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姆的《英国特工》讲述了：刚回到英国故乡的作家阿显顿，在某次宴会中，遇见一位自称是R先生的情报局上校，他向阿显顿暗示：“你知道，你应该去各地搜集对写作有帮助的资料。”精通数国语言，又有职业上的绝佳掩护，在爱国心与优厚报酬的驱使下，阿显顿成了一名“兼差密谍”。以写作取材为借口，阿显顿周游各国却丝毫不启人疑窦。但有时背负的任务，却有点难堪呢！例如跟一些舞女、阿婆等素不相识的怪人一同出任务，令他这位有品味的绅士大感别扭；或是为了窃取机密文件，堂堂大作家沦为偷偷摸摸的鼠辈；前往俄国出任务时，还碰上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差点命丧异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毛姆因其通晓多种语言、熟识欧陆各国，同时又身兼知名作家的优势，被英国秘密情报部门招募，成为一位货真价实的“英国特工”，赴欧陆执行过多次重要任务。《英国特工》即以其切身经历为基础写成，被《泰晤士报》誉为“头一部由亲身经历并亲力亲为者创作的间谍小说”，也是毛姆一生当中创作的唯一一部间谍小说。虽系偶一为之，他却大大拓宽了原来仅属通俗娱乐形式的此类小说的写作疆界，让更多有雄心有野心的文学家注意到间谍小说的表现潜力，因而在间谍小说的发展史上占据了里程碑般的重要地位。

毛姆在《英国特工》中，非徒以所谓的惊险刺激炫惑读者耳目，他最感兴趣的仍旧是处在极端情境与危急时刻中的人性。诚如本书译者高健先生所言，本书称得上是趣味性、真实感和可信性高度统一的一部佳作：“毛姆此书的一些场面也许不是那么轰轰烈烈，但它却是一部完美的书，一部站得住的小说，一部近情合理、可信耐读的和趣味盎然的作品，既有其事实依据，也不乏想象的发挥，更不违背艺术的与历史的真实。此外其英国风情十足，文学意味亦丰厚浓郁，大有观赏价值”。

再版自序

一 R其人

二 旅店风波

三 哀密斯金

四 无毛墨西哥佬

五 深肤女子

六 希腊密使

七 巴黎之行

八 居利亚·拉匝勒

九 葛斯塔夫

十 叛徒

十一 幕后记历

十二 大使阁下

十三 抛币定夺

十四 天涯偶识

十五 旧情与俄国文学

十六 美商命运

译后余墨

阿显顿正在返航日内瓦的舟中。是夕暴雨大作，山风凛冽，一艘负载沉重的小汽艇正在那滚动不定的湖面上艰难地破浪前行。飘风下的冻雨迅即转成雪霰，带着怨气似的不停地把甲板淋得湿漉漉的，仿佛一个饶舌女人，不论碰上什么都将唠叨个没完。阿显顿这是刚从法国回来，他去那里是为了草拟并递送一份情报。两三天前的一个上午，约五时许，他手下的一名印度人特工曾到他的房间去找过他；而碰巧他还没外出，因事先并未和他预约。按规定，此人只有在特别紧急的情况下才能前来旅馆找他。据他汇报，一名受雇于德国情报部门的孟加拉人最近从柏林到来，所携一口藤箱内之文件英国政府极想得知。那时同盟国方面正竭力在印度制造事端引发动乱，以便拖住当地的英国驻军使之无法回调，甚至还得经由法境增派更多士兵前去弹压。上级意见，此刻自不愁寻一借口将此孟加拉人立即在伯尔尼拘捕，这样至少可以使此人不致继续为害。只是那口箱子却迄未找到。阿显顿的这名手下倒是个办事衙役，人既聪明，胆子也大，而且与其本国中对英势力不满的人们交往颇多。据他最新发现，此孟加拉人出于安全考虑，在前往伯尔尼之前已将此箱寄存苏黎世车站衣帽室，而此刻由于他正在监狱候审，无法将此公文转交其同伙之手。德国情报部门目前正迫不及待地企图截回这批文件。既然正常的方法无法获致，德方遂决定当夜袭击车站，以窃回文件。这不失为一条果敢妙计，而阿显顿闻后也不禁大为兴奋（他平日的工作也太枯燥乏味了）。他看得出，德国驻伯尔尼的情报头目的这一招有些肆无忌惮，但也着实厉害，但偷袭之事就定在次日凌晨两点，一刻也耽误不得。时间之紧迫使他想向驻伯尔尼的英国上级请示，但无论通过电讯电话都既不稳妥也不济事。而这印度人又去不成（他此番来见阿显顿已是一条性命捏在手心，而如果他离开此屋时再被人察觉，那么好吧，不出几天他即将被发现浮尸湖面，背上狠戳一刀），这时唯一的办法只有由他亲自去辛苦一趟。

