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社会容纳政治
社会科学家普遍认为，经济发展会导致政治不稳。当然偶尔也有学者提出异议。很多例子显示，经济快速发展会扩大贫富差距，造成社会阶级相互对立，并严重削弱政治秩序的认受性。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国家建立威权体制，这可以视为就政治体制做出的最激烈回应，试图以此规管或压制因重大经济变革而产生的社会冲突。
香港的特殊之处在于，在过去几十年间，虽经历奇迹般的经济增长、显著的收入不平等，以及大众参与政治的正规与非正规渠道仅有轻微扩展，却保持相当稳定的政治局面。社会基层华人在政治上无声无息，这表现在：他们缺乏维护自身利益的组织；只有少数政治领袖会代表他们发声，综合他们的诉求；他们自行发起的集体行动极为稀少。简而言之，迄今为止，香港经济的两极化还没有转变为社会上层和社会基层的政治对立。
本章通过调查香港年轻工人的价值观和行为来解释这个政治上的悖论。本章使用的理论命题是：若工人可以循非政治渠道，获取足够资源来满足其重要需求，那么他们和政治制度的关系就微不足道了，也就是说，政治制度不会因无法满足大量来自社会基层的诉求而负担过重。另外，若在工人看来，政府和社会上层并没有特别明显地霸占更多基层满足自己需求的机会，那么政治稳定性将会加倍增强。我们假定这两个因素在香港都起作用，为这个殖民地带来社会容纳政治的效果。
我们将根据一项于1978年年中进行的问卷调查所得展示社会容纳政治的运作过程。受访者从九龙观塘区的蓝田邨抽选，因为那里是香港最大型的公共屋邨之一，其居民可代表香港的低收入工人阶层。调查成功完成373个访问，受访者中，有173对夫妇，另有27位女性（值得注意的是，样本中的女性数量较多，难免更凸显研究所得的“政治保守主义”）。大多数受访者是35岁以下的年轻人。在职受访者中，81%的男性及84%的女性是体力劳动者。大多数家庭的月收入在901～1800港元之间，按照香港标准属于偏低。受访者的教育水平也偏低，67.5%只接受过小学教育，21.5%上过中学，11%没受过正规教育。所有受访者都有子女，平均每个家庭有2.15名。一般来讲，受访者是拥有完整家庭和稳定工作的年轻工人。研究这样的工人群体对当代香港特别有意义，因为“功利家庭主义”是维系香港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与上一辈相比，年轻工人的规范和行动是否更少受功利家庭主义的影响？倘若如此，对香港的政治发展会有什么影响？
重要需求与分化的资源网络
我们的调研从挑选一些特定“需求”开始，即先列出一些具体的需求，再询问受访者循哪些渠道获得满足。这些需求之所以被选出，主要是根据我们过去接触香港社会基层的经验，认为它们对受访者特别重要，并且可以通过不同渠道（包括政治行动）得到满足。这些需求涉及居住条件、人际交往、财政问题、找寻工作及婚姻问题。在解释数据时，“不适用”意指有关需求对受访者不重要，这意味着该需求可能已被解决，或受访者不太看重。从收集来的数据判断，多数情况下，前一解释看起来更合理。
在居住条件方面，当被问及若对居住环境不满，会向哪里寻求帮助时，约40%的受访者认为这个问题不相关，也许成功入住公共屋邨，便可以让他们觉得有关需求已获得满意的解决。对认为有需要解决居住环境问题的受访者而言，有20.4%找政府寻求帮助，9.7%找朋友和工友，8.6%找亲戚，7.2%找父母。选择其他途径（例如，邻居、志愿团体和社会头面人物）的比例极低，也有少数受访者会同时利用多个渠道获取资源。值得关注的是，在表示有此需求的受访者中，超过半数选择什么都不做。
在人际交往方面，当被问及若人际关系出现麻烦，会向哪里寻求帮助时，约64%的受访者认为这个问题不适用于他们。一些学者已指出，华人会尽量避免与他人发生冲突，并且害怕和不能容忍社会冲突。这种心理和文化上的倾向，可能导致受访者不太关注人际关系的需求。对感到有需要解决此问题的受访者而言，很明显，大多数从来没有寻求过任何帮助，仅12.9%找朋友和工友寻求帮助，10.4%找父母，5.3%找亲戚，4.6%找邻居。选择其他途径（例如，政府、志愿团体、律师和社会头面人物）的受访者比例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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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兆佳教授的学术性论述具有浓厚的理论趣致和社会学的想象力。他对香港政制发展和管治现实的分析，理论严谨，客观而中肯。不论同意或不同意他的论断，要理解、认识香港政治，都不能绕过这些学术著作。
——金耀基（原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香港中文大学荣休社会学教授）
