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京师大学堂中国文学门

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中国文学门。

1898年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办，普遍认为这是中国第一所具有现代形态的国立大学，也就是后来的北京大学。大学堂创办之初，尚未有分科(本科)，先设预科与师范馆，后另增仕学馆，令进士举人出身者入校学习，类似速成班。课程设置专业性不强，除了传统经史之学，就是一些西学的课目。一度曾规定上午读经史，下午学习格致、算术、化学、西文等。当时的要求是“先课以经史义理，使晓然于尊亲之义，名教之防，为儒生立身之本，而后博之于兵农工商之学，以及格致、测算、语言、文字各门，务使学堂所成就者，皆明体达用，以仰副我国家振兴人才之至意。”其课程设置和教学方式仍然带有传统书院的味道。

1904年初重定《大学堂章程》，规定大学堂依照科、门来设置课程，实施教学。按照章程，全校设定8个分科(包括经学、政法、文学、格致、医学、农、工、商等)，每一科下边又分若干学门。“文学科”下设9个学门，包括中国史学、万国史学、中外地理学、英、法、俄、德、日等国文学，还有就是“中国文学门”。不过一直到1910年分科大学建立，这些规定都尚未实施，所谓“学门”都还不是独立的教学单位建制，不同于现在的院、系，只是按照学生培养大类设计的课程类别。当时所有学生进来都先修4门课，即：人伦道德、经学大义、外语和中国文学，相当于现在的公共课，然后再按照预备进入的分科，分类选修不同“学门”的课程。“中国文学门”是当时比较基础性、公共性的一类课程。一开始大学堂的教师不多，分工也不像后来那样细，每位教师大致讲授哪些方面的课程，不是很严格的，因人设课，大都没有现成的教材。文学门的教材很多就是传统文论的编选。1904国文教习林传甲讲“文章流别”课，校方要求依照大学堂章程规限来讲，他就借用日本人笸川种郎的《支那文学史》为蓝本，编了《中国文学史》。

与现在的北大中文系紧密相关的大事，发生在1910年3月31日。这一天京师大学堂分科大学开办，全校分为7科(相当于学院)，每一科下设若干门(相当于系)。文科中设立2门：“中国文学门”(简称“国文门”)和“外国文学门”，学制4年。这时的科、门不仅是课程设置，也是相对独立的教学单位了，教员也都相对固定在所属科、门中。中国文学门首次招生38人。课程设置在1904年《大学堂章程》有关规定的框架内，增加了言语学、伦理学、美学、哲学等一些概论性质的课，范围进一步拓展，也更注重通识教育。教员有林纾、郭立山、陈衍、蒋黼、胡玉缙、胡宗瀛、马其昶、姚永朴等。“中国文学门”的建立，意味着中国语言文学正式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专门系科之一。这是传统的语文教育走向现代专业化、规范化教育的标志性事件。

从1910年3月31日京师大学堂中国文学门建立，至今北大中文系已经走过100年的历程。

(温儒敏撰)

第二节 桐城派与章门学派

清末遗留下来京师大学堂，1912年5月改名北京大学，而原先作为课程设置的中国文学门，也早在1910年3月成为实体教学单位——“中国文学门”(简称国文门)，北大中文系的建制就此诞生。在“中国文学门”建立前后数年，北大文科包括中国语言文学学科逐步走向规范，而学术流派之争也直接影响到学科与学风的建设，这里有一个动荡的转型期。