有一辆开往伯尔尼的列车他刚好可以赶上。他穿戴好衣帽飞快跑下楼来。他跳上一辆出租马车。四小时后他才在驻瑞情报总部门的门首拉起门铃。在那地方只有一个人知道他的名字，而他此次求见的也就是这个人。前来开门的是一名高个头面带倦容的人，以前他并未见过。这人见了他后二话没说便把他带进一间办公室。阿显顿向他说明了来意。高个子看了下表。

“我们方面要有所行动已经完全来不及了。我们不可能按时赶到苏黎世。”

他想了想。

“我们只能请瑞士当局接手这件事了。他们会用电话通知车站的。这样到时候当你的‘朋友们’前去遂行那桩小小的盗文件案时，我敢说他们准会发现车站早已戒备森严，无法下手了。对你来说，目前也只能打道回府，回日内瓦吧。”

然后便与阿显顿握手道别，将他送出门去。阿显顿此刻心里十分清楚，这件事嗣后所发生的种种他将再也无由得知。身为一个庞大而复杂的机器中的一枚小小螺丝钉，他是没有条件来观看到一个完整的行动的。他可能只牵涉到一件事的开头或者结尾，也或许只参与了这件事的中段，但他个人的行动所将导致的后果他却少有再看到的可能。这情形之难遂人意也正仿佛一些现代化的小说那样，它们交给你的只不过是一批批彼此毫无关联的零碎事件，而期望你自己去把它们一一连缀起来，以便最后在你的心目中构制出一篇完整的东西。

P4-6

本书的依据是上次大战期间我在情报部门时的经历见闻，后作了改编，以供人当小说看。

“事实”乃是个拙劣的小说家。它率尔操觚，往往在开篇之前已经很长，接着语绪不贯地讲上一阵，就草草收场了，线头毛边到处都是，只是没个结局。有时它也能把人引入胜境，但不久又迹象不明起来，结果使往后的发展与题旨无关；它不懂得故事要有个高潮，而是把它的戏剧效果徒然糜费在无关紧要的琐细上面。

 、小说家中有一派人正是把这个方法奉作小说的圭臬的。他们说，如果生活本身便是任意的和不相连属的，那么小说呢，也就应当如此；因为小说应当模仿生活。生活当中事物的发生往往没有定准，所以小说里的事物也该这么发生；它们常常没有高潮，而高潮则是违反可然性的，它们只是向前发展而已。最使这些人反感的莫过于某些作家为了惊人所制造的那种特殊效果或离奇转折，而当他们自己所叙述的情节稍有可能呈现戏剧性的效果时，他们更是避之唯恐不及。他们拿给你的常常不是一个故事，而是据以可编造你自己的故事的那种素材。有时一段情节摆在了你的面前，但原委不明，意义要请你去猜测。有时他们向你提供了一个人物，而那解释却要由你去作出。他们描绘了一批人物，一个环境，但其余的一切都得靠你去完成。当然这也不失为一种写小说的方法，一些佳篇就是靠这种方法写成的。契诃夫最能将这种方法运用入妙。但究竟这个方法比较适用于短篇而不大适用于长篇。一段关于情绪的描写尽可以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上五六页，但是篇幅长到五十页时，故事就非有个骨架来支撑不可。那骨架当然就是故事的情节。而情节总要有某些特征，使你回避不得。它总要有个开端、有个中部、有个结尾。它是自身完整的。它总是要从某一些情况来开始，而这些情况又将产生它们的后果，虽然作为起点情况的原因可暂不追究；而上述那些后果（又将依次成为进一步后果的原因），将被继续追踪下去，直到读者认为，从因果上讲，这些后果的后果已无进一步追踪之必要的时候为止。这就是说，一篇小说总是不免要在某点某点上来定其起讫。它不应沿着一条方向不定的线索乱跑，而是，从发展到高潮，遵循着一道果敢而矫健的曲线进行。如果你想加以图示的话，你所绘出的应是一个半圆形图。其实惊奇的因素乃是完全有必要的；而那种特殊效果，那种离奇转折（对此，契诃夫的模拟者们往往不无鄙夷之感），也只是在处理不善时才是不好；如果它们成了故事的必要组成部分，成了故事的逻辑的必然结果时，那正是再好不过。高潮也没有错，它是读者们很自然的要求；高潮只有当它的出现不是以前此发生的情节为其自然的先导时，才是不对。如果因为生活当中事情的结束总是不免有点虎头蛇尾，就把高潮一概避掉，那就纯粹是一种造作了。