刘兆佳教授对香港社会与政治，尤其是港人之政治心态、特区之管治与政权建设以及“一国两制”诸多重大课题，认识之深、见解之到，当代社会学及政治学者殆无出其右。他以学者之胸怀与学养阅历政事，寓理论于实践并在实践之中提升理论，对香港社会政治研究深具卓知洞见，不少著述已成经典文献。
——李明堃（香港教育大学亚洲及政策研究学系客座教授）
“一国两制”是创新性的伟大事业。近二十年来在香港的实践经验表明，其难度不容低估。要了解“一国两制”事业现在面临的困难和未来的挑战，必须对香港从殖民地时代到回归以后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状况有深入的研究和客观的分析。本书是从事香港问题研究者的必读之作。
——陈弘毅（香港大学法学院教授、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
在过往数十年间，香港经历了翻天覆地的政治和社会变迁，转变速度之快虽为人所察，但其影响之深远则显然未为人所体认。刘兆佳教授的著作为香港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政局和管治的动态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观察视角和启示，也提供了研究香港政治发展不可取代的一个思路。
——李彭广（香港岭南大学公共管治研究部主任）
香港虽小，却充满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陆地与海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等一系列现代性的内在张力。刘兆佳教授的著作有助于我们系统认识香港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内在冲突，理解香港面临的难题和挑战。
强世功（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大学港澳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香港社会的政制改革》《香港社会的民主与管治》和《香港人的政治心态》三册书汇集了近40年来我对香港回归前和回归后所做研究的主要学术论文，其中大部分论文原以英语撰写并在西方国家的学术期刊发表，现在经翻译首次以中文出版。这些学术论文反映了我学术生涯中不断变化的研究重点和目标，也反映了在过去半个世纪香港社会与政治的急剧变迁。这些学术论文既代表我个人的学术成果，也可以说是香港历史的印记。借着这三册书与读者——特别是内地读者——见面的机会，我也全面回顾了自己的学术历程。
1975年，我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取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在美国工作半年后便回到香港，在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任教。我的博士论文探讨了19世纪中国儒家精英在整合和领导传统中国社会上所起到的关键作用，并着重指出政治与社会的分崩离析与儒家精英的弱化和解体有关。虽然之后我仍然对传统中国的社会、政治与思想有浓厚兴趣，但这不再是我的研究重点。研究重点的转移并非完全由我个人的学术志趣驱动，在很大程度上反而与研究机遇、香港的变迁和“九七问题”的凸起有更大的关系。
尽管我年轻时念书的地方是一所由英国圣公会开办并以英语为主要授课语言的学校，但我在中学时期已经深深地被儒家思想，特别是其经世济民的主张所吸引，因此对中国语文和中国历史尤其是近代史特别着迷。我认可知识分子对国家、民族和社会的责任和担当，并认为读书人应该有匡扶社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民胞物与”的襟怀。中学毕业进入大学后，我放弃了研修中文和中国历史的初衷，转而主修社会学和经济学。经过再三思考，我决定以政治社会学为日后学术工作的重点，其中政治和社会发展、政治文化、政治体制、政治领袖、比较政治和国际政治乃研究重点所在。
即便如此，回香港工作后，我还需要物色具体研究项目，因此在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任教的头两年，我一直在摸索将来要从事哪些方面的研究。在此期间，我参与了社会学系的一项集体研究计划，该计划旨在探讨内地人民公社的功能和意义。假如这项研究能够启发我对“中国研究”的兴趣，则日后我的研究重点便会是内地而非香港。在当时的环境下，对于一位年轻学者来说，“中国研究”比“香港研究”更具“实用”价值，因为在国外学术刊物发表“中国研究”的文章比较容易，而发表国际学术界认可的文章的多寡对学者的学术事业来说关系重大。然而最后，我决定舍“中国研究”而取“香港研究”，这当中有几方面的考虑。
第一，这不等于我特别“爱”香港。虽然我在香港出生、成长和受教育，但我的“国家情怀”比“香港情怀”要更浓厚一些。因此，爱香港并非驱使我其后几十年集中研究香港的动力。当然，随着时间的迁移，我对香港的感情不断加深，进而促使我更加锐意研究香港，并愿意对其未来尽一份力。
