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侃”，成为王朔语言是最大特色。而调侃本身则是一种不硬也不软的语言形式。这种语言形式与其说王朔是把它当成了工具，还不如说王朔把它当成了武器。《鸟儿问答》收录了王朔一些对文化人对文化的看法与见解，书里的人、情景和一些谈话是作者经历过的。这些情景不在了，这些人也散了，关于这本书，作者个人认为是一个蒙昧时代的见证。

《鸟儿问答》内容简介：

有人问王朔：“你写作的目的是什么？”“当然是为了名利了。”王朔答。就写作本身而言，王朔是个作家，但是他又不是人们心目中所设计的那种作家：人格多伟大，道德多完善，行为多文明，是人类的楷模，灵魂的工程师。《鸟儿问答》收录了王朔一些对文化人对文化的看法与见解。

序《他们曾使我空虚》

我的几个国庆节

为海岩新作《海誓山盟》序

王海玲和《大校的女儿》

《下个世纪见》序

日本病人

阳光灿烂的日子追忆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我是你爸爸》导演阐述

《王朔自选集》自序

我的文学动机

《看上去很美》自序

电影《诗意的年代》中的几本声音

梁左悼词

看3月12日《实话实说》

回忆陈吾二三事

这个人不是特别自我炫耀

看不出这人有什么追求

读棉棉的《糖》

读丁天的《玩偶青春》

鸟儿问答

知道分子

这之后一切将变

有个老头九十多

游戏规则

犹大的故事

我讨厌的词

我看王朔

我看鲁迅

我看老舍

我看金庸

我看大众文化港台文化及其他

《文化在中国》序

为《英语也疯狂》序

回忆梁左

痛、病——快乐着

数你最思想

女的是怎样练成的

昆明周记

《幻想一：网络连续剧》之一

《幻想一：网络连续剧》之二

何平序

都不是东西

崔健印象

从—个流言说起

吃错药引起的爱情

灿烂的文明在哪儿

把刀插在朋友肋上

何东提问

为梁左序

我的几个国庆节

1958年我出生时这个国家刚刚建立九年，比我晚一年出生的孩子很多都叫“国庆”或“十庆”。1959年的国庆我没有印象，只在后来看了不少那一年拍摄的电影，都是歌舞升平的那种，跟别的年份拍的片子不一样。文化大革命批判了这批电影，说这批电影表现了“资产阶级人性论”，证据是有的片子的女主角爱上了男主角，有的片子的女主角很爱自己的父亲。在当时那是不允许的，每个人都应该只爱毛主席，其他都叫“无缘无故的爱”。现在的官方说法，那是中国电影的“第一次高潮”。

1971年，我参加了国庆游行的儿童组字排练。按照计划，我和其他数万名儿童要共同组成那次游行的背景，当军队和彩车走过天安门观礼台时我们就一齐打开手中的彩色大纸本子顶在头上，向着天空拼出巨大的标语：“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为此，我们从夏天开始停课，每天在学校集合，走十几公里路到天安门广场排练。很多小孩中暑，尿裤子。广场旁边的便道上有一排排铁盖子，掀开围上的帐篷就是临时厕所。有时我在里面尿半截儿，尿急的女孩子们就提着裤子冲进来占领了身后所有的茅坑，我只好从另一出口仓皇逃出。有的男孩正在大便，起也起不来，四周蹲满女孩，又羞又无奈，气得掉下眼泪。

等我们排练好了，这年的国庆游行取消了，党的副主席林彪乘飞机出逃苏联，在蒙古坠机身亡。毛主席很受打击，从那以后身体一天不如一天。那年国庆日改在各公园庆祝了，我第一次去了颐和园，皇家园林的美景令我目迷神乱。在颐和园后山我迷了路，听到山外的阵阵管弦就是走不出去，穿山渡林时被乱石绊了一跤，右手背上至今留着一块小伤疤。

以后的每年国庆我们都是发票游园，文工团在公园里搭台表演节目，唱京剧，演杂技，还有女战士的集体歌舞。我那时正在当小流氓，逢此场合便和另外一些小流氓到公园里结交其他小女流氓。节日的公园里到处可见独自或结伴游玩的良家少女，我们就上前或尾随其后用轻浮的话挑逗人家，博人一笑，最终达到与人结识的目的。我在那些公园里有过很多次美好和不堪回首的精神恋爱。

1979年，建国三十周年，我在青岛海军的一艘小船上当水兵，10月回家探亲，家里有一张人民大会堂国庆联欢晚会的票，让我去了。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头两年，到处洋溢着乐观的气氛，晚会的节目很丰富，除了歌舞、京剧，还放外国电影。在宴会厅还组织了大型舞会，无数穿戴时髦的青年男女在跳华尔兹，大厅里响彻《蓝色多瑙河》、《维也纳森林》这样的圆舞曲和中国民乐改编的《喜洋洋》、《步步高》等舞曲。我不会跳舞，我穿着军装，我说不出我有多压抑，我感到世道变了，我和我身上这身曾经风靡一时令我骄傲的军装眼下都成了过时货。正在跳舞的人们已经穿上了高跟鞋、喇叭裤、尼龙衫，烫了头发，手腕上戴着电子表，大概还有人在说英语。回到部队，我不再继续写入党申请书，也不再抢着打扫厕所替战友洗衣服表现自己多么努力地在学雷锋。我跟我们头儿说我有办法买到日本产的彩色电视机，揣着部队养海带挣出来的三干块钱去广东倒走私电器去了。