因为本来就没有必要把小说应当模仿生活这个主张当成公理崇奉。充其量它也只不过是文学理论中的一种说法罢了。事实上，另外一种理论也未必便比它更站不住脚，那就是，小说应当把生活仅仅视作可以整理成精巧图形的原材料来使用。这点在绘画上不难找到非常酷似之处。17世纪的风景画家们对直接再现自然一事并不多感兴趣，自然对于他们来说无非是为一次正式装饰所提供的一个借口。他们的构图布景，其依据纯系一名建筑师的造楼建屋之原则，比如何处应多画些云层，何处须少涂些树丛，另外如何巧用明暗以更好衬出所绘图景，等等。其背后用心初不在某一景物之描绘而更在一件艺术品之诞生。其笔下的一切均是一番精心的构制。在对自然之种种的处理方面，但能使观者的真实感不曾受到冒犯，他们便已于心释然。至于如何方能从中窥出更多的东西，在这事上他们唯有敬谢不敏，留给印象派了。而后者则不同，其追捕之自然对象，流动之美也；其所能满足之传达，日光之华彩也，阴影之色泽也，气氛之要眇空明也。其所求达到之目的，只能是逼真无贰。其所要求于画师者，也只须当好人眼，当好人手。再有，便是弃圣绝智，轻视头脑。最令人可怪者莫过于一旦你将他们的作品置诸比如克劳德的那些伟岸巨作之旁，那时他们又将显得何等的空洞！其实当年克劳德的方法也即是日后短篇小说大师莫泊桑的方法。那是一个极佳的方法，而以鄙见观之，其寿命肯定比那另一派会更长些。现如今，想要再唤起人们对（目前实已不复存在的那类特殊的）俄罗斯人于其五十年前的种种景况的多大兴趣，已经不很现实，而契诃夫小说里的那类情节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除考虑其对民众尚较关心外）一般也已丧失其昔日之魅力——若与譬如麦克佩斯或保罗与弗朗西斯卡等相比。我所说的这种方法的实质即是，它从生活当中只汲取那有趣味的、有感人之处、有戏剧性的；它并不想要去模仿生活，但却又必须与之相当贴近，以防引起读者怀疑，产生受骗恶感。为此便不得不有所去取，有所增删；并使前面提到的那个正式装饰，于其素材来源方面，只取其便于驾驭者，从而形成一幅完整的画图，同时也是匠心独运之结果。但由于这其中也融人其作者一定的心血脾性，故它在相当程度上也无异于其人的一帧肖像，不过总的目的仍在如何赢得读者的兴趣爱好。如其在此事上尚能取得成功，便可信其为言之不妄。

我上面写了这么多话无非是想向读者们强调一点，即此书仅是一部虚构之作，虽说据我看来，其虚构程度也未必便更甚于目前号称为实录的若干同类作品，这些近年来坊间确曾出过不少。其实，总的来说一名谍报人员的工作乃是特别单调乏味的。其中绝大部分东西毫无用处，可供小说取材者更属寥寥，即或偶尔有之，也是支离破碎，意义不大。如何使之具有连贯性、戏剧性或可信性，那就全凭其作者的一写了。