第二，虽然从功利角度考虑，“中国研究”应该是首选，但是内地研究中人民公社研究的经验却让我对“中国研究”感到犹豫。一方面，我没有把握能够从内地取得大量信而有征的材料和数据，以作为严谨学术研究的基础。另一方面，我感到人生苦短，希望自己在有限生命中创造的研究成果能够经得起时间考验并具有实用和传世价值。因此，“中国研究”对我来说风险太大，非我所能承担。相反，就算“香港研究”不能带来丰硕的学术回报，甚至对个人的学术事业造成阻滞，但从学者“求真”的精神出发，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无论如何，社会学者需要有一个他看得见、摸得着的研究“地盘”或“对象”，这样才会产生“踏实”的感觉。毫无疑问，对我来说，香港正是那个“地盘”和“对象”。当然，有些学者喜欢做抽象和理论的探讨，因此不需要对某一特定社会进行研究，但我不属于这类学者，我始终希望能够立足或扎根于一个社会，并以此为基础或出发点来探讨理论性课题。
第三，“香港研究”越来越成为迫切的实际需要。回顾过去，1975～1981年这段时间对我来说是“黄金”6年，是我可以在比较不受外面世界干扰的环境中专注于学术工作的6年。1980～1981年，我在美国哈佛大学做哈佛燕京访问学者期间出版了《香港社会与政治》（Society and Politics in Hong Kong）一书。自哈佛回港后，适逢香港前途问题出现，中英两国政府及香港各界人士都被卷入这个历史性事件之中，我个人也不例外。作为香港本地培养的首批社会学者之一，我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去研究与香港未来有关的种种问题，特别是香港日后的政治与政制发展，不但要分析，更要拿出应对办法。中英两国政府，尤其是中国政府，不时向我咨询，提出现实或政策性问题。政治环境的突变，使我在“象牙塔”内做学问的同时，还要回应各方面提出的问题和建议。1992年，英国政府派政治人物彭定康来香港当总督，旋即爆发中英之间在香港政制发展问题上的严重对抗，并最后促使中国政府以“另起炉灶”作为反制的策略。在香港回归祖国过渡期的最后几年，我先后以“港事顾问”“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预备工作委员会委员”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参与了中央主导的香港回归祖国的工作，并就特首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提供意见。香港回归后，政治、经济与民生的挑战纷至沓来，令各方面疲于奔命。个人的学术研究在这种环境下不可避免地要更有针对性和实用价值。2002～2012年，我离开大学，进入特区政府出任中央政策组的首席顾问。在这10年中，研究的范围进一步扩大，研究的内容更为复杂，而研究成果的实用性较诸其学术性更为重要。总的来说，自1982年以来，我的学术事业直接与香港的前途和发展问题紧密联系，“纯学术”研究变得不可能。研究的目标不但要对理论的探讨和建设有意义，还要对发现和解决香港的诸多问题有价值。很多时候，学术研究题目的选定取决于香港面对的现实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非源于学术理论发展的要求，与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变迁与争辩，关系更加小。所以，过去几十年，我个人所身处的社会环境和自定的工作目标，塑造了我的学术风格和研究取向。无论就背景、目标、经验，还是历练而言，在香港的社会学与政治学界中，我都是颇为“与众不同”的。
毋庸讳言，不少甚至大部分香港社会学者和政治学者在研究香港问题时，喜欢简单套用西方理论，并肯定其在香港的应用价值，西方的民主和民主化理论尤其受到重视和认同。原因有3个：一是相信甚至“迷信”西方理论的“普遍性”，认为就算不能直接应用于香港，稍作调整便可适用。在这些学者的眼中，香港研究是人类（其实是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环节，哪怕只是小环节，香港研究的成果既印证了普遍理论，又丰富了普遍理论。二是他们服膺于那些理论背后的西方价值，并确信那些价值代表“普世”价值，因此应该在香港树立和推广。三是假如学者认同了西方理论的“普遍性”，而其研究成果又进一步证实了西方理论在香港适用，那么在西方刊物或出版社（大学的出版社尤其重要）发表著作便较为容易，而能否在西方“学术市场”发表著作，对个人的学术事业至关重要，因为香港的大学倾向于以在“国际”（主要指西方）领域发表著作为评审标准来衡量学者的学术成就。因为这些原因，众多的香港学者喜欢探讨香港与西方社会的共同点，两者之间的差异则较少受到重视。