京师大学堂时期的文科包括中国文学虽然列为主课，一些新式教育的观念与方式开始影响这门学科的建设，但很多方面仍然袭用传统书院式的教学，而当时整个大学对传统学术并不重视。特别是进入民国时期，学校“百事务新，大有完全旧弃之概”，主掌校政的几乎全是留学西洋的“海归”，事实上中学的研究已经逐渐退为“装饰品的地位”。严复担任校长之后，有意保存中学，就设想文科之外各科全由西洋留学回来者担纲，可尽讲西学；而文科则纯粹研究传统学术，“尽从吾旧，而勿杂于新”。那些年轻的“海归”派与文科中的旧式文人“老先生”经常有矛盾，严复担心中学坠落，也希望中学西学两不相干，各自发展。他决定起用桐城派文人姚永概担任文科学长。本来，京师大学堂期问，文科的教席就多为桐城派文人把握，包括吴汝纶(曾任总教习)、姚永朴(姚永概的兄长)、马其昶、张筱甫(曾任副总教习)，以及为桐城护法的著名古文家林纾，等等，虽然仍多执滞于辞章之学，格局偏狭，却也曾一支独盛。清亡之后，这批效忠清室的文人陆续从北大流散，北大文科的地位更趋下降。这除了北大内部的人事变动，更因为民初学界的风气大变，桐城派原来笼罩北大文科的主流位置终于被章门学派所取替。

严复1912年离职之后，先后继任校长的何燏、胡仁源，都是浙江人，且都有日本留学背景，他们对文科中旧功名出身的“老先生”不满意，希望北大引进一些留日的年轻学者，来排挤桐城派势力，而章门弟子理所当然就成为首选。章太炎(炳麟，1869—1936)继承清代乾嘉朴学正轨，由小学而治经学、史学、诸子学、文学、佛学等，眼界阔大，作风扎实，加上革命党的身份，在民初学界声誉隆盛，影响自非桐城文人所能比。章太炎因鼓吹革命而避地日本，除了办报传播革命，又设坛讲学，多讲音韵训诂，以及说文、尔雅、庄子等。听讲者多是浙江籍的学生，包括钱玄同、周树人(鲁迅)、周作人、朱希祖、马裕藻、沈兼士、黄侃、刘师培、刘文典，等等，后来各自都卓有建树。这些人多是同门同乡，互相援手推举，大都在1913～1917年间进入北大，形成北大文科的新兴力量，终于取代了桐城派的主导位置。

在与桐城派的角逐中，章门学派最显示学术实力的是黄侃(季刚，1886～1935)与刘师培(申叔，1884～1919)。黄侃1914年入北大，在国文门讲《文心雕龙》与《文选》。刘师培1917年入北大，在国文门讲“中古文学史”。他们都以研究音韵、说文、训诂作为治学根基，讲究综博考据，打通经史，文章则力推六朝，又被称为“文选派”。他们学术上非常自信，自视甚高，力图通过北大讲台打一场“骈散之争”，驱除桐城派的影响。这除了学术理路的差异，更因为黄、刘认为古文家“借文以载道之说，假义理为文章”，其实是浅陋寡学。除黄氏、刘氏外，在国文系主讲文学史的朱希祖和其他一些教员也加入对桐城派的批评。桐城派文人终于一蹶不振，失去在北大的学术位置。

在1917年蔡元培主政北大之后，陈独秀、胡适等一批新进学人进入北大，在国文门与整个北大文科提倡文学革命与白话文，鼓吹新文化。他们将桐城、文选两派都视为守旧加以攻击，斥之“桐城谬种，文选妖孽”，所谓“骈散之争”就被更热烈的“文白之争”所掩盖和终结，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在矛盾纠结中日趋交融变通，北大责无旁贷成为全国文科研究和思想启蒙的中心了。关于北大建校之初国学研究之学风流转，借用沈兼士的话来说，大致有三变：“其始承清季余习，崇尚古文辞；三四年之后，则倡朴学；十年之际，渐渍于科学，骎骎乎进而用实证方法矣。”

(温儒敏撰)