1917年时我曾去了一次俄国。我的使命是去阻止俄国退出战线和片面与德媾和。读者必将清楚在此事上我曾无功而返。我曾远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前往彼得堡。某日，横跨西伯利亚期间，列车在某站停了下来，于是乘客也都照例跑出车厢，有的去取水沏茶，有的采购食品，有的只为活动一下腿脚。这时只见一名失明士兵正坐在一条长凳上面，他身边也有一些士兵，更多的则站在他的身后。其年龄都在二十到三十之间。他们的军装也都破破烂烂，脏得厉害。那名失明士兵，一个满有精力的大小伙子，此时尚属稚龄。他脸上还刮得精光，可据我看他根本无须多刮，一月有上一回就已足够。我敢说他连十八岁都不到。他生得一张大脸，扁平而阔，额头上留下一个很大的伤疤，这大概便是使他失去视力的原因。那紧闭的双眼给他的容貌带来了一种奇异的空旷感；因而在外表上已仿佛不成人形。他开始引吭高歌起来，一边用手风琴自伴其歌唱，而歌声则强有力而甜美。因为火车还一时不开，他的歌曲也一直不断，一支接着一支。他的歌词我听不懂，但通过他的歌唱，粗犷而忧郁，我似乎从其中听到了那受压迫者的呼声：我体验到了那凉寂的茫茫草原与绵延不绝的森林；那宽广的俄罗斯江河的滚滚洪流以及无尽乡野里面的艰难困苦、辛勤劳作；到处的耕耘下种与成片的收割入仓；白桦林间风的吟啸；凄其晦暝的漫长冬夜；再有村庄里女子们的舞蹈，夏天傍晚清浅石濑溪流间青少年的凫水淋浴；我深深感到了战争的恐怖，濠沟里凄苦的夜晚，泥泞道路上的长途跋涉，战场上的畏惧焦虑与死亡枕藉。一切都是太可怕也太感人了。一顶帽子放在了这名歌者的脚下，来往过客已经在那里面填满了钱币；一种共同的思绪攫住了他们每一个人——那种无限的怜悯之情与空虚的恐怖之感，而在那张失去了光明和带着伤疤的面孔上确实蕴含着某种见之令人生怖的东西；你会感到，这个眼前之物已非此尘世所有，已被从这个五光十色、炫人心目的多彩世界当中给永隔开来。那些肃立于此的士兵都沉默无声和敌意十足。他们的那副态度充分表明，凡是路经此地之人其钱财衣物全都亏欠着他们的。这时，在他们那方只是轻蔑地忿怒，在我们一方又是无量的同情；但是谁也窥察不见一丝朦胧的希望之光，那唯一可能的补偿之道，以便使那名无助者及其全般苦难稍稍得以缓解。

当目前这场大战爆发后，考虑到我曾取得过的经验也许仍然有用，我曾极想再度参加情报部门，但我却因年龄关系而未被聘用；所以那里的情况如何我已不再了解，而且即使了解也不便谈论。我曾听有人讲过，那里的效率似不如我曾以一名卑微角色效力于其间的那个时期，但是否便是如此，也同样无从评说。情况今昔已有了很大改变，而且我敢断言一切会更难应付处理。当年一些中立国家的国民在往来进出时仍然享有其相当的行动自由，而凭借这点他们往往可以获取到不少有用情报；而今天各国当局鉴于以往的教训，其警惕性已远较过去为高，因而外来人员的表现如稍有异常之处，肯定是要大触霉头的。鄙见以为，情报部门一类的机构其成功之程度主要更系于其领导人的性格，而在前次大战期间英国的这一职位即曾经执掌于一名才气过人的高明之手。我久想著一文以颂扬他，只可惜我迄今还不曾与他谋面，我对他的了解，一个缩写字母而已。至于其余，亦仅限于从其批文中所约略窥知之一二。

然而世上有不少东西是会不断出现的：总会还有间谍的事，也总会有反间谍的事。虽说世变事易，困难增大，但一旦战火燃起，各地的特务奸细定将复炽，其一方必竭力掩护之，另一方则拼命侦缉之；这时节，总将有一批人，为泄私愤或为图财而竞忍心出卖背叛其家族亲友，而另一些人，又会出于猎奇心理或职责考虑而甘冒生命危险或屈辱去刺探情报，以为国尽忠。虽然自这些故事写迄已是二十年过去，我仍难以认为它们便已完全过时，理由之一即是，直至最近我还听说，此书一直被指定为进入这一行业者之必读书。另外，在此次战争初期，那位戈培尔于其一次广播讲话中，竞还截取其中一节（硬将过去之虚构物当成眼前的实际情况）以攻击英国之轻佻态度及其野蛮行径。