另外一种情况是，部分学者喜欢将当前西方理论界的“时髦”理论、观点和概念引入香港，并肯定那些东西对香港有参考或应用价值。对于不少香港学者的这些倾向和行为，我的看法是双方面的。一方面，我承认，西方社会既然是人类社会的一部分，那么来自西方的社会学理论也自然在其他的社会有一定的参考和应用价值。运用西方理论分析香港的社会现象，有利于发掘和透视一些我们因为长期在香港生活而看不到或者遗漏的东西，对我们已有的知识可以提供新的研究角度，从而深化我们对香港社会的理解，西方理论也会强化本地学者从理论角度剖析香港社会现象的能力。然而，另一方面，将注意力放在某些现象上等于疏忽了另外一些现象，而那些现象对香港社会而言可能更为重要，或是更好地理解香港社会的“钥匙”。换句话说，西方理论让我们看到一些东西，但同时遮掩了另外一些东西。总的来说，我认为，西方学者在概念和理论建设方面有独到之处，尤其是在将社会现象拆解后进行分析，然后再将分析结果予以整合来建构理论这一方面。因此，鉴于西方社会学比其他地方的社会学更为“发达”，我们不可避免地要参考西方的理论研究和研究成果，起码要用它增强我们思考的深度与广度，但不能照单全收，更不可以盲目奉之为金科玉律。在参考西方理论和运用西方学术概念的同时，我们必须有意识地脱离西方的思考框架，认真细致地去探寻香港的诸多社会现象，总的目标是全面和确切地认识香港，从中建构更好的概念和理论，并将之用于研究香港。
从一开始我便以香港的特殊性作为研究的理论支点，这在香港学者中是较为罕见的，目标是不仅要指出西方理论涵盖面的不足，也表明不能简单地从西方理论中寻找认知和解决香港问题的办法。香港研究必须立足于香港的历史和现实，必须从客观角度出发，不要混淆现实和理想，也不能把理论当成现实。基本上，我是从“不服气”的起点出发来思考香港社会的，首先假设西方学者“不可能”对香港有深度的认识，因此他们的理论总会在某些方面难以直接套用于香港。一些在西方社会比较瞩目的现象，在香港不一定重要，而香港一些显著的现象也可能在西方看不到。诚然，一些西方学者强调他们的理论绝非完全建基于西方现象，而是来源于西方和非西方社会的比较，但即便如此，倘若他们对香港缺乏认识，他们的概念和理论总会与香港有格格不入之处，而那些格格不入之处正好是香港学者研究的最佳切入点，也是香港研究可以对所谓“普遍理论”建设所能做出的“贡献”。
既然要突出香港的独特性，建构植根于“本土”的社会学理论，那么研究方法便不能不采用“历史暨比较”角度（historical-comparative approach）。所谓历史角度，是要基于香港过去的历史发展去认识香港的现状和探索香港的未来。香港过去的经历、事件、人物、制度、政策和一些“集体回忆”，都左右和规限着香港目前和将来的发展。历史角度不单指香港自身的历史，也必须包括更广阔的视野，其中中国近代和当代史、中西方关系史和东亚地区的历史尤为重要。不了解历史，为香港的改革和发展提出的诉求和建议容易流于不切实际或难以兑现。每个社会都有其与众不同的历史发展经验，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每一个社会都是独有的。通过历史分析，香港的独特性便“跃然纸上”，马上成为学者关注和探讨的课题。所谓比较角度，是要将香港与古往今来的人类社会比较，找出其异同之处，从而透视香港独特的地方。当然，我们不可能将香港跟“所有”的人类社会比较，而事实上学者们对其他社会的研究也不多，因此实际上只能通过缜密思考，找寻若干有意义或有价值而又可供比较或对比的现象。在我看来，目的不是要通过比较香港与其他社会来建构一般性的社会学理论，而在于加深对香港的了解，尤其是能够更好地发掘香港社会的“核心”社会现象。这些“核心”社会现象不但有其重要性，我们更可以借助这些现象更好地了解与之密切关联的其他社会现象。
在过去近40年的研究生涯中，我提出了一系列概念来描述和分析与香港社会和政治发展有关的诸多现象，并取得了一些成果。在不同程度上，这些概念代表了我说的“核心”概念，因为它们担当着研究的“钥匙”的功能，通过它们，我们可以更全面和深入地分析香港的过去和现在，并对未来提供线索和可行之道。这些概念在学术界广受关注，当然也受到不少批评，部分批评在香港的高度政治化环境中更流于道德或恶意的中伤。诚然，我的“核心”概念不是批评者的“核心”概念，他们认为我的“核心”概念忽略了一些更重要的社会现象，因此对香港的分析有失偏颇，并错误理解部分现象，而基于我的研究成果的政策建议不但无用，而且对香港有害，比如不利于推动香港的民主发展，也不利于让当政者正视香港的社会矛盾等，不一而足。我的看法是，各种各样的“核心”概念和与之相关的理论并存绝对是好事，良性的学术争论会越辩越明。然而我相信，我的学术成果是经得起时间考验和实践检验的。
