣传时，红军大部队转移了。当这位宣传队员返回原来的驻地时，已经成为没有地方可去的“失散红军”。所幸，她被藏族人民群众收留，以后与当地一个人结婚成家……。新中国成立后，当年的红军干部也早已另外成亲，并成长为人民解放军某部的师长，在四川驻防，后来转业为某森林工程局负责人、某地方的负责人。他一直坚持不懈的寻找当年的小红军，一定“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最后，终于找到了当年的小红军。然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当年的小红军已经完全藏族化，就像一个标准的藏族妇女……“他”向有关地方政府证明了“她”的“失散红军”身份，使“她”的晚年得到保障，和全家过着幸福的生活。

四、关于《从东北沦陷到东京审判》

少年时代，我就阅读过东北抗日联军领导人杨靖宇爬冰卧雪，坚持东北抗日战争，最后弹尽粮绝，战死沙场的悲壮事迹；阅读过东北抗日女英雄赵一曼为抗日救国宁死不屈的动人事迹；阅读过东北抗日联军“八女投江”的壮丽史实。

但我始终有一个疑问：既然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抗日义勇军、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联军就开始进行气壮山河的东北抗日战争，为什么中国抗日战争不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为起点，而以1937年七七事变为起点呢？

《从东北沦陷到东京审判》，首先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以九一八事变后为起点，展示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局部抗战——东北抗日战争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东北抗日义勇军阶段，第二阶段是东北人民革命军阶段（赵一曼就是东北人民革命军的优秀代表），第三阶段是东北抗日联军阶段。

然后，反映1937年七七事变开始全国抗日战争。

这样，就准确反映了中国人民十四年抗日战争的历史——以东北沦陷开始风起云涌的东北抗日战争，以七七事变开始全国抗日战争，以东北解放结束全国抗日战争。

五、关于《从战略进攻到全国解放》

在中外战争史上，一般来说，实施战略进攻的一方往往居于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的优势地位时，才以实施。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则打破了这一常规，在人民解放军最困难的时候、人民解放战争形势最严峻的时候、全国战局最恶劣的时候，中共中央果断地以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问鼎中原，逐鹿中原，开始了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

从《战略进行到全国解放》选择了一个侧面，即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来反映和展示中国革命的胜利进程。从刘邓大军开始战略进攻，到刘邓大军、陈粟大军、陈赓集团三路大军会师中原战场；从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联手发起淮海战役，到两大野战军发起渡江战役；从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上海到进军大西南“横扫千军如卷席”……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有力地加速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进程。

六、关于《中国现代史论》的其他各卷

《中国现代史论》的每一卷，有的是围绕某一主题全面展开，有的根据某一侧面反映全局。其中，有开有合，有起有落；有宏观历史，有微观考证；有历史文献披露；有当事人的回忆。例如：

在《邓小平第一次主持中央工作》中，系统地全面地反映了邓小平1975年主持中央工作，对全国各个领域进行全面整顿的历史……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对1978年中国走向历史转折的历程进行了深入探讨，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内容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反映，尤其是对邓小平、胡耀邦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重要活动进行了翔实的记录。

七、文集十卷·心血铸就

《中国现代史论》是整合作者数十年来学习、思考、研究中国现代史的心血的结晶。

当我把几十年来关于中国现代史研究的全部笔记、文稿、手稿、论文、著作、资料整理到一起时，整整汇集了几十个大纸箱子，满满占据了一个房间，摞起来足有两米多高，就像“三重书山”。

这个项目确立后的几年间，我几乎把所有的双休日、节假日等等业余时间，几乎把每一个早晨和晚上，全部用在了“攻坚”这个项目上。

当我像“愚公移山”一样，把“三重书山”一点一点地挖平时，一直乌黑的头发中，出现了几根白发；一直因视力极佳而引为自豪的眼睛，视力大为下降。真正是“文集十卷，心血铸就”。

在《中国现代史论》问世之际，谨向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领导和有关同志表示衷心感谢！

同时，向四川省新闻出版局、四川出版集团的领导同志表示衷心感谢！正是由于上述领导机关、领导同志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现代史论》得以成为“四川省新闻出版重点项目”……

还要向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负责同志表示衷心感谢！特别是刘周远同志，文史皆通，底蕴深厚，为人谦和，工作负责。他不避辛劳，来到中央党史研究室，与作者反复研究，返回四川后多方协调，确定了这个项目。然后，逐级上报，使这个项目获得四川省新闻出版局、四川出版集团的有力支持。

特别要感谢的还有四川人民出版社编审李洪烈同志。他具有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工作负责，一丝不苟，态度严谨，精心要求。多次与作者面谈，打电话，提要求，催进度，付出了极大心血，是一位一心扑在工作上的优秀出版工作者。

最后，谨向中央党史研究室的所有领导同志和所有朝夕相处的同志们，表示衷心感谢！感谢你们对我的信任、关心、支持与帮助。

作者

2010年2月3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