第三节 陈独秀、胡适与北大文科

陈独秀，原名乾生，字仲甫。1879年生于安徽怀宁。清末曾参与反清革命。1915年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1917年至1919年在北大任文科学长。1919年4月卸任北大文科学长，6月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被捕，出狱后不久南下，与李大钊等人创建中国共产党。1921年担任党的首任中央局书记，党的一大至五大，他都是党的最高领导人。1942年病逝。蔡元培与陈独秀二人，在清末革命运动中本有渊源。1916年12月蔡元培主政北大，锐意整顿学风校政，文科则是他改革的人手处。他上任后很快就决定要聘请陈独秀来执掌文科。陈独秀是“炮筒子”，说话写文章锋芒逼人。但蔡元培看中他的新锐和毅力，在青年中的影响巨大，而且他此时的革新思想理念，与蔡的改革计划有相合之处。此外，陈独秀与此前已进入北大的众多“章门弟子”有一定人事渊源，也是原因之一。@为了礼聘这位比他小十多岁的陈独秀，蔡元培校长亲自去陈的住处拜访，一趟趟“多顾茅庐”。年轻气盛的陈独秀开始并不领情。他志向大了去了，哪里肯“屈身”去当一个教师？何况那时他正在专心办《新青年》杂志，编辑部又在上海。但蔡的诚意和气度最终还是感动了陈独秀，使他决定将《新青年》搬到北京来办。这可是一个重大的历史契机。有了《新青年》与北大的结合，也就有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

1917年1月13日陈独秀正式受聘。对北大来说，这也可谓大手笔。当时蔡元培对北大改革的设想，主要是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延聘纯粹之学问家”，以提倡学术研究的气氛，二是延聘“模范人物”，也就是社会改革中有影响的人物，以改造风纪、整顿学风。希望通过学术思想和文化活动，来改造北大，以至变革中国社会。陈独秀在北大只有两年多时间，很少上课，主要就是社会活动，同时也协助蔡元培改造北大文科，改造北大，进而改造社会。当时认为“北大学术思想的转变是在文科，而文科的中国文学系又是新旧文学冲突之聚点”，“一个大学学术思想之转变，因而推动了全国学术思想之转变。”在陈独秀来北大之前，北大文科已有一群素有学养且在清末大多具有革命思想的章门弟子，如朱希祖、钱玄同、周作人、马裕藻、沈兼士、沈尹默等。陈独秀把《新青年》也带进北大后，这个刊物的作者团体，包括胡适、刘半农、杨昌济、刘文典、高一涵、李大钊等人，也都参与到北大这个活动平台。这两方面力量合流，很快把新文化运动推上高潮，这些人大都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与中坚。陈独秀实际上是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北大也就成为五四运动的策源地。

与陈独秀齐名的另一新文化运动主将是胡适，原名胡洪骋，字适之。1889年生于安徽绩溪。1910年留美，初习农科，后改学哲学。1917年秋起，任北大文科教授，担任英国文学史和中国哲学史等科目的讲课。此后多年与北大及中文系有密切关系，1931至1937年1月担任北大文学院长兼中文系主任，1946年7月至1948年12月任北京大学校长，再度兼任中文系主任。1962年病逝于台北。胡适贡献最大也是在五四时期。1917年1月在《新青年》2卷5号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倡导白话文运动；又作《尝试集》，提倡白话新诗，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前驱者与领袖人物。胡适的白话文学观念、文学进化论、实用主义哲学和“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思想，皆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北京大学与《新青年》，即所谓“一校一刊”的结合，将新文化运动和北大的革新都推向高潮。此时陆续进入北大文科的黄节、吴梅、刘师培、梁漱溟、章士钊等人，和原在北大文科任教的陈汉章、黄侃等人，虽然他们的政治文化立场与新文化运动诸人颇有分歧，然而在学术上各有专精，对于北大文科的发展，也起过不应忽视的作用。

(陈尔杰撰)