在长达40年的学术生涯中，我建构了一批“核心”概念，并以此为工具研究香港社会的状况和变迁。这些概念中比较重要的包括：“先有殖民政府、后有殖民地人民”的殖民地，高度稳定的殖民社会，功利家庭主义（utilitarianistic familism），社会容纳政治（social accommodation of politics），低度整合的社会与政体（compartmentalization of society and polity），没有独立的非殖民化（decolonization without independence），缺乏被领导者的政治领袖，缺乏领袖的制度（institutions without leaders），缺乏社会基础的政治（social irrelevance of politics），功利主义法律观，行政主导，局部民主政体（partial democracy），发育不良的政党体系（stunted political party system），没有执政党的政党政治（partypolitics without the ruling party），低民主、高自由的社会，民主发展后于法治、自由、人权、稳定、繁荣的出现，关注的旁观者（attentive spectators），从非常态政治到常态政治，矛盾民主观（democratic ambivalence）等。这些“核心”概念通通源于长年累月对香港的实证研究，也源于认真利用历史暨比较方法挖掘香港的特点。
总体而言，这些“核心”概念加起来其实很好地描述和反映了香港作为一个社会乃至一种社会现象的主要特色。
第一，香港在“开埠”伊始已经是一个特殊的英国“殖民地”。英国人攫取香港这片荒岛为“殖民地”，目标是要建立一个有利于英国商人的对华“贸易”而且不受清政府控制的桥头堡。为了达到目的，一开始英国人便要在香港推行开明和怀柔的管治方法，以吸引各地尤其是中国内地的人才、资金和劳工来香港开拓和发展。为此，一套有利于各方面经商、就业和生活的法律和制度便不可或缺。与绝大部分殖民地不同，香港是先有殖民政府的出现，然后才有“殖民地”人民的到来。从内地来香港定居或发展的华人，无论基于什么理由，都是自愿接受殖民管治的，起码不反对殖民管治，因此他们绝无推翻殖民政府（在香港，即为港英政府）之心，反而将香港作为安身立命之所，这种情况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更是如此。正因如此，香港从来没有发生过反殖民或独立运动，也无法借助反殖民或独立运动来培育有威望的政治领袖。
第二，中国政府不会容许香港脱离中国走向独立。为了让中国政府放心，英国人不会在香港推动有“还政于民”意味的政治体制改革，不会刻意培育有群众基础的本地政治领袖。为了巩固殖民管治，英国人通过“行政吸纳政治”的手段笼络华人精英，让他们成为殖民政府的“同路人”，同时减少社会上出现“独立”于殖民政府的政治力量的可能性。这些“同路人”虽然在华人社会享有一些声望，但绝对不是具备政治权威的政治人物。社会上反对殖民政府的政治人物绝无仅有，因此对殖民管治不构成威胁。
第三，香港的华人社会由无数的家庭单位组成，这些家庭单位的核心是那些有血缘和姻缘关系的人，但也可以从“功利”角度考虑，选择性地将一些与自己有利益联系的亲戚朋友“纳入”家庭单位，因而表现出“功利家庭主义”的形态。这些家庭单位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个人的需要，并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
第四，家庭单位与众多的华人社团共同处理了不少华人社会的问题和矛盾，解决了不少可能引发政治事端或冲突的问题，因此发挥了“社会容纳政治”的功能，大大减少了最后需由殖民政府应对的政治摩擦与挑战，使得行政需要吸纳的政治不至于过多，从而保持了香港的政治稳定。与其他殖民地相比，香港的政局绝大部分时间都是高度稳定的。“二战”后，全世界反殖浪潮风起云涌，但香港的政局却风平浪静。我研究香港的起点恰恰就是探讨香港“超稳定”殖民社会的原因何在。当时几乎所有人对香港的第一印象就是政治稳定和港人对政治的不热衷甚至“冷漠”。我当然不会否定社会冲突的存在，但20世纪70年代香港的政治稳定对我和不少人来说，应该是较为瞩目和值得探讨的现象。我的基本看法是，“行政吸纳政治”和“社会容纳政治”相辅相成，大幅减少了香港政治矛盾的数量和严重性。与此同时，华人社会与殖民政府各司其职，来往不多，形成“低度整合的社会与政体”的局面。就当时来说，在殖民管治被广大香港人接受的前提下，所谓香港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官僚政治”，即发生在政府内部和政治精英之间的“政治”。这些“政治”与社会没有密切关系，也没有受到广大群众的关注，因此是“缺乏社会基础的政治”。人们关心的问题一般不会进入政治领域，也没有有实力的本地政治领袖将它们转化为政治议题，从而将之带进政治领域。
第五，港人政治文化的内涵与“功利家庭主义”基本上是一体的两面。对此，我和关信基教授合著的《香港华人的心态》（The Ethos of the Hong Kong Chinese）一书有详细阐述。简而言之，港人的政治文化是一种公民文化与顺民文化的混合体。港人一方面吸收了一些来自西方的民主和自由的思想，另一方面又呈现出对权威的尊重以及对稳定与秩序的追求。他们愿意接受殖民管治，并基于殖民政府的良好施政表现而赋予它颇高的政治认受性。港人的法律观或法律文化有明显的实用主义倾向。他们不太了解西方法律背后的原则和思想，仍然保留了一些传统中国的法律观点。不过，港人相信香港的法律对自己有用，因此坚持遵守法律的重要性。无论是港人的政治文化还是法律文化，功利主义或实用主义的色彩都很突出，而中国传统的价值观与西方的价值观则不太和谐地并存。实际上，港人对西方文化的接受流于表面，大体上认为西方文化对自己和香港有用，但仍然受到来自中国传统的“威权性”政治文化（authoritarian political culture）的熏陶，而后者是和西方文化相悖的。