今天我重以新版形式将此编再度奉献于读者面前并非出于一时之应景考虑，也不仅基于它曾被推选为教科书等原因。我刊行这批故事乃系为了提供娱乐，而这个，我迄今依旧无悔地认为，正是一部虚构之作的主要目的。

翻译既毕，责编嘱我写点带介绍性的文字，以供读者参考。意见正确，义不容辞。但因年迈不能再作长文。恕我只能简略谈谈。

如果有人问我，你译者本人对此书的看法是如何，它写得好吗以及好在何处？那么我的回答将是，它当然是一本写得很不错的书，好的地方很多，但为了节约篇幅，这里只准备谈一个问题，即作者确实写出了一部很成功的间谍小说，并因写得较早，在这方面还带有开创的性质。所以说写得成功是因为，这种小说是很难写，甚至可说特别难写，而困难的原因就在于，写这种作品所需要的生活与体验一般无处去寻，除非作者本人便曾是此道中人，但即使是如此，并有过其切身实际的经验，这种经验也未必便一定能提供他多大便利，这又是因为谍报工作本身便常常是机械单调枯燥乏味的，不是材料来源的丰富供应场所。其次，参加者的活动是受着严格限制的，无论在材料来源、采集范围、来往关系、接触机会、出入场地等等方面，他是享受不到太多自由的。情报工作的性质本身便天然产生出它的许多特点：保密性大、透明度低、隔离性强、联系方式的有限与单调以及分工上的过窄过细等。正因这样，一名参加者由于其上下左右周围己方与敌方的过多过繁的重重限制，其个人的了解内容与范围便常少得可怜，对不少情况都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知道这段，而不知道那上段、中段、下段，更不必说那全过程。孤陋寡闻正是情报人员的一大本质特点。处在这种情况下，情报小说好写吗？更不必说能写好。别的不说，只趣味性一项便无法解决。这类小说的故事性与趣味性只可能是极弱的，没有多大读头与写头。这时若想写好，其面临的困难必将是多重的。首先，那趣味性将如何解决？即使说这个问题已解决了，那真实感会是如何，可信性又将怎样，也都不是好处理的，原因是这几者之间常常是不一致的，彼此排斥，互相矛盾。比如说吧，没有趣味当然没有读头，但有了趣味便有真实感吗？有了真实感便有可信性吗？实际情况并非简单如此。趣味是必要的，但趣味不能脱离真实，真实也未必一定可信，而可信也不能代替趣味。即使是三者全都齐备，也还存在着一个现实的或历史的真实的问题，也还存在着一个艺术上的真实的问题，也还存在着一个读者的口味的变化的问题，也还存在着一个国家利益或政治影响的考虑的问题（例如本书中的若干章节，特别是其最后一章便可明显看出这一问题），甚至还存在着更多的意想不到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一部谍报小说仍能写得精彩，其所面临的难度之大与其成功是不易也就不难想见。上面说了，这本书写得不错，这一看法的得出正是基于对上述诸多因素的协调与解决的情况的充分考虑。