建国三十五周年，天安门恢复了阅兵，我在家看电视。邓小平穿着没有军衔的陆军军装站在一辆“红旗”敞篷车内，露着一张很红润的脸，面前支着一个麦克风，宣誓一般举着右手缓缓驶过集结在长安街上的陆海空三军部队行列。还有坦克、还有火炮、还有导弹……他的声音通过麦克风传出来：“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那些战士一起喊：“首长好！为人民服务！”当他回到天安门城楼上，电视中出现了他和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站在一起的镜头。我看到胡耀邦向他跷了跷大拇哥，意思好像是说：“真牛！”那天还发生了一件后来被广泛宣扬的事，经过天安门广场的学生突然打出一幅标语，上面写着“小平你好”四个字，这简短亲切的问候在很多年里感动了大家。  建国四十周年，我在一间租来的房子里打麻将。那几天我刚刚不那么担心了。一个有内部关系的朋友告诉我，“都查清了，你没事。你去了广场，但没说什么。”还对广场上一些年纪偏大的纠察队员是不是学生表示了疑问，都录下来了，证明我当时就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在此之前，我非常担心情况混乱，情报工作跟不上。我们都知道，再好的情报机构也会出现错误，我可不想事后得到道歉，因而不敢住在家里。街上部队和坦克已经撤走了，据说有一位将军向中央进言，说“和尚不能老不待在庙里”，中央听了。那段时间，我一撒尿就觉得疼，尿的颜色也不那么澄澈，我以为我得了性病，到医院一检查是前列腺的问题。医生讲是老骑自行车硌的，歇一歇就好。那以后我的身体也一年不如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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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本书都是十年前或更早的时候写的，那时我很自以为是，相信很多东西，不相信很多，欲望很强，以为已知的就是一切了。这些书里的人、情景和一些谈话是那时我经历过的，在生活中也不特别，仅仅因为我不知道更多的东西，才认为有趣，虚张声势地写下来。这些情景不在了，这些人也散了，活着的也未老先衰，我也不再那么说话和如此看待自己，所以有时我觉得自己失去了继续写作的能力。

年轻的时候认为有很多重要的在前面，只要不停地奔走就能看到，走过来了发现重要的都在身后发生了，已经过去了，再往前又是一片空白。对过去，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也没有任何偶然，都是必须经过的，我不信一个人可以有两个以上的选择。

关于文学，我越来越确定这是个人的事。这个世界很单纯，人和人之间需要的其实不多，相互了解只能横生误会。公众是个陷阱，为别人活着即便出自真诚也在技术上做不到。没有比想在别人记忆中不朽更自欺的。几千年算永恒吗？写作是一条狗，你不变心它就陪着你，也是一面镜，照着你自己，和别人有什么关系呢？

如果不是为了几个钱，我是不在乎这几本书印不印的。这些文字当年我写完就没再看过，现在看，像另一个人写的，一个狡猾乐观的小子。我在盲目中写这些小说，用意是引起别人的兴趣，小说文体本来就不老实，动机再是取巧，可见会有多少矫情、吹嘘和虚饰在里面。青年作家总是可疑的，也无非是揭疤、自渎，摆明反抗一切，高调入世，看似特立独行，骨子里却难逃代代相传的文人梦谈。社会很容易被质疑，人群总是显得麻木且腐败，理想就那么清白吗？关于人之为人，我们知道多少？我承认，我的世界观都是因袭来的，在我甚至没有意识到时就已经被植入，到需要和别人对峙时才发现我们来自同源头。东西方关于人的理想生活又有多大差异呢？也无非是策略之争，由此及彼或由彼及此，当然策略导致结果。问题不在于认同人类共有的自我肯定，问题在于这一切是确凿的吗？我们相信的和我们本来的是一回事吗？世世代代高唱的人类赞歌指的是我们吗？如果是，为什么我总是感到羞愧和一次次堕落而不是心安理得和渐次归位？为什么会有小说这样合法的精妙的被推崇的虚构，还有那么多人从中获得安慰。

文化太可怕了，像食物一样，不吃，死，吃了，便被它塑造了。我怀疑其核心已编人遗传而不必再通过教育获得了。我觉得自己像在大海里游泳，无边浪涛挥之不尽，什么时候才能登上彼岸，有从树上刚下来的原始人那样一个澄明无邪的头脑。

关于这些书，我个人认为是一个蒙昧时代的见证。活下去，活在自我虚构和自我陶醉中，这大概是一个写作者的宿命，明白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