第六，随着社会的变迁、经济的发展和教育水平的提高，社会矛盾增加，民众的期望与诉求攀升，华人社会自我解决问题和满足需要的能力下降，殖民政府面对的来自社会的要求和压力就越来越多，也越来越难应对。殖民政府介入社会和民生事务的程度有所提高，港人对政府的依赖不断提升，因此社会上逐渐涌现一些政治人物和组织。他们不仅向殖民政府提出各种具体诉求，也在确认殖民管治的前提下要求更多参与政治的机会。殖民政府一方面尽其所能地回应民众的民生需要，另一方面却不愿意放弃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和控制。在“九七问题”出现的前夕，香港的政治人才十分匮乏。大部分港人认同香港的政治、行政、经济和社会制度，但对政治领袖缺乏信任与尊重，出现了“缺乏领袖的制度”和“缺乏被领导者的政治领袖”现象。人们觉得只要制度运作良好，政治领袖可有可无。再者，在殖民政府管治下，人们也不相信本地政治领袖会拥有实质的政治权力或能力。这种轻领袖、重制度的心态本来应该是进步的象征，但在政治领袖匮乏的情况下却成为绊脚石，阻碍了领袖的形成与成长。香港脱离殖民管治并在“一国两制”框架下实行“高度自治”，然而缺乏拥有群众基础的政治领袖便为回归后香港的有效管治和政治稳定埋下了隐患。
“九七问题”的“突然”出现，对香港的政治格局与生态造成了巨大冲击。在无法延续殖民管治的情况下，英国人谋求“光荣撤退”和在回归前的过渡期内保护英国的权威与利益，一方面大力推动香港的民主改革和“还政于民”，另一方面则锐意扶植反共和民主派势力。中国政府则一方面致力于挫败英国人的政治意图，另一方面努力培养“爱国爱港”力量。中英双方的政治角力塑造了香港的民主化路向，但同时分化和弱化了刚冒起却“先天不足”的本地政治领袖和势力。在中英斗争的大气候下，香港所走的“没有独立的非殖民化”道路呈现几个重要特征：第一，既然香港不是独立国家，港人便不能完全决定由谁来控制特区政权。在主流民意仍然反共和拒共的氛围下，中国政府觉得必须确保特区的行政长官是中央可以信任和依托的人。因此香港的民主化是“局部民主化”，具体反映在港人有较大权利选举负责监督政府的立法会议员，但在选举行政长官上则权利有限。第二，“局部民主化”让一位拥有强大宪制权力的行政长官与享有实质“反对”权力的立法会并存，各自有各自的权力来源和支持者，彼此之间摩擦难免。第三，从宪法的角度看，香港是一个“行政主导”甚至可以说是“行政长官主导”的政体。行政长官垄断了政策制定权、财政主导权和人事任免权。但在群众支持不高、政府权威不足和行政长官没有政党联系的格局中，行政长官纵有宪制权力，却在政治威望低落的情况下无法充分和有效地运用手上的权力。回归后香港特区的管治不畅和政局混乱与此不无关系。第四，为了避免突然进入全面民主化而带来政治动荡，民主改革
遵循循序渐进的步伐。行政长官的普选只会在条件成熟时才进行，同时要防止选举与中央对抗的人成为特首。在立法会的选举办法中，“功能团体”议席的引进和逐步减少，以及选民基础的不断扩大发挥了“以空间换时间”的巧妙作用，从而使得以普选办法产生所有立法会议员的时刻不会过早。第五，香港的“局部民主化”衍生了香港几乎独有的“没有执政党的政党政治”现象。在执政党缺位的情况下，特区政府在立法会内缺乏稳定和可靠的支持；无论是建制派政党还是泛民主派政党，都以监督和制衡政府为己任；建制派和泛民主派政党都处于松散和积弱状态，社会支持基础不强。泛民主派政党属于“永久的反对派”，从长远来看有走下坡、内部分裂日趋激烈的趋势。“没有执政党的政党政治”似乎不能成为长期存在的现象，因为它对特区的长治久安不利。
香港的“局部民主化”诚然不能满足大部分港人对民主的追求，对于政治体制，社会上也存在着一定的不满情绪。但过去几十年来香港没有出现拥有强大群众基础、得到中产阶层鼎力拥护、有能力持久“作战”、波澜壮阔的民主运动。这可以从香港独特的民主发展轨迹和与此相关的港人“矛盾民主观”中找到解释。香港这种“先有殖民政府、后有殖民地人民”的历史背景，使得它在民主化发生之前已经陆续享有法治、善治、自由、人权等不少其他国家和地区需要付出巨大代价，包括流血牺牲、在争取到民主之后才能获得的东西。既然港人已经得到那些他们认为比民主更加珍贵的东西，那么他们便不愿意付出沉重代价来争取民主。“没有独立的非殖民化”只容许香港在脱离殖民管治后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港人明白与中央对抗有害无益，因此也不太希望因为民主改革问题而与中央交恶。不少港人甚至担忧，不适当的民主化反而会带来不符合自己和香港利益的恶果，因此宁愿慎重地、一步一脚印地推进民主进程，持这类观点的人在中产阶层不占少数。由于顾虑多且犹豫不决，港人的“矛盾民主观”与循序渐进发展民主若合符节。假如港人愿意不顾一切地追求民主，循序渐进发展民主就不会被港人接受，而港人与中央的冲突便会极度激烈，不仅政治稳定和有效管治不可能，甚至中央的“一国两制”方针也难以落实。