这些话可能有些读者看后并不太以为然。虽提不出太多异议，但总是觉着这本书也未必便像其译者所说的那么神奇，另外对其艺术成就也不无相当的保留。他们还是认为，在想象的发挥与趣味的丰富等方面，晚出的一些作品可能已经后来居上，超过了这部所谓的间谍小说经典。译者本人知识不够，难以遽下判断。他只想在此提出一个问题，即是，那许多被认为更优秀些的作品在前述一系列的矛盾（实亦即一组标准）的考验方面都能否经得住和通得过？如果都能的话，当然再好不过，但如若不然，那便是另一回事了。这许多作品尽管其内容更为丰富热闹，声势规模也非同一般，而且人物众多，情节复杂，头绪纷纭，现象离奇，甚至其语言也都不坏，但其中一切人与事件的发生与出现都净是些无厘头的东西，莫名其妙的怪象，净是些其来无由，其去无因，其存其亡，其出其没，全都是既无迹可寻，无踪可追，而且也常没有定准，其发生纯属偶然，其显现更无道理，再有其间的一切都很少因果关系，时与地的安排经常出现错乱，发展没有过程，动作不见动机，桩桩不近人情，事事不合逻辑，件件又都违背人性，至于对时代、国情常识、科学等更多的违反就更不必提了。那么请问即使其优点长处特色美德再多，又将有何可贵！所以毛姆此书之高明与一般这类小说之一般，说到底，不正是在上述那些矛盾的处理上而见出分晓？更不客气些说，是向壁虚构、闭门造车呢，还是一切以事实为根据和以事实为依归。在这方面毛姆确实可说已尽了位小说家之能事，做了一名文士之所能为与所应为。试想居今之世，生逢科技已如此发达的时代，而又身处于各种制度都如此完备，各种管理与限制又如此周密严格的环境之中，一名做谍报的而仍然怀着可以横空出世、超绝一切的幻想，而仍然大做其行动举止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处处如入无人之境的美梦，这样的英雄还有其以求一逞的哪怕很些微的可能性吗？尤其是他的那种无人不知无事不晓，无时与无处不在和不大露其嘴脸的形象实在是太令人难耐了。能得人好感吗？恐怕也只能取憎与取辱而已。而专写这类英雄的作者们也最好能再去读读塞万提斯吧。毛姆缺乏想象。是这样吗？问题恐怕不是这一能力的有或无甚至多和寡，而是谁在这一本领上的发挥的质量为如何，是谁把它用得更合分寸，更适场景和更是时候与地方。不错，毛姆此书的一些场面也许不是那么轰轰烈烈，但它却是一部完美的书，一部站得住的小说，一部近情合理、可信耐读的和趣味盎然的作品，既有其事实依据，也不乏想象的发挥，更不违背艺术的与历史的真实。此外其英国风情十足，文学意味亦丰厚浓郁，大有观赏价值。至于这位故事大师（wonderful raconteur）在写作技巧、叙事本领、人物刻画、语言运用等方面的诸多长处，这里就不一一缕叙了。

下面是关于此译稿的一件小事了。这部译稿是我近一年来完成的，但已不是我的第一次翻译，而是第二次了。初稿早已不在。情况是这样的。此书我早在1989年2月时便已译毕，然后便投交某一出版社，经三四年之积压，终于出版有日，但就在即将付梓之际，情况突然有变，我被通知书不出了。询问不出的原因，答复是书的订数不够（据云此书稿在新华总店的订数为3 300册）。不出也罢，那就退稿吧。但是不退。不退的理由哪？则又是因为据称此稿在上述总店征订时曾用去七百元；并提出，原稿若想索回必须如数交上这笔钱款始可。这不明明是在敲竹杠吗！于是事情也就拖了下来，一直拖到今天（已长达二十三四年）而译稿仍未追回。近闻译文有出版此书译本之议，又动了我的出书念头，但毕竟手边已经无此稿，要出的话，也只能沉下心来，硬着头皮重来一过。所幸天还假年，使我尚能亲睹其成，而未泯之志亦差堪得遂，呜呼，真乃幸甚至哉，乐复奚似！不过高兴之余，又不禁骤生凄怆，因此时那份久遭扣压的初稿是否仍在人间，抑或业已死于非命，则未可知也。即使它后来已被人卖掉（并被更名易姓、改头换面出过），那亦将如所谓的“釜底游魂”，难盼再有浮出水面或超生得拯之望，或者便只能永世当一名黑户，万难再以其清白之真身而重见天日了。不过如其尚未死掉，那么重见这事是否仍有可能，也都是未可知也。是故海内仁人君子而有知其下落者，诸希不吝赐知为祷，庶几这对“难兄难弟”亦有手足重逢之一日，亦未可知也。复次，这两份文本之再聚，势必将相得而益彰，交互而映辉，从而为我国译学或版本学之研究平添其一份新的活力，其嘉惠士林，又胡逾乎此！总之，这一切的一切，亦同属未可知也。

不过话说回来，细想此事，似仍不能不对上述那位扣稿的仁兄（今仍隐其名）深表感谢，因为毕竟是他在我现如今的百闲之中，为我找来了一份活儿干。

高 健

2012年3月