P4-12

上篇：史事述要

第一章 中文系的组建与五四时期

 第一节 京师大学堂中国文学门

 第二节 桐城派与章门学派

 第三节 陈独秀、胡适与北大文科

 第四节 《新青年》与五四运动

 第五节 新潮社和《新潮》杂志

 第六节 国文门研究所

 第七节 歌谣蒐集研究与方言调查

 第八节 学术史上不可绕过的刘师培

 第九节 黄侃：乾嘉以来“小学”集大成者

 第十节 废门改系与选科制

第二章 二三十年代

 第十一节 周作人与民俗学研究

 第十二节 钱玄同的古代音韵研究及其他

 第十三节 吴梅与曲学研究

 第十四节 刘复与语音乐律实验室

 第十五节 《国学季刊》

 第十六节 研究所国学门和研究院文史部

 第十七节 鲁迅讲中国小说史

 第十八节 沈兼士树立文字学的新基础

 第十九节 1925年的课程调整

 第二十节 唐兰的古文字研究

第三章 西南联大时期

 第二十一节 长沙临大文学院

 第二十二节 西南联大文学院

 第二十三节 联大中文系教授会主席朱自清

 第二十四节 刘文典的“温李诗”课

 第二十五节 闻一多与古代神话研究

 第二十六节 罗常培与汉藏系语言调查

 第二十七节 《国文月刊》

 第二十八节 杨振声的现代文学研究

 第二十九节 沈从文的新文学研究

 第三十节 西南联大学习生活

 第三十一节 罗庸和西南联大校歌

第四章 四十年代后期

 第三十二节 复员回红楼沙滩

 第三十三节 系主任胡适

 第三十四节 图书馆学专修科

 第三十五节 游国恩的楚辞研究

 第三十六节 民主学生运动

第五章 五六十年代及院系调整时期

 第三十七节 时代变迁与新教学目标出台

 第三十八节 院系调整

 第三十九节 系主任杨晦

 第四十节 向苏联学习

 第四十一节 王力与汉语语言学专业

 第四十二节 王瑶与现代文学学科确立

 第四十三节 袁家骅与汉藏语研究

 第四十四节 魏建功的古音系研究

 第四十五节 高名凯的语言学研究

 第四十六节 批判胡风、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观点等几次运动

 第四十七节 反右斗争

 第四十八节 科研大跃进

 第四十九节 王力的《古代汉语》

 第五十节 游国恩的《中国文学史》

 第五十一节 古典文献专业的建立

第六章 “文革”时期

 第五十二节 “四清”运动

 第五十三节 “文革大批判”

 第五十四节 半工半读与文科教育革命

 第五十五节 鲤鱼洲“五七干校”

 第五十六节 三结合与大会战

 第五十七节 工农兵学员

 第五十八节 “梁效”

第七章 恢复高考及八十年代

 第五十九节 恢复高考与七七、七八级

 第六十节 学术重建

 第六十一节 林庚的楚辞研究

 第六十二节 吴组缃的小说研究

 第六十三节 朱德熙的汉语语法研究

 第六十四节 乐黛云与比较文学研究所

 第六十五节 严家炎的现代文学研究

 第六十六节 袁行霈的中国诗歌艺术课

 第六十七节 谢冕的新诗研究

 第六十八节 徐通锵的历史语言学研究

 第六十九节 裘锡圭的古文字研究

 第七十节 新闻专业的源流变迁

 第七十一节 七八十年代之交的校园生活

 第七十二节 作家班

第八章 九十年代以来

 第七十三节 学分制和选课制

 第七十四节 系统的教学计划的制订

 第七十五节 《全宋诗》的编撰出版

 第七十六节 国内外学术交流

 第七十七节 学生方言调查

 第七十八节 九十年代以来的学生生活

 第七十九节 学生社团、刊物

第九章 百年概览

 第八十节 六十年来的几代学人

 第八十一节 部分名家传略(文学16家)

 第八十二节 部分名家传略之语言、文献(13家)

 第八十三节 十一个教研室(研究所)

 第八十四节 从教授会到办公会

 第八十五节 研究所、基地与虚体机构

 第八十六节 研究生培养的变迁

 第八十七节 旁听族、访问学者与进修教师

 第八十八节 留学生、外国访问学者与进修生

 第八十九节 学术论坛

 第九十节 行政管理人员

 第九十一节 从马神庙、沙滩红楼到五院

 第九十二节 历任系主任

 第九十三节 100位知名校友

下篇：编年叙录

 北京大学中文系100年纪事(1910～2010)