如果政策建议是基于对香港独特性研究的成果，那么与来自简单套用西方理论的建议相比自然有所不同，反映在如何处理香港的民主发展和达到有效管治的问题上尤其如此。在“没有独立的非殖民化”下，香港的利益和未来必将建构在“两制”关系融洽和中央与特区合作的基础上。“互利共赢”和“荣辱与共”必然是彼此互动的指导原则。从香港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港人与内地同胞、中央与特区之间必然会建立更紧密的关系，这是长期的、不可逆转的趋势。诚然，这个趋势也不可能一帆风顺、一片坦途，反而会跌宕起伏、阴晴不定和坎坷不平。基于对历史发展趋势的肯定，也基于我对香港独特性的理论思考，过去几十年来我曾经提出了一些政策和行动建议。粗略来说，“行政主导”政治体制的建设、功能团体议席和选举办法的引进、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预备工作委员会的设置、临时立法会的成立、比例代表制的施行、“管治联盟”的建构等，都有我一些建议的影子。毋庸讳言，这些建议都曾经受到一些人的猛烈攻击。然而回想过去，这些建议在香港的历史发展和现实环境中恐怕是迫不得已、有一定正面价值的建议。当然，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国家的发展、香港的变迁、香港人心的变动、中央与港人矛盾的逐步缓解、“两制”之间的差异缩小，以及两地同胞逐步在“两制”下合成“命运共同体”，香港的政治、管治与政党发展自然会沿着新的方向演进。经济、社会和民生立场上的分歧会逐渐取代中央与港人之间在政治与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而成为左右香港内部政治形态的主要因素。困扰香港多时并妨碍妥协的“非常态政治”会大幅度地被对协商解决问题有利的“常态政治”所取代。到了那个时候，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才会有更扎实的根基。然而，必须指出的是，从“非常态政治”过渡到“常态政治”绝非一个顺畅的过程，反而是一个艰难、曲折和反复的过程，2014年爆发的“占领中环”行动和香港最近涌现的“本土主义”主张可为明证。
在政治斗争日趋激烈的今天，我对香港的未来保持较为乐观的期盼，这样的态度对一些人来说是严重脱离现实的。但基于我过去近40年香港研究的经验，我对我的论断和预测是有相当把握的。未来的变迁也许可以为我印证。
《香港社会的政制改革》分为5个部分。第一部分分析了社会与政治的关系，并着重指出，香港在殖民地时期的政治稳定与香港华人的家庭和社会结构有莫大关系。华人家庭和各种民间组织拥有不少资源和能力去处理华人社会内部的问题和需要，从而减少了社会问题“外溢”为政治问题的概率，对维护殖民管治有利。不过，香港急剧的社会变迁逐步削弱了华人家庭和社会的作用，使得政治矛盾和冲突不断上升。第二部分描述了香港引进群众性选举后的早期情况，指出选举在动员群众方面作用有限，而媒体在选举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不大。第三部分论述了在“没有独立的非殖民化”下，香港的政治体制改革、殖民政府的管治困难、英国谋求“光荣撤退”的部署、中英政府围绕政制改革的斗争和“局部民主化”所造成的精英政治与群众政治分离的种种现象，进而指出香港脱离殖民管治过程的复杂性和独特性。第四部分回顾了中国政府在新中国成立后一贯的对港政策，并着重指出其理性务实的一面，而“一国两制”方针的提出就是中国对香港的“长期打算、充分利用”政策在香港回归后的延续。既然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是中国对港政策的首要目标，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简称《基本法》）所要建构的香港政治秩序便以此为指导原则，不过这个新政治秩序却蕴藏着一些管治困难。第五部分则讲述了政治精英和政党发展的情况，其中突出了“局部民主化”所造成的精英政治与群众政治分离的种种现象，进而指出香港脱离殖民管治过程的复杂性和独特性。在香港政治精英的矛盾与分化、各类反对势力涌现、行政主导政治体制因而缺乏足够实施条件的情况下，回归后香港特区的管治面临相当困难的局面。与此同时，香港的政治体制又对政党的发展不利。特区政府固然不能依靠“执政党”来进行有效管治，但在没有“执政党”的情况下，香港的政党呈现弱化和分化的趋势。
