亓阵之、萧晟著的《长征－－英雄与信仰的史诗》是一本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献礼书，为2015年度国家出版基金支助项目、“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2014年度广东省原创精品出版基金扶持项目。

全书从内容和主题思想上看，它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突出特点：第一，生动翔实表现了红军将士的精神面貌，深刻阐释了伟大的长征精神；第二，突出重点反映了党的建设的伟大成绩，深刻展现了长征胜利的深远影响。

红军长征是老一辈革命家用血肉之躯谱写的令人心灵震撼、精神升华、激情奋进、永不言败的光辉历史，它创造了令全世界震惊与赞叹的奇迹。红军长征留下的敢于胜利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坚定信念的乐观主义精神、不屈不挠的拼搏精神、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所汇成的红军精神，是中国乃至世界宝贵的精神遗产。亓阵之、萧晟著的这本《长征－－英雄与信仰的史诗》全面记述了红军长征的正史，再现了中国工农红军历时两年时间、行程两万五千里武装大迁移的艰难经历、卓绝斗争、胜利会师的真实全貌。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本书生动记述了长征途中的那些人留下的那些可歌可泣的故事。

第一章 动荡的“红都”

 一、危机肇始

 二、中央苏区内的整肃

 二、逐步被侵蚀的基础

第二章 大危机的到来

 一、倾注全力的“围剿”部署

 二、“两个拳头打人”方针的实施

 三、来自远方的指导

第三章 正在失去的土地

 一、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二、钳制之策

 三、苏区的“最高机密”

 四、长征的准备

第四章 踏上西征之路

 一、悲壮的离别

 二、血战湘江

第五章 生死攸关的转折

 一、战略转兵

 二、夺取黔北

 三、遵义会议的召开

第六章 跃出重围

 一、四渡赤水

 二、巧渡金沙江

 三、彝海结盟

 四、强渡大渡河

 五、大雪山

第七章 川陕革命高潮的出现和消退

 一、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形成

 二、根据地的初步巩固

 三、反六路围攻的重大胜利

第八章 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

 一、撤离川陕

 二、嘉陵江战役

 三、踏上远征的道路

 四、迎接中央红军

第九章 张国焘之惑

 一、懋功会师

 二、分歧凸现

 三、北上与南下之争

 四、茫茫大草地

 五、危机时刻

第十章 红二十五军的长征

 一、战略转移

 二、创建鄂豫陕根据地

 二三、先期到达陕北

第十一章 红一方面军胜利到达陕北

 一、突破天险腊子口

 二、直罗镇战役

 三、巩固和扩大陕甘根据地

第十二章 南下悲歌

 一、又一个“中央”

 二、南下初捷和严重失利

 三、重新决定北上

第十三章 红二、红六军团的长征路

 一、创建新的根据地

 二、向湘黔边转移

 三、转战滇黔边

 四、挥师北进

第十四章 长征胜利结束

 一、甘孜会师

 二、红二、红阴方面军北上

 三、三军大会师

第十五章 巩固“新家园”

 一、红一方面军的东进和两出

 二、山城堡战役

 三、在走向胜利的道路上

 四、“长征”是什么？

主要参考文献

长征是中国革命面临绝境时的一次艰难抉择。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规模的群众抗日救亡运动兴起，中国共产党本应根据国内阶级关系剧烈变动的新情况，制定出正确的战略策略，以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推动以抗日战争为中心的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但是，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的中央未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继续推行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方针。这些错误方针的贯彻执行，使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和革命根据地的工作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

1931年4月，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参与领导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6月，向忠发在上海被捕叛变。这两人的叛变给中共中央和中央领导人的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在周恩来等人的领导下，中央机关和中央主要领导干部被迅速地转移到安全地带或撤离上海。王明于10月前往莫斯科，周恩来于12月中旬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在他们离开上海之前的9月中、下旬，由于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均已不足半数，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建议，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成立，由博古（秦邦宪）、洛甫（张闻天）、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声、刘少奇、黄平、王云程9人组成，博古负总的责任。这个中共中央临时领导机构（时称“临时中央”）成立后，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

博古和中共临时中央完全接受共产国际的“城市中心论”，继续积极推行脱离实际的“左”倾错误路线，认为“利用目前顺利的政治与军事的条件，占取一二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是放到党的全部工作与苏维埃运动的议事日程上面了”。在这种错误思想的指导下，他们盲目发动“白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对国民党统治区域的称呼——作者注）城市工人的总同盟政治罢工和武装暴动，使“白区”革命力量遭受到很大损失。1932年秋冬，中共山东省委、中共河南省委、中共武汉特委、中共长沙中心市委、中共两广工委及共青团中央机关等先后被破坏，党在“白区”的组织大为减少，使得在白色恐怖环境中的地下斗争越来越困难。

就在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无法立足的时候，党领导的苏区（采用“苏维埃政权”组织形式的地区——作者注），特别是毛泽东、朱德等开辟的中央苏区已拥有29个县、300多万人和5万多平方公里的区域（至1932年秋），并且红军接连取得了三次反“围剿”的胜利，根据地还在进一步发展扩大。

中共临时中央在安全受到严重威胁，难以继续在上海立足的情况下，只好撤离上海。博古提出自己去江西中央苏区，派张闻天到北方局开展工作。可是张闻天也要求到中央苏区工作。两人意见出现分歧，只好向共产国际请示。共产国际复电指示：临时中央政治局全部迁入中央苏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遂决定：派康生赴莫斯科协助王明在中共代表团工作，卢福坦、李竹声留守上海，成立上海中央局，代中央领导“白区”党的工作及完成中央交办的其他工作，中央机关迁往中央苏区。

这是一次遭遇严重挫折后的撤退，但中共临时中央不仅没有认真地吸取教训，还将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方针带到了中央苏区，使得这一挫折最终演变成一场几乎断送革命前途的重大危机。

1933年1月17日，博古等人由上海出发，在中央特科的安排和护送下，乘船绕道广东前往中央苏区。

1月18日，博古一行抵达广东汕头后与中央特科汕头交通站负责人陈彭年取得联系，在汕头停留一日后坐火车到潮安，再换乘火轮沿韩江北上，经茶阳换小船到达大埔的青溪。在这里，博古等人第一次见到了来自中央苏区的人，他们是由中央苏区国家保卫局执行部执行科长卓雄带领的武装交通队，负责护送博古等人进入中央苏区。之后，在卓雄率领的武装交通队的保护下，博古等人由大埔向北进入国民党控制的粤东北地区，历尽艰险，终于在1月下旬抵达上杭的才溪乡，进人中央苏区。

就在刚刚到达中央苏区的时候，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就清楚地表达了对所谓“正确路线”的坚持和对“错误路线”的不妥协，并迅速在中央苏区掀起了对“错误路线”的斗争，将革命形势一步一步推向危机的境地。

进人中央苏区后，博古一行受到了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和福建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谭震林的欢迎，并由他们陪同一起前往瑞金。在去瑞金的途中，经过长汀时，罗明提议大家去看望一下正在那里养病的毛泽东。同行的陈云等表示同意，但是博古明确表示反对，最终未能成行。

博古的态度并不出人意料。实际上，中共临时中央对毛泽东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批判早已经开始，而且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在长汀的毛泽东就是因为受到系统的、持续的批判而被排挤出红军的领导层，到长汀福音医院休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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