主要参考文献

1910年3月31日，京师大学堂分科大学建立，其中文科下设“中国文学门”，就是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简称中文系)的前身。中国语言文学自此正式成为高等教育的专门系科之一。这是传统的语文教育走向现代专业化、规范化的标志性事件。从那时至今，北大中文系走过了100年的途程。我们决定为它编一本图史。

现在各校的中文系都纷纷升格改名为学院了，但北大中文系还是“中文系”。为一个系专门编一本史，是否有点“小题大做”？不过，我们想到的是有时“小题”也可以作为个案，以斑见豹。何况在北大，中文系还是举足轻重的，在全国也算得上是个学术重镇。她的100年，可能浓缩中国学界一个世纪。研究晚近学术史、文化史或者教育史，绕不开北大中文系。我们相信，梳理总结北大中文系的历史，是一件有意思有价值的事。编这部图史，围绕教学与科研这条线，理清在系科发展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学术倾向、教研模式的变迁及其得失，以此概览北大中文系的学术变迁，也可以从一侧面探究中文学科近百年的流变脉络。

本书分两部分。前一部分是“史事述要”。从中文系100年历史中选取93个“史事”，就是93节，包括重要的事件、人物传略、代表性著述、教学的变革，等等，诸如“废门改系”、“吴梅的曲学研究”、“系主任胡适”、“从红楼、文史楼到五院”，等等，都以专题的方式叙说评述。可以说这些都是北大中文系历史长廊中一些闪亮的“景点”，以点带面，可以比较深入了解她的精神气度。后一部分“编年叙录”，是以年表方式编写的《北大中文系100年纪事》，下的工夫也最多。“纪事”逐年记载北大中文系的大事要事，以获得史的连贯了解。专题的“史事述要”所不能顾及的更多史事，这里也有简略的叙写。这前后两部分可以采取互文阅读。

全书采取“图史”的方式，前半部分穿插安排有200多幅资料图片，相当一部分是首次发表，很珍贵。“图史”不光为生动好看，也是让读者可以更直观地进入历史现场，激发想象，感受氛围。

这本书是为迎接百年系庆而编写的。一开始只是想收集展现一些老图片，回忆一些历史场景，而进入写作状态后，越发感到这项工作的庄严，想写得更实在、也更有学术性，难度就加大了。尽管我们尽力了，但时间仓促，功力有所不逮，只能成就这个样子。

前半部分“史事述要”，93节(专题)选题的确定就煞费周章。特别是涉及人事部分，哪些人物作专题介绍，哪些集中在一二节叙说，几经讨论。好在我曾和费振刚教授主编过两卷本《百年学术：北大中文系名家文存》(该书1998年初版，2008年增订重版)，有了基础性工作。那本书一共收录中文系的学术名家62人。为了慎重，当时曾专门邀请各专业多位资深教授当顾问，事先请他们各自提出人选名单，然后集中讨论，最终确定62位入选，全都是已过世的先贤。当时编文存，主要是为了纪念。这回编《图史》，立专节介绍的名家仍参考《百年学术》的人选，适当做了调整：减少了几位和北大关系较浅的，另外，增加了一些仍健在的名家。所记录介绍的名家都是新中国成立前出生的，这也就是历史吧。需要说明的是，在专节介绍的名家之外，又还用两节集中叙写29位名家的传略，其评价“级别”不一定就比专节介绍的低，也可能照顾到专业分布及其他历史原因。中文系人才济济，大家林立，还有一些名家，包括在岗的一些影响大的学者和青年才俊，未能列数，有遗珠之憾。另外，“100年100位知名校友”的选录也颇费斟酌，前后反复征求过多方面的意见，既要考虑人选者的业绩、影响与代表性等，又尽量照顾到不同领域。100年选100人，实在太难了！这肯定是“吃力不讨好”的事。不过我想读者还是能理解，无论史事述要、名家介绍还是校友选录，毕竟都不是评定级别或铭刻定论，无非是漫步浏览历史画廊，感受氛围，不当之处，还请包涵，无须过分推敲也。