《香港社会的民主与管治》分为3个部分。第一部分描述了香港独特的民主发展道路，具体特征包括“局部民主化”、民主化问题成为“永恒”的政治议题、中央在民主化过程中的主导地位、民主化的出现后于法治、人权和自由等。尽管香港没有重复西方的民主发展道路，但仍然具有积极和正面的内容，起码切合香港实际的情况和需要。第二部分探讨了香港回归后的管治形态，特别关注了新生的香港特区政权在管治上经验不足、政治能力不强、内外环境不利和反对势力阻挠的情况。自香港特区成立以来，非常态政治实际上是香港政治的“常态”，而政治斗争则围绕着政治原则、信念和道德等议题，其中退让和妥协的空间有限，因此冲突难以化解。虽然以实际利益冲突为本的常态政治长远来说应该成为“常态”，但演化过程却十分曲折。这一部分也论述了在“没有独立的非殖民化”下，香港的政治体制改革、殖民政府的管治困难、英国谋求“光荣撤退”的部署、中英政府围绕政制改革的斗争。第三部分讲述了香港人独特的民主观，指出香港人有明显的民主诉求，但其民主观充斥着自相矛盾和实用主义的元素，因此难以构成庞大、持久的民主运动的基础。
《香港人的政治心态》分为3个部分。第一部分描述了香港人对政治领袖的态度，指出香港人心目中缺乏可以信任的政治领袖，而且人们对制度的信任远高于对领袖的信任，因此香港得以拥有良好的政治秩序。香港的政治领袖虽然占据领导的位置，但其社会或群众基础颇为薄弱。第二部分探讨了香港人的社会与经济态度，指出香港人在整体上虽然支持香港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体制，却仍然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希望政府能够发挥管理经济活动和提供社会福利的积极作用。“殖民地”结束前夕，各种社会矛盾纷纷涌现，导致香港社会的公平性受到不少香港人的质疑。此外，随着回归的到来，香港人的身份认同问题浮现，却没有出现“香港人”与“中国人”对立的局面。第三部分专注于政治信任和参与。最为明显的现象是，尽管香港人对殖民政府有一定的支持，但对各类政治权威和制度的信任有不断下滑的趋势。与此同时，虽然香港人有不错的“政治认知”，但多数民众在政治参与方面仍然不够积极，因而成为“关注的旁观者”。
这3本书的出版与一些朋友的努力和帮助分不开。北京大学法学院强世功教授首先提出出版我的学术论文的建议，而且为翻译工作筹措经费。这3本书的翻译出版获得敏华研究基金和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的支持。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的尹宝珊女士既是我以前的学生，也是长期以来我在研究工作上的得力助手与伙伴。尹女士在统筹和协调学术论文的翻译、核对和出版等工作上花了很大气力。孙文彬博士是我在香港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任职期间的首席研究主任，她不仅承担了部分翻译工作，同时负责协调牛悦博士和雷竞旋教授的翻译工作，确保不同论文的用词和行文一致。几位译者高水平的翻译让我的英文论著得以准确和清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我对上述学者的支持和协助表示由衷的感激！我也要感谢中信出版社的副总编辑季红女士和编辑们为这3本书的出版而付出的辛勤努力。
最后要说的是，有关香港研究的学术著作迄今其实不多，主要原因是香港研究并非学者们学术事业腾飞的捷径。中央和香港的官员在制定政策时往往缺乏充足的学术研究作为支持，这是甚为可惜和令人痛心的事。我特别希望这3本书的出版能够为内地读者提供参考，更真诚地盼望它能够为促进两地同胞的互信和彼此了解发挥一些作用。
近几年来，香港的反对势力与“港独”思潮相互配合，不断提出各种分离主义的主张和制造各种社会事件。研究香港问题的本质和变迁对解决目前香港面临的各种社会矛盾，使香港政治常态化具有重要意义。
刘兆佳著的《香港社会的政制改革》通过对香港政治、社会、文化的历史分析，展现其社会特质，为香港政制改革提出更切合实际的诉求和建议。作者在大量分析香港社会与政治关系的基础上，着重指出，香港的局部民主化，导致推行选举的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并存，精英政治与大众政治分离，香港政党呈现弱化和分化的趋势以及缺乏有群众基础的本地政治领袖。优秀的本地政治领袖和强有力的政党是推动香港政制改革的重要因素。为了保持稳定和有效的管治，未来香港一方面要加强与内地的联系，倚靠内地中央政府的力量加强政府的权力；另一方面要重整政治体系内的权力结构，提高核心官员的领导地位，培养优秀的本地政治领袖。
香港问题一直是香港、内地以及国内外媒体关注的问题，香港近期出现的“占领中环”“旺角暴乱”“香港立法会宣誓事件”等体现出香港极端分离主义和“港独”思潮甚嚣尘上，威胁中央在香港行使主权，危害香港特区政府管治。《香港社会的政制改革》是香港著名学者、全国政协委员、香港问题专家刘兆佳教授的学术论文集，刘兆佳教授结合香港政治领域最重要的政治体制(政制)、社会、法律层面的焦点问题进行分析，在如何稳定政局，如何通过政制改革达到最大的共识，如何调节香港民众的政治心态，如何更有效地管治香港社会等方面提出了针对性很强的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