后半部分“编年叙录”，主要就是《北大中文系100年纪事》，这类似年表的写法，希望给《图史》某些历史的连贯性，也方便检索。不光记录正面的史事，负面的也不回避，一般不多加评论，就是历史事件的简要叙录。这一部分也写得吃力。原先想象有关中文系的材料很多，但大都是回忆的文字，往往欠准确，而真正可以依据的档案文献不是很多，特别是1949年之后的材料，找起来很不容易。有些阶段甚至有多少学生就读，哪些教员去留，都很难搞清楚，需要找资料仔细考辨。100年来每一年都要筛选出比较重要的史事，也很费工夫。错漏可议之处肯定不少，不过我们也有些成就感，那就是终于把北大中文系的“家底”大致弄清楚了。做这种学科史很有意思，也很难。对复杂的史事如何选择、过滤、呈现，’的确需要眼光和见识。我们多少身在其中，史事牵绕，难免庐山不识。只好期待有更多的同好，能以更为超越的立场来关注这种学科史与学术史的写作了。

北大中文系百年诞辰到来了，这本书是献给她的贺礼，也是传递给所有北大中文系的先贤、师生和校友的一份深情与敬意。

最后，需要交代的是，这本《图史》是我和一些同仁合作的成果。我们的分工如下：

温儒敏主编撰写“史事述要”25则，《北大中文系100年纪事》，《北大中文系的系格(导言)》及《前记》；负责全书框架设计及统稿；

高秀芹副主编撰写“史事述要”4则(关于五六十年代部分)；

汪锋副主编撰写“史事述要”14则(主要关于语言学及文献学部分)；

邵燕君副主编撰写“史事述要”15则(关于文革及八九十年代部分)；

陈帅锋撰写“史事述要”9则(关于西南联大及40年代部分)，并负责全书图片与文稿统合等工作；

管琴撰写“史事述要”11则(关于古典文学部分)；

陈尔杰撰写“史事述要”9则(关于五四及20年代部分)

张慧君撰写“史事述要”6则(关于院系调整及50年代部分)

另有闫作雷、陈新榜、张岩雨、胡妍妍等几位研究生也参加了部分章节的编写。

感谢那些关心这本书并为它提供资料照片的老师和校友们。感谢北大档案馆与北大图书馆旧刊室。感谢北大出版社培文公司。

温儒敏

2010年3月19日

作为学术重镇的北大中文系，有她独特的“系格”，有许多令人神往的故事与传奇。她的100年，浓缩了中国学界的一个世纪。要了解晚近学术史、文化史或教育史，绕不开北大中文系。这部“图史”围绕教学与科研这条线，理清学术倾向、教研模式的变迁，从一侧面勾勒出人文学科的百年流脉。书的前半部分“史事述要”，包括重要的事件、人物传略、代表性著述、教学的变革，等等，以专题方式叙说评述，配有300多幅老照片。后半部分“编年叙录”，以年表方式逐年记载百年来发生在这个教学单位的大事要事，正面负面都有客观的呈现。前后两部分互文阅读，图文并茂，不时把人带进历史现场，去体味这块学术高地的精神气度，激发对当下大学教育的思考。

本书是中国首部关于一个有极其悠久历史传统的大学院系的系史著作，该书围绕教学与科研，理清学术倾向、教研模式的变迁，从一个侧面勾勒出人文学科的百年流脉。本书的前半部分“史事述要”，包括重要的事件、人物传略、代表性著述、教学的变革，等等，以专题方式叙说评述，并配有300多幅老照片，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首次发表，极其珍贵，不仅是为生动好看，也是让读者可以更直观地进入历史现场，激发想象，感受氛围。而后半部分“编年叙录”，以年表方式逐年记载百年来发生在这个教学单位的大事要事，正面负面都有客观的呈现，尽力以公允的眼光和见识对复杂的史事选择、过滤、呈现，并表现出超越的立场来关注学科史与学术史的写作。前后两部分互文阅读，图文并茂，不时把人带进历史现场，体味北大中文系这块学术高地的精神气度，激发出对当下大学教育的深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